第5章 面包和啤酒：农业的开始
现在并不多于过去，结果早已存在于动因。
——亨利·L.柏格森（Henri L.Bergson）
在历史长河里，你觉察不出从距今6万到5万年起，到公元前1万年前后，世界有何大变。接下来，你可得留神了！第三次开始导致栽培植物的出现：近东的小麦和大麦，华北的粟，华南和东南亚的稻，墨西哥的玉米和南瓜，安第斯山地的土豆和藜麦，中非的粟和高粱。然而，这还仅仅只是开始，随后陆续汇入洪流的还有豌豆和扁豆、西红柿、多种果树、葡萄、香蕉、薯蓣等等，不一而足。
如你所见，另一项新鲜事是驯化的动物。狗已被驯化，事实上，至迟在公元前1.3万年，极有可能早到公元前3.3万年，它们就逡巡在狩猎-采集者的篝火边[1]。到公元前1万年后，人类的最佳伴侣有了新成员：牛、绵羊、山羊、猪、美洲驼、马和火鸡[2]。大多数动物是旧大陆物种。（在欧洲殖民运动之前，）新大陆的驯化动物颇为少见。南美山地有美洲驼——既能提供畜力，又能提供皮毛和肉食，还有豚鼠（仅供肉食；由于肮脏污秽，不能提供畜力），墨西哥北部和美国西南部的人们蓄养火鸡。但是，新大陆的大型本土猎物，比如鹿、叉角羚和野牛，都不适于驯化。由于某些原因，新大陆的动物没有基因变异，产生俯首帖耳的温顺动物。你无法见到，一个农场主，像奶农赶着黑白花牛一样，赶着驯服的野牛走在乡间小道上。
你也许发现，农业社区突然与过去一万年以来采集-狩猎者营地截然不同。它们的数目和规模反映了人口的迅速增长。房屋越来越结实，社区里充斥了表达恒久意味的遗存——厨房、仓储、水井、广场和墓地。原本局限于一地的动植物跨洲过海地传播开来。比如，玉米起源于墨西哥南部（参见图5-1），但是当欧洲人抵达新大陆时，它向南传播到安第斯山区和亚马孙平原，向北远及加拿大东南部。
图5-1 世界主要栽培作物初现的地点和时间。
图5-2 土耳其加泰土丘新石器时代早期村落遗址，约公元前7700—前5700年。这样拥有永久房屋和各类建筑的农业村落是第三次开始的标志。（James Ahern摄）
当了上万年的狩猎-采集者之后，很多人转型成为农民。最终，导致今天，全世界75亿人口依赖于10亿吨玉米、7.38亿吨稻米、7.11亿吨小麦、3.75亿吨土豆、1.43亿吨大麦、0.25亿吨小米、0.24亿吨燕麦和0.17亿吨黑麦。[3]狩猎和采集生活方式已经维系人类长达数万年。但是，今天，只有极小比例的世界人口仍然依赖狩猎或者采集食物。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变化？这令考古学家纠结良久。
在电影《夺宝奇兵》中，琼斯父子为了躲避苏联特工，骑着摩托车穿过大学图书馆（事实上是耶鲁的斯特林纪念图书馆）。他们侧身让摩托车滑入一排柜子下，再直立起来，就在轰鸣而起的时候，一个全神贯注于看书、不被外界干扰的学生向琼斯教授提问。琼斯显然心不在焉，但是编剧清楚地了解大学教授：我们需要随时回答学生的提问。编剧也略知考古学一二，琼斯建议学生读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
再也没有其他电影提到柴尔德，但他是个真实存在的人物。1892年出生于澳大利亚的柴尔德在牛津大学攻读考古学。当时，考古学并不是报酬优渥的职业，柴尔德最初为澳大利亚劳工党工作。这段经历也许有助于稳定他的政治立场，他公开了他的社会主义者身份，这影响了他的史前史研究。他最终于爱丁堡大学找到教职，1947年成为伦敦大学考古学研究所所长。他于1957年退休，令人悲伤的是，同年，他在澳大利亚蓝山纵身一跃，自杀身亡[4]。
柴尔德是一位聪颖的思想家和考古学资料的综合者。他的著述为欧洲和西南亚洲考古学所见文化变迁提供了规则和动因。在《人类创造自身》中，他率先提出了农业起源的阐释[5]。
和众多同时代思想家一样，柴尔德信奉历史记录进步，记录人类大步向前，迈向更文明、更道德的生活的奋斗历程。作为社会主义者，他也相信变化采用革命的形式，只是并非攻陷巴士底狱的暴力方式（他本身是位谦谦君子）。相反，他认为革命通过观念而发动，只要在适宜的环境，这些观念就会起效，如同白炽灯泡照亮四周一般，因为它们将造就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祉。
柴尔德假设农业就是这样的观念，因此，对他而言，唯一的问题是哪里、何时和怎样。柴尔德认为，农业是近东地区最末冰期的干旱气候的产物，当地可见野生的小麦和大麦。他认为，当植物和人类被迫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时，农业的观念就出现了。考虑到干旱气候，他认为农业也许发生在水和生命相遇之处，如尼罗河谷，从青翠的农田到荒凉的沙漠不过是一步之遥。
柴尔德解释到，尼罗河沿岸的人们和作物紧密地生活在一起。“某些天才”可能偶然推知作物实际上是种子萌蘖而来。同样，他认为有人可能也有机会获得驯养动物的智慧。因此，某些植物和动物终将被驯化，种属繁衍尽在人类掌控之中。
柴尔德有值得称道之处。近东就是全世界最早的农业的摇篮，早在最末冰期，人们就开始种植作物。但是，在何地开始上，他错了；农业并不是从尼罗河沿岸起步，而是在叙利亚、土耳其和伊拉克山区之中，野生小麦和大麦的故乡。
柴尔德也弄错了原因。仅仅知道作物是从种子萌生的还不足以成为农民。许多现代狩猎-采集者与农民交换，他们知晓何谓农业，但依旧没有投身土地。有的狩猎-采集者甚至一度曾是农民，而又“回归”狩猎和采集生活。比如，拉科塔人（你也许将他们称为苏人）曾是大湖区西部的农民。17世纪晚期，奥吉布瓦人从法国皮毛猎人那里获得火枪之后，将拉科塔人逐入大平原。与此同时，西班牙人骑马自墨西哥进入美国西南部。拉科塔人俘获了逃逸的马匹，到18世纪中期，成为骑马的野牛猎人，这导致我们误以为他们是美国大平原地区自古以来的居民。
如果柴尔德错了，如果动植物驯化的简单知识无法解释农业。那该怎么办？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回到更早的时代。
我在上一章已经提到，距今7万年前，智人走出非洲，他们占据了包括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在内的其他人种的地盘。早在1856年于德国尼安德特峡谷被发现之时，尼安德特人就身负恶名。[6]由于错误和偏见，尼安德特人被描绘成为弯腰驼背、浓眉粗脊、口水横流的穴居人。
这个形象是错的。尼安德特人的身体适应寒冷气候，事实上，能在洞熊之类凶猛动物横行的残酷的冰川时代存活下来，他们绝非等闲之辈。然而，与智人毗邻而居大约5 000年之后，距今4万年前，他们消失了。我们并不知晓现代人类是如何替代他们的。但是，清晰无误的是，尼安德特人和智人发生了混血，因为欧洲后裔中保留了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大约1%～3%）。在亚洲，智人也取代了被古人类学家称为丹尼索瓦人（Denisovan，我们对丹尼索瓦人知之甚少，因为我们的所有知识基本都来自一个姑娘的小指指骨）的另一群早期人类[7]。古人类学家依旧是从骨骼着手解读故事。
图5-3 新墨西哥查科峡谷波尼托遗址，公元825—1125年有人居住于此。该遗址一度残留达四层楼高，是北美最为知名的考古遗址。遗址出土了来自墨西哥的物品，提供了第三次开始，伴随着农业经济出现的社会和政治复杂化的证据。（Brigid Grund摄）
真正重要的是，具有文化能力的人类最终在距今5万年之后控制了世界。他们占据了欧洲和亚洲，仅仅止步于仍被冰川覆盖的斯堪的纳维亚和俄罗斯北部。他们活跃在西伯利亚和蒙古的大草原上，距今3万年前扩散到俄罗斯的北部岸边（他们在冰期袭来时退却，但最后冰期结束之际，距今18 000年前，重返此地）。
冰期中，白令海峡水面降低，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连接起来，至迟在公元前13000年，人类从俄罗斯远东一带跨过白令海峡，抵达北美[8]。他们要么沿着西海岸，要么沿着横跨加拿大，分别覆盖落基山脉和哈得孙湾的两大冰盖之间的走廊，一路南行。沿着冰川的南缘，他们扩散到美国全境，至迟在公元前11000年，他们进入中美和南美。与旧大陆相比，从阿拉斯加到火地岛的新大陆几乎是眨眼之间就被占据了。
亚洲的其他人类向南穿越热带雨林，扩散到印度尼西亚群岛。他们乘筏浮海，跳跃群岛，直至新几内亚，在5万年前抵达澳大利亚。
简而言之，从历史长河的鸟瞰点上，我们看到由于缓慢的人口增长导致的全球人类迁徙，到公元前10000年，世界被狩猎-采集者占据，无远弗届。智人是一种殖民性种属，运动是狩猎和采集适应的基本成分。如果别无他处再可移动，世界将会怎样[9]？
狩猎-采集者根本无意于成为农民。没有哪个猎人一早醒来，说：“我想种地，种些小麦和芝麻菜吧！”不！狩猎-采集者只有尝试在已经做得不错的行当——狩猎和采集——更上一层楼时才会成为农民。听起来有点儿自相矛盾是不是？
显然，栽培作物来自野生植物。我们知道某些原始作物是什么，坦率地说，其貌不扬。比如，玉米来自墨西哥类蜀黍，一种遍布墨西哥南部的高秆热带草本植物。但是，类蜀黍的种籽却很孱弱，“玉米棒子”比你的小指还小；看起来绝不像内布拉斯卡玉米地的品种。没有人会看着类蜀黍说：“有一天，这种作物会养活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口，并提供生物燃料”。但是，墨西哥南部的觅食者的确收获类蜀黍，最终，他们将其转变成为我们所知晓的玉米。这一切因何发生与游动的狩猎-采集者如何决定吃什么和何时迁徙有关。
狩猎-采集者其实正如你我，大同小异。他们拥有和世界上的其他人一样的想法，他们以同样的能力和同样的原则做出决定；他们只是在不同的环境下行事而已。他们权衡实现同样目标的不同可能性的成本和收益，倾向于带来最大收益的选择，这是基本原则；就食物而言，就是最小劳动量可以获得最大卡路里。这是被称为“最佳觅食理论”的一系列理论模式的基础。“最佳觅食理论”最频繁地用于“饮食幅度模式”（DBM）。尽管模式简单，应用却很深远。
想象一下，觅食者徒步穿越森林。当觅食者遇到食物，比如浆果或者块茎，或者食物迹象，比如鹿刚刚留下的足迹，他们要决定是收获食物还是忽略、继续搜寻。如果他们选择就地收获，开始采摘浆果或者设陷猎鹿，就错过了寻找其他，也许更好的食物的机会。但是，如果忽略眼前的选择，他们可能失去至少带些许食物回家，而不至于两手空空的机会。他们该如何抉择？
饮食幅度模式假定，觅食者决意选择可以提供最高平均回报率的食物组合。他们可以在整个劳动日（比如为过冬储备食物时）采集尽可能多的食物，这样他们可以满足最低需求量，而将时间用在其他要务上（比如贸易、社交、教育儿童或者宗教事务），或者，如果天敌当前，他们就可以迅速回到营地的庇护中。
进一步完善饮食幅度模式，我们需要知道关于狩猎-采集者可能的食物的三桩事情。（一）每种食物来源可以提供多少卡路里？对于狩猎-采集者，我们需要政府饮食测量标准之外的食物的信息，比如野生百合球茎、小龙虾、熊肉、刺猬、蚱蜢、白皮松松果和蛆（澳洲原住民食用，味道不差）。我们通过将样本送往在食品包装上标注成分含量标签的同一家实验室获取信息。（二）我们还需要知道某种食物在某类环境中的丰富程度，因为这能告知我们寻找食物的难度。（三）最后，我们需要知道收获食物以及转换成为可食用的形式需要的时间。有些食物，如浆果，既易采摘，也易食用。其他食物，如橡子，需要烦琐加工后才能食用。我们将最后一类信息称为食物的“回报率”。
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确计算了多种食物资源的回报率。有时，我们通过民族志研究，通过观察现代狩猎-采集者和记录他们的行为完成工作；有时我们通过实验工作收集必要的资料。
考古学家史蒂文·西姆斯（Steven Simms）是通过实验性觅食判断回报率的先驱之一[10]。令一位考古学家投身于此的原因是，西姆斯希望在对美国西部大盆地的研究中利用最佳觅食模式，但是现今已没有任何当地人依旧循用原住民技术采集野生食物。因此，他只能亲力亲为。依靠历史记录，他重建了收获各种作物的技术，他不断练习，直到足以达到可靠的回报率。
西姆斯采集的食物之一是落芒草。他按照类似于大盆地的肖松尼人和派尤特人的方式采集食物，使用一种类似于乒乓球拍的编织的工具和密织的篮筐。7月，当走过一排落芒草时，他用拍子击打种籽，将它们击落在另一手端着的篮筐里。然后，他使用传统的石质研磨工具，将种籽磨成粉。41分钟后，他就得到96克落芒草草籽粉。每克落芒草含2.74卡路里热量，则回报率为：2.74卡路里×96克/41分钟=6.41卡路里/分钟，或者385卡路里/小时。从低至100卡路里/小时，到高至好几十万卡路里/小时（尽管很罕见），回报率深受技术和季节的影响。
设定食物的密度、营养和回报率等信息，饮食幅度模式告诉我们，如果追求回报最大化，觅食者会选择何种食物组合。简而言之，饮食幅度模式告诉觅食者：当你遇到一种食物，如果考虑到所有可能的资源搜寻和收获成本，回报率高于当地环境中的平均回报率预期，就选取这种食物。你或许会问，人人都能计算吗？人类大脑的奥妙之一就是，在尚未知晓算术之前，我们已经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数学计算了。觅食者利用自身经验决定，选择某种遇到的资源是不是时间的有效利用之道。通过进行计算，并在某些现代狩猎-采集者，比如南美的阿切人（Ache）和非洲的哈扎人（Hadza）上进行测试，饮食幅度模式在预测现实上效果不俗。和我们一样，狩猎-采集者也力求充分利用时间。
现在，我们遇到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了。世界主要的农业作物的野生祖先——墨西哥类蜀黍、野米、野麦、大麦和粟——都是小粒种籽，小粒一般只有低回报率。低回报率食物是如何最终支持超过70亿人口的？
图5-4 美国科罗拉多弗德台地国家公园崖壁宫殿遗址，约公元1200—1260年。和其他印第安人遗址一样，这是小型农业社会，第三次开始的社会变迁的证据。（Brigid Grund摄）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考虑一种并未走上康庄大道的低回报率食物——橡子。
如果你从未尝试过橡子，有机会时不妨捡起一粒（特别是红橡木橡子），敲开外壳，取出果肉，扔进嘴里，开始嚼吧！不过，小心：你会立即口渴起来。如果吃上一把，你将经受不住。你会好奇，古代加利福尼亚的狩猎-采集者如何靠食用橡子度过整个冬天呢？原因是，有人可能通过幸运的意外，或者试误，发现橡子在除掉单宁酸后就可食用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你采集了橡子，敲开外壳，取出果肉。将橡子压碎成捣烂的土豆块一样，摊在绿叶之上。用热水浇橡子碎末，往复数次。单宁酸就这样被析出来。晾干之后，橡子糊就可以保存过冬了。虽然并不特别美味，但至少是可食用的。
加工橡子需要大量时间，因此回报率很低。但是，16世纪，当欧洲人第一次抵达加州时，橡子仍然是当地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
考古学告诉我们，加利福尼亚原住民并不经常依赖橡子。事实上，他们在史前时代晚期才转入橡子所占比例较高的饮食。橡子并不是圣费尔南多谷地超市里的首选。但是，加利福尼亚有着相对温和的气候，狩猎和采集食物资源也很丰厚。结果，那里的人口不断膨胀，不断膨胀。对于游动的狩猎-采集者而言，这就造成难题了。
狩猎-采集者在营地周围觅食，他们最终耗尽了食物资源；在一处营地居留时间越长，他们就得到离营地越远的地方觅食。觅食者只能离开营地10千米，否则就得在外过夜，因为你无法在劳作一天后步行超过20千米。男人可能在狩猎之时在外过夜，但是妇女需要照看幼儿，必须天黑前返回营地（意外地，这意味着女性的觅食活动决定了营地何时搬迁）。在任何个案中，如果狩猎-采集者逗留在特定营地的时间越长，他们用于觅食的时间就越多，整体回报率也就越低。
狩猎-采集者维持着不断降低的回报和迁往新营地的成本之间的平衡。诸多事物影响了迁往新营地的成本，包括与新营地的距离（可能受到水或者柴火的影响）、地形、气候，甚至昆虫（没有杀虫剂，它们的影响比你想象的要大）。比如，如果远离下一丛树木（提供柴火），北极狩猎者宁愿继续留在当前的营地，但跑到更远的地方狩猎[11]。
狩猎-采集者也能迁移到无人占据的地方落脚。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有人捷足先登，占领了下一处营地的可能性也在攀升。在那种情况下，狩猎-采集者有两种选择：将其他人从心仪的土地上驱赶出去，或者留在当前的营地，丰富扩充你的食谱。前一种选择很冒险，因为你可能战败。后一种选择来自饮食幅度模式。如果你已经耗尽了排名靠前的资源，就必须将低回报资源纳入饮食之中。这就是那些产量丰沛，但加工成本更高的资源，比如橡子。
随着加利福尼亚史前人口的增长，有些狩猎-采集者定居下来，将橡子转化成为食物。为什么橡子没有和小麦、玉米或者水稻一样的历史呢？克服一种食物的低回报率的方式是提升作物的产量或者丰沛程度，种植更密集的小麦植株，或者挑选正确的玉米粒，以便结出更大的玉米棒子。但是，让加利福尼亚山地有更多橡树，或者让每棵橡树结出更多、更大的橡子却有些困难。加利福尼亚的原住民可能种树，但是无法让他们等待多年才见收益。人不可一日无食，因此可能无暇放眼未来。作为现代饮食中坚力量的作物大多是一年生的，种植和收获之间时间相对短暂——玉米就是90天——这可以通过有意识的人工选择实现更丰产。因此，我们今天食用小麦面包、米糕和玉米蛋糕，而不是橡子。
为了观察起步于狩猎和采集的转型是如何发生的，让我们关注一下农业起源研究最透彻的环节——近东地区。[12]
在开罗，我初识近东。如果你还没去过开罗，毫无疑问应该把它纳入计划之中。它既不如巴黎绚丽，也不如伦敦繁华，但却充满无与伦比的活力。街道上，货柜车与驴车接踵。露天市场上充斥着香料、鱼、新斫羊肉及各色制品，还有专为游客准备的各种与法老相关的粗制滥造的玩意儿和仿造象形文字的地摊货。城内人山人海，沿街商贩高声叫卖，店员殷勤地邀你喝杯茶（这是兜售第一步），男人跪在拜毯上背诵经文。作为一个乡间长大的人，我常常讶异于人们怎么可能生活在如此拥挤、嘈杂的环境而不至于癫狂。
近东并非永远如此拥挤。事实上，15 000年之前，这里人烟稀少，“新月沃地”，即起于巴勒斯坦、以色列和约旦，贯穿黎巴嫩，抵达叙利亚、土耳其南部和伊拉克、伊朗北部的拱形带高地上，人人都是游动的狩猎-采集者。这里是野生小麦和大麦的发源地，也是野生山羊、绵羊和牛的故乡。
柴尔德精辟地指出气候是农业起源的关键。他将气候变迁推定在更新世之末。更新世常被称为冰河世纪，从260万年延续到12 000年前。[13]这是个寒冷的时代，厚达数千米的巨大冰盖覆盖了北半球的大片区域和山谷[14]。
更新世里，冰盖进退多达上百次。冰川推进时，会夺取大量循环水，导致海平面相对于今天的海岸线下降多达150米。冰期的世界寒冷而干燥。
更新世末期，地球转暖，冰川退却，水面上升，干涸的土地再度变得湿润起来。由于迄今仍不清晰的原因，大气之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如果你还记得高中生物学的话，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消耗二氧化碳，获取生长亟须的碳，释放氧气。因此，更新世末期有更多的水和二氧化碳；对于植物而言，夫复何求？人类可能远早于更新世晚期就已经具备了农业的能力，但是，只有到更新世末期，地球才调整到位：狩猎-采集者充斥世界，再也无法通过迁徙解决食物问题了，环境已经为全新的解决方案准备就绪。
从公元前14500年开始，近东变得更加湿润，阳光和二氧化碳充沛。环境性生产力提升，人口也在飙升。事实上，自5万年前开始，人口已经以每年0.04%的速度增长。这很缓慢，但就是以此速度，即使以极少的人口起步，到19世纪早期，世界人口将达到10亿之众[15]。即使是最微弱的人口增长，最终也会填满所有适合狩猎和采集的空间。
到公元前13000年，物质文化上的转型之一发生在近东地区，这引起考古学家的注意，并以之命名新时代。我们将近东地区公元前12500年至前9500年的时代称为纳图夫（Natufian）时代。其特征包括半地穴式石墙房屋、窖穴和大型石磨——对于狩猎-采集者聚落而言都是新鲜事物。
纳图夫人完全符合我对狩猎-采集者面对拥挤的环境时该如何作为的预期。如果迁徙的代价意味着践踏他人的领地时，那么首先浮现的反应可能是抓住一块上好土地，世代居住下来。这就和抢椅子游戏一样，有的椅子比别的椅子更舒服。最先占领的都是上好之地，在新月沃地上，上好之地就是那些毗邻野生谷物之地。这正是纳图夫觅食者们的栖居之地。
适应过程一度运作顺利，不久就陷入困境了。
纳图夫人生活在变暖环境之中，但是公元前10900年，地球突然变冷——事实上，回到了冰河世纪环境。这种状况维持了至少上千年，这个时期被称为新仙女木期[16]。为什么温暖的气候会突然变冷？
答案与洋流有关。就像是全球传送带，海洋之中的水在广袤的海洋表面和水下流动。[17]包括墨西哥湾流在内的海洋表面洋流携带了温暖的热带水向北注入大西洋。当西风与这股洋流交错之时，它们就带上了温暖的水，随后温暖了欧洲。苏格兰和哈得孙湾中部纬度大体相当，但是苏格兰人和因纽特人不一样，因为洋流温暖了空气，他们学会了种植燕麦。这股洋流温暖欧洲的程度取决于它能穿透北大西洋多远，而它能刺入北大西洋多远又部分取决于有多少新鲜水流注入北大西洋。热带水北流，变得越来越咸（海水冻结时，盐会析出）。咸水比淡水重，当咸水遇到淡水时，就会滑入海洋深底。这与新仙女木期又有什么关联？
随着更新世之末，北美冰川退却，融水形成了阿加西斯湖（Lake Agassiz），覆盖了马尼托巴（Manitoba）的绝大部分，以及部分萨斯喀切温（Saskatchewan）及安大略（Ontario）。阿加西斯湖面积巨大，大体与黑海相等，比五大湖的总面积还要大。一个假设认为，可能由于冰坝的垮塌，湖水突然干涸。湖泊的淡水被抽取，可能通过麦肯齐河（Mackenzie River）流向北方，最终通过格陵兰岛东面的弗拉姆海峡（Fram Strait），注入北大西洋。深海沉积核记录了这一持续数十年的流动。其他淡水则来自同期融化的斯堪的纳维亚冰盖。(https://www.daowen.com)
淡水快速融入北大西洋改变了海洋的循环。来自南方的咸水被驱赶到比阿加西斯湖更低的纬度。因此，西风带来了冷水，而非暖水，导致欧亚大陆北部深陷冰冻之中。冰川回归，淡水被锁，近东重回干涸。气候变暖导致气候变冷，真是具有讽刺意味。（电影《后天》运用了同样的气候触发机制，只是它更浓缩，不够严谨，速度快到不现实，由于是好莱坞制作，也很暴力。）
在近东，对于人类而言，新仙女木期无异于釜底抽薪，造成了波动更大的气候，温暖干燥若干年之后，寒冷潮湿尾随而至。纳图夫人需要提升他们的环境生产力，在新月沃土西翼，有些人成为野生谷物的临时种植者，可能以黑麦起步，随后是小麦和大麦。其他的群体——抢椅子游戏中的失利者——仍为狩猎-采集者，变得游牧化，游走于定居村落之间的空白地带上。
公元前9500—前8500年，近东考古学家称之为前陶新石器A时代，人们开始建造更大的村庄［包括见诸《圣经》的杰里科（也作耶利哥）遗址］，栽培黑麦、双粒小麦、大麦和燕麦，也种植野豌豆、豌豆和扁豆（参见图5-1）。这是某些作物的真正栽培种出现之际。随后，在公元前8500—前6500年，前陶新石器B时代，全面成熟的农业村落出现了，单粒小麦、鹰嘴豆、野豌豆、扁豆和蚕豆出现在食谱之中；村落居民们也蓄养绵羊和山羊（后来还有牛和猪）。近东菜肴就根植在冰河世纪结束之际，人口增长和气候变迁铸就的经济变迁之中。
为了生成农业，作物群体的基因组合需要做出一些改变。有些改变是人为结果。比如，人们倾向于保存多穗麦类作物种子（野生麦一般双穗，栽培麦则有六穗）。他们刻意选择更高产的作物。但是，也有可能无意之间，已经做出选择。比如，野生麦的花轴易碎，花轴指麦类作物的茎上承托种子的部分。少数作物的花轴坚实，紧紧地承托种子；花轴脆弱的作物的种子更易掉落。在采摘过程中，当从田地拔取或者收割作物时，花轴脆弱的类型的种子就容易遗落。因此，农田里最终一统天下的是花轴坚实的麦种。
小麦种子也包裹在颖片或者谷壳之中，人类必须脱谷才能食用。早期栽培麦种很高产，但因为需要脱谷，加工成本也高昂。人类摸索了上千年至2000年时间，最终创造了如我们今天所见的小麦。这可能最早发生在土耳其东南部[18]。
当我们意识到，最早的作物之一就是前陶新石器A期就被栽培的大麦时，我们也就知晓了农业是如何生成的。你可能认为大麦是用来酿造啤酒的，诚然，啤酒是大麦的最早制品之一，但是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大麦经得起温暖而干燥的气候，在贫瘠甚至碱性土壤里也生长不错，如果留给你的椅子不那么好，你想让土地更丰产，种植大麦就是不二之选了。
类似过程广泛见于世界各地。在墨西哥南部，玉米是类蜀黍的栽培种。事实上，约翰·都德布利（John Doebley）的基因检测工作将玉米的起源追溯到公元前7000年墨西哥西南部巴尔萨斯河（Balsas River）河谷中段。[19]类蜀黍无法成为文明之基，狩猎-采集者需用数千年的选择，有意挑选大颗粒和可密植的种籽，才创造了现今被我们称为玉米的作物。与近东地区不同，这并不出现在定居村落的情境之中，定居村落较晚才出现在墨西哥。相反，中美洲的狩猎-采集者缓慢地在他们的食谱中增加了栽培品种。开始之时，玉米农业可能只是饮食结构中微不足道的部分，狩猎-采集者在河岸播种，即使颗粒无收也毫不在乎。
狩猎-采集者对待很多作物都是如此。在墨西哥和秘鲁，早在公元前8000年，南瓜和葫芦（成熟后作为容器，而非食物；种子可食，但是果肉薄而苦涩）就已得到栽培（基因资料表明，作物最初来自亚洲，顺洋流漂流而至）。美国东部的觅食者/农民于公元前5000年栽培了本地南瓜，公元前3000年栽培了河畔作物向日葵、菊科灌木和藜属植物，稍晚又栽培了蓼属植物和黄金草。有些作物是适合各种干扰环境的“杂草”作物。当人们因为建房或者生火砍倒河岸树木时，河岸就会长出更多杂草。随着植物越来越丰富，它们的回报率逐步提升，达到了值得定期收获的临界点。有意选择更大的种子，以及有意栽培都促进了这个过程。
尽管候选不少，但最终选定的仅是寥寥数种。美国东部培育的作物并没有繁盛起来（我们现在在超市里难觅菊科身影吧？）。但是，有的作物，比如类蜀黍、野麦和大麦等，具有足够的基因“可塑性”，以至于聪明的选择行为者，比如饥饿的人类，就会将其转变成为高产、高回报的食物。
人们有意识地控制这些意外的作物成为选择和作物进化的主要途径。[20]古代农民也加工玉米、稻谷和土豆，其手法和现代农民别无二致。通过选择性繁殖，通过诸如镰刀、犁、灌溉、平整土地和施肥的技术创新，获得更大的种子颗粒和更高的种植密度，他们有意增加了作物的回报率。最终，他们生产出构成生计核心的作物。就在这里，农业社会产生了。接踵而至的人口增长导致部分农民携带着他们的作物扩散出去。公元前5500年，玉米扩散，覆盖了墨西哥，很快和南瓜、大豆和西红柿汇合；定居村落出现于公元前4000年。玉米农业向南北扩散。在美国东部，公元700—1000年，它替代了小型的河岸作物。公元前3000年之后，玉米和土豆成为安第斯中部地区的重要作物。
与此同时，在中国，公元前8000年出现了栽培粟和稻，粟和高粱也出现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公元前2000年出现粟；早于栽培作物的出现，公元前4000年驯化牛、山羊和绵羊；参见图5-1）。世界各地的进程不一，但是，最终，距今10000年以来，众多族群从狩猎和采集过渡到农业。坐在你在历史长河中的鸟瞰之位上，你可以发现，由狩猎-采集者控制的世界转变成为由农民控制的世界。
这改变了一切。
正如俗话所言，无人是孤岛，狩猎-采集者亦然。更新世时期，觅食者群体难以组成家庭之上还有官方或者正式层级组织的社区。人们以个人或者家庭的方式移动，此时并无正式边界，也无海关官员站在门口，检查签证。
这并不意味狩猎-采集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移动。现代狩猎-采集者能确认边界，只是边界并非坚固而稳定，而是交融和游移的。穿行在马达加斯加西南的丛林之中，我的米凯亚（Mikea）向导突然止步，告诉我：我们已经踏入贝洛（Belo）地区。我没有发现任何边界标识，但是向导却知道我们在“属于”别人的领地上（贝洛指离群索居者）。
但是，“属于”是个错误的词语。居无定所的狩猎-采集者并不自认为拥有土地（至少在民族国家强加这个概念之前），但是拥有使用土地资源的许可权。对于游动的狩猎-采集者而言，这个权力就是征询许可权。人们并不贸然闯入，因为他们知晓，这种行径必被揭露——要么通过生火产生的烟雾，要么通过踏出的小径。另一次在马达加斯加，我们夫妇在徒步25千米穿越沙漠之后，在一处窝棚的房荫下休息，一个陌生人走过来说：“你就是那个大脚汉！”他尾随我们夫妇穿过沙漠。我们的足迹已经透露出我们是外来人，他希望知道我们意欲何为（因为外来人常常意味着政府官员——和麻烦）。
狩猎-采集者常常赋予我们使用“他们的”土地的权力，因为不久之后局势一旦翻转，主人会要求客人回馈。但是，一旦游动的狩猎-采集者转变为定居者时，情形就大不相同。让我们回忆一下，成为定居者的过程就像抢椅子游戏——每个人都在地表找到自己的位置，有的地方比别处更好，野生食物更丰沛，更适于发展农业。不可避免的灾年怎么办？
历史经验是，贫瘠之地的人们会乞求丰腴之地的人们的帮助。但是，肥沃之地的人们却不需要贫弱之地的人们的帮助，因为如果对前者而言都是饥馑之年的话，想必土地上的平均收益惨不忍睹。另一方面，如果位置优越的村民拒绝施以援手，他们将面临被报复的危险，因为对于濒于饿死的人而言，暴力摧毁村庄，死亡的代价都毫不足惜。
北美西北海岸的狩猎、采集和渔猎社会为我们提供了管窥这些个案内情的线索。诸如夸夸卡瓦人［kwakwaka'wakh，有时被称为夸扣特尔人（kwakiutl）］的社会会举办盛宴，意在彰显诸如婚礼和葬礼等社交场合。这类盛宴被称为“夸富宴”（potlatch），词语出自海岸边切努克人（Chinook）的交易语言，意为“给予”[21]。然而，夸夸卡瓦语（Kwakwala）使用的词语是“巴萨”（pasa），意味着“恭维”，指大堆礼物之下；这是正确的定义，因为夸富宴就是竞争性盛宴。
夸富宴的奥秘是以服饰、舞蹈、魔术和无以计数的食物震撼观众。事件的高潮是散财，地位尊崇的男主人将公开展示、散发昂贵之物——毛毯、独木舟、奴隶，最为珍贵的是彩绘或者浮雕铜牌。有时，主人只是毁器——将它们抛入大海，掷入篝火。这些盛宴与贵胄名流的盖茨比式盛宴同出一辙，正是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在1899年所称的“炫耀性消费”。
夸富宴上的主宾理当回馈，否则，他将在主人和本村居民众目睽睽之下，颜面尽失。这与主人如何收集供散发的各种物资有关。他通过在村内举行多次小型夸富宴实现聚财。他独自负责筹办小型夸富宴，村民则需要回赠稍微更多的物品，否则也很失颜面。这有点儿类似于投资银行。当一个雄心勃勃的男性举办夸富宴招待邻村时，他就在向客人传递多少人鼎力支持他的信息。他拥有的物品越多，权力也就越大。掩饰不住的信息是：“看看我们能怎样挥霍，这对我们都毫发无伤。别打我们的坏主意，因为我们能够碾压你！还是让我们做朋友吧！”[22]
这类盛宴可能是肥沃的新月形地带早期村落生活的组成部分。为盛宴生产食物的需求成为农业的刺激，因为更多的食物可以造就更令人震撼的盛宴。部分收成，特别是大麦，专门用于制作盛宴食物，比如啤酒（我们目前所知最早的酒精性饮料是中国黄河流域于公元前7000年前后酿造的。大麦啤酒于公元前3400年酿造于今天的伊朗，葡萄酒酿造稍早，起始于公元前5400年）。村落之间可能持续存在关于地位的角力，盛宴能使之高下立现。这导致合作达到全新阶段，尽管竞争暗流涌动。两者常常如影相随。
所有一切——定居社会、农业和竞争性盛宴——基本上都是人口和食物之间失衡关系的产物。农业解决了这个问题——它也可能产生新问题。
我提出，与当今世界人口的1.14%年增长率（20世纪60年代早期曾经达到2.2%的峰值）相比，历史上的狩猎-采集人群繁衍缓慢，年增长率仅为0.04%。
有研究者提出，当狩猎-采集者转变成为农民时，人口增长率开始上扬。个中缘由一目了然：食物丰沛自然子嗣众多。这被称为新石器时代人口过渡。法国人口学家让-皮埃尔·博凯-阿佩提出，狩猎-采集者墓地中的儿童和青少年墓葬相对少于农业居民墓地中的同龄人墓葬。[23]我们可能推论，狩猎-采集者社会中大多数儿童长大成人，而农业社会中，更多的儿童夭折。但是，人口资料显示，觅食者社会中，50%～60%的儿童都未能存活到成人阶段，这一悲惨事实直到19世纪依旧如故。那么，为什么史前狩猎-采集者社会墓葬中没有更多的儿童和青少年呢？
这是因为狩猎-采集者社会的女性一般并不多产。这也是狩猎-采集者人口增长速度缓慢，直到19世纪中期，世界人口才达到10亿的原因之一。人类学家一度认为，狩猎-采集者通过草药避孕、堕胎和产后性禁忌等方式，有意维持低水平人口，甚至低于承载能力。但是，大多数草本药物或者堕胎并不奏效，产后性禁忌也不可能和自然产后绝经一样漫长，因此，即使实施，也效果甚微。
狩猎-采集者妇女子嗣甚少，主要归因于她们的工作量和饮食。包括女性体内的能量存储、饮食量大小、劳作程度等复杂的生理学过程控制了能否受孕。简而言之，一个瘦削、辛苦劳作、在哺乳上消耗巨大、摄食不多的女性就不能正常排卵，或者受精卵也无法植入子宫，狩猎-采集者社会女性大多如此。在生育期间，狩猎-采集者社会女性可能产下4～6个子女。如果半数夭折，其结果必然是极为缓慢的人口增长率和墓地之中儿童与成人几近均衡。
农业通过改变对女性的能量需求而改变这一状况。断奶食物（大米、土豆、玉米和面包）的出现意味着农业女性可以让小孩在更早的年龄断奶，纾缓压力，使女性可以在产后更快恢复排卵。[24]因为狩猎-采集女性采集植物性食物，我可以想象在驯化过程初期，女性承担了大部分种植、管理和收割工作。但是，如果园艺农业社会的民族志资料足以参考的话，男性最终将其注意力转向农田，投入更多时光，而不是用在捕获由于过度狩猎，越来越难以被发现的猎物上。因此，女性工作量可能在初期有所增加，但是随后下降，并且变得更加季节性集中。工作量减轻或者季节性集中改变了女性生理，也增加了她们的生育能力。因此，在生育期，农业社会女性比狩猎和采集社会女性生育出更多子嗣。即使夭折率仍然维持在50%～60%，生育数量的增长（每个妇女生育4～9个孩子不等）导致人口短期增长率的扬升。干旱、严寒、虫害、疾病或者土地过度开发造成的周期性人口崩溃可能不时阻碍短期收益。但即使如此，早期农民可能感受到人口压力，感觉有必要提高土地产量。即使人口不时衰减，低缓的正增长也会迅猛地增加世界人口总量。
图5-5 苏格兰奥克尼群岛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斯卡拉布雷的半地穴式房屋，约公元前3200—前2500年。这提供了第三次开始的社会组织变化的证据。（Robert Kelly摄）
图5-6 英国西肯尼特新石器时代长冢，约公元前3600—前2500年。这些建筑表明，第三次开始带来农业和人口增长，造成社会组织巨变。（Robert Kelly摄）
图5-7 苏格兰奥克尼群岛布罗德盖巨石阵，公元前2500—前2200年。这提供了第三次开始社会和政治关系显著变化的证据。（Robert Kelly摄）
图5-8 英国巨石阵，或许是世界上最有名的考古遗址，始建于公元前3000年，既是宗教遗址，也是天文观测点和墓地。它也提供了第三次开始社会和政治组织显著变迁的证据。（Robert Kelly摄）
人类以居无定所的狩猎-采集者的身份生活了数万年。人口增殖最终导致人类遍布世界，移动变得更加困难，某些族群所处的环境承载能力达到极限。在某些地区，气候变迁和偶然的植物基因变异导致农业成为可能的选项，而狩猎-采集者把握住了时代契机。在地质时间上不过是短短一瞬，狩猎-采集者就成为农民，创建出定居村落。人口继续增长，生存空间的竞争加剧。需要再度强调的是，过去不同于未来即将呈现的模样，截然不同！
【注释】
[1]参见Shipman（2015）和Skoglund et al.（2015）。所有现代狗都是早期驯化的狼狗的后裔。基因和骨骼材料皆可证实此点，但是，由于早期驯化狼狗可能依旧和野狼及土狼杂交，故难以确定驯化狗何时出现。
[2]绵羊和山羊是公元前7000年于西南亚驯化的，几乎同时，奶牛和牛分别在西南亚和北非得以驯化。猪最先于公元前7000年在西南亚驯化，马则是公元前4000年在中亚驯化。但是，骨骼上难以区分野生和驯化动物。比如，虽然现代野生绵羊和驯化绵羊的骨骼容易区分，但是最早的绵羊的骨骼保留了与野生绵羊无异的特征。因此，我们提出的动物驯化的最早年代极有可能低估而推迟了长达1000年之久。
[3]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3年统计资料（http://faostat3.fao.org/browse/Q/QC/E）。粮食并非悉数被人食用，比如，部分玉米用于喂养牲畜和制造生物燃料酒精，有的则用于酿造酒类。
[4]他留下遗书，规定10年后才能开启。当1968年被打开时，遗书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解释。他很少使用名字Vere，发表时一贯署名为V.Gordon Childe；关于柴尔德的传记，参看Trigger（1980）。
[5]Childe（1936）.关于他在综合考古学材料上的能力的进一步证据，参看Childe（1942）。
[6]1848年和1826年皆有骨骼材料的发现，但是它们的重要性却未获认可。
[7]两名成年男性的臼齿中也发现了基因材料，但是最主要的资料仍然来自这位姑娘的手指。参见Reich et al.（2010）。
[8]人类何时抵达北美是个争论激烈的话题。在我看来，年代最早的决定性证据来自俄勒冈的五里佩斯利（Paisley Five-Mile）洞穴遗址。这里发现了距今14500年的人类粪便和风干的人类面部（基于DNA）。有人宣称东海岸有更早的人类出现，距今大约20000年，但是，证据并不充足。关于美洲原住民的祖先拓殖新大陆的具有可读性的概述，参见Meltzer（2009）。
[9]公元前10000年未被人涉足，直到最近数千年才被占据的地方包括公元前2000年才得到开发的波利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新西兰和夏威夷也是最近千年才被开发；马达加斯加在公元前2000年；冰岛在公元800年；直到19世纪才有人到达南极洲。
[10]Simms（1987）.多种狩猎或者采集的食物的回报率详单可见于Kelly（2013b）。
[11]人类学家也用其他模式研究狩猎-采集者的移动，参见Kelly（2013b）。
[12]关于全球农业起源的概述，参见Barker（2006）。
[13]2009年之前，地质学家将上新世和更新世的分界线设在180万年前。但是，大陆冰蚀期起始年代的新数据修改了地质时代的年代范畴。
[14]这么厚重的冰盖可以自由移动，它们通过自身巨大的重力挤压冰体，形成薄薄水层而滑行。冰盖移动缓慢，但是强有力地在其前端掘砌起土梁，其中之一就是纽约长岛。巨大的冰川甚至将某些地方，比如斯堪的纳维亚和缅因州挤压到地下；有的地方现在仍在弹回过程中，每年增长数毫米。
[15]Zahid，Robinson，and Kelly（2016）.这是长期速率。在短期速率上，基于气候条件，人口可能出现或高或低的速率。参看Kelly et al.（2013）。
[16]以喜好寒冷环境的仙女木花（Drya octopetala）命名，沉积岩芯中发现的仙女木孢粉有助于标明气候急剧变冷。前一次短暂的冷期发生在14000年前，被称为旧仙女木期。
[17]这被称为“温盐环流”，是水温和盐度（还有诸如风力等变量）的产物。参看Alley 2007；Broecker（2010）；Muschitiello et al.（2015）；Not and Hillaire-Marcel（2012）。
[18]现在，真正的单粒和双粒小麦仅仅提供特殊市场；现代作物是早期农民通过和其他草本作物杂交得到的六倍体小麦的后代。
[19]Doebley（2004）.
[20]对作物栽培和动物驯化的这个方面的关注就在“生态位构建”的理论范畴之中，参看Smith（2015）。有人认为这是对本章已经讨论的最佳觅食模式的补充，但我认为两者是兼容的。比如，人类通过有意识地选择大颗粒种子，以及灌溉等行为调整环境。然后，人类回应他们的新环境；饮食幅度模式告诉我们，某种作物的回报率的提升可以导致该作物在饮食结构中超越其他可能的食物。结果形成由一到数种栽培作物主导的饮食结构。
[21]交易语言指操持不同语言的群体相互间使用的简单语言。它常常是结合了其他语言要素的某种语言的简化版。切努克交易语言有时被称为切努克行话，就是在哥伦比亚河下游的切努克语基础上，添加其他西北海岸语言要素而成的。
[22]在进化理论中，这被称为“昂贵信号”。在动物王国，类似卖弄性展示用于求偶。比如，雄孔雀展开巨大而炫目的尾羽对雌孔雀说：“为了尾羽我煞费苦心，但对我而言，这不过是九牛一毛。我强大无比！选我！”同样，竞争性盛宴也是通过财富的奢侈性展示证明实力，发现和缔结同盟的方式。对于盛宴的讨论，参见Hayden（2014）。
[23]Bocquet-Appel（2015）.
[24]哺乳每天需要多达1000卡路里的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