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珍珠和故事：文化的开始

历史即是异邦：古今大不相同。

——L.P.哈特利（L.P.Hartley）

《信使》（The Go-Between）

当我的儿子马特年幼时，我们尚在肯塔基，他会在菜园里帮手。一天，我在地里薅草时，他蹲跪在我身旁摆弄玩具卡车。一根野草飘向草堆，他抬起头，急促地喊道：“天鹅！”我掉转头，期待看到水鸟在庭院里游荡。然而，除了马特，别无所有。马特捡起小草，继续喊：“天鹅！”我这才看到如天鹅长颈般优美的曲线。人们看待世界也是如此不同：有人看到天鹅，有人只看到野草。

正是我们的文化能力，看世界大不相同，将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区分开来。人类学家争论，我们何时获得这种能力。但是，安坐于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上，眼看原始人的世界滑过，你不禁注意到，就在20万年前到5万年前之间，的确发生了一些事情。在某个环节，原始人有了文化，进化成人。这是我们有能力进行宗教思索的时代；这是我们能够讲述故事，使用暗喻和类比的时代；这是我们能够创造科学、艺术、音乐和诗歌的时代；这是我们可能因为一番演讲或者一首歌谣而心潮澎湃的时代。

无论是基因材料，还是骨骼材料，都指出，非洲是现代人类起源之地。事实上，在那里，我们可以发现古人类学家所称的40万年前的“古代”智人^[1]。生物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出现于20万年前的非洲。基因材料显示，现代人类最终走出非洲，扩散至欧亚大陆。在各地，现代人类至少与早已居住在那里的人类（如尼安德特人）部分混血，直至最终替代他们。我们是一家人的宣称可能不仅仅是表达良好愿望的暗喻：从基因上看，人类就是统一的。这个事实不仅是对种族主义的有力反击，也告诉我们，拥有文化的人属——现代人类在进化意义上极为成功。正是文化的力量促成了我们的成就。

有的人类学家将文化能力回溯到古代智人，甚至人属的起点，但是我认为，文化在很晚近的时期才兴起。这种能力并不是孤立的小事一桩，而是数种心智能力结合的结果。我想象，人类进化历程的100万年前到20万年前的时代，就像组建交响乐团一样，不同乐器先后登台，尚未调音。但是，考古学证据表明，20万年前某一刻，乐团就座，乐器调校完成，演奏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准备就绪。

很多人将“文化”理解为对歌剧、美酒和莎士比亚的知识。他们可能认为，听巴赫、读法国小说比听贾斯丁·比伯和看纪录片要显得更有文化。但是，对于人类学家而言，任何人和任何社会都有文化，既不比人更多，也不比人更少。这不是政治正确性问题，而是认识到，所有人类都有等量齐观的文化能力，文化包括所有的创造性行为。

人类学家也会告诉你，使用符号的能力是人类文化的核心。符号是在视觉、听觉或者触觉上代表并不必然相关的事物。比如，一个红圈里纵贯一条红线，这表示，红圈里的东西是被禁止的；如果红圈里面是香烟，就意味着禁烟。但是，如果生长在并不使用这种符号的文化之中，你也许会得到相反的阐释：此处允许吸烟。

或者，想想简单的眨眼。在美国文化中，眨眼意味着调情，或者两个人针对第三者的恶作剧，但是，在另一种文化，它可能只是意味着眼睛里进了沙子。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使用符号：想想衣服、房屋以及车辆是如何泄露主人的品位的。

符号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文化的力量意味着人类按照象征性建构的方式理解世界。让我用1983年的纪录片《第一次接触》为例进行说明吧。这部影片以20世纪30年代前往新几内亚内陆寻找黄金的澳大利亚白人弟兄三人，莱希家的丹尼尔、詹姆斯和迈克尔为主人公。他们是最早涉足新几内亚高地的白人，当地栖居了上百万人。新几内亚人和澳大利亚人都茫然不知对方的存在，都需要揣测对方为何方神圣。这部电影的可贵之处不仅仅在于我们拥有两种文化首度接触时的照片和录像——莱希兄弟令人惊讶地随身携带了照相机和摄像机，而且电影制片人采访了仍然在世的两位莱希兄弟，和初次相遇时尚是青春少年的新几内亚社会成员。双方是如何判断对方的？

因为澳大利亚人为黄金而来，他们挖掘和淘洗村外河床。当村民们热情地前来帮手，澳大利亚人按照自身文化的方式理解这个行为：新几内亚人寻求打工赚钱（在这里是贝壳）。新几内亚人也是这样看待自己吗？

很多新几内亚人拥有被人类学家称为祖先崇拜的信仰形式。按照教义，你已去世的祖先仍然影响着世界，为了生活美满，你必须始终尊崇祖先。新几内亚人常常礼制性地将逝者的火化骨骸撒入河中。新几内亚人认定澳大利亚人是祖先之灵，他们在河中挖掘，寻找自己的骨殖。帮助他们责无旁贷！

每一方都按照唯一可能的方式理解对方的行为。因为两个世界的象征性建构显著不同，所以双方皆错。对于身处资本主义的澳大利亚人而言，金钱和劳动雇佣关系驱动了世界；对于奉行祖先崇拜的新几内亚人而言，去世亲人才是驱动力来源。无论是新几内亚人还是澳大利亚人，都以自己的文化去解释某一种行为（正如我们解释符号），使之看起来合情合理（但不见得正确），这正是我们称其为不同的象征性结构的原因。

文化表明了透过内在有机统一的思维构成的镜头，阐释经历，理解世界的能力。这就是为何日出日落、月色、海浪、树木、鸟兽、岩石、山峦、河流、男女老少、衣食住行、歌舞、旗幡，乃至世间万物都有所意味的原因，尽管意味大可不必雷同。

我们假定文化能力根植于生物学，特别是大脑神经学的某些侧面。英国考古学家史蒂文·米森（Steven Mithen）曾经竭力描述这种生物学的运作^[2]。米森提出，大脑呈现为两种形式的智力。一种是普通智力。其能力反映在大脑的大小，或者更准确地说，控制我们的工作记忆规模的大脑皮层的大小。更大的工作记忆可以使大脑容纳更多的想法，进行推理。

米森提出，另一种智力则更为特殊，存在于存储和加工特定类型信息的四大“模块”之中：（1）社会模块帮助我们理解他者的行为；（2）行为模块帮助我们理解运动、行动和反应，亦即技术属性；（3）语言模块允许我们发出各种声音，涉及各种抽象主题；（4）自然史模块分类整理植物、动物和非生物的行为和属性。米森指出，黑猩猩拥有语言模块之外的所有模块。

按照米森的理论，人类“大跃进”是认知流动性，即不同模块之间的神经关联。人类大脑有860亿个神经元，平均每个神经元有7000种与其他神经元的联合方式。作为比较，黑猩猩拥有70亿个神经元。即使是拥有硕大脑体的大象，也不过只有230亿个神经元。信息储存和关联是人类大脑的全部。

随着不同模块之间的神经关联，我们可以运用自然史模块中的观念思考社会关系，或者将自然世界视为可以控制和实现目标的技术和物质。语言学模块允许我们运用不同模块的知识和概念讨论事物。这意味着我们可以运用类比和比喻。将自然史、社会和语言模块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说，“山姆狡猾如狐狸”。对于视狐狸为狡猾象征的文化的成员而言，这句话意义清晰。但是，对于从不视狐狸为狡猾象征的文化而言，则显得有些怪异；对于不知比喻为何物的人而言，则毫无意义。

正是联系不同知识领域的生物能力，令新几内亚人将初次相遇的白人视为回来寻找骨殖的祖先之灵。这就是让我们变得有文化的能力。

有些人类学家和灵长类动物学家说，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也有文化。他们如此认为是因为诸如黑猩猩建造夜间栖息的树屋的行为因群而异，是社会性习得的，并不反映功能性或者环境性差异。有的黑猩猩按照特定方式建造巢穴，不管基于什么原因，将这种建造方式传承下去。

尽管文化是社会性习得的，但是人类的社会性习得行为不仅限于此，它创造了一种世界观，一种通过认知流动性，借助对世界的象征性阐释的理解之道。有的黑猩猩看似可以通过使用符号习得行为，但其实是索引学习（Indexical Learning），即将某些行为或者器物（比如食物）当成预期结果的索引。正如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热衷指出的那样，黑猩猩不能辨别圣水和蒸馏水，因为两者之间根本就没有物质性差异，而只有象征之别。因此，黑猩猩是没有文化的。

考虑到象征性建构世界的能力是定义拥有文化的人类的核心，这种能力是何时出现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首先考虑另一种智力能力——认知其他人具有思维的能力。这有点儿像读心术，对于文化能力而言，这是必要的，因为它能让你知晓你和他人是否以同样的方式思考。

你也许听过一个杂耍老套路，演员说：“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直到观众跟不上而爆笑。这个开场白反映了所谓意图层次的认知要素。正如我在上文所描述，文化带来世界如何运作，人们如何行为的观念。但是，只有两个人确定对方拥有同样的信念时，文化才起效。正如杂耍表明的，意图层次永无止境：

1.我知道……

2.我知道你想……

3.我知道你想我们知道……

4.我知道你想我们知道她认为……

5.我知道你想我们知道她认为我们知道……

现实而言，我们的记忆无法追溯超过五个层级（超过三层我就犯晕了）。大多数动物只能达到一层——它们知道它们的意图，它们每个个体都如此认为（或者它们不知道，知道他者知晓什么是它们所不知道的）。尽管还不甚清楚，黑猩猩也许达到两个或者三个层级^[3]。这些意图层级对于讲述故事非常重要，因为讲述故事对于传承文化又很重要，特别是当故事是骗术或者阴谋时（这不是最好的一种吗？）。

生物体至少需要两个层级的意图才有思维理论。思维理论导致知晓他人拥有可能与己不同的其他想法的能力。能够“阅读思想”显然是社会性生物的优势。拥有三个层级的意图是文化的先声（我知道你知道我们共同知晓祖先在寻找他们的骨殖）。

我们的古人类祖先有多少层级的意图？

通过对现存人类和原始人的大脑与心理的研究，测量古生物头骨种属，罗宾·顿巴（Robin Dunbar）估算了不同古人类脑前叶的灰色神经组织的规模，预测了意图层级的数量^[4]。早期智人（约10万年前）和尼安德特人大约为四个层级，直立人只有三个层级，能人和南方古猿为两个层级。如果准确的话，直立人可能就有文化的能力了。

不过，我质疑直立人是最早有文化的人类，因为文化需要的另一种能力是语言。如果不能说话，就很难表达“当动物就是人类，当疣猪或者牛羚为月亮而争斗时，山就已经建起”的抽象概念。语言是文化的前提条件，我们需要知道古人类何时开始说话。

当今世界大约有7 000种不同的语言，历史上可能更多。每种语言都有自身将声音拼合成词，将词连缀成句的独特规则。每种语言都赋予人们讨论复杂事物、全新经验、从未存在过的事物（我们既可以撒谎，也可以写作科幻和奇幻小说）以及可能存在的事物（比如死后生活、精神存在或者诸神）的能力。

语言学习是生物性能力。所有文化环境中，儿童都通过类似的无须明确指示即可学习的阶段习得语言，如果12岁之前被剥夺机会，他们可能永无机会掌握语言（所有儿童在12岁之前都能轻易学会第二外语；我们应该尽早开始外语教学，而不是等到高中，甚至更糟糕地等到大学。）。即使智力水平中下的人也能至少熟练掌握一门语言。显而易见，人类头脑本就擅长学习语言。这种能力是如何出现的？

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词汇尚未成为化石，诸如埃及象形文字或者楔形文字（最古老的两种）都不过是5 000年前才出现的。但是，语言催生了能够实质性发声和精神性创造语言的生物结构。我们是否可能发现这些生物学片段的证据呢？

体质意义上，喉咙的位置导致人类能发出种种声音。直立行走起到了关键作用。双足生物的头颅压在脊柱之上，导致脊柱与口腔更为接近。喉咙位置的变化导致咽喉处形成更大的空腔，使人类可以比黑猩猩发出更多的声音。这表明我们可能在直立行走之后不久就拥有了语言器官。但是这只是意味着我们可以发出一系列声音，而不必然是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语言。

也许大脑的发育可以透露些信息。长期以来，人类大脑形态稳定增长，从早期人类的650毫升，到达900毫升，再到我们今天的1 350毫升。在50万年范围里，大脑规格显著增长。这是不是语言开始之际？

大脑的规模的增长主要发生在新大脑皮层上，特别是额叶的灰质神经组织。额叶存储工作记忆，帮助实施所谓的执行功能，诸如解决问题、类比推理、长期计划，以及某些语言学任务。然而，新大脑皮层的规模也与社会行为（比如梳理、嬉戏、攻击或者性表现）的频密有关，因此，新大脑皮层的增加可能反映了更多的社会信息处理，但不限于语言成分的增长。除了大脑总体大小之外，还有没有更直接的语言指标呢？

语言的生产和理解发生于大脑的多个区域，特别是额叶的额下回（你也许有所耳闻的布罗卡氏区^[5]就是左侧额下回的一部分）。额下回不仅仅对于生成和理解语言很重要，对于操控物体、搜寻、数学和音乐也很重要。

额下回也涉及石器生产^[6]。认知科学家利用一些复杂的设备，测量当研究对象说话、聆听或者从事活动，比如制造石器时，大脑哪个部分处于活跃状态。当现代对象复制奥杜威工具时，局部额下回（和大脑的其他部分）偶尔活跃，但是当复制阿舍利手斧时，这些部分，特别是额下回三角部，将持续活跃。奥杜威石片工具并不需要太多深谋远虑，但是制作一把阿舍利手斧就更像是语言一样的活动，因为打片加工者必须前瞻，想象剥离一块石片之后会如何影响后续石片的剥离，最终如何获得桂叶形形状。语言要求使用者做同样的事情，使用词汇和语法时也部分地依赖于句子随后出现的成分。

这些实验表明，语言和工具生产可能是相辅相成的。这样，170万年前，语言就可能与阿舍利技术同步出现。另一种可能性是大脑结构本就适用于石器生产。随后，大脑结构也适应了语言。

这是何时出现的？有些考古学家指出，不仅仅是石器，连同木柄石尖的复合工具，都是支持复杂技术和语言的精神结构的证据。考古学家劳伦斯·巴勒姆（Lawrence Barham）提出，即使是简单的装柄工具都需要缜密的思维^[7]。比如，尖状器紧密绑缚在木柄上要求（1）获取适当的石头，打制成为与木柄相匹配的大小和形状；（2）选取适当的木材，打造木柄合适的长度、重量和平衡；（3）从动物的韧带和肌腱中获取绑缚材料，比如皮带或者皮筋；（4）利用树脂和矿物制作的黏合剂，加热至适当的温度后使用。这种技术要求前瞻性思维，以及在智力意义上，将不同部件拼缀成为统一、有序的整体的能力。结构意义上，这个过程等同于语言，适当的词汇和语法融合而成语句。复合工具的最早证据接近距今50万年。

遗传学也提供了语言的生物性能力最早出现的线索。FOXP2基因对于语言的常态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即使在成员面部肌肉受损，发音、辨音和语法出现障碍的现代家庭，遗传学家也能辨识出这种基因。尽管家庭成员拥有中等规模的大脑，但是，伴随其他变化，他们的额叶规模变小。基因研究显示，尼安德特人有FOXP2基因，因此，这种基因可能早已出现在80万年前的人类进化线索中（即尼安德特人和其他非洲人属分离，迁往欧洲的年代线）。

不同指标提供了我们的祖先何时开始说话的不同估算，但是即使我们可以判定语言何时出现，这是否意味着象征思维的能力？语言由象征符号组成：dog并不见得比chien、koira或者alika更加准确地表示“狗”。但是我们需要小心，不要混淆了索引式学习和象征符号的运用，当生物已经具有复杂学习能力时，尤其易于犯错。

比如，数位灵长类动物学家尝试教黑猩猩说话。因为黑猩猩并没有发声器官，训练者采用了美国手语的改良版。数年前，我遇到首个学习手语的黑猩猩。她名叫华秀（Washoe），已经学会350个手势。在我进入营地之前，管理员教我一个简单的打招呼手语。我并不清楚我将见到什么，但是当发现华秀回应致意时，仍深深感到震撼。这是跨物种交流啊！我期待她能说些深刻的内容，也许是，“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是，没有。管理员有点儿尴尬地翻译，“华秀喜欢你的鞋子”。（多年后，在华秀的讣闻里，我了解到她对所有人的鞋子都挺感兴趣；她可不是只关注我的黑靴子。）

黑猩猩的语言学习揭示类人猿的大脑已有很多变化。黑猩猩可以学会使用数百个手势，有人提出，这些研究证明，黑猩猩已经有语言认知能力，因为它们展现了衍生能力（制造新词）和替代性（讨论不在左近的事物）。也许，它们的能力只是复杂的索引式思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语言是人类文化的关键成分，缺乏语言，我们无法传承构成文化知识的复杂而抽象的信息。但是，频密的言语交流不是文化的直接指标。至少20万年前，古人类已经有可能采用类似语言的方式进行交流。不过，何时我们可以交谈与何时我们可以讨论文化是两码事。

这表明，我们需要寻找具体行为而非能力的证据，行为才最直接地反映文化面貌。食物分享可能就是此类行为之一。

20世纪50年代，对加拿大密林之中的米斯塔西尼湖克里人（Mistassini Cree）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埃莉诺·利科克（Eleanor Leacock）跟随一个克里男人托马斯进行了一场狩猎之旅。数日后，他们遇到另外两个猎手，饥肠辘辘地索要食物。托马斯把最后的面粉和猪油都给了他们，这意味着在尚未如期获得足够兽皮时，他就不得不尽快返回营地。利科克问他有何感受，是否期待获得回报。当听到托马斯的回答时，她收回自己的话，并记录在田野日记之中，“这是托马斯罕有对我不耐烦的时刻。他强压怒火，寓意深远地说，‘假如不给他们面粉和猪油——那就是要他们的命’。比事件本身更直白的是他的语调如此果决，以及我贸然质疑他的行为而表达出来的本质性野蛮”^[8]。

这样的插曲导致人类学家认为，分享是觅食生活方式的基本成分。尽管狩猎-采集者分享很多东西，但是焦点集中在肉食上。我们已经进化到喜爱肥肉，因为其富含热量及营养。如果你无视心血管疾病，肥肉是个不错的选择。因此，当有人带回来一头鹿或者羚羊时，狩猎-采集者营地里的每个人都密切关注，希望分得一杯羹。

基于心地善良，猎手与人共享肉食固然很好，但是分享肉食常常是对共享要求的回应。在南非的祖人之中，人类学家和人口学家南茜·霍威尔（Nancy Howell）发现，“并不是利他主义或者圣洁观念强化了共享……而是无休无止地齐唱，‘给我，给我，给我’”^[9]，猎人们为了避免社会制裁而屈从。

狩猎-采集者按照文化规则分享肉食。比如，在澳大利亚冈温古（Gunwinggu）人中，袋鼠或者小袋鼠的头和一条前腿归猎手；另一条前腿分给猎手的伙伴或者兄弟；后臀尖和尾巴分给猎手母亲兄弟的儿子，或者母亲兄弟的女儿的儿子（在这个文化中，你以此维系这些关系）；每条后腿送给一位长辈，而心、肝、肚和其他内脏会送给猎手和男性长辈，或者其他在场的目击者，见者有份^[10]。

黑猩猩也分享肉食，不过有些不同。黑猩猩捕杀小型动物，特别是疣猴。它们似乎采取群体方式狩猎——有的黑猩猩攀上树巅追逐疣猴，其他则在地上，等待疣猴坠落下来，还有的爬上树枝，截挡猎物的去路。捕获猎物的黑猩猩最先吃饱，其余的则围聚周边，伸手乞讨。肉食分享无非是为了得到性交机会、强化和其他雄性黑猩猩的纽带或者避免因为一块肉而大打出手，这种行为被称为“被容忍的偷盗”（tolerated theft）。从特定的视角看，这貌似狩猎-采集社会的分享。

克里人托马斯知道，他的行为将损害自身利益，但是，如果不慷慨，就会愧疚于置人于死地而不顾。人类和黑猩猩的肉食分享是截然不同的。

人类行为深深地根植于文化环境中，如果我们违背文化法则，我们将自觉肮脏。这是适应性结果，因为人类面临两难困境：如果私留肉食，自己和亲朋将得到更多，但是将背负吝啬恶名，而且在自己也有求于人时，将无人施以援手。文化规则告诉我们当如何行事，即使我们另有打算。我们惩罚那些胆敢违法的行径，根据情节严重程度，从怒目相视到处以死刑。对于人类而言，分享超越了简单的投桃报李。这是我们内心的文化价值的产物，以确保计算“有理有据”，但是它也与我们对世界的文化建构相关。它导致诸如冈温古人的分享“法则”，而不是成本和收益的即时平衡（长期计算的话，对于自私之人而言是代价高昂的）。

那么，人类何时像人一样的共享呢？这是另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但是考古学家玛丽·斯蒂纳（Mary Stiner）可能已有答案^[11]。当猎物被石器大卸八块，石器砍斫在骨头上，留下印痕。如果骨头保存完好，我们可以肉眼观察得到（我们可以将其和食肉动物的齿痕和根系的蚀痕区分开来）。在研究距今70万年到40万年间以色列的奎塞姆洞穴（Qesem Cave）的动物骨骼时，斯蒂纳发现切割痕迹散布在骨头各处，角度任意。这和较晚的时期，现代人类居址上骨头的砍斫痕迹截然不同。砍痕集中在骨头的特定区域，剔削肉体也更为容易。砍斫痕迹的角度近同，表明砍斫工作是由坐在相对于动物肉体而言同样的位置上的人操作的。

斯蒂纳认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骨头辗转多人之手。有人割走一部分肉，将肢骨传递给另一个人，在割走一部分肉之后，继续传递下去。这并非见者有份，但是也没有证据表明，共享是互助互惠的，或者按照一定的规则操作。相反，任意的切割痕迹似乎暗示，共享看起来更接近黑猩猩方式，而不是如人一般，这表明，社会关系按照谁拥有何种资源——一大块肉，可能的伴侣或者盟友——而不是由一系列规则，比如老弱病残，各得其所，进行沟通的。文化改变了共享的方式。迄今为止，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旧石器时代早期就已经形成共享法则或者文化能力。

我们现在转入文化最具体的表现：符号的使用。

要理解符号怎样用于追踪文化能力的出现，我们必须记住，人类擅长各类事情。有些人偏向呆板；有些人极其灵活；有些人是数学家、科学家、艺术家或者音乐家；少数幸运儿在多个领域长袖善舞；有些人却只是庸常之辈；还有些人可能一无所长。

让我们延伸到符号的使用。有些人擅长使用和处理符号。我将他们称为“超级符号手”。他们是离开了符号就无法思考世界的一群人。就像我儿子看到野草中的天鹅一样，他们可以看到和听到其他人看不到和听不到的东西。

比如，艾灵顿公爵（Duke Ellington）在纽约出租车上谱曲，因为他听到了城市之声中的乐律，就像贝多芬在林中散步时听到交响乐一样。鲍勃·迪伦（Bob Dylan）的歌词常常毫无意义，但是一旦带入到音乐之中，就能准确传递情感。莫扎特、达·芬奇、毕加索、奥基夫（O'Keefe）、达利：全都是处在高斯分布的“创造性”远端，具有象征性思维的艺术家。你知道，伟大的艺术家的行为常常濒于病理边缘。他们不是“常人”，但是他们制造了有用的产品，因此他们也不是社会弃民（位于高斯分布近端的人可能包括极度自闭谱系障碍，在使用符号上有障碍，可能只能从表面意义理解他人行为的人）。

我的论点是，如果一群人都有象征性思维能力，我们就能期待其中某些人是“超级符号手”。他们极有可能制造以艺术为形式的象征符号。

图4-1　美国内华达州盖特克里夫岩棚史前岩画艺术。虽然难以解释，但是这些绘画确系数千年前迁徙的狩猎-采集者所创作。同类技术在欧洲出现不晚于距今32 000年，是人类在如何理解世界上的巨变的证据。（Robert Kelly摄）

萧伯纳说：“如果没有艺术，现实的粗野足以令世界变得不堪忍受。”艺术是使世界变得有意义，以世界的文化观调解现实的粗野的努力。艺术家诺曼·洛克威尔（Norman Rockwell）常常因为对20世纪中期美国生活的平淡乏味的描述遭受戏谑，但是，他并未描绘自己的真实生活场景。相反，通过绘画，他试图调和真正经历的生活现实（离婚、压抑、续弦的离世、被艺术圈排斥）和通过教育所知晓的生活本该的结构。这就是为什么艺术常常是革命工具。这就是为什么皮特·西格（Pete Seeger）^[12]在麦卡锡时代遭禁。这也是为什么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把女子摇滚乐队“造反喵咪”（Pussy Riot）投入大牢。因此，看起来，当我们的祖先试图协调生活的现实和他们对生活理当怎样的愿景时，艺术就出现在人类历史上。这表明，他们曾经产生过生活理当怎样的愿景，一个象征性建构的世界愿景。它们是不同层次的意图性思维：有的人希望其他人知道他们知道生活并不如他们所期待。艺术标志了文化的出现。

请记住，文化力量根植于我们的大脑。它通过遗传变异而出现，尽管我们对具体的变异知之甚少。但是，正因为是变异，茫茫人海之中可能只有一人拥有。想象一下，你就是那个人，唯一一个能听到风中音乐的人，能在野草之中看到天鹅的人，能思考编织袋和贝壳或者岩石上的交叉纹的人。你无法向他人剖白自己，甚至无法自我剖析。这可能就是少年人最痛苦的梦魇：你真的与众不同，但却无人理解。

我们知道，20万年前，人类已经能够理解技术。他们能够用刺槐树胶提炼的胶水，将细石器、小石刃装到木柄或者骨柄上。那些已经拥有运用这些技术的能力，天生就是“超级符号手”和“艺术家”的古人类精妙地操控物质，试图调和他们所理解的和实际经历的世界。

回到我们自身，问题可能是为什么有些最早的“象征”行为证据采取了用于文身或者体绘的颜料和贝珠？在南非，至少7万年前，有人将赭石（一种水合氧化铁自然颜料）磨成红色粉末。也许这只是制造用于将石器黏合到木柄上的胶泥，但是，在南非海岸边的布隆伯斯洞穴（Blombos Cave）中，一小块赭石上有一系列的X形刻纹。X的顶端、中部和底边都以水平线相连^[13]。同时，南非的其他人在鸵鸟蛋壳上刻画了简单的阶梯状纹样^[14]。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海贝珠距今8万年，南非的则有7.5万年，而近东的可能早到10万年前^[15]。(https://www.daowen.com)

面对第一个佩戴贝壳项链或者脸上和胸前绘满红线的人时，其他古人类将会怎样反应？困惑，崩溃，还是着迷？我想，应该是着迷吧。因为我既知道故事的结局，也知道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是如何对待离奇之物的。有些灵长类动物学家将动敏式小型相机绑缚树上，可以不动声色地观察黑猩猩的行为。但是，黑猩猩很好奇，很多有趣的底片显示黑猩猩嗅它、拨弄它、仔细检查它，甚至冲它“扮鬼脸”。当研究者为它们打扮或者穿上衣服时，黑猩猩也是如此反应。智力上，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人类远远超出黑猩猩，我猜想，暂且不论其他，仅从技术视角看，他们对新生事物也抱有好奇心。

因此，珠子和颜料可以按照进化理论的鲍德温效应（Baldwin effect）^[16]过程传播开去。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显然是优秀的社会学习者——他们的技术即是明证。如果古人类发现珠子和身体上的颜料吸引眼球，可能导致更多的求偶成功和食物共享，有人就会采纳这种方式，即使他们并没有最初激发这种行为的基因特征。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获得与“象征”行为最初出现相关的基因，即使频率很低，也能代代相传。选择可能不会积极强化特征，但也不会抵制它。

你也许认为，我上文描述的艺术是无足轻重的。难道我们不能期待有人具有创造艺术的能力，正如我们在法国和西班牙的山洞里看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5万～1.2万年前）岩画——绘制了野牛、马，令你瞠目结舌！也许……如果没有艺术传统，没有理解这种努力的群体，或者必要的工具和材料还在襁褓之中的话，艺术家们还能创造什么？也许在布隆伯斯洞穴里小块赭石上留名的就是米开朗琪罗，如此简单刻画就是那个时代可以掌控的传统和技术的全部！

20万年之后，至少部分人拥有文化的智力能力，能够用于制造生活的象征性结构。离奇的是，珠子和颜料出现于8万年前，但是，非但没有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日渐常见，反倒是到6.5万年前后，象征性活动的证据齐齐消失，直到距今5万年前才重新浮现。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们并不知道。一个假设是在距今7.4万年前，苏门答腊岛多巴火山爆发（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火山爆发之一）引发的“核冬天”中，人类几乎濒于灭绝^[17]。从全球基因资料的分布逆推，有些基因学家推定，人类在大约7万年前几乎陷于灭绝^[18]。事实上，如果繁殖种群如同研究推算的那么微小的话，人类当时的确就在灭绝边缘上。如此稀少的人口意味着更少的“超级符号手”，不足以创造新的观念，更少的人会传承新特征。人口稀少的情况下，绝佳观念就像一件任意生产的产品一样，无法代代相传。

不过，人口终于复原，稳步增长，扩散到非洲、欧洲和亚洲，最终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现代人类——智人，取代了（至少尼安德特人部分被同化了）此前走出非洲的人类的后裔。到4万年前，古人类不再仅仅是聪慧异常的猿；他们已经是人。

最引人注目的表现是上文提及的绘于欧洲洞穴之中、始于4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岩画艺术。在大多数时候，艺术家描绘他们世界里的动物：野牛、熊、狮子、猛犸象、犀牛和马，以及抽象的点、交叉线、彩虹形拱线（奇怪的是，很少有人像）。艺术有时深藏在洞穴深处，特别是在仅靠手持油灯或者火把照亮前路时，更难以企及。这里也有骨质、角质和象牙质（毫无疑问，还有木质，但是木头难以保存完好）雕刻。

人类学家戴维·刘易斯-威廉斯（David Lewis-Williams）提出，洞穴里绘制的形象是萨满在睡梦或者出神时见到的^[19]。萨满将睡梦和出神视为与逝者或者神祇沟通的方式。精神性药物、睡眠不足或者精疲力竭（比如，通过舞蹈）都可以导致出神。有趣的是，无论采用什么方法，也无论出自什么文化，萨满都会经历相同的出神三阶段。第一个阶段里，萨满看到特定的形状，包括彩虹、点、交叉线和方形。在第二个阶段，萨满看到这些抽象元素附着在日常生活中的物质上，比如动物。在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最深入的阶段，萨满感觉自身也卷入到黑色旋涡之中，他们无法分辨自身和镜像。他们成为幻觉的一部分。

图4-2　从南非品尼高峰洞穴之一向外眺视。距今17万～4万年的石器时代中期，有人居住于此。发现于洞穴中的文化能力证据有助于标明第二次开始。（Robert Kelly摄）

出自不同文化的现代萨满将出神的最深入阶段描述成为“死亡”，或者向“另一边”移动。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萨满看来，洞穴最深端就是复制出神经历，寻求另一种生存之处。因此，他们需要思索另一面。也许，他们认为，自身的日常生活不过是“真实”世界的投影，而“真实”世界只存在于临时的睡梦和出神、永久的死亡里。岩画艺术表明，在洞穴壁面绘制野牛、狮子和猛犸象的艺术家生活的世界里，不仅有食物、住所和繁衍，也有灵魂、祖先和“他世”。简而言之，这是一个象征性建构的世界。

早期人类已经完全胜任谈论技术、制作珠链、追踪猎物和挖掘根茎。我不太确信，他们能否谈论死后生活、人生意义、熊是否就是人、去世的祖先会如何思考某些行径或者星星是否是逝者赶往另一个世界途中的营火。但是，洞穴艺术表明，至迟在4万年前，人类以显著的人类的方式沟通，确凿无疑地运用了暗喻和类比。这就是文明的明证。

还有文化能力的其他证据吗？记住，文化是由一群人共享的一系列观念和信仰。它将导致男女应该如何做、如何哺育儿童、祖先是否重要、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应该如何对待年长者、如何处罚犯错者、旁边山谷的人们为啥看起来怪怪的等等观念。这些观念结合起来，要求至少三到四个层面的意向性：我知道你知道我们都同意什么是得体的行为，我们知道远方的人们也知晓这些。这种能力在被我们归入“宗教”的行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人类进化中，我们何时发现宗教的证据呢？

宗教的起源是人类学上另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些科学家采纳了进化主义立场^[20]。为什么我们会如此思考宗教？与语言同理，这是进化的产物：它无处不在。任何人可能反对宗教，但是所有的文化都包含宗教思想（即使遭到政府禁止）。也许超出其他任何行为，宗教要求四个层次的意向性：我知道你知道我们共同理解神祇认为我们应该按照特定方式行动。这是如何出现的？

有人在黑猩猩身上寻求灵感。他们发现，当雄性黑猩猩听到雷声或者见到轰鸣的瀑布时，很少会“狂怒”。但是独处的人却会，这意味着这并不是向同胞展示无惧，而是对某些伟大的“表现”的回应。我无意于将任何人的宗教比作黑猩猩在瀑布前挥舞树枝。这种行为的重要性在于，它表明古人类已经拥有某种与进化相适应的认知形式。

认知能力之一是“施动者侦测策略”，即允许我们领会其他行为者的意图的能力。作为社会性动物，我们的目标是理解这些意图是什么：他人是否对我们友善？他们愤怒、沮丧抑或危险？这是群居生活的关键能力。

但是，认知能力的差别可能让某些人拥有更深邃的施动者侦测能力，将有意图的行为的能力赋予瀑布、雷电或者树木等等。他们可以将某种看似在动的物体（比如滑坡的山地），或者技术中的可用之材（比如一枚可以加工成工具的角岩鹅卵石）视为施动者。黑猩猩之中，只有罕见例外者才能被瀑布或者闪电打动，（按照黑猩猩的方式）思索如此轰鸣的瀑布或者闪电意欲何为。

有的心理学家称，儿童是“万物有灵论者”，因为当他们获得三个层面的意图性时，他们认识到他者有行为，行为背后有思想。他们认识到，思想独立于身体，因此好奇，当身体不复存在时，思想去哪里了？如果祖母的思想不在她的身体之中，当她的身体不复存在时，思想去哪里了？这样，当说到“祖母真正最重要的部分永远存在，只是去往别处”时，或许感到既听之合理，又慰藉人心。

知晓宗教何时出现于人类进化，意味着拥有在考古学记录中寻踪觅迹的方法。尽管宗教的表面结构千变万化，但是和语言一样，它们包含了类似的结构元素。其中之一是对世俗生死之外还有存在，而死亡不过是通向另一种存在的门槛的信仰。这造就了有意识的殡葬仪式，既是将一个人送往另一个世界的告别，也是宗教实践的关键部分。仪式的便利一面是常常留下物质痕迹，令考古学家们颇感欣慰。

墓葬仪式是何时出现的？早期古人类——比如，南方古猿——的众多遗存发现于被考古学家称为的次生埋藏之中，比如河流堆积；这些遗存并不在原本埋藏之地，所以我们无法指望找到墓葬仪式的证据。

但是，我们进化过程中的最近亲——黑猩猩可能提供一些线索^[21]。黑猩猩常常因同伴的去世而黯然、困惑和悲伤。黑猩猩可能目睹同伴爬上高枝玩耍，但是当它坠下枝头，不再动弹时，它想做什么？有的雌性黑猩猩会背负着死亡的幼崽长达数周，直至它身体腐烂分解。其他的则拨弄死者的身体，吸嗅，举起毫无生息的手。有时，它们会将尸体拖入深草之中，可能这就是它们的墓葬“仪式”，或者它们只是想移开困惑之源。在任何情况下，考古学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在对待死者上，南方古猿和早期人类显著不同于今天的黑猩猩。

图4-3　南非斯埠都洞穴，中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家在此发现第二次开始的证据，文化能力的源起。（Robert Kelly摄）

我们有更好的尼安德特人的证据（尼安德特人使用有利于保存的洞穴）。有的尼安德特人埋葬在浅坑里，而墓葬仪式的证据却不足^[22]。伊拉克沙尼达尔洞穴（Shanidar Cave）一处墓葬中有不同鲜花的花粉，表明整把花束被放置在墓葬上。但是，这是一个悲伤的尼安德特人放置的吗？也许，但我们不能排除花束实际上是啮齿动物（波斯沙鼠）带来的。沙鼠发现，墓葬上的松软土壤是挖掘地道、存储食物的好地方。花头束实际上就是沙鼠的食物。考古学有时真令人失望！

到5万～4万年前，墓葬仪式的证据就确定无疑了：智人按照统一的、毫无疑问符合文化规范的方式（比如，侧身屈肢葬）埋葬死者，有时，尸体上覆盖红色赭石粉末，随葬工具、个人用品和食物。尽管有的墓葬里没有任何随葬物品，我们仍然有信心假设，没有发现随葬品的墓葬是由于保存不善造成的（或者，可能真的无人喜欢逝者）。因此，作为对逝后生活的信仰、宗教和文化的标志，人类墓葬仪式的完美证据出现于距今5万年前。与此同时，艺术广为人知。

人类的文化能力导致若干能力都在距今20万～5万年间出现。在进化的长河里，这不过是沧海一粟。为什么文化能力瞬间所向披靡呢？

我们假定文化是适应性的。因此，我们相信，对世界的“意义”的共识必将使有文化能力的古人类比缺乏文化能力的古人类获得更高的繁衍适应性。

真正奏效的是集体层面而非个人层面的选择过程。文化创造了集体，因为共享世界观的人们物以类聚。在判断其他人是否如你一般看待世界，因而是否值得信任上，信仰就是试金石。如果有人与你一样操同样的语言，用同样的方式分享肉食，欣赏同样的音乐，共享宗教，你可能更倾向于相信，他或者她会愿意按照你认为公平（也就是有利）的方式参加互利互惠的生活。换言之，文化是合作关系的利器。

作为合作的工具，文化有何长处呢？

这是个事实：文化同时按照个人方式和非个人方式制造与他人的关系。任何有过海外旅行经历的人都知道，旅居海外者之间，哪怕是萍水相逢，也存在同胞之爱。在异文化和异语言环境中工作是折磨人的，遇见同胞往往是一种纾解，因为那是你可以轻易、快速交谈的人，他的每个动作和姿态都是你所熟悉，而且易于正确把握的。

文化也可以制造非个人式关系。让我们想象一下，一个冈温古男人正在分割袋鼠。他给自己留了太多的肉，而给岳母的却不足。他的岳母无须跳出来捍卫自己，其他人就可能指出，她被愚弄了。这并不是那个人为岳母出头抱怨。那人只是指出，有人破坏了规则，他做事不公，这绝非冈温古人的行事之道。与其说这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挑战，不如说，这是一个人提醒另一个人（以及所有在场者），正当的冈温古人，或者说，正当的人该如何行事。如果分肉者执意吝啬，他将付出社会性代价，因为即使那些冷眼旁观者也知道，此人不是个得体的冈温古人，不值得信任，也不值得与之分享。

由于根深蒂固，文化规范成为他们自身的警察。我们中多少人受到过做坏事的诱惑，但因为听到我们脑后的微弱之声而没有最终屈服。我们避免打乱文化规范，因为就像克里族猎人托马斯一样，我们感到“哀莫大于心死”。战场上，人们冒死拯救同伴。当被问及为何如此做时，他们常常说，不能独自苟活——因此，有何损失可言？这就是文化在起作用，语言支持文化。我不必亲眼看见一个冈温古人猎人的吝啬，因为传言就能让他的恶行广为人知，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在语言的帮助下，文化是强化合作的低成本方式。

合作者则善有善报。让我们回到对分享的讨论。你既可以强拗肉食，也可以“慷慨”让出。这既有利于那些受食者，也有利于予食者。收集了六个现代觅食者社会的资料后，人类学家埃里克·史密斯（Eric Smith）发现，优秀又慷慨的猎手比拙劣的猎手（因此也缺乏可供慷慨分配的资源）拥有更多的后裔^[23]。优秀的猎手显然可以更好抚育后代。然而，史密斯也发现，慷慨的猎手有望早婚，吸引拥有与之匹配的猎食能力的妻子。他们的慷慨惠及帮助他们照看子女的人们，并缔结同盟。年迈之时，慷慨之人会被乐于助人的亲友环绕^[24]。

慷慨的猎手和他身边的人们互惠互利。我们曾经经历的自私和无私之间的拔河比赛表明，我们可以计算两者的得失。自私行径自有好处，但是在文化环境中，无私行为也是如此。

如果文化的力量允许创造象征性建构的宇宙，如果人类能够看到慷慨有利，慷慨就会得到文化强化，而更为常见。优秀猎手拥有高度繁殖适应性，围绕在他身边的人们也会如此，通过文化，他们创造了确保慷慨的方式。就这样，古人类的文化群体可以战胜没有文化的对手。

非洲某地，也许是大陆南缘的洞穴里，在20万～5万年之间，第二次开始，也就是文化初现，发生了。安坐在历史长河中的鸟瞰位置上，你会注意到两点。第一，在广袤的空间和时间里，技术不再是一成不变的。不，现在，它变化得更快，在不同的环境里涌现出不同风格和类型的工具。没有任何一种技术可以覆盖奥杜威或者阿舍利工具的全部时空范畴。看起来，技术适应特定环境的特定要求，不过，有些差异不过是风格问题而已。你目睹了区域文化的发展，每个都有独特的制作工具、讲故事、分享食物、婚姻、崇拜和墓葬的方式。智人涉足之处皆可见到。这是文化多元的证据，没有文化的能力，永不会发生。

站在更新世时代门槛的古人类还不懂得如何欣赏一道闪耀的晚霞，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即将抵御暗黑长夜的信号。他们也不会被短短俳句打动，看到爱德华·霍普（Edward Hopper）的《夜鹰》（Night Hawks）^[25]时不会感到孤独，也不会为鲍勃·迪伦或者皮特·西格的抗争之曲而动容。但是，可能在距今20万年后的某个时刻，到距今5万年前已笃定无疑，我们成为有能力做所有一切的人类。300万年前的万物之道，与5万年前截然不同。变化越多，将引发越多的变化。这个进程永不止步。

【注释】

[1]过去30年来，现代人类起源一直是激辩主题。参见Brauer（2014）和String（2014）。在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和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类的差异上存在争议。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可以追溯到16万年前的非洲。这个时代的骨骼遗存被称为“早期智人”，因为他们的头骨和直立人差异明显，但与现代人类又有不同，因此将他们称为“智人”。不过，距今20万年以内的化石人种与现代人类已经高度近似，可以被归人现代人类。

[2]Mithen（1996）.

[3]参见Kaminski（2014）。只有人类才能知晓他人的想法是否错误或者与事实冲突（例如，我们可以识破谎言和骗局）。

[4]Dunbar（2003）.

[5]布罗卡氏区（Broca's area），又称布罗卡氏中枢、布罗卡氏回，即人类大脑的运动性言语中枢。——编者注

[6]Steele，Ferrari and Fogassi（2012）；Sout and Chaminade（2012）.

[7]Barham（2013）；Ambrose（2010）；Wadley（2013）.

[8]Leacock（1969）.

[9]Howell（2010）.祖人有时又被称为昆人，或者更为常见地被称为布须曼人。他们操“搭嘴音语”，Ju/'hoansi中的/和！Kung中的！指不同的搭嘴音，’是语言学家所说的喉塞音，大约一毫秒的顿音。看看滑稽电影《上帝也疯狂》，你可以听到这种语言。

[10]Altman（1987）.

[11]Stiner，Gopher and Barkai（2011）；Stiner（2013）.

[12]皮特·西格（Pete Seeger，1919—2014），美国民歌歌唱家，以歌唱世界大同、和平、爱情主题的歌曲闻名。他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致力于促进社会公正、言论自由和环境保护。——编者注

[13]Henshilwood，d'Errico and Watts（2009）.

[14]Texier et al（2010）.

[15]参见Stiner（2014）。有趣的是，欧洲很少见到与尼安德特人相关的“艺术”范例（这是因为尼安德特人本就没有艺术，还是保存条件不佳造成的尚存在争议）。印度尼西亚19世纪发掘出土的50万年前的贝壳表面有数道刻意划痕，参见Joordens et al.（2015）。

[16]鲍德温效应（Baldwin effect）是指没有任何基因信息基础的人类行为方式和习惯，经过许多代人的传播，最终进化为具有基因信息基础的行为习惯的现象。该效应首先由詹姆斯·鲍德温在1896年的论文《一个进化新因素》中提出。——编者注

[17]Ambrose（2003）.

[18]Harpending and Rogers（2000）；Li and Durbin（2011）.注意这是扰乱因素众多，众说纷纭的领域。

[19]Lewis-Williams（2002）.

[20]Dennett（2006）；Boyer（2001）；Boyer and Bergstrom（2008）；Atran（2002）；Dawkins（2006）.有些科学家急切地想让读者知道他们的无神论者身份，以及通过推论得到现在的立场：如果宗教可以通过进化予以解释，就没有必要添加神学。可能的确如此吧，但是我不满意这种逻辑。通过证明进化可以解释宗教，我们就以符合逻辑的方式将神学拒之门外，我们的确没有必要将神学排除出去。我不拟详细阐述，仅想说明，我并非无神论者（完全公开：我是巴哈伊教教徒），但是我认同从自然选择中产生的宗教的能力。

[21]Pettitt（2013）.

[22]Gargett et al（1989）；Sommer（1999）.这也是具有高度争议性的议题，参见Zihao（2015）。

[23]Smith（2004）.

[24]Wiessner（2002）.

[25]爱德华·霍普（1882—1967），美国画家，以描绘寂寥的美国当代生活风景闻名。《夜鹰》是其代表作品之一，画中有几位孤独的顾客坐在某个城中24小时营业的餐馆里，日光灯非常明亮，外面街道上有大块玻璃窗所投出来的光影，上方阴暗，看得出是午夜时分，画正中背对观众的顾客，坐在吧台前的圆凳上，使人好奇：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这些顾客孤零零地坐在餐馆里。——编者注

第4章 珍珠和故事：文化的开始

第4章　珍珠和故事：文化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