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虽说是量子层面上的运动，但仍可以对其进行测定并用一定的函数将其定型化。但此函数正由于不确定性的缘故，性质已经和经典力学的运动方程大不一样，采取了“概率函数”的形式。

我们在此留意到的是该函数的性质，以及其中表现出来的本体论上的意义。假设在某个时刻观测一个电子。因为位置和运动量有不确定的幅度，所以无法精确地算定其一秒后（一般地说t秒后）所在的位置。但是可以划出它存在于哪个范围内。当然，即使是在一定范围内，电子存在于各个地方的概率也不尽相等。存在于某部分（如该范围的中心区域）的概率大，而存在于其他部分的概率小。继时性地表示该存在概率分布的概率函数是可以建立的。——到此为止，从经典的立场来看也是被承认的，问题是怎么来解释该概率函数。

在经典的理解中，“电子在时刻t的位置，客观上应该是确定的一点，但遗憾的是，由于我们人类的认识是有限的，所以目前只能以存在概率的分布这一形式来认识”。这里包含了下列意思：客观上电子具有用经典力学方程可以表示的线性的确定性，只是主观上具有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具有不确定性的仅仅是认识的一方。这是多么具有“良知”的说法，起码世人比较容易相信。

量子力学“正统”的哥本哈根学派没有采用上述的常识性解释。他们不是在客观事实和主观认识这一二元性模式的基础上发表不同意见——即没有狡辩说用概率函数表示的情况就是“客观事实”——而是从本体论—认识论上重新审视了客观事实原本为何物、观测认识原本为何物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扬弃”了该二元性模式、主观—客观图式。

当然，哥本哈根学派并非从一开始就重视“哲学性”论述。这些物理学者之所以抛弃近代科学构想中的“良知”，而发表“哲学性”的意见，是迫于物理学中产生的严重问题。(https://www.daowen.com)

这个问题与粒子性和波动性的矛盾统一有关。如果想要确定t秒后电子的位置，再进行一次观测就行了。通过t秒后的第二次观测，可以在某个被限定的位置上找出电子。这样一来，有以下的想法也是理所当然，即，虽然伴有若干不确定的幅度，但因为在第二次观测时电子所占位置是一个点，所以在过去的t秒内，电子并不是像概率函数表现的那样“扩展”到“模糊的场所”，而是在任何瞬间都以粒子形式存在于某个局部。但大家知道，电子也表现出回旋和干涉等波动性现象，换言之，电子（通常称为物质粒子）同时也是“波动”。然而，正是那个概率函数以概率波的方式解释了表示这个波动的方程。这样，片面强调粒子性，乃至拟实体地表现波动，说概率函数仅仅表现了认识的不确定等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我觉得概率波在观测时会收束一事——即使无法否定观测的确是观测者和观测手段之间现实的相互作用，对象通过观测会改变——有点牵强附会。（莱宁格的“有否定结果的实验”的问题这里不予论述）。不过，位置和运动量、能量和时间的不能同时确定原本不是产生自把电子（普遍地说，物质）看成粒子性存在一事的悖论吗？当然，不能简单地说不确定性就来自于“波动”性的存在，重新讨论的是被看成具有位置和运动量的“实体”的某种东西在本体论上的性质。海森堡援引亚里士多德的例子所说的可能态即使是比喻，将其定位于观测中的现实的“能知的所知—所知的能知”，超越近代哲学的主观-客观图式确实是很重要的。

这样，将不确定性单单看成认识的不确定（无知）是不行的。而且，也不能说它是独立于观测认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本身的不确定性。它是作为一体性存在的观测这一“能知的所知—所知的能知”所固有的。——在经典的理解中，所谓观测认识就是把握对象本身的自然状态。换言之，其中是做了如下假定的，即，观测者一方（不仅是意识，还包括一定的观测手段）的“干扰性影响”在原理上是可以消除的，“搅乱的误差”是可以酌情去除、补正的。但是，比如用电子显微镜观察某微粒子时，看到的（Vorkommen）是电子和微粒子正在“冲突”的一个瞬间状态，微粒子本身自在之时的状态在理论上是观察不到的。看到的总是“认识的一方”（能知）和“被认识的一方”（所知）合为一体的状态。所谓观测，就是这种“能知的所知—所知的能知”的表现，这里看到的不是单纯的对象的所知，也不是单纯的认识的能知。玻尔说过“我们不仅是观众，而总是共同表演者”，海森堡也说“自然图景不是自然本身的图像，而是相对于自然的我们的关系的图像”，想必就是因为上述原因。

这原本就不是量子层面上的特殊现象，而是一般情况下对象认识、认识对象构造的现实状态，尽管人们以前被蒙住了眼睛。量子力学迫于认识这一真相的需要，才走到了谋求近代科学的认识观、本体论的变革的这一步。超越主观—客观图式在现实和实践中的必要性在“科学研究的最前线”被具体地提了出来，对于这一事实我们必须充分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