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特利奇经典版序言

本书是20世纪最容易被误解和歪曲的著作之一：书中的观点强而有力，对传统假设和既得利益有非常大的破坏性，以至于很多读者刚拿起书还没来得及翻开看里面的内容，就被他们自己幻想出来的内容激怒了。本书于1964年首次出版，它向多年以来智识方面的低劣水平和不诚实态度提出了挑战。而它的再次出版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这个挑战至今仍未解决。

近几十年来，人们已经改变了对我们所说的“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的态度，但我们在此不打算质疑这个词本身。维多利亚时期建造的大医院已经关闭。外在状况的变化未能相应地引起智识方面的改变：公众和专业认识的自满使得许多陈旧的假设仍然存在，而且没有人去检验这些假设的有效性。现在，一个庞大且利润丰厚的行业正在出售各种治疗我们所定义的“精神疾病”（mental illness）的药物，据说，这种疾病几乎已经发展到了流行病的程度。随着精神疾病的边界变得越来越宽广，越来越多的资源承诺可以对它进行有效的治疗，而倾听本书中女性的声音、思考人们何以认为她们需要治疗以及她们到底“病”在哪里，成了一件略显凄凉但却能起到澄清作用的事情。

本书内容精选于对十一名精神病患者及其家人的访谈录音。这十一名患者都是曾接受住院治疗或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女性。为了保护她们的隐私，本书采用了化名，对她们的身份也一直保密。本书背后的研究开始于1958年，当时，亚伦·埃斯特森先后在两家精神病院工作（本研究中称这两家医院为“东部医院”和“西部医院”）。他单独访谈了精神病患者，并对她们的亲属进行了不同组合的访谈。他的同事——精神病学家R.D.莱因旁听了对每一个家庭的访谈，之后，莱因和埃斯特森就录音和笔录的内容展开讨论，形成了最后的文本。文本让大家看到的内容显然比录音材料告诉我们的要少。但它足以让我们意识到每一个家庭中存在的紧张、冲突和误解。我们看到了一个家庭是怎样逐渐相信某个家人生病了的。我们听到了导致患者住院的危机；住院的女性患者亲自告诉我们究竟发生了什么。

围绕莱因和埃斯特森研究工作的争论，一直被一个基本的误解困扰着。在本书中，他们并没有像人们常认为的那样，说父母或家庭会导致孩子精神分裂。他们提出，“精神分裂症”可能并不存在——这是一个更为激进的观点，一个他们正逐渐达成的观点。他们并没有否认疯狂（madness）本身的现实性。作为临床医生，他们经常看到，患者似乎因痛苦而崩溃。但他们提出了疑问：这些特定患者的行为和言语是否构成了“疯狂”？如果是，那是否意味着可以将这种疯狂界定为一种临床实体，并给它贴上“精神分裂症”的标签？他们问道：根据患者的情况和生活背景是不是可以比人们通常想象的更容易理解其行为和言语？

在当时的临床实践中，不言而喻的做法是不“和精神病患者交谈”。当时的临床医生认为，如果跟精神病患者交谈，那就等于鼓励他们的妄想。随之而来的是：他们也不听患者说了什么。医生和护士去听患有思维障碍的病人漫无边际的话语有什么意义？于是，患者就被困在了一个恶性循环的陷阱里——他们表现出了某些症状：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患有精神分裂症。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患有“精神分裂症”呢？因为他们表现出了这些症状。这种解释实际上根本不是解释，它假定存在一种类似于身体状况但没有任何体征的疾病。然而，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使用“精神分裂症”这个词都是很常见的事，就好像它有如一条断了的腿一样可以被清楚地观察到。在诊断过程中，医生会解读患者的过往经历，从中寻找线索；更险恶的是，他们还会将患者过往的叛逆行为或反抗行为看成是疾病的前奏。一旦诊断结果出来，患者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变得无效，因为他们认为这每一句话都是疾病的产物。家人、护士、医生——都出于好意——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患者疯了；无论她表现出怎样惊人的疯狂状态，都可能会被视为一种计策或诡计，而如果她抗拒治疗，那就表明她不了解自己的病情。她掉进了陷阱之中。

莱因和埃斯特森的突破很简单：决定听听患者及其家人对彼此的看法。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故事，通过这样一种明确的叙事，他们便可以确认权威在哪里、谁扮演什么角色、谁支持、谁服从、谁掌握关于过去的关键信息。通过这个故事，他们向外界展示了自己——不只是一个个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个体，还包括他们所拥有的共同生活。在这里，接受研究的家庭都讲述了一个不断变化且充满了内部矛盾的故事。录音和笔录揭示了各种言语和行为的模式，这些模式构成了莱因和埃斯特森所说的“神秘化”（mystification）。

我们经常听到父母和兄弟姐妹说谎，而当患者不再相信他们时，他们会变得非常愤怒，还说患者不相信他们是一种病。我们见证了各种侵犯和控制的企图——告诉患者她的想法是什么、她的感受是什么、她是怎样的一个人：为患者选择角色，而如果她不同意，就会惩罚她。这些家庭中的很多人都有秘密，并长期为此感到羞耻。他们生活在恐惧之中，生怕保护他们的那个故事发生崩塌。他们把自己隐藏了起来；真相也就被包裹、隐藏、伪装了起来。面对着不断变化的说法，这些家庭中的女儿们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不知道该相信谁，也不再相信她们自己的感官所感觉到的证据。患者常常感觉受到了威胁——但她不能指责那些让她感到害怕的家人，因为他们爱她。而怀疑家人到底爱不爱她是一件很邪恶或病态的事情，不是吗？鲁比·伊登（Ruby Eden）“疯了”，因为她听到有人叫她荡妇、妓女。这是她的家人对她的真实看法——但面对她，他们否认说过这样的话，或者否认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在一片无声的指责中，鲁比开始不吃饭、不说话。她再也不知道该如何生活或如何活下去了。

这些病例中的患者并不是无辜的受害者。她们的家人都以不同程度的正当理由认为，她们具有破坏性或自我毁灭性，而住院治疗是唯一能够帮到她们的途径。本书作者认识到，其他家庭成员也深陷自身困境、深植于他们自己的故事之中难以自拔。他们并非邪恶之人——而只是普通人，是总的来说尽了最大努力的普通人。尽管笔录内容有时候会让你觉得他们是有意识的伪善之人或缺乏自我意志的人，以至于你很想说，“听听你自己说的都是些什么话！”，但问题的关键还要重复一遍：这些家庭并没有因为导致了疯狂而受到指责；正在面对挑战的是对疯狂的归因。患者的困惑、她所谓的思维障碍、她的情绪过度或情感上的退缩——所有这些都可以被看成她挣扎的证据：她试图生活在悖论之中，试图找到一种将炮轰她的所有矛盾都包含其中的有用现实。她的努力看起来就像是溺水之人的乱抓乱拍。这些努力没有效果，但看起来却很可怕。其实，她们的努力是有目的的，只是看起来有些随意和野蛮，而且可能会适得其反。不过，说她们是“疯子”事实上是在分散人们的注意力。(https://www.daowen.com)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都熟悉笔录内容所解释的机制和策略。这才是重点；很多家庭都是这么做的。如果家人之间沟通不畅，互相操控，就会形成小团体，挑选出受害者；当这个家庭面对外界时，一家人会团结在一起，但常常会出现一个“薄弱环节”，这个薄弱环节会吸引外界的注意力，从而揭示事情的真相。这些机制的存在本身并不意味着它们是病理现象。但在某些情况下，这个“薄弱环节”变成了一名患者。某个人被选为牺牲品：不是有意识地被选，而是被推选为牺牲品。那为什么是这个人，而不是另一个人呢？工薪阶层的疯狂通常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怪癖。本研究中的女性——其中有几个还只有十几岁——没有多少经济实力，但家人却把她们想象成是性方面的定时炸弹，认为一旦给她们自由，她们可能就会在错的时间和错的男人生孩子。这些家庭中通常存在性方面的紧张关系和秘密，现在，我们扪心自问一下：相比于被误解和道德胁迫，这些女人中是否有人遭到了公然的虐待？你怎么谈论这些事情？谁会听？普通的语言肯定不行。但当一个人的理智（sanity）受到质疑时，隐喻（metaphor）就成了一个雷区。遭受痛苦折磨的人很容易因诊断医生说话直截了当而受到伤害，这些诊断医生很快就会把比喻性的语言转化成妄想的证据，并把符号当成症状。

他们在审视患者的生活时发现，她的家人往往认为：她是一个顺从的人，但已经变得很不合作；一个墨守成规的人，但已经变得极为古怪；一个好人，但已经变坏。从“坏”到“疯”的转变往往会让所有人都松一口气。如果你像很多人一样相信疯狂是遗传因素或生物化学因素导致的，那么，诊断就不必为此负责，也不会遭人指责。它为家庭叙事增添了另一层内容，并提出了如何应对这个令人不安的人所造成的威胁。玛丽·欧文（Mary Irwin）的母亲说：“我必须认为她是生病了，否则我受不了。”（本书边码第198页）诊断指向了一个行动过程。分类之后便是治疗。在本书描述的病例中，诊断有可能导致终生背负耻辱和障碍。

现在，19世纪的医院已被拆除或改建成了优雅的公寓，人们很容易忘记旧体制的规模和范围。医院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是很常见的事情；几年之后，治愈的观念被人们摒弃，患者被送入收容机构，其家人则继续生活。新的药物似乎有望治愈疾病，但有时会使患者身体不适，对神经系统的损害也会持续很多年。本研究中的一些女性患者已在医院待了多年。其他患者则似乎把疯狂当成了一件正事来做。访谈的目的很纯粹，就是为了研究。但直到今天仍在追踪患者家庭的安东尼·斯塔德伦（Anthony Stadlen）报告说，在描述的前三个病例中，这些女性患者出院后没有再次回到医院。2015年，克莱尔·丘奇（Claire Church）91岁，她在去世前对他说：“我充分利用了每一分钟。”

在《春天的叶子》（The Leaves of Spring）一书中，埃斯特森扩展了“萨拉·丹齐格”（Sarah Danzig）故事的一些情节。这是一部值得学习的作品，体现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同理心。鲁比·伊登（她后来也生活得很好）记得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他很善良，愿意听我诉说，也理解我”。但在西部医院，由于院方不赞成他的工作，他的任命被终止，而他的成就也被掩盖在了合著者的名声之下。阻碍人们认可R.D.莱因思想的，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反主流文化运动中的地位，而不是他的个性。他最有名的著作是《分裂的自我》（Divided Self），于1959年首次出版。此时，莱因尽管发表了具有革命性的观点，但他接受了精神分裂症的存在。后来，随着经验的丰富，他和埃斯特森都改变了立场。但通常情况下，不仅莱因的敌人没有注意到这些细微之处，他的崇拜者也没有注意到。20世纪60年代末，当《分裂的自我》平装版广泛流行时，它成了激进时尚家具装饰的一部分。莱因浮夸的风格注定了他不仅会受人崇拜，也会遭人辱骂，但他作品推广的密度和难度意味着公众的粗制滥造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理智、疯狂与家庭》一书传达的信息消失在了喧嚣之中，十一个弱小的声音被淹没在了愤慨的哀号声中。《分裂的自我》无疑是一本买的比读的多、读的比理解的多的书。《理智、疯狂与家庭》也是如此。许多没有读过这本书的人也可以毫无障碍地就作者说了什么、作者犯了怎样的错误发表权威性的言论。该书的中心论点被弄模糊或忽略了。

这本书为什么在今天变得很重要了呢？家庭生活的性质已经改变了，我们对待所谓“精神病患”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随着连续几代抗精神病药物的开发，大多数患者显然不需要监禁。这是安全的做法，而且人们相信，这样做最有助于精神病患者返回家中。20世纪80年代，医院开始关闭，“社区护理”（care in the community）取而代之，监狱和慈善机构则成了收容无家可归者的地方。医院的关闭广受欢迎：这是自由精神的体现，还可以轻松地节省资金。同时，对“精神分裂症”也有了不同的解释。有一些古老的解释借用了自然科学（hard science）的权威观点，认为：精神分裂症的原因是遗传性的，或者说是生物化学的。而新的解释认为：精神分裂症的原因不仅在于家庭内的互动，还在于社会剥夺、文化断层、个人创伤以及集体创伤的复杂的交织模式。但莱因和埃斯特森所说的“合理的问题”（reasonable question，第二版前言）却被遗忘了。当一名患者被贴上“精神分裂症”的标签时，他们的言行是疾病的无意义产物——还是从他们所处的环境考虑，他们的言行是可以理解的？

阅读本书的思想开放的读者很可能认为他们是可以理解的。但将“精神分裂症”作为一种临床实体的做法仍然被人们广泛接受。虽然我们有治疗它的药物或方法，但就一定有这样一种疾病吗？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些疾病被发现、命名、分类、治疗，然后从正典中被删除；它们是人为的事实，是建构的产物，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消失。同性恋就曾被称为一种精神疾病。奴隶从奴隶主手里逃跑的倾向也是如此。在精神分裂症的前面曾有一个世界，或许有一天，这个词也将会过时。

该研究是一项倾听与思考的练习。正如作者（在第二版前言中）所说，这不是一本关于“精神疾病”的书。它是一本关于如何“为人”（being human）的书：我们如何珍惜和贬低对方，如何试图保护对方，有时候在这个过程中又如何伤害对方。也就是说，这是一本关于以下内容的书：爱和恐惧的机制，以及个体为了治愈而表现出的勇敢、坚持和努力，而这些在过程之外的人看来却像是崩溃。偏见、恐惧和根深蒂固的兴趣不利于接受这本书。但本书所关注内容的活力和紧迫性并没有减弱。这些遥远而雄辩的声音依然在等待着人们去倾听。

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