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实现了三个超越
访问者：我一直在想，毛泽东是一个伟大而又具有悲剧性的人物。说他伟大，是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取得了辉煌成绩，而这个成绩又是他同时代人都不能比拟的。说他具有悲剧性，是他在建国后没有取得人们所期望的成就。尤其1957年以后，“左”的思想不断上扬，到“文革”时期误入歧途，给党和国家造成很大损失。这使我想到邓小平。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他是按毛泽东的思路来考虑和解决中国问题的。经过“文化大革命”，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提出了一套崭新的观点，成为党在新时期的指导思想。这在实践中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因此有人说，当代中国的历史可以分上下两篇，上篇是毛泽东唱的，下篇是邓小平唱的。您是否这样认为呢？
石仲泉：邓小平在新时期有很大的功绩。他纠正了毛泽东的错误，拨正了我们党前进的航向，开始了第二次伟大革命，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关系来讲，应该说他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具体说来，我认为邓小平在新时期实现了三个超越。
第一个超越，是超越了个人本位的“自我”。千百年来，“自我”都是以个人为本位来认识的，也是用其来审视历史的。小平同志在这一方面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他在处理和毛泽东的关系上完全把自己的荣辱置之度外，从党和国家的利益、民族利益来考虑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的问题。尽管在“文革”中，他本人受了那么大的冲击，几起几落，但他不计较个人的恩恩怨怨，更没有像赫鲁晓夫那样做什么“秘密报告”。相反在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比较厉害，否定毛泽东的舆论甚嚣尘上的时候，他挺身而出，捍卫毛泽东在党的历史上的领袖地位，捍卫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他主持制定的《历史决议》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这样做的结果，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对国家起到了政治安定的作用。这对他个人来说是超凡脱俗，是思想的净化。这在国际共运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访问者：从我们党当时的情况来看，小平本来可以当第一把手，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把位置让给了年轻人，这在无产阶级政党史上，恐怕也是难于找到的。
石仲泉：老了就让位，率先传、帮、带，这是他的伟大风范。其实那时他的精力还很充沛，也不是不能胜任。他主要是从党的事业要后继有人这个伟大眼光出发，不希望把国家的命运完全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这很不容易。目前很多人对这点还认识不清楚，对它深远的历史意义还没有充分估计到。
访问者：请您谈谈第二个超越。
石仲泉：第二是超越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多少年才出一个的伟大人物。但他毕竟不是神仙，尤其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由于他的崇高威望，特别是“文革”树立起来的个人崇拜的绝对权威，如何克服他的错误，把全党引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冲破重重阻力，批判“两个凡是”，花了很大的气力来做这件事情。他号召全党解放思想，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提出要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一方面要否定毛泽东的错误，一方面要坚持毛泽东思想，不区别就不可能摆脱他的错误，也不可能坚持他的正确思想。过去我们是把毛泽东的错误和正确的思想搅和在一起的，一说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就感觉毛泽东思想没办法坚持，是邓小平把这个结解开了。他以一个全新的思路，一方面大胆、坚决、毫不留情地否定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一方面又理直气壮地坚持毛泽东思想，毫不动摇。但我们有些同志往往用外国的或历史上的一些旧的思想方法或思维定势来套，总是对这个问题理解不了。他们没有想到这是我国的特殊国情，是我党的特殊党情。这不完全是一个理论和学术问题，首先是政治的需要问题。因为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个人做学问的思想理论观点的简单总汇，而是把它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指导思想作为一面旗子，就不可能把错误的东西包括进来指导党，所以就只能是正确的东西。历史已经表明，由于否定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就为我们党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提供了前提条件，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奠定了理论认识基础。也只有否定了“文革”，才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才有十三四年这样生机勃勃空前繁荣的大好局面。
第三个超越，是超越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这一点应该大书特书。我们说社会主义理论是科学的，并不在于它提出了不可变更的三条五条原理、原则，而在于它不断地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不断地总结新的经验来修正过去的与实际情况不相适应的观点，包括一些重要的原理，来创造新的理论。作为一门科学，只有不断地发展、完善自己，才能具有活力，永葆其科学的价值。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科学体系，就在于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没有说像中共这样以农民为主体成分的党能保证其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也没有说要以农村为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以夺取革命的胜利。是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解决了这个问题。小平也是继承了毛泽东的思路，总结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摒弃了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摒弃了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完全扭曲了的认识，也摒弃了超越我国历史发展现阶段要求的不正确的思想和政策，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很多新的思想理论，如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和两手抓、两手硬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特区的理论，关于一国两制的构想，关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等等，这些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句话，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把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超越，有些人目前还没有接受下来，当然认识总是有个过程，应该允许看，但这个理论的价值不容忽视。如果我们要写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教科书的话，就应该把小平的这些重大的理论都包括进去，否则就不完全。
访问者：那么您对南方谈话如何评价呢？
石仲泉：这是我正要讲的话题。南方谈话表明，小平的思想又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是对他过去思想的进一步概括和总结。南方谈话在指导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所发挥的理论作用，我在这里冒叫一声，相当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说是我们当代的《新民主主义论》。
访问者：60年代，一些省委的领导同志曾写报告给毛泽东，觉得社会主义如何搞无所遵循，建议毛泽东写一篇像《新民主主义论》一样的大文章。
石仲泉：对，毛泽东很想写。他1958年就提出过要发展马克思，超过马克思。这是在1958年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讲的。1959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也说：不能躺在老祖宗的书本上，要总结新的经验，写出新的著作；现在是社会主义时期了，仅仅靠《实践论》、《矛盾论》，不写出新的著作是不行的。到60年代初，在一些小的范围里他讲得更多。当时全国掀起了学毛选的热潮，他说感到惭愧，这都是些老古董了，很想写点新东西，但自己老了，精力不济了。他始终想发展自己的思想。他不当国家主席，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就是想摆脱行政事务干扰，着重考虑理论问题。但他没有完成这个遗愿。他在晚年搞“大跃进”、搞“文革”，自以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主观和客观相脱离，实际上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他想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任务由小平同志接过来实现了。如果说小平在南方谈话以前的其他文章和谈话，对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阐述，谈的多是单个专题性的问题，那么南方谈话则是综合性的，是从总体上来把握和总结的。所以我认为它的理论价值，相当于《新民主主义论》。它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很多基本问题都解答清楚了。比如：从路线到重大方针，从经济到政治，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从抓重点到两手抓，从基本的方针政策到领导工作方法，比较全面地回答了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此外，毛泽东在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之前，也发表了不少文章，谈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动力、革命的目标、革命的道路、革命的领导力量、革命的前途等等，但还没有一篇完整的文章进行总结。毛泽东是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上述问题进行系统阐述的。可以与此相类比。小平的南方谈话是新时期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本总结。这些情况向我们表明，小平同志的思想确实已升华到新的高度，是对毛泽东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最新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我想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历史将证明这个论断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同时，也要指出，正因为小平提出了许多新的观念，使一些同志一下子适应不了，接受不了。这需要加强理论宣传教育，帮助“换脑筋”。
访问者：根据我们的观察和体会，感觉人们对南方谈话不能接受的程度比对其他的谈话更多，困惑不解的程度也相对多一些，尤其在高速度和姓资姓社问题上，不少人表示担心。(https://www.daowen.com)
石仲泉：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这几年小平同志的思想又向前迈进了，而我们的一些同志还在原来的框框里打转转，总是在姓资姓社问题上纠缠不清。为什么发生这样的问题？就是把毛泽东的思想和小平思想完全对立起来了。对毛泽东的思想不是把他一贯正确的东西和小平的主张进行比较，而往往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当成正确的思想来参照，或者说把毛泽东在五六十年代是正确和基本正确的某些思想，但由于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在现在看来就不再正确了的思想来参照，所以形成对立。关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尽管《历史决议》已作了明确论断，但由于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影响或一些过了时的思想的影响在一些人的头脑里根深蒂固，所以一遇到新情况、新问题，往往就自觉不自觉地把那些东西当成正确的来看待。既然毛泽东的东西姓社，邓小平的思想就自然姓资了。这个情况必须改变，否则就不能正确认识小平的南方谈话。事实上这样理解问题是对小平南方谈话的曲解。
访问者：那么请您谈谈怎样理解小平的南方谈话才算正确呢？
石仲泉：首先应该肯定，小平的南方谈话的实质就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他的谈话，一方面重点在讲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也讲了要遏制腐朽的东西、资本主义的东西，要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强调政权的作用，还谈到如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教育，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打击经济犯罪等等，这些都是为了保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如果说南方谈话的前三个问题是强调改革开放，那么后三个问题则是着重阐述四项基本原则的。因此，南方谈话既是鲜明的重点论，又是全面的两点论，不能搞这样那样的片面性。完全可以说，它是坚决捍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文献。
访问者：谈到这里，您是否能把毛泽东和邓小平再比较一下呢？
石仲泉：可以的。比如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大思路来看，撇开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谈，他们两人的大思路是完全一致的。这个大思路就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提出正确的思想理论，并取得伟大的历史功绩，就在于他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同中国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反对了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破除了一切条条框框的束缚和限制，才闯出了一条全新的成功之路。同样，小平也是这样一个思路，不受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从现实的中国国情出发，提出一系列重要的基本理论。小平说得很清楚，他读书不是很多，但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四个字。过去打仗靠实事求是，现在搞建设和改革同样要靠实事求是。离开了实事求是，那就什么也不可能搞好。这也是毛泽东的基本思想。毛泽东当年参加革命也是这样，他读了《共产党宣言》，对别的印象不深，也只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因为宣言里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但他得到了“阶级斗争”这个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就老老实实地研究中国实际的阶级斗争，结果找到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钥匙。这表明当年的毛泽东也不把马列主义看作玄奥的教条，而是抓住了它的精髓，抓住了“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当年的毛泽东讲的“阶级斗争”是怎样搞革命的具体方法，把它提高到思想理论上来认识，也是符合当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其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的。从这点说来，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大思路是一致的，不存在两人在思想路线上的对立问题（不包括毛泽东晚年犯错误时的情况）。
访问者：您的意见告诉我们，当人们对毛泽东和邓小平进行比较研究的时候，不要只看到这样那样的具体问题，要注意从根本点上、从宏观上来把握分析，这样才能清醒地看到他们之间的联系，否则就容易目光短浅，陷入泥潭。说到这里，我再向您请教一个问题，邓小平提出的一些具体观点，能在毛泽东那里找到渊源吗？
石仲泉：从根本点上看是可以的。比如市场经济问题，这是南方谈话很重要的突破。这个观点，对毛泽东来说，当然没有直接谈到，他不可能产生这个思想观点。但是毛泽东在1958年讲商品生产的那些话，认为商品生产不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它和资本主义结合就是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结合就是社会主义的。我们应该乖乖地利用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思想是很好的。在这里，如果我们把商品生产换成市场经济来思考，同样的，它也不是某个社会形态所固有的，跟谁结合就为谁服务，其思路是完全相通的。计划问题也是一样。小平说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毛泽东也曾批判过计划问题。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说计划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计划做得好是反映了客观的情况，计划不好是脱离了客观实际，会给国民经济造成很大损失。事实上也是这样，在1958年，整个国民经济都乱套了，没有任何计划可言。我们搞计划经济，其计划经常不符合客观市场的实际需要，这样长此以往，生产能高速高效地发展吗？这是旧体制的一个重要弊端。毛泽东并不迷信计划，这是可取的；但他有时有较大的随意性，这是导致“大跃进”犯错误的一个原因。小平是吸取了毛泽东的这些思想的积极的一面。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思想，如上台阶呀、要敢于试验等等，这些都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方法在新时期的具体体现。
访问者：最后，关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关系，您能用几句话概括一下吗？
石仲泉：在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对南方谈话要有正确的认识，要把它放在新的高度上来认识。我们抓住了它的基本精神，就能正确把握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关系。邓小平的确是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是毛泽东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和发展者。我们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处理好了，我们的国家就一定会兴旺发达。否则，出现某种反复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理论工作者的任务，毛泽东思想研究者的任务，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阐述毛泽东思想和小平新时期思想的关系，包括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也要做好这篇文章。只有这样，对毛泽东的纪念才能有新的思想高度，也才能达到新的高度。
1992年7月1日于北京前毛家湾
【注释】
[1]见1992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研究述评》第29—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