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毛泽东对丁玲说，你要一个一个地去认识人
访问者：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作为一个政治家、思想家，他与文艺界许多人士有交往，在这些交往中，毛泽东也展示了他自己的审美情趣和个性魅力。毛泽东和丁玲的关系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例子，过去一些报刊也有所记载。您和丁玲同甘苦共患难几十年，您能不能再谈一谈这方面的情况？
陈 明：从哪里说起呢？几十年前的往事了，回忆起来还是很有感慨。我从丁玲到延安的时候说起吧！
1933年，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绑架，1936年从南京逃出后往上海见冯雪峰，她决定到陕北去。这次见面，冯雪峰主要与她谈起了两个人，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毛泽东。对鲁迅，丁玲比较了解，毛泽东的名字，20年代在湖南她早听说过，但从未见过面。冯雪峰对她谈起这两个伟人，特别是毛泽东，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访问者：到了陕北，在保安由中央宣传部开的欢迎会，毛泽东参加了，这是不是丁玲和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呢？
陈 明：是第一次见面。那天，毛泽东披着一件棉大衣，很精神。大家和毛泽东开玩笑，说他漂亮多了。当时人们的关系包括上下级的关系都是很融洽的。这是丁玲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第一次和毛泽东谈话。
访问者：1936年毛泽东写有《临江仙》一首词赠丁玲：“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描写的是不是这次欢迎会？是不是丁玲到前线的事？
陈 明：毛泽东写这首词时，丁玲已经在定边前线了。这首词是用电报发去的，由聂荣臻转交给丁玲。为这事我托人询问过聂帅，问他还记不记得这事。聂帅说不记得了。丁玲记得是聂帅转交她的。
访问者：不过的确有毛泽东这首词的手迹。
陈 明：那是1937年1月间，中央机关从保安搬到延安，丁玲陪史沫特莱一起从定边前线回来后，毛泽东写给她的。原件我还保存着。这之前，毛泽东曾问丁玲打算干些什么，丁玲回答说，想当红军。毛泽东说，好，马上就可以去，现在还有最后与胡宗南的一仗，赶快去，赶得上。于是丁玲就去了定边前线。这次，她回到延安，毛泽东又一次问她想做些什么工作，丁玲说还是当红军，毛泽东便亲自安排她去中央警卫团当政治部副主任。这是一个主要负责部队文化生活、后勤给养、包括战士家属安排事宜的工作，这对一个一下子从大城市到部队、农村的作家来说，也许不是最合适的。丁玲一时很难习惯，也感觉力不从心。一方面，那些长年随部队征战南北农民出身的战士，比如部队的管理员、司务长，和知识分子是有些隔膜存在的；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想接近他们，却也不知如何做起，显得格格不入。这种隔阂与彼此间的不理解后来有了大的改观，但初时的确存在这些现象。丁玲做这项自己不熟悉的工作，抱了极大的热忱。这时期她有些作品，并不一定深入，但却可以看出她内心的这种真诚。只是她的特长是写作，她不会处理当时那个环境下的各种人际关系。所以，当后来丁玲要去“西北战地服务团”之前，毛泽东曾这样对她说：你以后到一个单位，要一个一个地去认识人。这句话是从侧面对丁玲的批评，对丁玲的影响很深。当时她没有掂出这句话的分量，但越往后，甚至几十年，这一辈子下来，她就越感到它的重要和深刻。这番话，是刻在她心里的。对丁玲，毛泽东那时还说过这样的话：我看你还是习惯同知识分子在一起，你看抗大的学生一群一群地去找你。这也是毛泽东对丁玲婉转的批评。丁玲不是抗大的学生，也没在抗大讲过课，毛泽东去抗大讲辩证法，每次都有警卫员跑去告诉丁玲，丁玲每次都去听毛泽东讲大课。1937年抗战开始后，“西北战地服务团”搞起来，丁玲就去了那里，和我在一起。“西战团”的人员是以军委的名义调动的，但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宣传部。
访问者：丁玲在延安和毛泽东有很多接触吗？
陈 明：是的。丁玲经常到毛泽东窑洞里谈闲天。去毛泽东那里的人，包括一同长征走过来的战友，和毛泽东谈的多是工作问题，或请示，或汇报，能和他谈闲天的人不多。丁玲是一个。丁玲很敬重毛泽东，头脑中也没有上下级关系的概念，又是搞文化工作的，所以谈起来无拘无束，海阔天空。毛泽东每到这个时候也很松弛，两人还时不时开些玩笑。有一次，丁玲开玩笑说，我看延安就像个小朝廷。毛泽东接着话茬说，好么，那你得给我封官啦。丁玲就说到几个人，其中说林伯渠可以做财政大臣，彭德怀可以做国防大臣什么的。毛泽东又笑着说，你还没有给我封个东宫、西宫呢！丁玲说，这我可不敢封，要是封了，贺子珍还不跟我打架啊！两个人都说得热闹开心。谈闲天，开玩笑，他们的关系的确很和谐，也很融洽。毛泽东一直很关心丁玲。“西战团”成立，还没出发，毛泽东就打了两次电报给山西（那时是阎锡山的统治区），告诉那边丁玲带团大概什么时候过黄河、什么时候到，要他们沿途负责接待。
访问者：毛泽东发出的那两封电报是给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处长彭雪枫的，第一封电报说丁玲带领的“西战团”要由延安过黄河经吉县到太原，第二封电报说由延安动身，在平渡关过黄河经吉县、平阳到太原，要求彭雪枫派人迎接。
陈 明：“西战团”在山西活动一段时间后，1938年春天，奉命到西安，宣传八路军抗日的胜利消息，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工作还是很有成效的。那时，国民党在西安查封了十几个进步群众团体，搞摩擦。“西战团”它不敢封，但另外耍花样，要求我们即刻到战区去，不准留在大后方，如果过时不走，就逮捕负责人。为此，我们商量过对付的办法。丁玲为此回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主席指示我们说，要针锋相对，磨而不裂。丁玲回西安后，我们就是遵照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去做的，影响比较好。
1938年8月间，丁玲从“西战团”回延安，此后遇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1939年丁玲已经到马列学院学习。康生是中央党校的校长。他在一次党校学生会议上说，丁玲要是想到党校来，党校不会要她，因为她在南京自首过。曾经在“西战团”工作过的一个同事把这话讲给丁玲听，丁玲很生气，康生怎么能随随便便就说我自首过？她去找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陈云，也去找毛泽东。主席对她说，你不要生气，我相信你是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但要作结论，是组织问题，你得找陈云同志。主席还说，你也可以找找康生嘛！丁玲找了陈云，但没去找康生。她这么想，我和康生毫不相干，干吗要找他？
访问者：那么是什么时候作出书面结论的？
陈 明：是1940年10月以中央组织部的名义作出的，有陈云、李富春的签名。通过对丁玲1933年5月被捕至1936年离开南京这一段历史的审查，中组部结论认为，丁玲曾经自首的传说并无证据，不能凭信。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把这个书面结论交给丁玲本人时，陈云还告诉她，最后一句话“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是毛主席加的。我记得，这个材料是用复写纸抄的。
访问者：这期间丁玲发表过哪些作品？
陈 明：发表过一些。比如《在医院中》，发表在1941年延安的文艺刊物《谷雨》上；还有一篇是《三八节有感》，发表在《解放日报》副刊上。这些作品在当时引起了一些批评，有不同的意见。到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组文章在《解放日报》发表后，问题就严重了。现在看来，这些文章并不存在什么反党的问题，只是批评我们内部存在的一些消极的不健康的东西。(https://www.daowen.com)
访问者：王实味的问题已经弄清楚了。1991年2月7日公安部有一个关于他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给予平反。
陈 明：但当时主持《解放日报》副刊的丁玲很紧张，思想负担很重。其实她写的那些东西是有感而发。《在医院中》写的就是她生病住院期间的亲身感受。1981年我们在庐山遇到当年那个医院的院长，和他谈起《在医院中》这篇作品，他也觉得没什么不妥。但在1958年对丁玲的不公正的批判中，把她的这些作品，还有一篇叫《我在霞村的时候》统统又翻了出来，说她是“反党集团”的人。
访问者：我们看到过1979年中国作协对丁玲右派问题进行复查后作出的撤销1958年划定的“右派分子”的结论。1984年7月14日，中央组织部又有为丁玲恢复名誉的通知，对“丁陈反党集团”、“右派”、“叛徒”的错误结论作出改正，恢复丁玲的党籍和政治名誉，推倒一切不实之词。
陈 明：是啊！1979年作协对丁玲的结论是很不够的，所以才又有了1984年中央组织部的这个“通知”，对丁玲的不公正终于有了结论。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到1984年接到那个恢复名誉的通知时，丁玲已是80岁的老人了。她说：“现在我可以死了。”
访问者：在延安，丁玲因写《三八节有感》受到一些批评，批评得厉害吗？
陈 明：其实那个时候的批评也只是提出意见而已，并不像后来1958年的批判运动那样来势汹汹。那时批评丁玲的《三八节有感》是在一次高干会上，这个情况丁玲自己写过。这次高干会是毛泽东主持的。第一个站起来发言批评丁玲的是曹轶欧。丁玲开会回来跟我说起时还感到奇怪，曹轶欧又不领导文艺工作，怎么第一个起来批评我？曹轶欧发言后，又接二连三有七八个人发言。只有徐特立徐老发言没有批评。贺龙批评说，我们将士在前方打仗流血，你们在后方骂我们。贺老总的性子是很直的，话说得也直。会上总司令朱德老是抬着眼镜望丁玲。博古是《解放日报》的社长，本来坐得比较远，后来也挪到丁玲近处来，事后问丁玲一句，感觉怎么样？丁玲笑嘻嘻的似乎并没觉得有什么难堪。贺老总那么批评她，她并不往心里去，只是想贺老总误会到哪里去了。她和贺老总在性格上有很多相同的地方。第二天，她去看贺龙，说：不打不相识，你误会我批评我，我就来看看你。贺老总第二天也到文协来看丁玲，丁玲留他吃中饭，那次我也在，就在窑洞里开了一个客饭，加了个菜“土豆炒肉丝”。所以尽管高干会上那么批评，彼此间还是诚恳相待的。
访问者：善意的批评，善意的帮助。
陈 明：那时他们高级领导人之间彼此也是相处得很好，会上争得面红耳赤，散了会照样在一起甩扑克，无私无间。
访问者：丁玲受到些批评，毛泽东关注过这件事吗？
陈 明：丁玲跟我讲过，毛泽东还是保护了她的。那次高干会开到最后，毛泽东出来讲话说，丁玲和王实味不一样，王是托派（尽管后来证明这样划是错的），丁玲还是我们自己人，她在文章中还有积极的建议：女同志要自强、自尊、自爱，还是积极的。不过，虽然毛泽东讲了这番话，王实味问题提出来后，丁玲的思想负担还是挺重。特别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散发了她的文章，更是她意想不到的。但在她心底，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觉得毛泽东是了解她的，她十分敬重毛泽东的感情丝毫没有变。
访问者：在整风运动之后，丁玲写过一篇文章叫《田保霖》，发表在1944年6月30日延安的《解放日报》上。这篇文章是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模范人物的，它和欧阳山写的《活在新社会里》都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陈 明：毛泽东1944年7月1日写信给丁玲和欧阳山，信中说他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了他们的文章，说：“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他还约他们两个来叙谈叙谈。这是毛泽东在整风运动后对丁玲的鼓励。毛泽东在别的会上也替丁玲说过话，说丁玲还是个不错的同志，为了写文章，深入生活到农村去，和老村长的那个生了大骨节病的婆姨住在一个炕上也不嫌弃。这是参加会议的同志回来后告诉我们的。所以整风时期对丁玲的批评和帮助还是诚恳的。
访问者：这个时候丁玲又有所创作吧？
陈 明：丁玲是非常热情、非常努力创作的人。自从毛泽东跟她讲生活中要一个一个地去认识人，她就想自己也要把在生活中认识的人一个一个地写出来。写战士，写带兵的营长，写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指导员，写边区的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人。她计划用不同的笔法，写出十个不同的人物，作为自己今后写人物、写长篇的练习。结果完成了三个，一个民间艺人李卜，一个红军营长袁广发，还有一个就是田保霖。因为形势的变化，另几篇都来不及写了。1945年七大召开以后，总政治部约了几个作家准备写我们军队的几个将军，分配给丁玲写的是陈毅，陈毅为这事还专门到我们家里来过。
访问者：这事没听说过。动笔了吗？
陈 明：没动笔，刚开始接头。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延安南门外的边区文协，陈毅爬很高的山来与丁玲见面。但正准备访谈的时候，日本投降了，形势转变，将军们都得赶紧去前方，我们也要离开延安，为将军立传的计划就搁下了。丁玲写十个边区人的计划也只完成了三个。
访问者：丁玲采访陈毅有文字记录吗？
陈 明：没有，刚开始接上头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