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岁月——最后一次看见毛泽东
访问者：这段文字给人的印象很深。
陈 明：有外国记者也问过她，说共产党那么整你，毛泽东对你那么不好，你为什么还对共产党、对毛泽东那么有感情？丁玲回答，毛主席晚年确实犯了错误，但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无论是长征，还是抗战，还是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他的历史功绩是在那里摆着的，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丁玲对毛泽东的敬爱感情是始终如一的。所以，1955年丁玲开始受批判，1958年被打成右派、反党分子，我与她两人心里有一点非常清楚，就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也许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正确的，但在把丁玲打倒这个问题上，他是百分之百错了。我们也有不理解的地方，就是毛泽东为什么会这样做？丁玲就想过，难道毛主席不了解我吗？中央那么多领导同志不了解我吗？后来想来想去，觉得是毛泽东的威信太高了，偏听偏信之后他一说什么别人就不能再说别的了。这是过去我们党内民主生活的缺陷。我想，民主生活的缺陷，从被领导者角度来看，就是主动接触领导少了，向领导反映群众不同意见的机会少了，这就可能影响领导者在重大决策时由于狭仄而造成失误。1944年在延安时，曾有人劝说丁玲，应该接触中央领导，如实、全面地反映群众意见，否则，领导只能听到一种意见，难免偏听偏信，走着独木桥，那会是危险的。
访问者：独木桥？
陈 明：丁玲有一种脾气，遇事不愿出头露面，就是我搞我的写作，没留什么心眼去走上层路线、搞人际关系，组织上分配给我什么任务，我就去做。1958年丁玲被批判后，并未想到要去找中央领导解决问题——这不牵涉到对中央的信任问题。我们只想赶紧承认错误算了，承认了就能赶快下去离开北京，到群众里面去，专心创作。当时我们考虑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北大荒林区，一个是贵州林区。
访问者：结果去了哪里？
陈 明：去了东北，去了北大荒。那时我被株连，划为右派，到北大荒监督劳动。我只得跟丁玲商量我先走，看情况，创造条件，她也去。以后我们在北大荒呆了12年，在秦城监狱呆了5年，又到山西农村3年多。
访问者：整整20年的时间。
陈 明：在这期间，我们都盼着能尽快解决我们的问题。1961年我的“帽子”摘了，丁玲的不给摘。“文革”刚开始时，我们心里想，说不定有希望了，结果却证明我们想得太简单了。老干部、老同志接二连三都被打倒了，形势很乱，本来已摘了“帽子”的我又被重新戴上了“帽子”。那时丁玲在一个队劳动，我在另一个队里，我很怕她听到这个消息受不了，就写条子给她，捎《红旗》杂志、棉褥子给她，暗示我平安无事。
访问者：这期间丁玲有没有想到写信给毛泽东，把自己的情况说一说？
陈 明：没想过。
访问者：1958年1月，《文艺报》刊登了一个批判丁玲、陈企霞等人的专辑，编者按是经过毛泽东修改的，有许多段落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不知道丁玲本人知不知道这件事？
陈 明：当然知道。
访问者：是别人告诉她的吗？
陈 明：不是。毛泽东的笔法看得出来，除了他，没有谁的文字写得那么有魄力，一看就知道，不用别人讲。
访问者：丁玲是不是很伤心？(https://www.daowen.com)
陈 明：当然伤心。当时报刊上登载这些东西太多了。为了减轻她的精神压力，减少对她的刺激，这一类的文字，我尽可能瞒着她，我把材料收起来，只就一些重大的告诉她有这么一件事，跟她说，别看了，还不就那么些个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想，我们就不要再说什么了，换个地方重新从零干起吧！我们有一些党内斗争的经验，所以心存希望，希望迟早能给我们平反，如果闹得党籍都没有，就更不好办了。结果，偏偏就把我们的党籍开除了。当时，我哭了，丁玲也哭了。
访问者：建国后丁玲和毛泽东有过交往吗？
陈 明：比较少了。
访问者：我们知道这么一件事：1951年夏天毛泽东曾顺路去颐和园看望过你们。
陈 明：哦，是这么一回事，那会儿丁玲正在颐和园的云松巢写一篇文章。因为丁玲和我从外地回来后，看到《文艺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李定中的文章，批评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丁玲就把萧也牧的这篇小说拿来看了，觉得李定中的批评文章言词激烈，有点过分了，她就想也写篇文章，谈些自己的看法。她还专门把她这篇文章给萧的朋友康濯看过，请他们到家里来，我们四个人边吃边谈，气氛很友好。文章写完了，丁玲和我，还有丁玲的母亲就准备回城了。那天收拾东西，正等车，忽然跑上来个警卫员，说你们等一等，有中央首长要来看丁玲。那天萧三的夫人甘露也在，大家都奇怪谁会来。一会儿毛泽东上来了，因为出汗，穿着的黄绸子衬衫湿了半截，我赶紧上前扶他，又连忙叫勤务员去买西瓜。陪毛泽东来的人不少，其中有罗瑞卿。
访问者：谈了些什么？
陈 明：当时我们无心，没有记录下来，毛泽东一行也没有带记者。具体怎么讲的不清楚了，只记得丁玲与毛泽东说到自己正在写的这篇文章，并告诉他萧也牧这篇小说的主要内容。毛泽东说，那是在吹他自己，作家捧作家自己。然后他就从中国有几百万知识分子这个话题谈开去，谈了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改造问题。
访问者：这是丁玲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吗？
陈 明：不是。丁玲1958年出事后，她的作协副主席职务就被撤了。听说由于周总理说了话，作协理事一职才保留下来。1960年作协召开第三次代表会议，拍了个电报通知丁玲，大意说作协开会你可以来，也可以不来。我们商量了一下，还是去。丁玲就去参加会了，还作了书面发言。就在这次会议期间，丁玲见到了毛泽东。
访问者：说话了吗？
陈 明：没有。是大家照相的时候，丁玲看见了毛泽东，她没敢过去，站得远远的。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那个时候，她那个身分，怎么敢走近去同毛泽东说话呢？照像时，丁玲老天真，拍了前面一个熟人的肩膀一下，那人回头一看是她，赶紧跑到另一边去了。
几十年过去啦，毛泽东不在了，丁玲也不在了，我岁数也大了，今天我与你们谈的都已经是旧事了。我现在想的就是要尽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把有关丁玲的事办好，包括帮她出版一套全部的《丁玲文集》，把丁玲的所有文字都交给读者，让他们去认识丁玲这个人。
访问者：我们搞这样的访谈录也是为了让人们更加深入地去了解毛泽东。我们祝愿您早日完成这项工作。
1992年6月15日于北京木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