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先知与立法者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二 先知与立法者

就算在历史时期,“先知”与“立法者”(Gesetzgeber)之间的区别也并不就是那么确定的。如果我们将“立法者”界定为,在具体的情况里受命体系化地整理法律或制定新法的人物,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希腊的“仲裁者”(Aisymnetes),如梭伦(Solon)、卡隆达斯(Charondas)等人[9];那么,这些立法者及其业绩的确不乏被——虽然是后世的人——赞举为神迹的例子。

“立法者”与意大利的“治安首长”(Podesta)[10]大不相同,后者乃聘自团体之外,其目的并非在创造一个新的社会秩序,而是提供一个不属任何党派、公正不倚的仲裁者角色,特别是当属于同一阶层的家族发生械斗时。另一方面,立法者通常(虽非一定)都是在社会紧张形势高张时,才被赋予责任的。当面临下述情况——这种情况通常会提供给“改革政策”最早的一个契机——时,即可能采取这种(以一特殊频率出现的)手段:由于货币财富的积累以及负债者的人身隶属化所导致的武士阶级的分化;另外一个因素则是,从经济活动中积累财富而兴起的商人阶级,由于无法实现其政治野心而导致对旧有武士贵族的不满与挑战。“仲裁者”的作用就是调和身份团体间的冲突,并制定出一个有效的、新的“圣”法,为了达成此项任务,他就必须得到神意的认可。

摩西似乎是个真实的历史人物[11],从他的事迹看来,可以将之归入“仲裁者”一类的角色。因为从最古老的以色列圣法的规定看来,当时已进入货币经济,而且在盟邦内部出现(迫在眉睫或已经存在的)尖锐的利益冲突。摩西最伟大的成就就是为这些冲突找出一个解决(或预防)之道(例如于安息年取消债务[12]),并利用一个统一的民族神来组织以色列盟约共同体。本质上,他的工作恰好介于古老的“仲裁者”与穆罕默德之间。摩西制法的结果,展开了一个统一的以色列民族向外扩张的时期,正如许多其他例子里——特别是雅典与罗马——身份团体间利益的协调也开启了向外扩张的契机一样。《新约/旧约》所说的“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像摩西的先知”[13],意指以色列人再也没有另一个“仲裁者”。不但没有“仲裁者”此一意义下的先知,而且一般所谓的预言也不属于此一范畴。这当然不是说以色列此后的先知就都不关心“社会改革”。他们诅咒那些压迫奴役穷人、广占田地以及贿赂枉法的人会“遭报应”。这些都是典型的、导致普遍出现于古代世界之阶级分化的行为,而且由于耶路撒冷城市化的发展更形恶化。极度地关注于社会改革仍然是大部分以色列先知的特征。这种关注若与当时印度的预言相较就更值得我们注意:佛陀时代的印度,根据我们所知,虽然相对地类似于希腊在公元前6世纪时的状况,其预言中却缺乏对社会改革的关注。

以色列的预言之所以关心社会改革,是有其宗教性基础的,这点我们随即要谈。然而,首先得提醒的是,就以色列先知的动机而言,社会改革只不过是达成其目的的手段而已。他们首要关心的是对外政治,因为这才是他们的神祇活动的舞台。以色列先知之所以关切社会及其他种类的不公正,并认其乃违反摩西律法之精神,主要是为了说明上帝之对以色列人发怒的原因,而非想制定一套社会改革的纲领。值得注意的是,唯一社会改革的理论家——以西结(Ezekiel)[14]——实际上是个祭司身份的理论家,几乎是不能称为先知的。就算耶稣,对类似的社会改革也毫无兴趣。(https://www.daowen.com)

琐罗亚斯德跟他的饲养牧畜的人民一样,都憎恨劫掠的游牧民,不过他所传达的信息主题基本上还是宗教性的。他的中心关怀乃在对抗巫术性忘我的祭典,并传达其神圣使命,这当然难免有些附带的经济性影响。另一个十分清楚的主要重心也是置于宗教上的先知例子是穆罕默德,他的社会改革计划——后来由欧麦尔一世(Umar Ⅰ)予以贯彻[15]——几乎纯然是为了要团结信徒,尽可能地聚集有信仰的战士,以对抗异教徒。

先知的特征在于,他们的使命并非得自任何其他的人,而只是如其原本就当即那样的掌握住它。同样的,希腊城邦“僭主”(Tyrann)之取得权力的特征也是篡夺[16]。这些僭主仍维持其为一公认的“仲裁者”之一般性功能,并有自己独特的宗教政策——支持激情性的酒神祭典,一般大众比起贵族而言,要更喜欢这种祭典。不过前面所提到的先知之夺取权力是由于神启的结果,基本上是宗教目的取向的;再者,他们独特典型的宗教布道,以及他们对狂迷式祭典的斗争,都与希腊僭主所采取的典型宗教政策背道而驰。穆罕默德的宗教(其取向基本上是政治性的),以及他在麦地那(Medina)的地位(恰好介于意大利的“治安首长”与加尔文在日内瓦的地位之间),主要是来自其纯粹的先知型使命。身为一个商人,穆罕默德最初只是麦加(Mecca)一带虔信市民秘密集会的领导人,直到他愈来愈清楚地体认到,实现他使命的外在理想基础,乃在于将军事民族间的利害关系统合组织成掠夺战利品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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