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阶级的宗教性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一 农民阶级的宗教性

农民的命运是极其密切地与自然联系在一起,十分依赖有机的过程与自然现象,经济上则极少导向合理的体系化,以此之故,农民大致上只有在受到奴隶化或赤贫化——不管是由于本土(国库财政或领主)、还是外来的(政治的)力量——的威胁下,才会成为宗教的担纲者。

古代以色列的宗教史即展现出对农民阶级的这两种主要威胁:(1)外来的侵略势力;(2)农民与领主(他们在古代皆住在城市里)之间的冲突。最早期的资料,特别是《底波拉之歌》(Song of Deborah)所呈现的[1],以农民为主的以色列盟约团体竭力对抗居住在城市的非利士人(Philistines)与迦南(Canaanite)领主[2];这些非利士人与迦南人是驾着铁制马车作战的武士,“自幼即习于战阵之事”(这是当时人形容非利士人歌利亚的)[3],他们想要奴役那些居住在“流着蜂蜜与牛奶”之山坡地上的农民以征取其租税。以色列的这种农民盟约团体,可与埃托利亚人、萨谟奈提人(Samnites)[4]及瑞士人的类似团体作一比较。跟瑞士人特别相似的一点是,以色列人所居的巴勒斯坦在地理形势上具有桥梁的作用——位于从埃及到两河流域的交通大道上。这种地理形势从很早开始即有利于促进其货币经济的发展与文化交流。

由于上述这种极为重要的、历史因素的交错,以色列人与其他民族的斗争以及摩西时代所出现的社会身份的同化与向外扩张,在耶和华宗教之救世主——“弥赛亚”一词来自Maschiach,即“受膏者”之意,这是基甸(Gideon)与其他所谓“士师”等人物被称呼的[5]——的领导下,有着持续不断的复兴。也就是因为这种独特的领导力量,一种远远超越普通农业祭典层次的宗教关怀,在很早就已深入巴勒斯坦农民阶层的古老宗教里。不过,只有在耶路撒冷这个城市的基础上,耶和华的崇拜及摩西所创的社会律法才结合而为一纯正的伦理宗教。实际上,正如先知所揭示的社会训诫,这种伦理宗教也是由于下述两项因素而产生的:(1)农民针对城市领主与财主而掀起的社会改革运动的影响;(2)根据摩西律令中有关社会身份齐平化的规制。

只是先知的宗教却也绝非是在农民独特影响下的产物。我们所知的希腊文学中最早的也是唯一的神学家赫西奥德(Hesiod)的道德主义中强而有力的因素之一即为典型的庶民之命运,当然他并不是个典型的“农民”。一种文化中,基本的社会模式愈是农业取向,例如罗马、印度或埃及,其人民中的农民阶级似乎愈容易滑入传统主义的模式,(至少)民间的宗教愈不会有伦理的合理化。以此,犹太教及基督教晚期的发展中,农民从未在理性伦理的运动中扮演担纲者的角色。这个论断对犹太教而言完全真确,至少基督教,农民仅在例外情况下,也就是一种共产主义—革命的形态,才会参与理性伦理的运动。罗马统治下的北非——土地兼并最为激烈的省份——清教主义的多纳图教派(Donatist)[6],极受当地农民的支持,不过这是古代世界仅见的、农民参与理性伦理运动的例子。出身农民阶层的激进的胡斯教徒(Taborite)[7],日耳曼农民战争(1524—1525)中高揭“神圣权利”的农民[8],英国激烈的共产主义小作农,以及(特别)是俄国的农民教派主义者——所有这些都源自由于原先之(多少已存在及发展的)耕作共同体机构而产生的农业共产体制上。所有这些团体都深受赤贫化的威胁,而他们转而反抗官方教会,是因为教会是什一税的收取者,同时又是国库主及领主权力的支柱。上述农民团体之会与宗教的要求相结合,只有在一既存的伦理性宗教之基础上才有可能;这样的一个伦理性宗教带有特殊的承诺,因此可以提出并正当化一个革命性的自然律。有关这点别处会再详述。(https://www.daowen.com)

以此之故,农民宗教与农业改革运动密切联系的现象未曾出现于亚洲,在那儿(例如中国),宗教性预言与革命潮流的结合,采取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而非真正农民运动的形态。只有在极罕见的情况下,农民才会成为非巫术性之宗教的担纲者。

然而,琐罗亚斯德的预言显然是诉之于农民的(相对程度的)理性主义——习于有秩序的劳动及饲养畜牧,而反对假先知所宣传的、附带有虐待动物之仪式的狂迷性的宗教。这种狂迷性的宗教,就像摩西所拒斥的狂醉祭典,同样伴随有狂醉中生裂动物的仪式。印度的袄教徒(Parsee)认为[9],从巫术观点来看,只有耕作的土地是“净洁的”,因此只有农作才是完全符合神意的。即使在琐罗亚斯德原初之预言所建立的宗教模式已有相当程度的转化——为了适应日常生活之需——的情况下,它仍然保有一种突出的农业性格,因此在其社会伦理之规定上有一种反市民倾向的特色。不过,若就琐罗亚斯德的预言所导致的某些经济利益而言,最早可能只是为了君侯与领主的利益(使农民有缴纳赋税的能力),而非为了农民本身的利益。总而言之,农民基本上仍附着于节气巫术、泛灵论巫术或仪式主义;就算有任何伦理性宗教的发展,其重心——不管是对神还是祭司——仍然是基于一种“施与受”(do ut des)的严密的形式主义之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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