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基督教的城居性格
农民成为一种突出的典型——符合神意的虔敬者——可说完全是个近代的现象。例外当然是有的,例如袄教,以及由于反对都市文明与其附带现象而流露于文人笔下的家父长—封建制的色彩,或相反的,混杂有厌世倾向(Weltschmerz)的知识主义等个别的事例。东亚所有较为重要的救赎宗教,都没有类似的、有关农民之宗教价值的观念。印度的救赎宗教里,特别是佛教,农民实际上是受怀疑或甚至受到排斥,这是ahimsâ——彻底禁止杀生的戒律——的缘故。
前先知时期的以色列宗教仍是个农民色彩极为浓厚的宗教。然而,巴比伦俘囚期以后对农业的颂扬(为神所喜),则只不过是文人或家父长团体对市民阶级发展之不满的流露。当时的宗教实际上所呈现的并非完全如此;稍后到了法利赛人时期,可就全然不同了。就“同志”(chaberim)之教团性虔敬而言[10],“乡下人”实际上乃“无神者”之同义词,住在乡下的不管在政治上还是宗教上,都只能算是二流的犹太人。因为要农民严格按照犹太教的礼法过着一种虔敬的生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在佛教与印度教也不可能。俘囚期以后的犹太神学——律法(Talmud)时期的神学更是如此[11]——实际上的影响是,使得犹太人几乎不可能从事农业。就算在目前,巴勒斯坦之锡安运动[12]的殖民者也还面临着安息年的绝对障碍——安息年的观念是由晚期犹太教的神学家所提出的。为了克服此一困境,东欧的犹太律法学者(与日耳曼之犹太正统教会的教条主义恰好相反),就必须在殖民运动乃特别为神所喜爱的观念上,设法诠释出一个特殊的缓冲的法规来。早期的基督教里,我们得提醒的是,乡下人根本就被视为异教徒(paganus)。中古教会的官方教义(阿奎那所构建的)基本上也将农民视为较低级的基督徒,不管如何,对农民的评价皆极低。
宗教上赞扬农民,以及相信农民之虔敬具有特殊之价值,是相当近代的发展结果。这点特别是路德新教与反映出斯拉夫主义影响的近代俄罗斯之宗教性格的特色,而与加尔文新教及大部分的新教教派有显著的差异。这是因为路德教会与俄罗斯教会的组织形态所导致的——他们主要依靠君侯及贵族的支持,因此密切结合于这些权威者的利害关系。就近代路德教派——而非马丁路德本身的立场——而言,主要关心的是对抗知识的理性主义与政治的自由主义。至于斯拉夫主义农民宗教的意识形态,则主要是为了对抗资本主义与近代的社会主义。最后,“民粹主义者”(narodniki)[13]之所以赞扬俄罗斯的教派主义,乃是为了结合知识分子之反理性主义与赤贫化的农民阶级叛乱,以对抗为统治阶级之利益而服务的官僚化教会,因此给上述两种反抗运动添加上宗教色彩。就此而言,上述例子所涉及的,在极大程度上可视为对近代理性主义之发展的一个反动,而城市又被视为此一理性主义的担纲者。(https://www.daowen.com)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城市在过去一向被视为宗教虔敬的中心。迟至17世纪,巴克斯特(Baxter)[14]还认为基德明斯特(Kidderminster)的职工向伦敦大都会移动的现象(由于家内工业之发达),无疑可以提升这些职工虔敬之心。早期的基督教实际上是一个城市的宗教,而且,正如哈尔纳克(Harnack)所清楚证明的[15],其在任一特定城市的重要性,恰与此一城市共同体的大小成正比。在中世纪也一样,不管是对教会的忠诚还是教派运动,都是以城市为基础的独特的发展。
我们很难想像,如果脱离了城市——西方意义下的——的共同体生活,一个有组织的教团性宗教(如见之于早期基督教的)是否还可能有所发展。因为早期的基督教已将某些既存的概念作为其前提:摧毁所有存在于氏族团体间的禁忌藩篱;(祭司)职权的概念;以及视教团为一具有某种特定目的之“机构”(Anstalt)的概念。基督教本身当然也强化了这些概念,而且也使得这些概念更容易为兴起于中世纪的欧洲城市所再接受。然而,究其实这些概念从未圆熟发展于世界其他各处,除了地中海文明地区——特别是建立在希腊及(确切无疑的)罗马之城市法的基础上。再者,就基督教之特质所在的伦理性救赎宗教与个人的虔敬而言,城市乃为其真正的温床所在;由城市里,新的运动乃不断产生,而有别于支配性的封建势力所欣赏的仪式主义、巫术及形式主义的再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