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与宗教,信仰战士
军事贵族——特别是封建势力的——通常并不容易转变成一个理性的宗教伦理之担纲者。战士的生活态度,与一种慈悲的神意之思想,或者是一个超越性神祇之体系化伦理的要求,极少有内在亲和性可言。“原罪”、“救赎”及宗教性之“谦卑”等观念,在所有统治阶层——特别是军事贵族——看来不但过于遥远,而且简直有伤自尊。对任何军事英雄或尊贵的人物(例如塔西图斯时代的罗马贵族,或儒教的缙绅之士)而言,接受具有这样一些观念的宗教以及屈膝于先知或祭司之前,不但卑俗而且有伤尊严。死亡以及人类命运之非理性,可说是每个战士内心每天都得面对的大事。他的生命充满了现世的侥幸与冒险,以至于除了保护他以对抗邪恶之巫术以及符合其身份自尊的祭典仪式——例如要求祭司为其祈求胜利,或祈求能有个可以直接进入英雄之天堂的善死——外,他对宗教别无所求,他的接受也是颇为勉强的。
正如我们别处已经提过的,有教养的希腊人通常(至少在理论上)都是个战士。一直到他们的政治自主性完全为罗马帝国摧毁之前,希腊人一般的信仰是一种素朴的泛灵论式精灵信仰,对于死后之存在的性质以及有关彼世的所有问题,都没有清楚的答案,唯一可确定的是:即使是在此世过着最悲惨的生活,也要强过去统治阴间的王国。超越这种信仰的唯一发展即为神秘主义的宗教,这种宗教提供仪式性的手段以改善人在此世或彼世之运势;唯一较彻底超越此一信仰的是奥菲斯的教团宗教,它提出灵魂轮回的说法。
带有强烈预言或改革色彩之宗教运动时期,经常会将(尤其是)贵族导至先知型伦理宗教的道路上,因为这种类型的宗教会突破所有的阶级与身份团体,也因为贵族通常都是一般信徒教育之最早担纲者。不过,先知型宗教的日常化很快就会将贵族从具有宗教狂热的团体中排除出去。这种例子可见之于法国的宗教战争时期,休京诺教徒(Hugenotte)[16]的宗教会议与像孔代(Condé)[17]那样的领导者对伦理问题的争执。苏格兰的贵族(就像不列颠与法国的一样),最终还是完全被逐出加尔文教派,尽管这些贵族——或至少其中一些团体——原先曾在此一教派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通常,当先知型宗教对其信仰战士(Glaubenskämpfer)有所许诺时,它自然会结合贵族的身份感觉。这种圣战的观念基本上肯定了一个世界神的排他性以及不信者在道德上的邪恶,这些不信者乃此一世界神之死敌,他们跋扈的存在更引起神的正义之怒。这样的一种观念在古代西方自然是不会有的,同样也未见于琐罗亚斯德以前的亚洲诸宗教。实际上,将宗教的许诺与战争直接结合起来以对抗无信仰者,即使是在袄教亦未曾有过。这种结合首先见之于伊斯兰教。这种结合之先驱以及(可能的)模范则为以色列神祇与其子民的约定,这是穆罕默德所了解且予以再诠释的——在他从麦加一个秘密聚会的虔诚指导者转变为麦地那的“首长”(Podesta)之后,也是犹太人最后决定拒绝承认他为一先知之后的事[18]。
以色列盟约共同体的古代战争——在许多奉耶和华之名的救世主领导下所进行的——传统上视为“圣战”。圣战的观念——奉神之名所进行的,特别是为了报复对神之亵渎,经常伴随着放逐敌人、完全摧毁他以及他一切所有物的手段——未曾见于西洋古代,特别是希腊。然而以色列的观念中最特殊的是,作为耶和华之独特教团的子民,借克服敌人以彰显、展现耶和华的威信。结果是,当耶和华转变成一个普遍性神祇,以色列的先知与《新约/旧约》诗篇作者的宗教,创出了一个新的宗教性诠释:原先只不过说可以拥有“许诺之地”,现在则被另一更为广泛的许诺所取代,作为耶和华子民的以色列人被提升到其他民族之上,所有的民族未来都将被迫奉事耶和华并臣服于以色列人足下。(https://www.daowen.com)
基于此一典范,穆罕默德乃构建出圣战的诫命:迫使所有非信仰者屈服于信仰者之政治权力与经济支配下。如果这些非信仰者是某一“圣典宗教”的教徒,那么可以不必消灭,基于财政利益的考量,他们的存在反而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基督教最早的一次宗教战争是在圣奥古斯丁教徒“强制加入”(coge intrare)的口号下发动的[19],根据此一口号,无信仰者或异教徒只能在改宗与灭绝之间作一选择。我们可别忘了,教皇乌尔班(Urban,1042—1099)曾不断向十字军强调扩张领土的必要——为他们的子孙取得新封地。伊斯兰教的宗教战争比起十字军圣战,就此而言,基本上更是一种具有夺取土地不动产之性格的事业,因为它的主要动机就在取得封建地租的收入。迟至土耳其的封建法中仍然规定,在授予骑士俸禄时,曾否参加宗教战争是考虑优先次序时的一个重要资格。撇开由于宗教战争胜利而来的支配者地位不谈,就算是伊斯兰教,与战争宣传结合的宗教许诺(特别是允许所有在圣战中死亡的将士皆可荣登伊斯兰教之天堂的那种许诺),绝不能被描绘成真正意义下的救赎许诺,就像北欧神话里的“英灵殿”(Walhall)[20],或允诺给印度战死之刹帝利武士的天堂,或允诺给那些从子孙身上见到自己之永生,而对生命感觉厌倦的勇士的天堂,或实际上任何有关战士之天堂的许诺,都不可与救赎之许诺混为一谈。再者,只要伊斯兰教在本质上仍维持其战士宗教的性格不变,那么其早期之为一个伦理性救赎宗教所特有的诸宗教性要素,大多即会变为隐晦不显。
同样的,中古时期基督教之独身骑士团——特别是“圣殿骑士”(Templer),十字军东征时组织起来以对抗伊斯兰教的类似伊斯兰教的战士团[21]——的宗教性,一般说来与“救赎宗教”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关系。其实,即使这种形式上的正统性,其纯正程度也还常受到怀疑。印度的锡克教徒(Sikhs)也一样[22],尽管他们原先都是严格的和平主义者,由于宗教迫害以及伊斯兰教观念的输入,驱使他们走向毫不妥协的宗教战争之理想。另外一个例子则是日本的佛教僧兵,他们曾有一段时期颇具政治重要性。
虽然骑士阶级对救赎与教团宗教一向皆持彻底否定的态度,“常备的”职业军队——亦即有“军官”统率,基本上为一官僚组织的军队——与这类宗教的关系则有些不同。中国的军队,就像任何其他行业一样,有其特定的神祇,一个经过国家之神格化的英雄崇拜。同样的,拜占庭军队之狂热的参与破坏偶像崇拜运动,并非起因于有意识的禁欲原则,而是他们所出生的征兵地区老早就在伊斯兰教的影响之下采取了此一立场。至于在罗马帝国时期的军队里,从2世纪以后,密特拉(Mithra)教团宗教[23]——基督教的竞争对手,也提供某种有关彼世的许诺——与其他一些受欢迎的祭典则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不过,在此我们不拟详述。
密特拉信仰在百人队长的阶层(虽然并非只有此一阶层)特别受重视。这些百人队长是下级军官,不过他们可要求(退役后)转任文官的权利。密特拉神秘主义之原本的伦理要求,可说是非常中庸的,而且只带有一种普遍性的本质。基本上它是一种仪式主义的净化宗教;与基督教截然有别的是,它是男性主义者,完全排除女性之参与。大致上,它可算是个救赎宗教,而且是(如上所述),最为男性主义的一种,具有关于神圣祭典与宗教位阶的一种层级制度。与基督教有别的是,它并不禁止信徒参与其他的祭典与秘仪,这种现象也的确常发生。密特拉信仰从康茂德(Commodus)皇帝[24]——他最先接受入教仪式,就像普鲁士诸君为“同济会”之成员一样[25]——开始即置于帝国庇护之下,一直到最后一个狂热的拥护者尤里安皇帝为止[26]。除了具有现世性质之许诺(这种许诺,就像所有其他宗教一样,是与彼世之许诺结合在一起的)外,密特拉信仰对军官的主要吸引力,无疑乃在于其本质上具有巫术—秘迹之性格的恩宠授予,以及在神秘祭典中之位阶升迁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