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流阶层的知识主义、平民的知识主义、贱民的知识主义与教派的宗教性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十三 上流阶层的知识主义、平民的知识主义、贱民的知识主义与教派的宗教性

此处无法详述中古基督教之知识主义与宗教的关系。不管怎么说,此一宗教——至少就其社会学上的重要作用而言——并非特别地倾向知识性的因素。修院的合理主义对文化实质内容的强烈影响,只有在比较西方与近东及亚洲的修道士阶层之后,才有可能弄清楚,稍后我们会简单描述一下。西方修道士阶层的特性,决定了西方世界里教会突出的文化影响力。在中古时期,西方的基督教并没有任何具有重要意义的宗教性的俗众知识主义,不管是小市民性格,还是贱民性格的,虽然在一些教派中偶尔确可发现某种宗教性的俗众知识主义。

另一方面,教养阶层在教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并非就不重要。加洛林王朝、奥托王朝与萨利安王朝的帝国主义的教养阶层[88],都努力构建一个皇权—神权的文化组织,就像16世纪俄国的圣约瑟夫派(Josephite)修道士所做的一样[89]。教皇格列高利的改革运动,以及教皇政治的权力斗争[90],究其实也是在当时精英知识阶层的意识形态下推动的,他们与正在崛起的市民阶层组成联合阵线,共同对抗封建的势力。随着大学教育的日益普及以及教皇极力想要垄断——为了国库或单纯只是保有庇护权的目的——巨大的圣禄的支配权(这些圣禄是教养阶层的经济支柱),这个日渐扩大的“圣禄受益者”阶层及转而反抗教皇。最初,这种反抗基本上只是针对经济及国家主义之利益的独占,稍后,随着教会的大分裂(Schism),这种反抗乃转变为意识形态上的,这些知识分子乃成为“教会会议至上论”改革运动以及后来人文主义的“担纲者”。

人文主义者的社会学,特别是他们从骑士与圣职者的教育转化为基于恩护者之大量赏赐的宫廷文化,当然是有其独特意义的问题,只是我们无法在此详述。人文主义者对16世纪宗教改革的矛盾态度,主要是来自意识形态上的因素。

只要人文主义者愿意为教会的建立——不管是改革派教会还是反改革教会——提供服务,他们即会在教会学校的组织与教义的发展上扮演一个极端重要(虽非决定性)的角色。然而一旦他们成为某种特殊宗教(实际上是一整批宗教的个别类型)的担纲者,他们就仍然不可能产生持续性的影响力。这些受过经典教养的人文主义者团体,与其生活样式相互一致的,对群众以及宗教性教派都抱持全然排斥的态度。他们一直憎恶骚动,特别是祭司与布道者的煽动。整体而言,他们在气质上接近埃拉斯都派(Erastus)或和平主义的[91],也正因如此,他们注定是要逐渐丧失其影响力。

除了精微的怀疑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启蒙思想外,人文主义者(特别是英国国教的团体)也呈现出一种纤细的宗教情操,或者又如见之于皇家港(Port Royal)信徒的一种诚挚而又经常带有禁欲性格的道德主义[92];以及见之于日耳曼(初期)与意大利的一种个人主义的神秘主义。不过在涉及其现实权力与经济利益的斗争里,若非直接诉诸赤裸裸的暴力,那么自然是出之以煽动的手段,在这方面,并非所有的人文主义者团体皆居于平等的地位。显而易见的,至少那些想要争取统治阶层——特别是大学——支持的教会,就需要受过经典训练的神学论辩者以及受过经典训练的传道者。在路德教派内,由于与贵族势力合作,教育与宗教活动的结合迅速且彻底地转移到转业神学家手中。(https://www.daowen.com)

尽管《休迪布拉斯》(Hudibras)里嘲笑清教徒夸夸而谈的哲学知识[93],然而,赋予清教徒——尤其是洗礼派诸教派——无与伦比之抵抗力者,并非精英分子的知识主义,而是平民(有时甚至是贱民)的知识主义,因为洗礼派运动在其初期是由流浪的职工或使徒所推动的。在这些清教诸教派里,并没有具有一种特定生活样式的特殊的知识阶层,不过,在一个由巡回布道者所开展的短暂的传教运动结束之后,受到他们的知识主义潜移默化的是中产阶级。有关《新约/旧约》的知识以及对极端深奥玄妙的教义论争之兴趣的前所未有的普及化,是17世纪清教徒(甚至及于农民层)的特色,这种普及化创造出一种后无来者的宗教性大众知识主义,只有晚期犹太教以及保罗传教教团的宗教性的大众知识主义才能比拟。这点恰与荷兰、苏格兰一部分与美洲殖民地的情况形成对比;在英国,当势力范围以及争取势力的限制,于宗教战争中试炼并予以确定后,这种宗教性的大众知识主义即告衰微。不管怎么说,这个时期型塑了盎格鲁—撒克逊之教养阶层的知识主义,其特色为一种对自然神论—启蒙主义的宗教形态的传统性恭顺态度,柔顺的程度则各有不同,不过,从未到达反教会的程度,有关此一现象目前暂时无法论及。由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心态基本上乃来自(拥有强大政治力量的)市民阶层之传统主义的态度与道德主义的关心,因此可说是受到宗教性的平民知识主义的制约,这一点恰与拉丁诸国内部(本质上)以贵族及宫廷为中心的教育之转变为激烈的敌视、或全然地忽视教会的态度,形成最尖锐的对比。

盎格鲁—撒克逊人与拉丁诸国的这些发展(最终导致—种反形而上学的效果),恰与日耳曼特有的“非政治”——既非脱政治,亦非反政治——的精英教育形成对比。日耳曼的这种教育源自其具体的历史条件,且极少(基本上是负面的)受到社会学特质的制约。其取向为形而上的,然而与特定的宗教需求无甚关联,更谈不上任何“救赎”的需求了。另一方面,日耳曼的平民与贱民知识主义,就像拉丁诸国的,逐渐走向激烈的反宗教途径,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的经济末世论兴起之后变得特别显著。此一发展与盎格鲁一撒克逊地区的发展恰成强烈对比,后者之最诚挚的宗教形态,自清教徒时代以来,即带有教派的性格,而非制度性与权威性的。

唯有这些反宗教的教派尚能掌握一个没落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末世论至少还能短暂维持一种宗教式的信仰。那些经济利害关系者(劳动者)愈是掌握其利益代表,“学院派”的构成分子就愈是不重要。再者,对“学问”迷信式的崇拜——认为“学问”乃解放阶级支配的可能的创造者,或至少是社会革命(不管是和平还是暴力的)的先知——最终之无可避免的幻灭,亦使得此一构成分子更形衰微。因此,同样的结果是,在西欧唯一残存的近似于一种宗教信仰的社会主义形态——工团主义(Syndikalismus)[94]——很容易就堕落为由没有直接经济利害关系的第三者来进行的一种浪漫的游戏。

最后一个知识分子的大规模运动,虽然并非有一种共识的信念来支撑,却具有一些足可比拟于一个宗教的基本要素,此即俄罗斯的革命知识层,在此运动中,出身学院与贵族的知识分子与平民知识分子并肩而战。平民知识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是庶民的小官吏层,特别是自治团体的官员(所谓的“第三势力”[95]),他们不管是在社会学思考上,还是对文化全盘的关怀,都相当有深度。此外,下列人物也发挥了推动此一类型知识主义的作用:新闻人员、小学教师、革命的使徒,以及在俄国的社会各种条件下配合出现的农民知识层。在1870年代时,此一运动汇集为一种对自然权利的诉求,其主要取向则为农业共产主义,亦即所谓的“民粹主义”。1890年代起,此一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教义有过激烈的冲突,不过也有部分的融合。另一方面,也有将之与纯斯拉夫主义之浪漫主义宗教性——稍后则转化为神秘主义宗教性,或至少是宗教性的狂热——结合起来的企图,虽然其方式通常并不很清楚。在陀斯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的影响下,俄国一些相对而言广大的知识分子阶层逐渐产生一种禁欲的、无等差主义的个人生活态度。至于有关此一运动——强烈混杂了犹太平民知识分子(他们随时准备牺牲一切)的影响——在俄国1906年革命大变动之后,还能持续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我们无法在此细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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