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教与早期基督教的小市民知识主义
就我们所知,贱民知识主义与小市民知识主义实际上皆未曾见之于东亚与印度。小市民知识主义是以一种城市市民的共通情感为前提,这并不存在于上述地区。两地皆尚未从巫术中解放出来,这也是上述知识主义的前提。实际上,就算是源自下层种姓的宗教形式,也是从婆罗门那儿取得它们的偈颂。中国也一样,除了儒教教育外,没有任何其他独立的、非官方的知识主义。儒教即为“贵人”——德沃夏克(Dvořak)正确地译为“君子”[72]——的伦理。儒教是个十分明显的身份伦理,更正确的说法,是个体系化的礼仪规则,适合一个其成员曾受过人文教养的、有尊严的阶层。就我们所知,情况与古代地中海东部地区及埃及无甚差异。那儿的书记的知识主义,就其所导致的伦理与宗教的反省而言,可说是完全属于一种(有时是)非政治化且永远是贵族化与反庸俗的知识主义类型。
以色列的情况不太一样,《约伯记》的作者所代表的意义是,上层的氏族为宗教知识主义的担纲者之一。《箴言》及相关的作品则表现出受到自亚历山大东征以来,脱离政治的上层教养阶层之相互接触与国际化的强烈影响。《箴言》的某些格言就直接被归到一个非犹太人的君主的名下,而且大致上,凡是以“所罗门”(Solomon)之名出现的,皆带有国际性文化的色彩。西拉(Ben Sira)极力强调自父祖传来的智慧以对抗大希腊化文化[73],即清楚证明了大希腊化的倾向的确存在。再者,布杰特(Bousset)已正确指出[74],根据《传道书》,在那个时代熟读律法的“书记”或“律法学者”都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绅士。通贯全书,正如迈赫德(Meinhold)强调的[75],表现出清楚的反庸俗的倾向,极为类似见之于希腊的情况:农人、冶匠或陶工怎么可能有“智慧”,那是得有充分余暇沉思及埋首研究的人才能有的。以斯拉被称为“最初的律法学者”,不过,远在他之前就有据有重要影响地位的人物,他们是具有纯粹宗教关怀的理论家,围绕在先知身旁,没有他们的话,《申命记》是不可能制定的。另一方面,懂得希伯来文而能诠释神之诫命、其地位几乎可与伊斯兰教之“传法者”(mufti)相比拟的律法学者,这种支配性地位的获得,则要远较以斯拉——他得到波斯皇帝的授权,而为公认的神权政治的创始者——来得晚。
律法学者的社会地位还是不断有变化的。在马加比(Makkäbaer)王朝时代[76],虔敬——基本上是一种相当稳定的处世智慧,正如友爱他人的教义所证实的——被视为与“教养”同义,“教养”(musar,paideia)乃通往德性之道的关键[77],而且就像希腊人所体会的一样,是可以学习的。然而当时虔敬的知识分子,就像大多数《新约/旧约》诗篇作者一样,感觉到自己是与那些经常不信守律法的富人与傲慢者处于尖锐对立的位置,尽管他们与那些富人及傲慢者属于同一社会阶级。另一方面,希律王室(Herodian)[78]时代律法学者的各个学派——由于面临无可避免的异民族之支配,他们内心的挫折与紧张逐渐扩大——产生了庶民阶层的律法诠释者。这些人在犹太教会堂里充任司牧的助手、讲道人与教师,他们的代表也参加最高法院(Sanhedrin)[79],对犹太教团“同志”(chaberim)——他们严格信守“分离者”(Peruschim,pharisaioi)意义下的律法[80]——的大众的虔敬,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犹太法典(Talmud)时期,这种活动发展为拉比教学——一种教团执事者的专业。与上述虔敬知识分子做法相反的是,透过律法学者之各个学派的努力,小市民与贱民的知识主义有极为惊人的扩展,是我们未曾见之于其他任何民族的。斐洛(Philo)已经指出[81],为了普及读写能力以及决疑论思考方式之系统性教育的“普遍公众学校”是犹太人所特有的。经由此一阶层的影响,在城市犹太市民阶层里,先知的活动才首次被对律法之忠诚与律法圣典之研究所取代。
犹太人的这个与秘仪宗教无丝毫联系的大众知识分子阶层,较之近东一带大希腊化社会的哲学家与秘法传授者集团而言,所拥有的社会地位无疑要低一些。然而知识主义无疑已经浸透基督教出现以前的近东的各式各样的社会阶层,这种知识主义透过譬喻与思辨,在各种秘迹救赎祭典与圣化中产生出类似的救赎教义——就像大部分皆为中产阶级的奥菲斯教徒所做的一样。这些秘迹与救赎论思辨显然是为一个离散时代的律法学者如保罗所熟知的,因为他极力反对这些东西;我们晓得密特拉崇拜在庞培(Pompey,公元前60年左右)时广泛流传于西里西亚(Cilicia)一带,是个海盗的宗教,不过根据碑铭资料,其存在——特别是在塔尔苏斯(Tarsus)[82]——只能追溯到基督教公元时期。不同种类与起源的救赎期盼极可能长期并存于犹太教里,特别是在各省区,要不然,我们即无批注释为何犹太教早在先知时期,除了已出现一个未来的、重掌权力之犹太民族君主的观念外,尚出现了将有一个贫人之君主骑着驴子进入耶路撒冷的观念;而且犹太人也不太可能形成显然是源自闪族语法的“人子”的观念[83]。
总而言之,各种复杂的救赎论——它们开展了抽象的思维与宇宙的视野,远远超越了仅止于解释自然现象的简单神话,以及现在正隐于某处的明君将于未来某一时刻出世的素朴的预言——皆与一般信徒的知识主义有关,不管是上层社会,还是贱民的知识主义。
可视为小市民知识主义实例之一的律法学者阶层,就从犹太教转入早期的基督教。保罗就像其他许多晚期犹太教的律法学者一样是个职工,这点恰与西拉(Sira,他曾经发表反庸俗的睿智的教谕)时代的知识分子形成强烈对比。他可能是早期基督教此一类型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虽然他的确也还带有其他色彩。他的“灵知”(gnosis)虽然与大希腊化东方的思辨型知识分子所能理解的大为不同,却在稍后为马西昂思想(Marcionitismus)提供了不少理论支持[84]。保罗的知识主义还带有一种一般性的、自负的色彩:只有那些受到神所召唤的人才能理解主的譬喻;保罗自夸其真正的知识,“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希腊人为愚拙”[85]。保罗有关“灵”与“肉”的二元论与知识主义救赎论特有的感性有其亲和力,不过却是基于其他的概念。他的思想中有某种皮毛之见的希腊哲学。究其实,保罗的皈依并非仅只是一种幻觉意义下的幻象,他的皈依同时也是将复活的耶稣的个人命运、与他所熟知的东方救世主救赎论及其祭典程序的一般概念,作一种内在且实际的综观之意义下的幻象。犹太预言中的许诺在此找到其栖身之处。(https://www.daowen.com)
保罗书简里的论证代表了当时见之于小市民知识主义最完美的辩证法类型。在其著作中,例如《罗马书》,保罗假定他所诉求的阶层具有一种高度且直接的“逻辑的想像力”(logischer Phantasie)。看来当时普遍所接受的并非保罗有关义认(Rechtfertigung)的教说,而是其有关灵与教团之关系,以及以何种方式让灵适应日常切身事务的观念。离散期(Diaspora)的犹太教徒极端痛恨保罗,认为他的辩证法是滥用其律法学者之训练。不过,这种痛恨倒说明了他的辩证法是多么切合当时小市民知识分子的心态。原始基督教团的这种知识主义,在卡理斯玛“传道者”(教师,didaskaloi)的努力下,一直持续到《十二使徒遗训》(Didache)的时代[86];哈尔纳克(A.Harnack)即在《希伯来书》中发现知识主义之诠释学的范例。然而,随着主教与长老逐渐垄断了教团的精神指导权,这种知识主义即告消失。取代这些知识分子与教师的,首先是知识主义的护教者,接着是受过希腊教育而且(几乎都)拥有圣职的教父与教义学者,然后是皇帝(他们对神学具有业余的兴趣)。在东方,此一发展的最后结果则为——在偶像崇拜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后[87]——出身非希腊人的最低社会团体的僧侣掌握了主导权。自此以后,东方教会的一些特质,例如其圣职人员皆有的形式的辩证观,以及随之而来的半知性主义、半原始—巫术性的教会自我神格化的理想,就再也不可能完全根绝。
不过,就原始基督教的命运而言,尚有一决定性的因素。就其起源、其典型的担纲者以及对此一担纲者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宗教的生活态度而言,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是个救赎的宗教。尽管从一开始,基督教的救赎神话与近东救赎神话的一般模式即有许多雷同之处(实际上,它也的确借取了近东神话的成分而加以改变),而且保罗也接受了律法学者的诠释学的方法论,它仍采取一种最大可能之有意识的与一贯性的、反对知识主义的立场。原始基督教既反对犹太教之仪式—律法的学识,亦反对诺斯替派知识贵族的救赎论,它全面性地拒斥古代哲学。
基督教的最主要特质乃在其拒斥诺斯替派对“信心者”蔑视的态度,以及其确认、模范的基督教徒是圣灵(pneuma)充满的“贫者”而非“智者”。只有基督教才会教导:救赎之道绝非来自习得的知识,不管是律法、有关生命与苦恼之宇宙的或心理学根据的智慧、现世生活诸条件、秘迹仪式的神秘意义,还是灵魂在彼岸的未来命运的知识。基督教除了这些表征之外,还得再加上下列事实:早期基督教内部的教会史——包括教义的形式——有相当多的部分实乃反映着基督教对抗各种形态之知识主义的斗争。
如果要简洁地——换言之,以一句话——描述出所谓世界诸宗教的主要担纲者或传道者之阶层的典型代表人物,那么,可以这么说:儒教,维持现世秩序的官僚;印度教,维持现世秩序的巫师;佛教,浪迹世界的托钵僧;伊斯兰教,征服世界的武士;犹太教,流浪的商人;基督教,流浪的职工。当然,所有这些类型的代表人物皆不能视为其职业或物质之“阶级利益”的代言人,而毋宁视之为其伦理与救赎论——较结合于其社会之处境的——之意识形态上的担纲者。
例如伊斯兰教,除了官方的法律学校与神学院以及对学问的兴趣有过短暂而辉煌的时期外,其固有的宗教性格只有在受到苏非派教义渗透之后,才可能经历知识主义的突破。然而伊斯兰教的取向并非仅此一端。实际上,在一般修道士的信仰中,完全缺乏合理主义的倾向。伊斯兰教中,只有少数异端教派——它们在某些时期曾拥有相当的影响力——展现出一种特殊的知识主义的性格。除此之外,伊斯兰教,就像中古的基督教一样,在其高等学府中只出现经院哲学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