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阶层对世界诸宗教的影响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十一 知识阶层对世界诸宗教的影响

知识主义及其与祭司阶级、政治权威的种种关系对诸宗教的命运有着极为广泛的影响。而这些关系反过来又受到特定的知识主义之最主要担纲者的阶层出身所影响。

最初,祭司阶级本身即为知识主义的最主要担纲者。特别是在有圣典的情况下,因为这就使得祭司阶级变成一个文献专业团体,从事于解释经典、教导内容、意义及正确的应用。不过,古代城邦宗教并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发展,特别是腓尼基人、希腊人或罗马人,也未见之于中国的伦理。在这些文明里,所有形而上学及伦理思想的发展皆掌握于非祭司者的手中,神学的发展——只有极低度的发展,如赫西奥德的神学——亦如此。

反之,在印度、埃及、巴比伦、袄教、伊斯兰教及古代与中世纪基督教,由祭司阶级所推动的知识主义则有最高度的发展。如果神学也计入的话,那么,近代基督教祭司阶级的知识主义亦有所发展。在埃及的宗教、袄教、古代基督教的某些阶段,以及吠陀时期的婆罗门教——一般信徒之禁欲主义与《奥义书》(Upanishad)哲学出现以前[62]——里,祭司阶级强有力地垄断了宗教形而上学与伦理的发展。类似之祭司阶级的垄断亦可见之于犹太教与伊斯兰教。不过,犹太教的垄断由于受到一般信徒之预言的强烈冲击而有相当程度的减弱,至于伊斯兰教祭司阶级的强大力量也因苏非(Sufi)教派的思想而有所限制[63]。在佛教及伊斯兰教所有的支派,以及古代与中世纪的基督教里,对神学与伦理思想各个领域、形而上学、其他相当多的学科以及文学的艺术创作有兴趣且从事写作者,除了祭司(及类似身份的人)外,就是僧侣或修道取向的团体。祭典中极为重要的咏歌者,在将叙事、抒情与讽刺诗歌带进印度的吠陀诗篇以及以色列之情诗带入《新约/旧约》的工作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神秘的、灵(pneumatisch)的情感与诗的灵感之心理学的亲和性,形塑了神秘主义者在(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抒情诗里的角色。

然而我们此处所关心的并非文学作品及其性格,而是对宗教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知识阶层之特殊性格对宗教本身有什么样的制约。祭司阶级对宗教的知性影响——就算此一阶级是文学的主要担纲者——范围变化相当大,得看与祭司阶级对抗的是哪个阶级以及祭司阶级本身的权力地位而定。在袄教晚期及埃及与巴比伦的宗教里,特殊的祭司阶级的影响曾达到其最高潮。《申命记》与俘囚时期的犹太教,虽然基本上还是预言式的,祭司阶级对此发展中的宗教却也已有强烈的影响。不过,到了犹太教晚期,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并非祭司,而是律法学者。祭司阶级与修道士对基督教具有绝对影响力的时代是上古末期与中世盛期,此一影响力于反宗教改革时期又再度出现。路德教会与早期加尔文教会也是在牧师影响的支配下。印度教的形成,至少就其制度与社会构成要素而言,受到婆罗门极端强烈的影响。特别是种姓制度,只要婆罗门到达的地区,就出现此一制度:种姓的社会层级结构最终是由婆罗门所赋予每一特定之种姓的位阶来决定。佛教的各种支派(特别是喇嘛教),都彻头彻尾地受到修道僧的影响,他们也曾影响东方基督教的广大阶层,只是没那么强烈。

此处我们格外关心的问题是:一种非祭司(修道士或一般信徒)的知识主义与祭司的知识主义之相对关系,知识分子阶层与宗教事业的关系,以及他们在宗教共同体内的地位。首先我们得了解一个具有基本重要性的事实,此即亚洲所有伟大的宗教性理论皆为知识分子的杰作。佛教与耆那教的救赎论,以及所有相关的教义,都是由一群受过吠陀经典教育的知识精英所发展出来的。这种吠陀经典训练虽然并不一定具有严格的学术性质,却是印度贵族——特别是与婆罗门比肩的刹帝利(Kshatriya)贵族成员——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在中国,儒教的担纲者(从其创始者孔子开始),以及一般公认为道教创始者的老子,要不是受过古典人文教育的官吏,就是受过类似教养的哲学家。

希腊哲学各种学论的取向,实际上皆可在中国及印度的宗教里找到对应的说法,虽然经常有点变化。作为中国实用伦理的儒教思想,完全是由一个接受过古典人文教育的官职候补者阶层所支撑起来的,而道教则成为一个通俗的、巫术实践的经营。印度教的几次大改革都是由受过婆罗门教育的贵族知识分子所推动的,虽然教团的组织随后经常会落入较低种姓成员的手中。因此,印度的宗教改革过程与北欧的宗教改革所采取的途径有所不同,与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亦有差异;北欧的宗教改革是由受过专业圣职教育的知识分子所领导的,天主教反改革的主要支持者则来自受过辩证法训练的耶稣会士,如撒梅隆(Salmeron)与赖尼兹(Lainez)[64]。印度宗教改革运动与阿尔·加扎利(al-Ghazâlî)所推动的伊斯兰教教义再造运动亦有所不同[65],伊斯兰教的改革运动混合了神秘主义与正统教义,其领导权部分是掌握在公认的圣职阶层手中,部分则控制在新形成的、受过神学训练的官职贵族手中。近东的救赎宗教如摩尼教与诺斯替派,也同样都是特殊的知识分子的宗教,不管是其创始者、主要担纲者以及其救赎论的性格,莫不皆如此。

在所有上述例子中,虽然这些宗教彼此间差异甚大,知识分子阶层却都拥有相对而言较高的社会身份,并受过哲学教养——相当于希腊的哲学学院、中世纪晚期最为成熟的修道院教育或世俗人文主义的大学教育。不管在哪个例子里,这些团体都是伦理思想或救赎论的担纲者。以此,在一个既存的教育范围内,知识阶层有可能形成一个可与柏拉图之学园以及相关的希腊诸哲学学院相比拟的学术活动。在此情况下,知识阶层——就像希腊的一样——对于既存的宗教实践不采取任何公开的立场。不过,他们通常也只是忽视既存的宗教实践,或者予以哲学的再诠释,而非直接与其决裂。从祭典的官方代表的角度来说,例如中国负责祭典任务的官员或印度的婆罗门,则倾向将知识分子的学说划分出正统或异端,中国的唯物论学说以及印度之二元论的数论派(Sankhya)哲学[66],就是被列为异端的例子。此处我们无法更深入探讨这些运动的内涵,大致说来,它们主要是学术取向的,与实践的宗教只有间接的关联。我们主要的兴趣乃在前面提到过的其他一些运动,一些特别与宗教伦理之创造有关的运动。最好的例子即为古典时期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与新柏拉图学派。这些知性运动都一律源自社会特权阶层,或者是接受此一阶层之成员的指导或影响。

由某一民族之社会特权阶层所支持的救赎宗教通常在下述情况里有最好的发展机会:即当此一阶层已被解除武装,并且无法再参与政治活动,或对政治活动已无兴趣时。准此,当统治阶层——贵族或中产阶级——的支配权力为一个官僚—军事一元化的国家所取代时,救赎宗教即会出现。统治阶层之脱离政治(不管是为了什么缘故)亦有利于救赎宗教的发展。在这样一个例子里,统治阶层认为,他们的知识训练就其最终极的、知性与心理上的作用,比起实际参与尘世的外在事务,对他们而言要远为重要得多。这当然不是说,救赎宗教只有在这种时候才会兴起。相反的,这种知性观念有时正是会在政治与社会动乱时期作为一种无成见之反思的结果出现。不过,在此情况下,这种思考模式多半是潜藏着的,通常只有当知识阶层已经非军事化后,才会具有支配性的地位。

儒教,一个拥有强大权势的官僚阶层的伦理,拒斥任何类型的救赎教义。另一方面,耆那教与佛教——它们恰与伦教的顺应此世形成尖锐对比——则具体呈现出一种极端反政治的和平主义与拒斥现世的知识分子的态度。只是我们还不晓得,这两个宗教在印度为数颇多的教徒,是否有时会因时代的事件(这些事件会减少人们对政治事务的关心)而有所增加。亚历山大东征以前的印度有许多小君侯统治下的小邦(一些缺乏政治动力的小邦),面对的却又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统一的婆罗门阶级,而且其间的对抗不管在哪儿都逐渐表面化;这样的小邦本身就足以诱使那些受过知性教育的贵族团体从政治以外的领域去追求满足自己兴趣的事务。以此,婆罗门教规中所要求的弃绝现世,例如隐遁者(Vānaprastha)与养老份的惯习[67],以及这些规定的普受遵行,尔后皆可见之于非婆罗门的禁欲者(沙门,Shramana)[68]。果真如此,则鼓励已看到自己孙子的婆罗门弃绝尘世,较之于沙门的出现,显然是一种较为晚出且由后者转化而来的现象。不管怎么说,具有禁欲之卡理斯玛的沙门在一般人的评价里,很快就超越了正式的祭司。这种源远流长的——早在非政治的、哲学性的救赎论出现前即已存在——修道僧的非政治主义,可说是印度贵族的一个独特的现象。(https://www.daowen.com)

近东的救赎宗教(不管是秘仪型,还是先知型),以及东方与希腊的救赎宗教(不管是较为宗教倾向,还是哲学倾向,基本上是以知识分子的一般信徒为担纲者),就所包含的社会特权阶层而言,实际上无一例外皆为有教养的阶层被迫或自愿脱离政治影响与政治活动的结果。在巴比伦,转向救赎宗教发展首见之于曼达教(Mandaismus)[69],其间则交错有源自巴比伦以外地区的成分。在近东,当有教养的阶层对政治的关心皆灭绝之后,知识分子的宗教信仰首先转向密特拉崇拜及其他救世主崇拜,然后转向诺斯替教与摩尼教。希腊一直有流传于知识阶层之间的救赎宗教,这在毕达哥拉斯教派兴起之前就是如此。不过,对于握有决定性政治权力的团体却没有支配性的影响力。哲学性的救赎论与救赎信仰的布道活动在希腊晚期及罗马时代之得以流行于上流社会俗众间,是与此一阶层之最终被排除于政治活动之外并行发展的。实际上,今日我们德国知识分子之多少有点啰嗦的“宗教”兴趣,与政治上的挫折有密切关联,因为政治上的挫折导致他们对政治的不关心。

来自特权阶层对救赎的憧憬,一般而言具有“开悟”—神秘主义(Erleuchtungs-Mystik)之倾向的特征(稍后再作分析),这种“开悟”—神秘主义是与一种特殊知性主义之救赎资格的意识互相结合的。这就导致对自然的、感性的与肉体的事务之强烈贬斥,认为这些会——根据心理学经验——构成背离特殊救赎之道的诱惑。正常性欲的亢奋及其勉为其难的纯化,同时,借着替代—发散反应对正常性欲的抑制,是取决于那些也许可称之为“纯知识分子”的生活态度;性欲的这种亢奋与抑制有时会扮演某种角色(只是今日的精神病理学尚未归纳出可以普遍适用的法则),就像某些现象(特别是诺斯替派的秘法传授)——为农民的狂迷提供纯化的自慰性的代用品——所清楚显示的。宗教之所以非理性化的过程之各种纯心理学的条件,交错于知识主义之将此世界理解为一有意义的秩序之固有的理性主义的要求;典型的一些例子如:印度业报(Karma)的说法及佛教类似的教义(稍后再详论)、来自(可能是)希伯来上层知识团体的《约伯记》、埃及文学、诺斯替派的思想以及摩尼教二元论里一些类似的成分。

一旦源自知识主义的救赎论及伦理成为一种大众宗教,某种说法传授的教说或贵族身份伦理即会配合受过知识教育之团体的需求而出现;不过,此一宗教同时也会转化成一种通俗的巫术性救世主救赎论(Heilandssoteriologien),以配合非知识阶层大众的需求。因此,在中国,除了官僚阶级——他们对救赎毫无兴趣——的儒教身份伦理外,道教的巫术以及佛教的秘迹与祭仪恩宠就像结晶体一样保留于民间信仰中,尽管这些信仰为受过经典教育的人所蔑视。同样的,在佛教修道僧之救赎伦理外,还有俗众的巫术与偶像崇拜、禁忌型巫术的存在,以及印度教之救世主宗教的新发展。在诺斯替派与类似的信仰里,知识性宗教采取的是具有秘法传授形式的、神圣化的层级结构,尚未开悟的“信心者”(Pistiker)是被排除在外的。

知识分子之渴望救赎永远是源自“内心的困顿”,因此,较之于非特权阶层所特有的、由于外在之困穷而期盼的救赎而言,就显得离生活更遥远,更为理论化与体系化。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探索,其决疑论推演至无穷尽,赋予其生活态度首尾一贯的“意义”,由此而发现与其自身、同胞及宇宙的“统一”。知识分子从一种“意义”的问题上来理解“世界”。自从知识主义抑止巫术信仰后,世界的各种现象被“除魅”(entzaubern)了,丧失其巫术性的意义,而成为简单的“存在”与“发生”,其间再无任何其他“意义”可言。结果是出现一种渐增的要求:世界以及整个生活态度必须服属于一个既重要且又有意义的秩序之下。

存在于这种“意义”之要求与世界及其机制之经验现实间的冲突,以及存在于此种“意义”之要求与个人生活态度在此世界之可能性间的冲突,导致了知识分子特殊的遁世行为。这种遁世可以是一种绝对孤独式的逃避,也可以采取一种较近代的形式——像卢梭那样逃入一个未受人为机制所污染的“自然”里;或者是浪漫主义式的遁世,例如逃入未受社会习俗所污染的“民众”里,这是俄国“民粹主义者”的特色。这种遁世可以是强烈倾向冥思型或行动型的禁欲;也可能是基本上在寻求个人之救赎,或追求集体之伦理的、革命的现世之改变。所有这些事实都同样适用于脱离政治之后的知识主义,也可能(有时也的确)形成宗教性的救赎论。知识性宗教特有之逃避现世的性格亦可在此找到其根源。

然而,那些通常在社会及经济方面享有优渥待遇之阶级——特别是脱离政治的贵族、坐食者(Rentner)[70]、官员、持有俸禄者(不管是教会、修道院、大学或其他类似机构的人员)——的哲学性知识主义,绝非仅有的知识主义,而且经常也不是对宗教之发展最具重要影响性的知识主义。因为另外还有一种与之并行的庶民的(proletaroid)的知识主义,在许多方面透过一种过渡的阶段而与贵族的知识主义有所联系,而仅在其最突出的特征上有所区别。此一阶级的成员包括有:生活在最低水平线的人;各个时代的小职吏及俸禄持有者,他们接受过初级的教育;书记,虽然处于一个写作还被视为一种特殊行业的时代,他们却不属于特权阶层;各式各样初级教育的工作者;吟游诗人;说书人;吟诵者;以及类似的庶民自由业者。除此,还必须加上劣势特权阶层的自修的知识分子,最典型的例子即为东欧的俄国庶民的农民知识分子,以及西欧之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还可以再加上背景大为不同的一些团体,例如19世纪前半的荷兰农民,他们对《新约/旧约》有极深入的了解,17世纪英国的小市民清教徒,以及各时代各民族间具有宗教关怀的职工。此外,当然还得加上典型的犹太笃信者,包括法利赛人(Pharisee)、哈西德人(Chassidim)[71]以及每天钻研律法的虔敬犹太大众。

值得注意的是,“贱民”知识主义——见之于所有庶民的小俸禄持有者、俄国的农民以及(或多或少)“流浪者”的身上——之激烈力量的来源是,处于社会层级结构最底层(或根本就不在层级结构之内)的这些团体,不管是就外在秩序或一般性意见而言,与社会习惯的关系,在某个程度上是站在一个阿基米德(Archimedes)点上。由于这些团体不受社会习惯的束缚,对于宇宙的“意义”反可采取一种原创性的态度;同时由于他们不受任何物质考虑的妨碍,他们也因之可以发挥一种强烈的伦理与宗教的情绪。只要他们是属于中产阶级——就像宗教上自修而成的小市民阶层——则其宗教需求就会倾向一种伦理严肃主义或神秘学的形式。职工的知识主义介于“贱民”与小市民阶层的知识主义之间,且由于流浪的职工特别适合担任传道工作而显得有意义。

✍AI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