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秘迹恩宠与制度恩宠而来的救赎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十 由秘迹恩宠与制度恩宠而来的救赎

有一种(本质上是巫术性的)观念认为,一个人可以经由摄食某种神圣的实体——例如某些厉害的精灵所化身的神圣的图腾动物,或者某种经过巫术转化为神之身体的圣饼——而取得神的力量。另一种(同样也是巫术性的)观念则认为,一个人可以经由参与某种秘仪而直接拥有神的性质,以此免受诸恶力的侵害。此即“秘迹恩宠”(Sakramentsgnade)。

因此,得到神恩的手段可以是巫术性的,也可以是仪式性的;而不管哪一种方式,除了对救世主或肉身化的神之信仰外,也必须有人间祭司或者秘法传授者(Mystagogen)。此外,这种恩宠授予的性格也相当程度取决于这些介于人与救世主之间的人间中介者(祭司与秘法传授者)、个人所具有的卡理斯玛恩宠是否被要求确证而定。如果确证是被要求的,那么,一个宗教执事者一旦不再拥有恩宠状态(例如一个犯了“死罪”的祭司),他所授予的秘迹即无法有效地媒介此种恩宠。孟他努斯教派(Montanismus)、多纳图教派(Donatisten)以及一般而言所有那些基于先知—卡理斯玛支配权此一原则组织起来的古代教团,都严格坚持卡理斯玛的恩宠授予之首尾一贯的原则。这种观念发展的结果则为,并非每一个具有“职权”或其他公认之资格的主教即可有效地授予恩庞,只有那些经过预言确认或其他灵证的主教才能办到这一点。至少在请求施予恩宠者是个犯了死罪的人的场合时,的确是如此。

让我们把这种要求暂搁一旁,来处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恩宠授予的观念。此即“制度恩宠”(Anstaltsgnade):救赎所需的恩宠是在一持续性的基础上,经由某些神或先知所认可而创设的制度化组织(Anstaltsgemeinschaft)来授予。

这个机构可以直接透过纯粹巫术性的秘迹手法,或者是透过所掌握的、由于其执事者或信奉者之实践而累积下来的多余的业绩(可以产生神恩或恩宠的业绩),来发挥其力量。只要是制度性恩宠一贯地营运之处,即涉及三个基本前提。(1)教会之外无救赎(extra ecclesiam nulla salus):除非本身为某一特定的、被赋予掌理恩宠之机构的成员,否则即无法得救。(2)恩庞授予之有效与否,取决于机构所赋予的职权,而与祭司个人的卡理斯玛资质无关。(3)需要救赎的个人的宗教资质,与有权授予恩宠的机构全然无关。换言之,救赎是普世性的,而非仅限于宗教达人。宗教达人若想凭一己之力接近神、求取恩宠,而不思依赖最根本的制度性恩宠,他的得救机会以及宗教的纯正性就不免——而且实际上也无法避免——要受到威胁。根据此一理论,所有的人皆可能得救,只要他们能充分履行神的要求,即可获得足以使他们得救的制度性恩宠的授予。因此,对于个人伦理成就所要求的水准,必须与一般人的平均资质相当——实际上则意味相当的低。谁如果能在伦理领域成就更多(亦即宗教达人),那么,除了确保自己之得救外,他还可以为其机构积聚善功,而由此一机构再将这些善功授予那些需要的人。

我们刚刚所叙述的观点即为天主教会的独特立场,同时也决定了其之为一个恩宠机构(Gnadenanstalt)的性格,此一发展历经数个世纪,而在教皇格列高利一世(Gregory Ⅰ)时确定下来[24]。不过,实际上天主教会的立场还是不断摇摆于(相对而言)巫术性与(同样相对而言)伦理—救赎论的解释之间。

卡理斯玛恩宠或制度性恩宠之授予,并其信徒实际生活态度的影响,是取决于与恩宠中介手段之认可联系在一起的先决条件上。以此而与仪式主义有类似之处,不管是秘迹恩宠、还是制度性恩宠的授予,都显示出与仪式主义紧密的亲和性。伦理性宗教则在另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上,受到同样的影响:任何类型的、由一个人来负责的真正的恩宠授予——不管此一权威是源自个人的卡理斯玛禀赋,还是机构所赋予的职权——都不免会削弱对个人伦理的要求,正如仪式主义会产生的影响一样。恩宠的赐予经常意味着需要救赎的个人可以获得内心的免责(Entlastung);结果自然是减轻了他罪过的重荷,同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也因而大大降低了发展出一套基于伦理的、个人之体系化的生活方法论的必要性。犯罪的人知道只要偶尔执行某种宗教行为或仪式,他的罪过永远可得赦免。特别重要的是,罪过仍然被视为个别的行为,相对而言,则其他个别的行为可以被视为补偿性或赎罪性的。准此,评价乃视个别的具体行为而定,而非依附于一个由禁欲、冥思、或永远警醒的自制所产生出来的、而且必须经常重新确认的整体的人格性。另外一个结果则是,并不感觉有必要靠一己之力以求得救赎确证(certitudo salutis),因此,这个在其他情境下可以发挥重大伦理影响的思想,在此失去其重要性。(https://www.daowen.com)

由于上述缘故,恩宠授予者(告解神父、司牧者)对于个人生活态度的永久性控制,虽然在某些方面非常有效,实际上却也经常被此一因素所抵消:永远有剩余的恩宠等着再分配。告解制度(尤其是与赦罪结合在一起的)的实际作用的确是正反兼有的,这还得看他施行的方式而定。俄罗斯教会所特有的、发展较不成熟且较为一般性的告解方式——经常采取团体认罪的办法——对于个人的生活态度是不可能有任何持久影响的。早期路德教会的告解方式,无疑也是不生效的。见之于印度圣典中有关罪过与忏悔的名目,并没有区分仪式性与伦理性罪恶之别,并且将仪式的恭顺行为——或者其他有利于婆罗门身份利益的恭顺行为——视为(实际上)唯一能够赎罪的方式。结果是,这些宗教对日常生活态度仅限于传统主义式的影响。实际上,印度教“导师”的秘迹恩宠甚至进一步削弱了伦理影响的持续性。

西方的天主教会以无与伦比的力量将西欧彻底基督教化,用的是一套结合了古罗马法律技术与条顿人杀人偿金(Wergeld)的观念所形成的、前所未见的告解与忏悔的体系。不过,就一合理的生活方法论之形成而言,此一制度的作用相当有限,就算撇开放任的赦罪制度所必然产生的危害不论,也是如此。告解对生活态度的影响,就虔敬天主教徒对每户双子此一制度的强烈抗拒——虽然由此亦可得知法国天主教会力量的极限——看来,显然也只是“数字上的”[25]。

犹太教与禁欲新教之不见有任何告解制度、个人之恩宠授予及巫术性之秘迹授予,对于这两个宗教之形成一套伦理性的理性生活态度(ethisch rationalen Lebensgestaltung)而言,才真正发挥了巨大的历史影响,尽管这两个宗教不提供任何由于告解制度或制度性恩宠之授予而得免责的机会。只有卫理公会在他们的某些聚会里,例如所谓的“十二人委员会”,还维持有类似作用的告解制度,不过在此一例子里,发挥的作用则全然不同。从这样一种公开的告解中,孕育出像救世军(Heilsarmee)那样半狂迷性的忏悔实践。

就其本质而言,制度性恩宠最后显然不免会倾向将服从变成一个基本的德目以及得救的先决条件,亦即服从于权威,不管是机构的权威,还是授予恩宠的卡理斯玛人物的权威。例如,在印度,“导师”有时可以享有无限的权威。在此情况下所培养出来的生活态度,并非一种由个人内在(努力筑成的一个核心)所延伸出来的体系化,而是从外在于自己的某个中心取得其养分的;生活态度的内容不易导向伦理的体系化,毋宁说是导向相反的方向。

然而,这样的一种外在权威却不免会使得具体的宗教诫命趋于弹性化,因此可以随着外在情境的转变来调适自己以便于实践,只是其适应的方向恰与信念伦理的大相径庭。这种弹性化的一例可见之于19世纪的天主教会之(实际上)不执行贷款取息的禁令,尽管根据《新约/旧约》及教皇诏令集,此一禁令应该是永久有效的。当然不是经过公开的废止(这是不可能的),不过,在教廷当局发给告解神父的一份平淡无奇的指示中却说明,今后他们在听取告解时,不必再追究违反取息禁令一事,而且只要告解者能同意此一前提——一旦教皇决定恢复固有(禁止取息)的原则,他们必须接受——时,则对犯此罪行者应予以赦免。法国的教士亦曾(在一段时期)主张对每户双子制采取类似的处理办法。准此,终极的宗教价值本身即为一种功德的、全然地顺服于机构,而非具体的、实质的伦理义务,亦非经由个人自己有方法的伦理行为所达到的、达人的资质。只要制度性恩宠首尾一贯施行之处,唯一统合生活态度的原则是形式上的、谦逊的服从,就像神秘主义在其虔敬信徒身上所引发的、一种独特的“意气沮丧”(Gebrochenheit)的状态。就此而言,马林克罗德(Mallinckrodt)[26]所说的“天主教徒的自由乃在于能够服从教皇”,在这点上,有其普遍妥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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