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因信得救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十一 因信得救

尽管如此,救赎还是有可能结合于信仰的。只要信仰的概念并非被界定为完全是服从于实践的规范,它通常会以确认某种形而上学事实之真理——换言之,“教义”(Dogmen)的某种形成——作为前提,接受与否则成为此一特定信仰之信徒的基本表征。我们已经讨论各个宗教内部教义之不同程度的发展。此外,是否有某种程度的“教说”(Lehre)也是用来区分预言及祭司宗教与纯粹巫术的主要表征。

当然,即使是纯粹的巫术也必须有对巫师之魔力的信仰,为此目的,巫师首先就得对自己及自己的能力有信仰。这点对任何宗教而言皆如此,包括早期的基督教。以此,耶稣教导他的弟子,由于他们怀疑自己的能力,他们将无法治愈为魔鬼所附体的人;任何人只要能完全相信自己的能力,此一信仰即可移山[27]。另一方面,那些期待巫术奇迹的人本身更必须要有信仰,一直到今天都还是如此。这是耶稣发现自己之所以在其家乡以及有时在其他市镇无法制造奇迹的缘故,“诧异于他们不信”[28]。他一再说明,他之所以能治愈残障者以及为魔鬼附身的人,纯然只是因为那些人相信他以及他的能力。这种信仰甚至升华而具有某种程度的伦理的性质。以此,由于那个通奸的妇人相信他有赦免的能力,耶稣才能赦免她的罪。[29]

另一方面,信仰本身也会往真理(Fürwahrhalten)发展,而成为一种知性理解——即透过知性推理过程而产生——的教理(Lehrsätze)。这是我们此处要讨论的重点。准此,儒教并非一种救赎伦理,因为它没有所谓教义。早期的伊斯兰教与古犹太教,也没有涉及教义的需要,而只要求(就像所有的原始宗教一样)信仰自己的神——此时已被视为“唯一”的神——之力量、存在及其先知之布道。不过,由于这些宗教都是圣典宗教(Buchreligions),例如伊斯兰教即相信古兰经乃神的创作,它们也坚持对《新约/旧约》内容之真理性的信仰。只是,除了一些有关宇宙创生、神话以及历史性的叙述外,这些律法、先知以及《古兰经》等圣典所包含的,基本上是实践的诫命,而非要求某一特定种类的、知性的洞察。

只有在非先知型的宗教里,信仰才等同于神圣的知识。这些宗教的祭司阶级,就像巫师一样,仍然是神话与宇宙创生等相关知识的守护者;而且他们也像圣赞者一样,为英雄史诗的守护者。吠陀与儒教伦理将经由学校训练而得到的文学素养视为完整的伦理资格——这种素养最多也不过就是种记忆的知识。仍然坚持知性“理解”之要求的宗教,则很容易转化为哲学或诺斯替式的救赎形式。这种转化反过来又会导致拥有完全资格的知识人与一般大众之间出现巨大的鸿沟。不过,就算发展到此程度,仍然没有真正的、公认的“教义学”(Dogmatik),而只有(或多或少)被视为正统的各种哲学见解——例如印度教内并存的正统的吠檀多派(Vedanta)与异端的数论派(Sankhya)[30]。

只有基督教会,由于日渐进展的知性主义的侵入,以及随之而起的反对势力的广大,产生出一种史所未见的、公认且具合理拘束力的教义,一个神学的信仰。要求对此庞大教义体系兼具信仰与普遍的知性理解,显然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已很难想像,一个主要是由小市民所组成的教团居然可以充分掌握并理解(举例来说)《罗马书》的复杂内容,然而实情就是如此。这种类型的信仰具体呈现出某些当时流行于城市改宗者团体间的、踞有支配性地位的救赎论观念,这些改宗者惯于思索救赎的各种条件,同时也多少通晓犹太人与希腊人的决疑论。同样的,众所皆知十六七世纪的广大小市民阶层也从知识上充分掌握了多德雷赫特(Dordrechter)与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宗教会议所决定的诸教义以及改革教会所订定的各种复杂的协和信条[31]。尽管如此,在正常情况下,教团宗教是不可能要求这种对教义的知性理解,因为一旦贯彻此一要求,必然会导致下列结果:所有那些不属于哲学之智者(“灵知者”,Gnostikern)的人,包括“唯物者”(Hyliker)以及神秘主义之未能开悟的“心灵者”(Psychiker),都不免会被排除于救赎之外,或只能得到保留给非知识阶层之虔信者(“信心者”,Pistiker)的、较低层次的一种净福[32]。这种现象可见之于诺斯替派与印度的知性宗教。

在基督教兴起的最初一百年间,始终或隐或现的纠缠于一个争论:到底是神学的“知”(Gnosis)还是素朴的“信”(Pistis),才是较高的或唯一的救赎的保证。伊斯兰教的玛塔吉拉派(Mu'tazila)信徒则认为[33],一个只具有(一般意义的)“深厚信仰”而没有受到教义训练的人,并非真正信徒共同体的成员。不管哪儿,对宗教性格具有决定性的一个影响乃来自,神学的知识人(宗教知识的达人)与虔信的非知识人(特别是宗教禁欲主义的达人与宗教冥思的达人,他们也相对地认为“死的知识”对救赎而言是不值一提的)之间的关系。

即使在福音书本身,耶稣教诲的譬喻形式也被说成是一种意图性的秘义(Esoterik)。为了避免这种由于知性贵族主义而出现某种秘义的结果,信仰必须是别有所指,而不是对一个神学教义体系的真正理解与认知。事实上,所有的先知型宗教皆将信仰置于对神学之真正理解以外的一些基础上,不管是在这个宗教刚形成为一个教团宗教并发展出其教义学时,还是稍后。当然,教义的接受对宗教信仰而言,一直都是很重要的,虽然禁欲的宗教达人以及(尤其是)神秘主义的达人并不认为如此。不过,公开的、个人性的承认教义——基督教的术语为“信仰之宣示”(fides explicita)——只有在涉及一些被视为绝对根本性的“信仰条例”时才会要求,至于其他的教义则允许有较大的宽容度。基督新教基于其“信仰之义证”的立场,对教义的信仰有特别严格的要求,禁欲新教尤其如此(虽非唯一的),他们认为《新约/旧约》乃神法的编纂。新教教派仿效犹太人的传统设立普通小学以及对年轻人的集中训练,主要即基于此种宗教要求。这也是荷兰、盎格鲁一撒克逊的虔敬派信徒,以及卫理公会信徒对《新约/旧约》如此熟悉的背后因素(可对照于英国小学教育普及之实况),这点一直到19世纪后半还常令旅行者或到惊讶。就此而言,他们之确信《新约/旧约》教义的一义性,是每一个人皆得理解自己之信仰、此一更广泛要求的基础。就一个教义丰富的教会而言,鉴于教义之过于庞大,唯一能合理要求的是“信仰之默示”(fides implicita),亦即,随时准备将自己的确信置于教会权威的规范下。天主教会竭尽所能地要求此点,直到今日依然如此。然而,“信仰之默示”已不复为一种真正的、个人对教义的认知;毋宁说,它已成为一种对先知或某个机构之权威的信赖与献身的表白。以此,信仰即失却其知识主义的性格。

一旦宗教伦理全面理性化,知识主义即成为附属性的。之所以如此,是(如奥古斯丁与其他人所强调的)在“信念伦理”之前,单靠知性认知的真理即落入信仰的最低层次。信仰必须具有一种信念的性质。个人之皈依于一个特别的神是比“知识”更重要的,而这也是之所以被称为“信仰”的缘故。这是贯穿于《旧约》与《新约》的。被亚伯拉罕视为“义”的“信仰”,是对上帝许诺的信赖,而非对教义的知性认知。对耶稣及保罗而言,信仰仍具有同样的核心意义。知与教义知识则隐退至无足轻重之处。

在一个组织化的教会之内,“信仰之宣宗”的要求通常(至少实际上)会仅限于受过教义训练的祭司、传道士与神学家。任何有体系神学化的宗教内部,都会兴起一个有教义修养与知识的贵族阶层,他们接着会要求——要求的程度与结果各有不同——成为此一宗教的真正担纲者。一直到今天,特别是在农民之间,牧师还是被普遍认为必须表现出比一般人更为优越的理解与信仰能力。这也只不过是表现在宗教上的、以“教养”之有无作为“身份”之资格的一种形式,同时也见之于所有的官僚组织,不管是政治的、军事的、教会的,还是商业的。但是更为根本的是上述(同样见之于《新约》)的说法,亦即信仰是一种非日常性的、纯个人性的信赖神意的特殊卡理斯玛,正如灵魂的牧者与信仰的英雄所必然拥有的。由于这种卡理斯玛式的对神之助力的信赖,作为信仰之达人的教团指导者,在实际情况下很可能会有与一般信徒大为不同的举动,并导致远超越通常人力所能为的结果。在实际行动的场合,信仰可说是巫术力量的一种代用品。

无限地信赖神,这种宗教所特有的反理性的内在态度,有时会导致一种对理性的、实际的分辨之无差别性的漠视;而且经常会无条件的信赖神意,将自己的行为单纯地视为神意的结果。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以及其他宗教,这种反理性的态度与“知识”——特别是神学知识——之间有着尖锐的对立。反理性态度可能会以一种自傲于对信仰之练达的方式表现出来,就算能避免这种僭越的、被造物之神化的危险,它也可能会以一种要求(最重要的)根绝知性之傲慢的、无条件的宗教性奉献以及与神密接的谦卑态度呈现出来。这种无条件信赖的态度在早期基督教——特别是在耶稣与保罗的例子,以及对抗希腊哲学的斗争里——扮演过重要角色;在近代基督教——特别是在17世纪西欧以及十八九世纪东欧之神秘主义—灵的教派对神学的敌视里——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此一发展的过程里,所有纯正的、虔敬的宗教信仰都会站在一种超知性的、绝对奉献与全然信赖之独特的宗教信念的立场,而直接或间接的导致“知性之牺牲”,如下面这句话所显示的:我相信它,不是因为它悖理,而是完全因为它悖理(credo,non quod,sed quia absurdum est)[34]。信仰一个超世俗之神的救赎宗教强调(不管是在此处或其他场合)当个人面对神之卓越性时自己知性能力的不足。这种对知识的背离(基于信仰一个超世俗之神的救赎力量),完全不同于佛教之弃绝有关彼世的知识,因为佛教认为冥思乃唯一抵达救赎之道,而这种知识却无助于冥思。它在本质上也完全不同于怀疑世界之“意义”有任何被理解之可能的观念;这种怀疑论可见之于任何时代的知识阶层,例如希腊碑铭、文艺复兴时期的最佳艺术成就(莎士比亚的作品)、欧洲、中国与印度的哲学,以及近代的知识主义所呈现的。上述要求“知性之牺牲”的信仰对付怀疑论的态度,较之对付佛教的弃绝知识实际上要远为严厉得多。(https://www.daowen.com)

“完全因为它悖理”的信仰,以及耶稣训词中有关上帝将信仰之卡理斯玛赐予婴儿和儿童而非有知识者,此一事实所表现出来的胜利之喜悦,意味着存在于此一类型之救赎宗教与知识主义之间的尖锐的紧张性。尽管如此,这种类型的宗教还是持续努力想利用知识主义来配合自己的目的。随着基督教的日渐浸淫于希腊的思考形式(这在古代已然,不过到中古由于大学——培养辩证法的场所——之兴起而更为强烈),转而助长了知识主义。(古代的)辩证法之所以在基督教里复兴,是他们意识到罗马法学家对皇权——基督教的竞争对手——的重大贡献。任何信仰型宗教(Glaubensreligiosität)皆以一个人格神、其中介者及先知的存在为前提,为了得其恩宠,信徒必须在某一点上放弃自我义认(Selbstgerechtigkeit)与个人之智。就此而言,基于此一形态之信仰的宗教性实不见于亚洲的诸宗教。

我们已探讨过,“信仰”会根据其发展的方向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撇开早期伊斯兰教与耶和华宗教不论(在这两个宗教里,战士对其神明之强大力量的素朴信赖仍居于主导地位),见之于和平团体的、以“救赎”为取向的信仰型宗教与冥思型的神秘主义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显著的亲和性,尽管他们彼此差异甚大。此种亲和性乃来自:当救赎财被视为“救赎”来追求时,经常(至少)会有寻求对神之“归属”关系——一种“神秘的合一”(unio mystica)——的倾向。实际上,信仰之实践的信念性格发展得愈是体系化,就愈容易走上彻底的无规范主义(Anomismus)的途径,而这是任何类型的神秘主义都发生过的。

保罗的书信以及耶稣的(传统所记录下来的)说教中某些矛盾之处,都已说明,想在伦理要求与基于“信仰”的宗教(奠基于一种彻底的信仰关系之纯正的“救赎”宗教)之间确立一个清楚的关系,是十分困难的。保罗不断地与其自己观点所导致的立即后果,以及由这些观点而来的非常复杂的引申奋战。保罗之因信得救的教说,在马尔奇欧思想(Marcionitismus)里得到彻底的发展,清楚地标举出无规范主义的结论。随着因信得救的逐渐被强调,日常宗教的内部也出现了一种生活态度之积极伦理理性化的一般(不过也极为微弱的)倾向,虽然这与此种宗教的先知所行者恰好相反。在某些情况下因信得救不管是在具体事务、还是原则上都会直接导致反理性的结果。举个小例子,许多虔诚的路德派教徒拒绝加入保险契约,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行动是对神意之一种无信仰的不信任。所有理性的救赎方法论,所有因善行而得救的观念,以及(尤其是)所有企图以禁欲的成就来超越正常的道德行为的做法,从信仰型宗教的立场看来,都只不过是对人类能力的一种傲慢的夸示。

只要在因信得救的观念彻底发展之处(如早期伊斯兰教),超现世的禁欲主义以及(特别是)修道院制度即受到拒斥。因此,这种发展的结果可能直接有助于赋予现世的职业活动宗教性的意义,正如路德新教所做的。再者,信仰型宗教,特别是在基于个人对神的信仰关系乃唯一重要之事而贬斥忏悔与秘迹的祭司恩宠的情况下,可能会强化了赋予现世职业积极的宗教性评价的动机。路德教派从一开始即原则性地采取此一立场,在完全废止忏悔制度后又更为强化。同样的影响亦可特别见之于各类型的虔敬主义,它们虽由于斯彭内尔(P.J.Spener)与弗兰克(A.H.Francke)的影响而带有禁欲的色彩[35],不过也曾受到教友派及其他教派的影响,只是他自己并不太能自觉到这一点。

德文的“职业”(Beruf)一词,最初乃来自马丁·路德所翻译的《新约/旧约》。现世内的职业道德(Berufstugend)乃唯一神意所喜的生活态度,这种积极的评价从一开始即为路德派的核心问题。然而,在路德派,“业”(Werke)并不像天主教那样被视为灵魂得救的真正依据,也不像禁欲的新教一样,为个人之复活提供了认识的依据。反之,救赎的确证对路德派而言,乃来自在上帝之善意与恩宠里找到庇护的一种熟悉的感觉。因此,路德派教导(一如其对现世的态度),对现世之秩序采取一种有耐性的“顺应”。就此而言,路德派的态度恰与其他宗教——特别是新教教派——形成强烈的对比;其他宗教所要求的救赎确证或许是一种特殊有条理的生活态度,要不就是功德,例如见之于虔敬派的“有效的信仰”(fides efficax)[36]以及伊斯兰教哈瓦利吉派(Khawärij)的“实践”(amal)[37];路德派同时也与禁欲诸教派的达人宗教形成强烈的对比。

路德派对于任何社会革命或政治革命以及一切理性的改革手段,皆缺乏原动力。它要求个人(不管是在现世之内或其外)努力维持信仰的救赎财,而非对此世作任何理性的、伦理的转化。只要上帝的话已被纯正且清楚地告知,路德派的基督徒即已拥有所需的一切;至于现世之外在秩序的形成、乃至教会的形成,都是无所谓的一种“广教主义”(Adiáphoron)[38]。当然,信仰的这种感情的性格——对于现世抱持一种(相对而言)漠视的态度,不过较之于禁欲主义却又要“开放”些——是逐渐发展出来的。从这样一种感性的信仰,很难激发出反传统主义的、合理的生活态度,也缺乏任何导向理性地制御现世与改造现世的驱动力。

见之于早期伊斯兰教与耶和华宗教等战士宗教的“信仰”,呈现出一种素朴的对神或先知忠顺的形态,这可说是所有与拟人化之神的关系的原始性格。顺(神)则受赏,逆则受罚。然而,当救赎宗教的担纲者成为和平的教团,或者(特别是)成为市民阶级的成员时,上述这种与神的人格性关系的性质即有所转变。一直要到此时,作为救赎之手段的信仰才会带有感情的性格以及对神或救世主的爱。这种转变在俘囚期与后俘囚期阶段的犹太教已相当明显,而在早期的基督教——特别是耶稣与约翰的教诲中所显示出来的——则更为显著。上帝现在表现得像个慈爱的主人或像个家父。不过,如果根据(一般而言为闪族的)沙漠民族之神祇乃“创造”(schaffen)人而希腊神祇则“生”(zeugen)人的论辩,认为耶稣所示知的神之所以具有父的性质是非闪族的宗教因素渗入的结果,自然是个一般性的误解。因为基督教的上帝从来就不曾被认为是诞生人的,所谓“被生而非被创造”(gennethéntame poiethénta)这句话,是为了显著区隔经过三位一体神格化的基督与人类之不同而来的术语。再者,虽然基督教的上帝以超人间的爱来怀抱人,他可绝非一个近代的慈祥的“爸爸”,而是个满怀好意却也会动怒,严格且像个王者的家父长,就像犹太人的神一样。

总之,一旦信仰型宗教的信徒视自己为神之子(而非如禁欲的观念视自己为神之工具),此种宗教的感性成分即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其结果则可能强烈地倾向,在主观感情的因素以及内在地信赖神的情况下(而非在一种持续地、伦理的救赎确证之意识下),追求个人生活态度的统一。这种倾向甚至会更进一步削弱信仰型宗教之实践的、理性的性格。德国典型的路德教会讲道时所用的哀调(经常吓跑许多大男人)——随着虔敬主义之复兴而来的“迦南人的话语”——即意味着此种诉诸感性的强调。

当人与神或救世主的关系流露出一种激情性献身的性格以及(随之而来)当信仰带有一种潜在或清楚的性爱色彩时,一般而言,信仰型宗教对生活态度即会产生一种全然反理性的影响。这种例子可见之于各式各样的苏非派的对神之爱,圣罗贝尔及其信徒之雅歌式的神秘主义,圣母玛利亚及耶稣之圣心的崇拜[39],其他类似的献身形式,以及(最后)路德派内的虔敬主义——例如亲岑道夫的运动——之感情陷溺的特殊呈现。然而,最显著的例子应该是印度宗教特有的信爱的(Bhakti)虔敬,这种信仰自五六世纪以来即彻底取代了(高傲与贵族知识主义的)佛教,而成为印度最流行的大众救赎宗教,尤其是各种形态的毗湿奴信仰的救赎论。在印度这种爱的宗教性里,对黑天——他已从《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神化为救世主的身份[40]——的献身,以及(更特殊的)对幼童黑天的献身,被提升至一种带有性爱意味的献身。此一过程透过四种层次的冥思而完成:即经由主从爱、友爱与亲子之爱,而至最高层次的、仿效歌比(Gopi)之爱(黑天的情人对他的爱)的、带有明显性爱意味的献身[41]。由于这种宗教所要求的、获得救赎之必要的这种过程,本质上有背于日常生活事务,因此经常得有某个程度的、秘迹的与祭司的——例如“导师”或“法师”——恩宠媒介为前提。就其实际影响而言,这种宗教是性力宗教(Saktireligiosität)——流行于印度社会最下阶层、献身于女神的一种宗教[42]——经过升华的一种形式。性力宗教非常接近狂迷型的宗教,经常带有性爱狂欢的仪式,这一点使其彻底远离纯粹的信仰型宗教——例如基督教,对上帝之意旨具有永恒且无可动摇的信赖。印度的救赎宗教里,个人与救世主的关系之带有性爱的色彩,基本上也许可视为献身之实践的一种技术性的结果;这与基督教的神意信仰之为一种卡理斯玛、必须由信徒意志的贯彻才能确保的情况,恰成明显的对比。

✍AI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