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预定恩宠而来的救赎
最后,救赎也可能被视为一种神之完全自由的、无从解释的恩宠赐物,他为何做此决定是无从究明的,由于他的全知,他的决定必然也不会有所改变,而且绝对超越任何人类行为的影响。此即“预定恩宠”(Prädestinationsgnade)。此种概念无条件地以一个超世俗的创造神为其前提,因此不存在于任何古代与亚洲的宗教。它也不存在于战士的英雄宗教,因为这种宗教奠基于一个超神性的宿命观上,而预定恩宠论则认定世界的秩序或统治,从神的观点看来是合理的,尽管从人间的观点看来并不一定合理。此外,预定恩宠论去除了神的善意,而使之成为一个苛酷的、威严的王者。面对这样的一个神,一切个人的力量皆无能为力,救赎仅只取决于自由的恩宠。尽管如此(或许也正因如此),预定恩宠论——与宿命信仰一样——倒反而能在其信徒身上孕育出高洁与严肃的情操。
根除一切激情、严正的伦理人,例如贝拉基(Pelagius)[43],也许会相信自己的业已足以使自己得救。不过在先知与创教者当中,预定论则成为下面这些人的信仰:有些人,例如加尔文与穆罕默德,受到一种理性的、宗教的权力冲动的鼓舞,他们对于自己使命的确信,主要乃来自世界的状况与神的意志,而非个人人格的高超;另外一些人,例如奥古斯丁与穆罕默德(同样也是),之所以信仰预定论,是他们感觉到控制自己强烈激情的必要性,同时也体认到这种控制——如果可以达成的话——势必要透过一种超乎个人之外及之上的力量来运作才有可能。同样的,当马丁路德处于刚与罪恶苦斗过后的极度兴奋阶段时,也相信预定论,不过当他逐渐走上现世顺应之道时,此种信仰即退至无足轻重之处。
预定论提供给这种恩宠的持有者最大可能的救赎确证,只要他能确信自己属于那个获选的、极少数的救赎贵族阶级。不过,此人必须要能发现某些征兆(Symptome),以便确定他是否拥有这种无比重要的卡理斯玛,因为他无法长久忍受自己救赎之全然不确定的状态。因为神已俯允,对于那些符合他旨意的行为,至少给予某些积极诫命的启示;准此,上述的征兆即必须取决于——不管是在此处,还是其他任何宗教性积极的卡理斯玛的例子——是否能够决定性地证明他可以成为履行神之诫命的工具,而且这种证明也一定是持续性且有方法的。原因乃在于,有人总是拥有恩宠,而有人却根本没有。再者,个人之救赎以及是否继续保有恩宠的最根本确定,也不会受到当事人任何个别过失的影响,因为即使是预定得救的人,也跟所有其他有罪的被造物一样会犯错。因此,尽管有这些个别的过错,个人还是会知道,他的行为是符合神意,且来自一种基于恩宠之神秘本质的内在关系——简言之,救赎乃基于一种具有核心性与持续性的人格性关系。准此,预定恩宠——虽然似乎可视为宿命论之“逻辑的”结果——即在其最彻底的信徒身上引发出遵照神意而行的最强烈的动机。
当然,这种“符合神意的行为”会因宗教预言基本内容的差异而有不同的性质。例如对伊斯兰教最初世代的信仰战士而言,预定论的信仰即常导致他们为了实践征服世界此一圣战之宗教诫命而奋不顾身;对于受基督教伦理约制的清教徒而言,则常会导致伦理的严格主义、法条主义与合理的生活方法论(rationale Lebensmethodik)。宗教战争时所建立的纪律,自然是伊斯兰教骑兵与克伦威尔的骑兵之所向无敌的泉源;同样的,现世禁欲以及在一个符合神意的职业上有纪律地追求救赎,也是清教徒所特有的、营利练达性的泉源。任何首尾一贯的实践的预定恩宠论,都无可避免地会导致——在神的至高意志下——一种彻底且根本地贬斥所有巫术的、秘迹的以及制度性的恩宠授予,而且只要是预定恩宠论以最纯正的形式呈现、且维持其力量之处,此种贬斥即会出现。截至现今为止,这种对巫术及制度恩宠最为强烈的贬斥,乃来自清教。
另一方面,伊斯兰教的预定论不知有所谓的“正反圣定”(doppelte Dekret)[44];它不敢赋予阿拉惩罚某些人人地狱的预定力量,而只能让他剥夺给予某些人的恩宠,这样的信仰“容许”人类的不完美与不可避免的过错。再者,作为一个战士宗教,伊斯兰教带有某种希腊之“命运”(moira)的色彩,因此,不管是“世界支配”(Weltregiments)之特有的理性要素,抑或是彼世之个人宗教命运的特殊决定,都缺乏充分的发展。伊斯兰教的主要支配性观念是:预定论所决定的并非个人在彼世的命运,而是此世之非日常性的事件,例如(尤其是)一个信仰战士是否会死于沙场这类的问题。个人在彼世的命运,至少根据较古老的观念,是由个人之对阿拉与先知穆罕默德的信仰来确保的,因此没有必要从生活态度上取得救赎的确证。任何日常生活之合理的、禁欲的体系,从一开始即与此一战士宗教无缘。伊斯兰教的预定论是在宗教战争——所谓“救世立(Mahdi)战争”[45]——中才能展现其力量,并且也随着伊斯兰教的“市民化”而渐次失却其影响力。之所以如此,乃因伊斯兰教的预定论并没有像清教的预定论一样树立一种日常性的生活方法论。对清教而言,预定无疑地会决定个人在彼世的命运,因此个人的“救赎确证”主要乃取决于日常生活之德性的确证。以此,随着加尔文派的日益市民化,预定论的信仰即(较之原本的见解)愈形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清教的预定论信仰皆被任何权威当局视为对国家有危险且反权威的,因为它使得清教徒怀疑一切现世权威的正当性。有趣的一个对比是,在伊斯兰教,伍麦叶(Umayyad)家族的成员——他们因所谓的“现世主义”而受到抨击——却是预定论的信奉者,因为他们冀望自己以不正当手段获得的统治权,能因阿拉的预定意志而得到正当性。显然,任何利用预定论来决定具体的现世事件,而非用来确保个人在彼世的命运,即会导致预定论失却其伦理的、理性的性格。对于早期伊斯兰教的质朴的信仰战士而言,预定论信仰实际上一直有着禁欲的作用,然而伊斯兰教在有关道德的领域所要求的主要是外在性与仪式性的,因此,禁欲作用在日常生活中即受到抑制,由于缺乏理性的性格,伊斯兰教的这种预定论在群众信仰中很容易转化为宿命论的性质,易言之,即“命运”(Kismet)——因此,也无法根除民间宗教里的巫术性格。
最后,配合其儒家伦理性格的中国家产官僚制,一方面认为“知天命”是具有高贵心志(Gesinnung)的保证,另一方面却也容忍天命在巫术性的大众信仰里带有某种宿命论的色彩,虽然在有教养阶级的信仰里,天命大致说来是介于神意与“命运”(moira)之间的。正如需要勇气来面对的“命运”(moira)培养出战士之英雄式的矜持,预定论也孳育出英雄式的市民阶级之禁欲的(“法利赛的”)矜持。然而,在清教徒之预定恩宠的有效范围内,没有一个宗教能像清教那样,预定得救的救赎贵族之矜持是如此密切地结合于职业人,且结合于理性的行为的成果乃神之祝福的明证此一观念;因此,也没有任何一个宗教能像清教那样,禁欲的动机会对经济心态(Wirtschaftsgesinnung)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
预定恩宠也是一种宗教达人的信仰,只有他们能接受永恒的“正反圣定”的思想。然而,随着这种教义渐次地渗入日常生活与大众的信仰时,其阴郁的严肃面令人愈来愈无法忍受。此种思想最后在西方的禁欲清教中所留下来的只是一点“残渣”(caput mortuum):此种预定恩宠论对合理的资本主义之心态以及对个人之营利生活中有方法的职业确证之观念所曾有过的贡献。克伊波(A.Kuyper)的新加尔文主义[46],不再主张纯粹的预定恩宠的教义。然而,这种教义却也从未完全自加尔文主义中消失;只是变更形态罢了。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预定恩宠的决定论仍然是达成“信念伦理”(Gesinnungsethik)之最大限度的体系化与核心化的有效手段。
“上帝的预选”,而非当事人的任何个别行为,提供了我们今日所谓的“整体人格性“之永恒的价值基点(Ewigkeitswertakzent)。相对于这种宗教性的信仰评价,还有一种非宗教性的、基于现世决定论的评价。这种独特的“羞耻感”以及(可以这么说)与神无关的罪恶感之所以成为近代人的特质,主要乃来自他自己的、体系化的信念伦理(不管此一伦理的形而上学基础为何)。他“是”如此,他能够做到这点,并非他已做到这点,而是基于他本身无从改变的特质(他对此无法置喙)。这就是他所背负的幽暗的苦痛,同时也是其他人——站在他们(现在已转变成决定论的)“法利赛主义”的立场上——所责备于他的。这是一种“无情”的态度,因为其间并无丝毫“宽恕”、“悔改”或“报偿”等充满意义的可能性,这与宗教的预定论信仰如出一辙,只不过从后者至少尚能体认到某种隐秘的神之理性(ratio)。
[1]Am-haārez(Landvolk)原来是指持有自己的土地的犹太成年男子。他们在公元前7世纪左右成为非职业军队的要员,立约西亚为王并支持其宗教改革,也可说是追求成为新的上帝选民的理想的人。不过后来法利赛派的人以“乡民”此一名称来称呼那些对律法无知及不关心律法之遵守与否的大众,带有轻蔑及视之为不净的意思。参照《新约·约翰福音》,7:49。——日注
[2]波斯尼亚位于现今南斯拉夫境内的中部地方。15世纪以来一直是土耳其领地。1908年时奥地利将波斯尼亚及其东南部地方兼并而成为国际问题,波斯尼亚也以此知名于世。——日注
[3]大概是1912—1913年所写的。——玛莉安妮·韦伯注
[4]圣罗贝尔(1091—1153),中世纪基督教的神秘主义者代表。贵族出身,22岁时进入西多派修道院,2年后建立Clairvaux支院,担任院长。为中世纪修道院的神秘主义的代表人物,圣罗贝尔以其高超的德行与信仰博得一世的盛誉,其精神与思想影响到全欧洲。在其神秘主义中,所强调的是,以爱与神合一,在爱的合一中,灵魂嫁与基督,此即“灵的婚姻”。以此,其神秘主义被称为爱的神秘主义,或灵交神秘主义(Brautmystik),其神秘的体验特别是以感觉或情绪性为其特质。——日注
[5]寂静主义是指:基督教修道生活的本质在于冥思神,否定一己的积极的精神活动,并在寂静不动之中达到认识神之境地的神秘主义思想。寂静主义盛行于17世纪的天主教教会内,特别是西班牙的神秘主义者莫林诺(Molinos,1628—1696)极力主张,不过后来他被视为危险人物而排斥为异端。其后,在法国由于休伊雍夫人(Madame Guyon)等人的支持,其思潮及于基督新教的虔敬主义。——日注
[6]亲岑道夫(1700—1760),德国虔敬主义代表人物。出身于萨克森贵族,专攻法律与神学,担任萨克森政府的法律顾问官。1722年他将当时在米兰受到迫害、因要求信仰自由而出亡的基督徒收留在自己的领地内并加以保护。其后,亲岑道夫自己也辞去官职住到这个村庄来,专心于此种虔敬主义信仰的教化,并于1727年组织虔敬主义的兄弟团。此一教派虽然一时受到压制,但团员皆热衷于未开化地区的传道活动,亲岑道夫自己也至美国传道,扩展其宗教感化。——日注
[7]阿罗汉为“受尊敬的人,合于领受供养者”之意。在佛教兴起的时代,印度的各个宗教皆以阿罗汉称呼那些受到尊敬的修行者,佛教则特指达到最高开悟的人。——日注
[8]德西乌斯(约200—251),所谓军人皇帝时代的罗马皇帝之一(249—251年在位)。靠着军队而被推为皇帝。致力于回复罗马的古俗,以基督教有害于国家而强化对基督教的迫害。戴克里先(约230—316)为稍后于德西乌斯的罗马皇帝(284—305年在位),他为百年来的混乱时代写下休止符,建立了皇帝的绝对专权政治,为了皇帝的尊严,一方面推行皇帝崇拜,另一方面则对基督教进行最后的大迫害。——日注
[9]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政治家,清教徒革命的指导者。1640年被选入议会,开始崭露头角;1642年展开革命,率领议会军对抗政府军,得到“铁骑队”的勇名。所谓“圣徒议会”是他于1653年以武力解散议会,根据各郡独立派教会所推荐的候补者,从中选出140名代表所成立的新议会。——日注
[10]陶勒(约1300—1361),日耳曼神秘主义思想家。1315年加入多明我修会,于科隆大学师事爱克哈特。其后以布道者身份活跃于施特拉斯堡。陶勒继承爱克哈特的思想,深化神秘主义之内心的虔敬,另一方面则将之导入实践生活与灵魂引导的方向,为日耳曼的神秘主义开展了新的局面。作为一个布道者,陶勒对于德语的发达影响颇大。——日注
[11]见《新约·哥林多前书》,6:12—13。原文为:“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中注
[12]千禧年说是流传于古代基督教、在启示文学中关于至福千年之描绘的教说:基督将再度降临人间,使殉教的圣人与义人复活,彼等将与基督在地上称王千年,千年之后则行最后的审判。此说参见《新约·启示录》(20:1—6)。千禧年说在古代教会里被许多教父所采用,四五世纪以来渐渐失去声息,现在则不在基督教的正统教说之内。——日注
[13]约翰·利尔伯恩(1614—1657),英国平均派(Levellers)的指导者。在内乱之际写了许多小册子批判军方的上阶层,成为平均派指导者、下阶层民众的偶像。晚年则改宗教友派。——日注
[14]根据《新约·路加福音》(10:38—42)所言,耶稣到一个村庄,有个叫马大的女人忙着招待侍候他,而她的妹妹马利亚却坐在耶稣脚前听道。当马大忙不过来,要求耶稣让马利亚去帮她的忙时,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忧,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马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尽管如此,爱克哈特在布道时,却认为马大的宗教境界要高于马利亚。见Meister Eckhart,Deutsche Predigten und Traktate,hrsg,Von J.Quint,(Hanser,1955)第28回布道。——日注
[15]坎特伯雷的安塞姆(1033—1109),中世纪基督教优秀的神学家、哲学家。生于北意大利,曾任诺曼底的贝克修道院院长,尔后终身担任坎特伯雷的大主教。他对于信仰与理性的关系有极特出的省察,并以神之本体论的证明而知名于世。由于他对于经院哲学的发展方向具有决定性的重要地位,故被称为“经院哲学之父”。着有《自由意志论》等名著。——日注
[16]重装步兵(Hoplit)为公元前7世纪以后见于希腊城邦的平民军队。在此以前,贵族的骑兵队是军队的主要形态,工商业发达以后,富裕的平民阶层抬头,成立以甲胄护身的重装步兵密集队伍,变成军队的主力。——日注
[17]罗马教团为基督教原始教团中最有力的教团之一,保罗之《罗马书》的收信者,主要是由异邦人所构成。如韦伯此处所说的,罗马教团具有与希腊化的东方及哥林多教团相当异质的性格,尔后成为向罗马天主教教会发展的一个母体。——日注
[18]本笃会为本尼狄克(Benedictus,约480—543)于529年所创设,是西欧最初的正式修道会。本尼狄克生于罗马北方的努尔西亚,在罗马受教育,由于厌恶当时颓废的社会,搬入辛布鲁伊尼山附近的洞窟过修德与禁欲的生活,其后与志同道合者移往罗马的蒙特·卡西诺,并在此开设修道院。由他所起草的“本笃会清规”由一篇序文及73章所构成,虽然各章皆简短,但其中明确规定了修道士的生活目的,并合理实际地指出有组织地实践此种生活的有效方法,对于后来西欧修道制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渐渐成为模范。其主要内容除了清贫、贞洁、顺从这三个根本誓约外,尚有在一固定居所内共同勉励过正确规律的祈祷与劳动生活的义务。
克吕尼改革是以法国克吕尼修道院为中心,在10到11世纪间兴起的修道院与教会的改革运动。起初此一改革是克鲁尼修道院院长贝尔诺为了改正修道院内混乱的秩序与规律而发起回归“本笃会清规”之根本精神的运动,但其影响不但扩及法国全土,连西班牙、意大利、日耳曼等地也都响应,其精神感召所及,使各地皆有新的修道团成立。其精神并且大大影响了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成为推动所谓格列高利大改革的原动力。据此,克吕尼改革运动也可说是罗马教会之支配世界的原动力。——日注
[19]西多教团为圣罗贝尔(Robertus,?—1108)于1098年在法国的西多(Citeaux)一地所组成的修道团。他原为本笃会的修道士,身为莫莱姆修道院院长,但对于素来的修道院生活深感不满,后来受到克吕尼改革的精神鼓舞,与志同道合者20人开始新生活,以严格遵守本尼狄克修道会清规为目标。此为西多教团之始。不过后来的发展惊人,靠着圣罗贝尔的声望,12世纪时属于西多教团的修道院为数即有300,至13世纪时更达1800之多。直到乞食教团出现后,其声势方才逐渐衰退。——日注
[20]Archont原为雅典的执政官之意,但在诺斯替派的创造神话里,凡属创造神的诸神力被人格化,而称之为Archont。在雅尔塔巴奥德之下存在着七组男女成对的Archont,以此,地上的人类被创造出来;其结果是:天上的灵魂被关闭到尘世的肉体里面去。这七对支配者后来从天国被放逐出来,降格为恶灵。——日注
[21]亚大纳西(296—373),基督教神父。出席尼西亚宗教会议(Nicaean,325年),支持所谓的正统派信条,其后担任亚历山大城总督。亚大纳西与否定基督之神性的阿里乌派严正对立,主张神子的神性。在他死后,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381年)中将亚大纳西的说法列为尼西亚·君士坦丁信条,确立其为信条的正统性。——日注
[22]伊里奈乌斯(130—200),早期基督教神父,小亚细亚人,反对诺斯替派,致力于促成原初伟大的天主教会组织与信条的形成。主要著作为《异端反驳论》(Adversus Haeress)。——日注
[23]所谓homoousios意指:圣子与圣父具有“同样的本质”。这是尼西亚宗教会议所确认的。——中注
[24]格列高利一世(约540—604),罗马教皇(590—604年在位)。出身于罗马名门,但舍弃一切荣耀进入修道院,经历修道院长、教皇使节,最后登位为教皇。由于他在意大利境内的纷争中担任调停者的角色,成为人民的保护者,并深入教化盎格鲁一撒克逊族、西哥德族、伦巴底族,且接近法兰克族,以此背景,他在对东方教会之争与确立教皇权的独立性与首位性上作出贡献。教皇国也在他的时代里发端。格列高利一世除此还审定圣歌及所谓的圣歌集,在教会音乐史上有大贡献,以此被称为格列高利大教皇。——日注
[25]二儿制(Zweikindersystem)并非天主教神学用语,应该是韦伯自己制造出来的。天主教至今原则上仍禁止节育。总之,在一次大战后,德意志、瑞士及天主教的法国境内天主教家庭的小孩人数降低,特别是法国为了人口的减少而苦恼,国家甚至要订出保护政策。教会在这事上也采取妥协政策,至少在告解的情况下,也以一对夫妇生产两名子女为最小责任额,渐渐的即视节育为一种小罪。此一事实恐怕就是韦伯此一用语所指的吧。——日注
[26]马林克罗德(1821—1874),德国天主教派的政治家、帝国会议议员。中央党的开创者之一。中央党创立于1870年,为德国的天主教政党,对抗俾斯麦所发动的文化斗争,成为反普鲁士势力的中心。——日注
[27]见《新约·马太福音》,17:14—20。门徒无法治愈为鬼附体的小孩,耶稣驱出鬼后,门徒请问缘故。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中注
[28]见《新约·马可福音》,6:1—6。——中注(https://www.daowen.com)
[29]见《新约·路加福音》,7:36—50。——中注
[30]吠檀多派是印度六派哲学中最有力的一派。吠檀多之意为“吠陀圣典之终极”、“吠陀之究极旨趣”,具体而言是指《奥义书》;此一学派对《奥义书》所含的教说进行解释,将之体系化,故被称为吠檀多派。其开山始祖虽为公元前1世纪左右的巴达拉亚纳,但此派之根本圣典《梵天·首陀罗》直至5世纪左右才编成,以此确立其根本的哲学立场。吠檀多派反对持精神与物质二元论的数论派哲学,而以梵天为宇宙之唯一绝对终极原因之一元论为《奥义书》之中心论题,目标在于对梵的考究以得解脱。其后,此派优秀的注释家、哲学家辈出,逐渐衍生出众多立场互异的分派,以坚持绝对不二论的商羯罗派、有限不二论的罗摩奴阇派、不一一元论的摩陀伐(Madhva,1197—1276)派等为代表。数论派,参照本书第七章<注66>。——日注
[31]多德雷赫特会议为1618—1619年在荷兰的多德雷赫特地方召开的改革派教会的世界会议。此会以荷兰人为主,欧洲各地的改革派教会也都派遣代表参加,但大多数皆为正统派的加尔文主义者。据此订定九十三条所谓多德雷赫特信条(Dordrechter Konfession),并确立为正统派加尔文主义的信仰条例。
同样的,西敏寺宗教会议是为了英国教会改革之故,于1643年开始在威斯敏斯特召开的会议。由于长老派教会与独立派教会相对立争论不已,会议冗长,直到1647年才根据清教徒,特别是长老派教会的立场订出所谓威斯敏斯特信纲(Westminister Confession),并添加两条教理问答(Catechisms),此会方才闭幕。
在此之前,路德派教会内部即有许多神学的论争,为了使福音主义阵容的一致性不至于丧失,于是其各代表性的指导者群集在一起,基于原初的福音—路德信仰,取得一致的基础,共同定出信仰条例。此即1577年所订定的协和信条(Konkordienformel),韦伯此处所称之Kompromissformel应就是指此。
根据以上这些信条的成立,宗教改革的各教派之信仰内容是被明确化了,但也因此加深了各派间的距离,结果是逐渐各陷于独自的信条主义里。——日注
[32]在希腊化时代的神秘主义思想中,将人的心灵状态区分为以下三阶段:(1)“肉体人”(ho sōmatikos),指对真理缺乏理解的无知、无信仰的人,相当于此处所说的“唯物者”(hyliker);(2)“心灵人”(ho psukhikos),指虽然追求真理,但未达充分理解的一般信徒,此即所谓“心灵者”;(3)“灵人”(ho pneumatikos),指被神的灵所充满,达到最高真理者,亦可称为“智者”(ho gnostikos),亦即此处所谓的“灵知者”(Gnostiker)。此种区分虽部分见于保罗的用语中,但主要是诺斯替派所用;早期基督教神父也有许多人继承此一用法。——日注
[33]八九世纪间出现于伊斯兰教内的神学派别。玛塔吉拉(Mu‘tazila,Mu‘taziliten)为“退缩的人”之意。以对信条的松懈及不轨行为作为伦理上的反动,起而以建设合理主义与自由主义(受希腊思想所影响)的思辨神学的目标。其自由意志论等思想与正统派学者对立,给予知识阶层相当大的影响,不过,在正统派神学被确立之后,玛塔吉拉派的势力即急速地消退。——日注
[34]此语一般而言皆归之于3世纪的拉丁教父德尔图良(Tertullianus),有时亦称为圣奥古斯丁所言。不过在此二人的著作中,皆不见此一完整语句,仅有类似片言只语。——日注
[35]斯彭内尔(1635—1705),德国牧师,被尊称为“虔敬主义之父”。在他担任法兰克福的首席牧师之时,设立名为“虔敬会”的修道团,振兴平民信徒的宗教意识,并以此从内部改革路德教会。他着重直接聆听神的话语,主张基于万人司牧制,使信徒个别进行积极的宗教活动,以此实现路德派的理想。斯彭内尔的作为被视为与正统派有矛盾的危险之举。法兰克(1663—1727),德国虔敬主义神学者。受到斯彭内尔的感化而成为虔敬主义者。担任哈雷大学教授后,即以哈雷大学为中心倡导虔敬主义运动,与正统主义及启蒙主义的怀疑主义相对抗。法兰克强调信仰的具体实践,特别是要唤起教育方面的生气,并创设起以哈雷为中心的各种神学,对于德意志的国民教育影响甚大。——日注
[36]“有效的信仰”为加尔文在萨伏伊宣言中所用的语句。韦伯说:“为了给‘救赎之证’提供确实的基础起见,信仰必须用其客观的效果来证明。就是说,信仰必须是一种‘有效的信仰’,救赎的召命必定是一种‘有效的召命’。”见张汉裕译,《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p.54。——中注
[37]哈瓦利吉派(Khawärij,德文为Charidschiten)为伊斯兰教最早期的一个分派。此派人因为不满第四代哈里发·阿里对叙利亚总督穆阿威叶的内乱采取稳健的手段而脱离阿里之阵营,哈瓦利吉即“脱离者”的意思。哈瓦利吉在思想上是极端派,主张无时无地、无条件地遵行伊斯兰教徒所被规定的义务行为,并且,若有参加了自己的阵营而不一起参与行动者,即被视为非真正的伊斯兰教徒,将之斩杀是一己的义务。以上的主张化为行动,亦即唯有“实践”(amal)才是真正救赎的确证,为哈瓦利吉派所固守。——日注
[38]Adiáphoron意指:凡非《新约/旧约》所禁止的行为或信仰,概予容忍。——中注
[39]耶稣之圣心的崇拜是在天主教会中对于耶稣基督的爱,特别是作为其特征的耶稣之心脏(圣心)的崇拜。其由来大约始于中世纪所流行的对于十字架上耶稣之侧腹伤痕的崇拜。耶稣会特别奖励此种崇拜,并组织圣心会以普及之。——日注
[40]《摩诃婆罗多》为古印度二大民族史诗(叙事诗)之一(另一者为《罗摩衍那》),并且也是印度教的圣典。意指:“歌颂婆罗多族之战争的大史诗”,是部由十万颂记所构成的庞大叙事诗。据传为毗耶娑仙人所作,实际上是长期累积扩大而成,至4世纪左右完成现今所见版本。其内容:以被推定为公元前10世纪左右之雅利安人部族间之战争(婆罗多战争)为舞台,展开包括与战争相关的神话、传说、哲学、宗教、道德、社会风俗等要素的无数叙说。包含于其中的《薄伽梵歌》(Bhagavad-gita)为一宗教诗,是印度文学史上不朽的篇章,内容是叙述驭者黑天(实际上是作为薄迦梵——幸运者——的毗湿奴神)向婆罗多战争中的一方之雄阿周那讲论正义之战争的必要,同时教他信仰神之伟大恩宠对于赴身沙场的重要性。《薄伽梵歌》为今日印度教圣典中,人们最爱唱的一首。——日注
[41]歌比是指在黑天传说中饲牛的女子们。青年时代的黑天与许多这类的女性谈恋爱,其中尤其是牧女罗陀,其后成为黑天的妃子。参照第七章<注30>。——日注
[42]印度的女神崇拜逐渐地发展成为对毗湿奴及湿婆之后妃神(配偶神)的崇拜,这些女神所具有的生产力与活动力即为性力(sakti)。在原初俗信的地母信仰之基础上,这些女神被认为即是大地之生产力的象征,其后,女神本身展现为非活动的主神之活动面,变成世界之间展与个我之救赎的原动大。此种女神—性力崇拜成行于湿婆派当中(即被称为性力派的派别),根据其宗教仪式中以性的欢愉来求得解脱的倾向,以及性力崇拜与生殖器崇拜的结合,形成其独特的宗教性。——日注
[43]贝拉基(约360—420),英格兰(爱尔兰?)的修道士、神学家。他于5世纪起求学于罗马,以丰富的学养与严谨的修道生活而负盛名,博得许多追随者。其后远渡非洲,再赴巴勒斯坦。据贝拉基的说法,人生来原本无善无恶,是意志使其成为善者恶者。以此,他否定亚当之堕落的原罪之说,并认为人可以不靠神的恩宠而凭着自由意志以获得救赎,主张禁欲主义及严格的道德主义。此一见解引起圣奥古斯丁站在基督教信仰的立场上激烈的辩驳,最后,贝拉基主义被418年的加尔塔古宗教会议定为异端加以排斥。——日注
[44]圣定是指全能全知的神在人的意志之先已为万事万物预定好了。以《新约/旧约》,尤其是《新约》(就中以保罗的书信为著)为基础,圣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等人为此说的代表人物。所谓正反圣定是指特别在加尔文主义中所说:神据其自由的恩宠,给予某些人救赎,其他人则被毁灭,此种二重预定即所谓的正反圣定。——日注
[45]Mahdi在阿拉伯文中意指:被神正确地引导者。在古兰经里虽然找不到这样的指称,但什叶派(Shi‘a)是以此作为对阿里及其子胡笙的一种称号。后来什叶派内的过激分子卡依生派,据胡笙的异母兄弟之说,生前被称为Mahdi的穆罕穆德之死,只不过是一时隐去身影,在最后审判日来临时会再度现身,以此,Mahdi变成“隐遁的弥赛亚”之意。在伊斯兰教(特别是什叶派)的历史中,后来也出现号称Mahdi者,在信仰战争与改革运动中,逐渐扮演起领导者的角色。——日注
[46]克伊波(1837—1920),荷兰的加尔文派神学家,政治家。身为改革派教会牧师的克伊波,于1880年在阿姆斯特丹创设加尔文派的自由大学,并于1901—1905年担任首相之职。克伊波一方面站在独立的改革派教会(基于严格的加尔文主义)的立场上,排斥神学上的自由主义;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则反对社会主义,且以实现加尔文主义的理想社会为目标。以此,他的立场被称为新加尔文主义。克伊波著述甚丰,就中以在美国的演讲稿Calvinism(1898)最为著称。——日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