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教的现世取向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一 犹太教的现世取向

犹太教在俘囚期之后,特别是在法典化形态下,可以归入那些就某种意义而言“顺应现世”的宗教里,至少也可算是“现世取向”的,因为它并没有全盘否定现世,而只是否定现世存在的社会秩序。

我们先前已就犹太教的整个社会学的结构与态度略作考察。犹太教的宗教许诺(就此字之最通行的意义)亦适用于此世,而其有关冥思的或禁欲的遁世思想相当淡薄,就像中国的宗教及清教一样。犹太教与清教唯一不同之处仅在于相对的(一直都如此)缺乏体系化的禁欲主义。早期基督教的“禁欲”成分并非源自犹太教,而是主要来自保罗传道之后出现的异邦人的基督教教团。遵守犹太的“律法”与“禁欲”无关,就像奉行任何仪式或禁忌的规范与禁欲无关一样。

再者,犹太教对财富与性行为的态度,非但谈不上禁欲,甚至还可说是高度自然主义的。财富被视为上帝的恩宠,性冲动的满足(当然得在合法的范围内)也被认为有绝对的必要,《法典》(Talmud)中甚至认为超过一定年龄而未婚者道德上有可疑之处。将婚姻视为一个生育子女的经济制度,举世皆然,犹太人亦不例外。犹太教严格禁止不正当的性关系,而且对虔敬的教徒相当有效,只是伊斯兰教以及其他所有先知型的宗教(包括印度教)也都有此禁令。再者,大部分仪式主义型的宗教跟犹太教一样,都有斋戒期(停止行房)的制度。根据上述理由,犹太教实在谈不到对性的禁欲有任何特殊强调之处。桑巴特所引用的性行为的规制,实无法远溯至17世纪的天主教的决疑论,而且不管怎么说,在其他许多禁忌的决疑论系统里,都有其类似者。

犹太教亦不禁止尽情地享受生活、甚至奢华,只要不抵触“律法”的个别禁令与禁忌即可。预言书籍(例如诗篇、箴言及后续的作品)里对财富的公开抨击,乃是社会不公正所激起的,随着财富的取得以及违反摩西律法之精神,社会不公正的现象即常出现在犹太人同胞之间。财富之所以受到谴责,也是因其傲慢地轻视上帝的诫命与许诺,以及受到诱惑而松懈履行律法义务。想摆脱财富的诱惑并不容易,也因此更值得赞扬,“向有钱而无可责备的人致敬”。再者,由于犹太教没有上帝预定论的思想,也没有类似而可导致同样伦理效果的观念,无休止的工作及企业的成功无法被认为(或解释为)得到救赎的“确证”,而这种观念在加尔文派的清教徒却是最为强烈的,就某个程度而言亦可见之于所有的清教教派,如卫斯理有关的见解。当然,某种认为个人经济上的成功,乃神之恩宠的指标,此一想法的确存在于犹太教,正如存在于中国的一般佛教徒以及普遍而言所有的宗教——只要它不是拒斥现世的。这种观念似乎特别容易出现在一个像犹太教那样的宗教,因为犹太教面对着一个超世俗上帝的非常特殊的许诺,以及此一上帝憎怒其选民的、极为明显的征候。因此,一个人在奉行上帝之诫命的同时又能获得经济上的成功显然就可以——实际上也必然会——被解释为此人之为上帝所接受的一个征兆。这种情况的确一再发生。

然而虔敬的犹太教徒从事营利事业的状况与清教徒截然有别,此种差异对犹太教在经济史上所扮演的角色而言,有其实际的影响。下面我们即来考量此一角色为何。在针对桑巴特作品的论争里,有一个问题还未曾认真地探讨过,此即(桑巴特所言)犹太教在近代资本主义制度之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1]。不过,桑巴特作品中的这个论点说得还不够精确。所谓的犹太教在中世纪及近代的卓越的经济成就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表列如下:借贷,从当铺经营一直到大国家的融资;某种类型的商品交易,特别是零售商、行商以及特殊的农村产品的收购商;某些行业的批发商;有价证券的交易,尤其是股票经纪。除此之外,还可加上:货币兑换,以及通常附带的通汇或支票兑现等业务;政府业务与战争的融资,以及殖民地事业的建立;包税(那些掌握在罗马人手中的税收自然是不包括在内的);(包括信用贷款等)银行业务;以及公债资金的募集。

在所有业务里,只有一些——虽然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管是在法律层面,还是经济层面上,呈现出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相对于古代、中世纪以及东亚早期的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形态。所谓特殊的近代法律形态包括了有价证券业以及资本主义式的结合体社会关系的形态(Vergesellschaftungsformen),这可不是犹太人原先所特有的。犹太人介绍了这些形态的某些成分到西方来,不过这些形态本身的起源却可能是东方(巴比伦)所共有的,并且是透过希腊与拜占庭的媒介而对西方产生影响。不管如何,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同样都有这些。此外,这些特殊近代形态的制度里,甚至还有一部分是西方—中世纪所创造的,夹杂了一些日耳曼人所特有的因素。在此若要列举详细的相关证据,未免离题太远。不过,我们倒是可以举个例说明,作为一个“商人之市场”的证券交易所乃是基督教商人的发明,而非犹太人。再者,中世纪法律概念之得以适用于理性化经济经营之目的的特别方法——例如合资公司(Commandite)、海上合资公司(Maona)[2],各式各样的特权公司,以及最后创设的合资股份公司——完全不是依靠特殊的犹太人的影响,不管犹太人后来在这些理性化经济经营的形成里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最后我们得注意到,满足公众与私人之信用需求的一些近代所特有的原则,乃是萌芽于中世纪城市的基础上。这些中世纪的金融的法律形式(某些部分是十分非犹太人的),稍后为近代国家(为了解决经济须求)以及其他想取得信用(贷款)者所采用。(https://www.daowen.com)

尤其是,在上述广泛的犹太人经济活动的一览表里,明显地——虽非全然地——缺少了近代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一个要素。此即家内工业、手工业与大工场制度下的营业劳动的组织化。当犹太人聚落(Ghetto)已出现许多无产阶级,当只要付出适当的金钱报酬即可获得领主的特许与特权来兴办各种产业,而且部分产业活动尚未被行会所控制的时代,却没有一个虔敬的犹太人想到兴办产业来雇用那些聚落区的虔敬犹太劳工。相形之下,许多虔敬的清教徒企业家则与虔诚的基督徒、职工合作以兴办产业。我们要如何来解释此一事实呢?还有,尽管(大致)在近代初期已出现了大规模的、贫困的犹太人职工阶级,却没有任何一个具有重要性的、出自犹太人的近代特有的产业资产阶级来雇用这些犹太劳工以从事家内工业,我们又要如何来解释此一事实?

数千年来在世界各地,典型的资本主义式利用财富的方法不外乎下列几种:包揽国家事业、包税、军费融资、殖民地事业(包括建立大农场)的融资、贸易以及高利贷。我们发现犹太人所从事的就是这些活动,这可见之于所有时代及地区(古代尤然),正如犹太人亦曾采用那些中世纪时期——并非犹太人——所发展出来的法律与经营的形态一样。另一方面,近代资本主义特有的、新的经营形态,亦即劳动的合理组织,特别是工厂类型的产业“经营”(Betrieb)里生产的合理组织,则较少(甚至完全不)见之于犹太人。犹太人所展现出来的经济心态(Wirtschaftsgesinnung)对于所有真正的商人——不管是古代世界、东亚、印度、地中海沿岸,还是中世纪的西方;也不管是小生意人,还是大金融家——而言,都还是具有代表性的:有决心与机智地去冷酷地利用任何赚钱的机会,“为利扬帆赴地狱,不顾炼火烧灼”。然而这种心态与近代资本主义的特色(相对于其他时代的资本主义)相去甚远——严格说来是正好相反。准此,不管是近代经济体制里创新的部分,还是近代经济心态上突出的特色,其根源都不是特别来自犹太人的。

近代资本主意制度所特有的一些成分,不论就其起源或发展而论,皆与犹太人无甚关系,其间根本理论上的缘故实可归之于犹太人宗教的独特性,以及犹太人之为一个贱民民族的特殊性格。贱民的身份导致他们在加入产业劳动组织时,遭遇到纯粹外在的困难。犹太人在法律上与事实上不确定的身份状况,使得他们很难经营具备固定资本的、持续且合理的企业,而只能从事贸易以及(尤其是)货币交易。另一个具有基本重要性的因素则为犹太人的内在伦理的状况。身为贱民民族,犹太人仍然保留着双重道德的标准,这是所有共同体的原始经济行为所具有的特色:禁止施之于同胞者,可施之于异邦人。无疑的,就要求犹太人对其同胞抱持“扶助”的立场一事而言,犹太伦理显然是彻底传统主义的。虽然律法学者——正如桑巴特已正确指出的——对这些事务有所让步,甚至包括与同胞进行商业交易的事项,不过这些让步顶多只能算是略为放松,任何人要是想从中获取利益,就犹太人企业伦理的最高标准来看,还是远不合格的。总之,一个犹太人显然是无法借此种行为以确证其宗教功德。

然而,对犹太人而言,与异邦人经济来往的方式——特别是那些禁止施之于同胞的方式——则是个与伦理毫不相干的领域。这种态度实际上可见之于所有民族的原始经济伦理中。犹太人的经济伦理中仍保留这种态度显然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就算在古代世界,异邦人几乎也一直以“敌人”来看待犹太人。尽管律法学者一再告诫,要求犹太人以诚信对待异邦人,仍然无法改变下述事实:律法禁止犹太人向其同胞收取利息,却准许向异邦人收取。律法学者的忠告也改变不了下列的事实(这点桑巴特也已指出):例如在一个利用对方的错误以牟取利益的案件里,律法所要求依规定办理的程度,会因对方是个异邦人(敌人),还是个犹太人而有所不同。总而言之,我们已无须再举证说明,犹太人由于(上述)耶和华之许诺所导致的贱民身份,以及因此而来的犹太人之受到异邦人无止境的蔑视,必然会使得犹太人在对待异邦人及同胞时分别遵循不同的经济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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