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胞爱伦理与艺术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九 同胞爱伦理与艺术

正如伦理性宗教(特别是传布同胞爱者),会与个人生命中最强烈的非理性力量(性欲)陷入最为深刻的内在紧张关系,伦理性宗教与艺术领域的关系亦有两极化的现象。宗教与艺术原先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宗教可说是艺术表现之无穷尽的源泉,这一点可由各式各样的偶像与圣像以及作为一种引发忘我、伴随着除魔、解危等祭典行为之手段的音乐得到证实。宗教曾激发巫师与圣赞者的艺术活动,寺院与教堂(最大的艺术品)之建筑,以及各种各类(艺术与工艺之主要对象)的宗教饰物与教堂用品。然而一旦艺术在世俗教育的影响下,成为一个有其自主法则的领域,就愈容易形成其自己的一套价值序列,而与宗教—伦理领域所构建的价值序列大不相同。

所有不带成见地接纳艺术的态度,皆始自艺术内容的有意义性,这一点可以导致共同体的形成。然而有意识地去发现艺术特有的美学的价值,则得留待知性主义文明的出现。此一发展会导致艺术中某些要素的消失,而这些要素却是有助于共同体之形成以及艺术与宗教救赎意志之亲和性的。事实上,宗教强烈排斥现世内的救赎——这是“为艺术而艺术”宣称能提供的——并视之为罪过。伦理性宗教与真正的神秘主义敌视所有此类来自现世之伦理的非理性的救赎。艺术与宗教的此一冲突,在纯正的禁欲主义里最为尖锐,因为这种禁欲主义认为任何对纯粹艺术价值的献身,都会严重妨碍到生活态度之合理的体系化。这种紧张性随着知识主义的进展而日益加深,因为知识主义亦可视为拟美学的。在知识主义时代呈现出来的是,排斥对伦理判断的责任以及恐惧受到传统的束缚,结果则是原先以伦理为基准的判断转变为美学的判断。最典型的例子是从“该受谴责的”评价转变为“没品味”。这种所有(有关人类之关系的)判断之无争论余地的主观性,确实出现在艺术家阶层的崇拜里,从宗教看来,显然是最深的一种形式的(结合了怯懦的)特殊冷酷。在美学的立场与宗教一伦理的规范间,的确有尖锐的矛盾;因为就算一个人拒斥伦理规范,他仍然能从自己之被造物性的(人类共通的)知识中体验到,当他在判断一个特定的事件时,他还是会以某些此种规范作为自己以及他人行为的基准。再者,宗教—伦理规范的正当与否及其后果,原则上还是值得讨论的。总而言之,美学的立场对于彻底的同胞爱伦理没有提供任何支持,而此种伦理反过来则具有一种强烈的反美学的取向。

宗教贬斥艺术,正如它同样贬斥巫术、狂迷、忘我以及仪式主义等成分,而倾向禁欲、灵性主义以及神秘主义的要素,此一立场更因圣典宗教里祭司与俗众教育中理性与文字的性格而得以强化。不过,归根结底还是纯正的预言影响了对艺术敌视的态度,这有两个方向:第一,预言明白地拒斥狂迷的作为,同时也普遍排斥巫术。因此,犹太人原先讨厌“形象与圣像”,认为它们是被巫术所制约,后来才由犹太预言给予一种属灵的解释——将之转化而与一个绝对与超俗世之神的概念联系起来。其次,顺着此一方向出现了(以伦理及宗教为中心取向的)先知信仰与“人类业绩”之间的紧张关系,从先知的观点看来,人类业绩仅能提供虚幻的救赎。先知所宣扬的神愈是被理解为超世俗与神圣的,宗教与艺术之间的紧张关系就愈是无法相容与解决。

另一方面,宗教却又不断被迫承认艺术创作之不可否认的“神性”。特别是大众宗教得经常、直接倚赖“艺术的”手法,以达到其所需要的强烈的效果,因此它倾向容忍大众的需求——普遍对巫术与偶像崇拜的需求。除此之外,有组织的大众宗教也经常由于经济利益的缘故而与艺术有所结合,例如拜占庭僧侣的圣像买卖,这些僧侣是政教合一制度下皇权的最主要敌对者,因为支持此一皇权的军队是反对圣像崇拜的——士兵皆来自邻近伊斯兰教的边区,而伊斯兰教在当时仍然是强烈坚持灵性主义的。拜占庭皇权,反过来,则想切断僧侣此一经济来源,希望能借此摧毁这个最危险的敌对情势(僧侣)的经济力量,以遂行其支配教会的心愿。

同样的,所有的情绪主义的狂迷或仪式性宗教,以及所有宣扬爱而其目的则在个人超脱的神秘主义宗教——至于其间所涉及的终极“意义”的差异暂且不论——也很容易以主观心理的方式通往艺术。狂迷的宗教最易导入歌唱与音乐;仪式性宗教倾向造型美术;宣扬爱的宗教则有利于诗与音乐的发展。这种关系,就我们了解所及,可证之于印度的文学与艺术,苏非派完全开放的欢愉的抒情诗,圣方济的赞美歌,以及宗教象征主义(特别是出自神秘主义情绪的)之无可衡量的影响。不过,经验宗教的个别形态对艺术则持有基本上不同的态度,即使在同一宗教中,不同的阶层、担纲者与构造形态也会呈现出对艺术不同的态度。就对艺术不同的态度而言,先知有异于秘法传授者与祭司,僧侣有异于虔敬的俗众信徒,大众宗教有异于达人教派。禁欲主义的达人教派,较之神秘主义的达人教派,原则上对艺术自然是更为敌视的。只是我们此处无法详论。总而言之,一旦脱离了巫术与纯粹仪式主义的阶段,就其终极(主观意图的)意义而言,宗教立场与艺术立场之间就愈难达到任何真正的内在的和解。

所有这些里面,对我们而言极为重要的事实是,那些(就我们特定意义的)理性的宗教之明显地拒斥所有特殊艺术性的手段,有何重要意义。这些宗教有犹太教、早期基督教以及稍晚的禁欲清教。它们之排斥艺术,是宗教对合理化之生活态度的影响日渐加强的一个征兆,或是一个手段。断言摩西十诫中的第二诫是犹太人理性主义之决定性基点(就如具有重大影响的犹太教改革运动之某些代表所言者)[22],或许是太夸张了。不过,毫无疑问的,在虔敬的犹太教与清教徒团体内有系统地禁止无拘无束地献身于艺术之特殊的造型价值,曾有效地控制了这些团体内艺术创作的程度与范畴,而有助于知识主义的、合理的生活方法论之发展。

[1]见《新约·马太福音》(10:34—39)。——中注

[2]克雷芒(Clemens von Alexandria,约150—215),亚历山大城的神学者。生于雅典,改宗基督教后遍游各地。190年左右抵达亚历山大城,成为教授长Pantaions的弟子,尔后继其师业。在早期基督教思想家中,克雷芒是在对大希腊文化及学艺方面保持最自由心态的一个。克雷芒认为,基督教不应停在单纯只是个信仰的境地,而应发展到对灵的完全认识(灵知),必须要达到认识“道”(Logos)——在基督里被实现的大道——的境界才能为止。以此,基督教之前的、包括律法及哲学的、人类的所有精神活动,在他看都是基于神的、为了导至对大道之完全认识的人类教育的过程。其留传下来的著作有:Protreptikos(《劝告》),Paidagōgos(《教育家》,及Strōmateis《绒毯》,意指最高的真理认识)。——日注

[3]Vulgata是西方最普遍使用的《新约/旧约》之拉丁文译本。大部分为希罗尼穆斯(Hieronymus,即Jerome,Saint哲罗姆,圣约为330—420)所译。在1546年的特伦托宗教会议(Council of Frent)中被公认为唯一正确的《新约/旧约》。此处所引经句见《新约·路加福音》(6:35)。——日注

[4]舒尔特(Aloys Schulte,1857—1941),德国史学家,历任弗莱堡、布雷斯劳、波昂等大学教授。特别以中世纪之商业及交通史的研究知名。主要著作为:Geschichte des Handels und Verkehrs zwischen West-deutschland und Italien(2 Bde,1900)。——日注

[5]教皇约翰二十二世(1316—1334年在位),毕生未离开阿维尼翁,握有政治—神学论争的指导权。在圣方济教团的清贫论论争中,他指斥主张修道团之一无所有、谨守使徒之清贫的严格派,并将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西利乌斯(Marsilius von Padua,1290—1342)——以其所著《和平保卫者》中否定教皇的绝对权威、认为宗教会议才是教会的最高权威——处以破门律。——日注

[6]阿诺德(Arnold von Brescia/Brixiensis,约1100—1155),意大利的教会改革家、殉教者。在巴黎时成为阿贝拉(Pierre Abelard,1079—1142)的弟子,回到故乡布雷西亚后成为奥古斯丁修道院院长。阿诺德站在严正的道义立场,高唱改革世俗化的教会,发起反对出身罗马的教皇之支配世俗的运动。以此,被教皇处以破门律,在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一世的命令下由罗马总督引渡而被处死。——日注

[7]此句全文为Homo mercaror vix aut nunquam potest Deo placere(商人的经营固然无罪,总非上帝所喜)。原为阿里乌教派(Arianismus,4世纪初近东基督教支派,否定耶稣的神性,在尼西亚宗教会议被判为异端)所留传下来对商人的见解,后来收录于Decretum Gratiani(《Gratiani教会集》)。——中注

[8]贫民当铺为15世纪中叶,圣方济教团为救助贫者的经济急难而创设的低利慈善金融机构。类似公营的当铺。1515年为教皇利奥十世所承认,以此获得教皇国与教区的支持,在法国、西班牙、日耳曼地区广为流行。——日注

[9]利奥十世(1513—1521年在位),为了扩张教皇势力及增强梅迪契家的权益,他与各地领主与国王交涉,逐步策划各种交易。在与布兰登堡大公的交涉中,他认可其就任美因茨(Mainz)及马格德堡(Magdeburg)的大主教,其代价是将领地内所贩卖的赎罪券收入的一半缴给教皇国,此即路德提出“九十五条论纲”的契机。——日注

[10]萨尔马修斯(Claudius Salmasius,1588—1653),出生于法国的古典学者。在巴黎求学时转向加尔文派。他刊行14世纪驳斥教皇至上主义的小册子,表明其新教主义的立场。1632年就任莱顿大学教授,其后主要居住在荷兰。他主张高利贷与基督教信仰并非绝对不能并存的。著有De usuris liber(1638),De modo usurarum(1639)等。——日注

[11]李维(Hermann Levy),德国经济学者。生平不详,唯知著有Die Grundlagen des öknomischen Liberalismus in der Geschichte der englischen Volks Wirtschaft(1912)一书。——日注

[12]波德莱尔(Charles Baudlaire,1821—1867),“灵魂之神圣化的卖春”,见其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中《群众》一诗。——日注

[13]在英国的自由贸易运动史上,曼彻斯特学派是提出主张并展开最活泼的活动的一个团体。1830年代,此一活动以曼彻斯特为据点而展开,科布登(R.Cobden)与布赖特(J.Bright)二人为其代表。在经济上,他们主张撤废一切法律的限制,强烈反对国家的系统保护,并推动经济自由主义与自由贸易。——日注

[14]参照第十章<注45>。

[15]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1865—1923),德国的神学家、哲学家。海德堡、柏林大学教授。在神学与宗教哲学方面,他企图综合历史的与现代的事物,特别是在宗教哲学与历史哲学上留下丰硕的成果,尤以Die Soziallehren der christlichen kirchen und Gruppen(1912;已有中译本)一书最为著名。——日注(https://www.daowen.com)

[16]贝雅特里齐是诗人但丁一生中最挚爱的女人,他的诗作大半皆献给她,虽然两人初次见面是但丁9岁时。根据考证,贝雅特里齐原名Beatrice Portinari,出身佛罗伦萨贵族家庭,嫁给西蒙·德巴尔迪(Simone de'Bardi),死于1290年6月8日,年方24岁。但丁在La vita nuova一书中详细记载了他与这位女子的交往(当然是柏拉图式的爱情)。在《神曲》的“乐园”一章里,贝雅特里齐被安排为引导但丁游历乐园的天使。——中注

[17]瓦格纳(Adolph Wagner,1835—1917),德国经济学者。历任弗莱堡、柏林等各大学教授。尔后加入基督教社会党,成为其总裁,后当选下议院、上议院议员。瓦格纳提倡“新经济学”,他既排斥曼彻斯特学派的自由主义,也拒斥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而认可国家对于经济活动的干涉与援助,逐步接近国家社会主义。主要著作有:Grundlegung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1876),Finanzwissenschaft(1877—1901,4 Bde)等多种。“无主人的奴隶状态”(herrenlose Skaverei)一词则不知所出何处。——日注

[18]克律斯特派为俄国的神秘主义的、狂热的一个小宗派。为农民菲立波夫于1645年所创立,他自称为“万军之主”,其子则称为基督。其男性信徒,若有神的灵驻进,则能成为基督,而女性信徒则能因此成为神之母。——日注

[19]伊斯兰教规定教徒最多可娶四个妻妾(《古兰经》,4:3)。对先知(穆罕默德)则几乎无限制。“先知啊,我确已准你享受你给予聘礼的妻子,你的奴婢,即真主以为你的战利品的,你的从父的女儿,你的姑母的女儿,你的舅父的女儿,你的姨母的女儿,她们是同你一道迁居的。信道的妇女,若将自身赠予先知,若先知愿意娶她,这是特许你的,信士们不得援例。”(《古兰经》,33:50)。——中注

[20]一夫制(Univira)是指女性一旦结婚,在其丈夫死去后,不得再婚的制度。总之,女性不论在怎样的条件之下,终生仅能有一夫。——日注

[21]利古奥里(1696—1787),意大利圣职者、神学家。他原本为法律家,而后成为神父,在那不勒斯成立赎世主会派(Redemptoristen)的修道团,特别是为贫民而活动。作为一名道德神学者,利古奥里成为基于耶稣会之精神的当代代表人物,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著有Thologia Moralis(1748)等。——日注

[22]摩西十诫的第二诫为:“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旧约·出埃及记》,27:4—6。——中注

✍AI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