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徒、犹太教徒与清教徒对营利生活的态度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二 天主教徒、犹太教徒与清教徒对营利生活的态度

首先让我们简述一下,天主教徒、犹太教徒与清教徒在经济营利生活上,所处境遇的相互关系。

虔诚的天主教徒在从事营利生涯时,会发现自己不断处于(或濒临于)一种违反教皇诫令的状况中。他的经济活动只有在“特定事项”(rebus sic stantibus)的原则下,才不会在告解室里遭到盘问;也只有在一种松弛的、模棱两可的道德之基础上,这些活动才可能被允许。因此,就某个程度而言,营利生涯本身不得不被视为该受谴责的,或者,最佳的解释也不过就是上帝并不积极鼓励而已。

天主教徒的这种处境,无可避免地会鼓励虔诚的犹太教徒来到天主教徒间从事营利活动,如果他们在犹太教徒间从事这些活动的话,不免会被犹太人社会视为明显违反律法,或至少事值得怀疑的——就犹太人的传统而言。就算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交易也只有在对犹太宗教法典作一个比较宽松的解释的基础上——因此,也只有在与异邦人的经济来往上——才能获得许可。这些绝不会与积极的伦理价值产生混淆。因此,犹太人的经济行为事上帝所认可的,因为它与犹太律法并无任何形式上的抵触,与道德也不相干,而且也因为这些行为只不过是与社会上经济生活里的一般恶行差不多而已。认为犹太教徒之合法性基准较诸其他教徒为低的说法,就算是真确的,也不过是基于上述缘故。准此,上帝若让这种经济行为得到成功,对于犹太商人而言自然是个征兆,那就是他并没有在此一领域做出明显令人非议或被禁止的事,而且在其他领域他也确实遵守了上帝的诫命。然而,借着近代特有的营利活动以确证自己的伦理业绩,对犹太人而言,仍非易事。

这正好就是虔诚清教徒的情况。他可以借着经济活动来确证自己的宗教功德,因为他并没有做出任何伦理上该被谴责之事,他无须依赖任何对宗教法典较宽松的解释,或诉诸双重道德的标准,他也无须采取一种与伦理无涉或甚至就伦理之妥当性的一般范围而言该受谴责的态度来行事。恰好相反,就是借着经济活动,清教徒才能确证其宗教功德。他以最佳良心经营企业,而且由于在企业活动里他的行为准则是切事的、合乎法条的,在此“经营”下,他实际上也客观化了整体生活态度之合理的方法论。他亲眼目睹(而且实际上也在其教内兄弟间)自己伦理态度的正当化,其程度强烈到他的经济行为是无可怀疑的——绝对性的(而非相对化的)无可置喙。没有任何一个真正虔诚的清教徒——这是关键所在——会认为得之于高利贷、利用对手之失误(这在犹太人是可允许用来对付异邦人的)、交易中讨价还价乃至耍诈、介入政治或殖民地的掠取等等的利益,乃神之所喜。教友派与洗礼派信徒相信他们的宗教功德可在全人类眼前得到确证,因为他们采取不二价的政策,而且对任何人皆维持绝对可信赖的企业关系——完全地遵守法条且毫无贪婪之念。他们相信,正是这些措施促使无信仰者宁愿和他们做生意,宁愿把钱存在他们(教派信徒)开设的信托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而不愿跟自己人做生意或存入自己人的公司,这样的结果当然使得这些教派信徒富有起来,就有如他们的企业行为也使他们得到上帝的确证一样。(https://www.daowen.com)

相反的,推广及于异邦人的犹太律法(实际上还是个犹太人的贱民法),却使得犹太人——尽管还有甚多保留——可以从事与非犹太人的交易,虽然这种交易的本质在清教徒看来是必须坚决拒斥的,因为它显示出十足小生意人本性的营利欲。然而虔敬的犹太教徒却可以将此种态度与最为严格的合法性、完全遵守律法、所有的宗教灵性、对其家族与教团牺牲奉献的爱以及对所有上帝之造物的怜悯与慈悲等统合起来。在他们的实际生活里,犹太人从不认为在被认可的、妥当的法律范围内赚异邦人的钱,是一个可以用来确证个人是否真正服从上帝诫命的行为。虔诚的犹太教徒从不以经济领域内认可的行为为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内在伦理。就像在儒教徒真正理想的生活里,一个君子在接受过有关礼仪之美与文献教养的通盘教育后,仍终身研读经典,犹太教徒也将精通律法与决疑论的学者生涯——孜孜不倦地埋首钻研圣典及其批注,而将生计置之度外(通常是交给妻子料理)的“知识人”——列为生命的理想。

耶稣所反对的,就是真正晚期犹太教的这种知识主义,以及典籍律法学者的倾向。他的批判,并非如某些人所言,乃来自其“无产阶级”的本能,而是来自其虔敬以及遵守律法的模式(两者皆符合乡间职工或小镇居民的身份),并且构成他对律法知识达人——他们乃成长于耶路撒冷此一大都市的土壤上——的基本反对点。这些出身都市律法阶层的成员问道:“拿撒勒乡下能产生出什么好东西?”——任何古代都市的市民都可能发出同样的疑问。耶稣的律法知识以及对律法的遵从,都代表了从事实际劳动的人的一般律法水平,这样的人可是无法坐视他的羊掉在坑里而不予理会,就算是安息日也不行[3]。另一方面,真正虔诚犹太教徒对律法知识的义务,以及他们年轻人所受的律法教育,不管质或量都要凌驾于一切坚持以《新约/旧约》为准的清教徒之上。对于虔诚的犹太教徒而言,律法知识之为一种义务,其程度唯有印度人与波斯人之有关礼仪的戒律可与比拟,不过犹太律法由于包含了伦理的诫命而远远超越了(印度与波斯之)仅有礼仪与禁忌的规范之上。

犹太人的经济态度即是在这些律法伦理规范所允许的范围内,循阻力最小的方向行动。这点实际上意味着,见之于所有阶层与民族(程度有所不同)的“营利冲动”,在此主要是导向与异邦人——通常被视为“敌人”——做生意。即使在约书亚(Josiah)的时代(后俘囚期则是可确定的),虔诚的犹太人乃是城市居民,整个犹太律法的取向自然也是这种城市身份。由于正统的犹太人在宗教仪式上需要屠夫的服务,因此他无法孤立生活,而必须与教团生活在一起。直到今天,跟改革派的犹太教徒(例如美国的犹太教徒)对比之下,群居仍为正统犹太教徒的特色。同样的,安息年——就其现存的形式来看,可能是后俘囚期城市律法学者的创作——也使得犹太人无法从事有系统的集约农业。一直到目前(1910年代),德国的犹太律法学者仍力图将安息年的规定施之于巴勒斯坦锡安派的殖民运动中,果真如此,则此一殖民运动注定是无法成功的。在法利赛派全盛时期,被称作“农夫”的犹太人实际上即为第二等的犹太教徒,因为他并不(实际上也无法)完全遵守律法,犹太律法也禁止犹太人出席行会的餐宴,其实他们根本就被禁止与任何非犹太教徒同桌共餐;而在古代以及中世纪,同桌共食乃是任何与周遭世界同化之不可或缺的基础。另一方面,犹太人的嫁妆制度——东方世界所共通的一种制度,最初乃基于将女儿排除于遗产继承之外的考虑上——则有利于协助犹太新郎在结婚时即可自立为小商人。此种习惯的遗绪仍可见之于比较缺乏“阶级意识”的犹太店员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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