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教徒与清教徒
总之,犹太教所缺乏的是“现世禁欲”此一决定性的特质,换言之,亦即缺乏由个人之救赎确证(certitudo salutis)的观点所产生出来的一种与“现世”的统一关系,这点是所有其他一切行为的生命力所在。就此而言,最后决定性的关键仍在于犹太教的贱民性格与耶和华的许诺。
禁欲式的统治现世(例如加尔文教派所表现出来的),是传统虔敬的犹太教徒要到最后才想到的事。犹太人无法想像到有条理的来控制现世,因为现世已经由于他们自己的罪孽而搞得一塌糊涂,而且也无法经由任何人为的努力来矫正,只有某种自由的神迹才可能办到,但这又是急不来的。他不可能将下列观念视为其“使命”与其宗教“召命”(Beruf)之所在:为了荣耀上帝及作为自己得到救赎的确证,将现世及其深重的罪孽置于启示过的神意之合理的规范下。较之于一个已可确信自己将被“选登”彼岸的清教徒而言,虔敬的犹太教徒还得克服一个远为苛酷的内在命运。此即,只要上帝容许现存的世界如其所然,此一世界就会仍然维持其背离上帝之许诺的状态,而个别的犹太人就有义务要与此种状态妥协。犹太人的责任就在接受世界之背离上帝之许诺的事实,并从中得到满足——如果在他与其民族的敌人(异邦人)从事交易的时候,上帝能赐予他恩宠与成功的话。对待异邦人时,他的举止必须冷静且遵守法条,以符合律法学者的要求;换言之,在对待非犹太人时,他必须保持客观或“切事”的态度,无爱亦无恨,全然根据所容许的来行动。
一般人通常都认为,犹太教只要求表面上的遵守律法,这其实是个错误的观念。一般性的趋势虽然是如此,真正对宗教的虔敬要求还是非常高的。无论如何,犹太教徒在其律法熏陶下,倾向在彼此间比较个人的行为,并且计算所有这些行为的净效益。个人与上帝的关系就像个簿记运算,在不知总数的情况下计算个别的善行与恶行,这样的一种观念——偶尔亦可见之于清教徒——虽然不一定就代表犹大教官方的见解,不过,配合上犹太教的双重道德标准,却已足以妨碍一种(以清教为指标的)有条理—禁欲取向之生活态度的发展。因为在犹太教(天主教也一样),个人之履行特定宗教诫命的行为即相当于其对自己救赎可能性(Heilschancen)的确信。然而,不管在犹太教还是天主教,上帝的恩宠仍是需要的,以补足人类的不完美性,虽然此种对上帝恩宠的依赖性在犹太教——较诸天主教而言——并非普遍被承认的。
犹太教的教会制度恩宠,在古老的巴勒斯坦告解制度衰微之后,即远不如天主教来得发达。这点导致犹太教徒对自己负有更大的宗教责任。这种自我负责以及缺乏任何中介的宗教代理人的结果,必然使得犹太人实际上的生活态度——较诸一般天主教徒而言——更为体系化与个人责任化。尽管如此,犹太教在有条理地控制生活方式一事上,仍有其局限,理由在于缺乏清教徒所特有的禁欲的动机,以及基本上仍维持不变的、犹太人对内道德的传统主义。犹太教的确包含有许多导向(我们或可称之为)禁欲行为的个别的动机,然而来自一种根本上禁欲的宗教性动机的统一力量则付之阙如。犹太教徒最高形态的虔敬乃见之于宗教性的“气氛”(Stimmung),而非行动。对犹太人而言,现世根本就是倒错、敌意的,而且不可能经由人类的行动来改变,这点他们自从哈德良皇帝(Hadrian)的时代就知道了[6]。在此结论下,犹太人怎么可能会觉得透过赋予现世以合理的新秩序,他即可成为上帝之意志的执行者?对于具有自由精神的犹太人来说,这点或有可能,虔敬的犹太人则显然是无法想像的。
清教徒一直觉得自己与犹太教徒有内在的亲和性,不过也感到有其局限。存在于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的这种亲和性(尽管这两个宗教有诸多差异之处),基本上也还存在于清教与犹太教之间,就像其曾存在于保罗之信徒与犹太教徒之间一样。不管是清教徒、还是早期基督教徒,都视犹太人为(一度的)上帝之选民。不过,保罗史无前例的举动,对于早期基督教有其意义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保罗将犹太人的圣典列为基督徒的圣典之一——刚开始时,甚至是唯一的。以此,他树起了一道坚强的屏障,抵拒了希腊(特别是诺斯替派)知识主义的入侵,这点温勒(P.Wernle)已特别指出[7]。另一方面,保罗却也利用辩证法——当时只有律法学者才懂得的——从各处突破了犹太“律法”中最独特、也是最有影响力的部分,亦即禁忌规范与影响深远的救世主诺言。由于这些禁忌与诺言是犹太人整个宗教尊严之所以会与其贱民的地位结合在一起的关键,保罗的突破自然带来致命性的结果。由于耶稣基督的降生,古老的弥赛亚诺言可说已部分实现(剩余的部分则已失效),这是保罗的论释并以此达成突破。他胜利地指出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据:早在犹太人的禁忌与弥赛亚诺言出现以前,以色列的族长即已根据神意生活,这点显示出他们是依靠信仰——能得选于上帝的保证——而得至福的。(https://www.daowen.com)
潜藏于保罗伟大传道事业背后的动力乃在于,他带给犹太人一种重大的解脱,一种由于意识到可以逃脱贱民之命运的解脱。此后,犹太人可以在希腊人之间当个希腊人,也可以在犹太人之间当个犹太人,并且是在承认信仰之吊诡的情况下意识到这一点,而非采取一种启蒙的、敌视信仰的手段。这是保罗所带来的激昂的解放感。保罗的确已从他的上帝之古老许诺中解放出来,因为连他的救世主(基督)都相信自己是被这个上帝弃之于十字架上。
随着此一(将犹太人牢牢束缚于其贱民地位之)坚固锁炼的断裂,产生了许多现象。其一为处于离散状态的犹太人对保罗这个人极度憎恨,这是足可确认为事实的,其他现象中值得一提的还有:原始基督教团的彷徨与困惑;雅各与(被称为)教会的“柱之使徒”企图结合耶稣自己的一般人的律法观[8],来建立一个对所有人皆妥当且具普遍约束力的、“最低限度之伦理”的律法;以及最后,犹太人基督徒的公开敌对关系。从保罗作品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他那一份狂喜之情——救世主所流的血已将他从绝望的“奴隶法”下解放出来。总之结果就是基督教世界布道之可能性的出现。
清教徒就像保罗一样,拒斥犹太法典乃至《旧约》里犹太教特有的仪式性律法,不过同时却也汲取、并且也认为受到《旧约》里所证示的、其他许多上帝意志之呈现的约束(虽然有其弹性),就像他们一直结合了源自《新约》的诸规范,甚至连细节都不放过。真正受到清教徒国家——特别是美国——欢迎的犹太教徒,并非虔敬的正统犹太教徒,而是已放弃正统教义的改革派教徒,例如目前出身于“教育同盟”的犹太教徒,以及洗礼派的犹太教徒。这些团体的犹太人原先就没有多大问题,现在则更为容易,因此他们的融入相当彻底,几乎已完全消除任何区别的痕迹。清教徒国家的这种状况恰与德国的形成对比,尽管历经数个世代,德国的犹太教徒仍然是“同化的犹太教徒”。这些现象清楚地显示出清教与犹太教之间实际存在的“亲和性”。然而,促使清教在创造近代经济心态的过程里扮演一个特殊角色者以及促使上述融合改宗犹太教徒一事——这在其他(非清教)宗教倾向的国家是无法做到的——之得以实现者,却正是清教中非犹太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