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的顺应现世
伊斯兰教可说是近东一神论较晚的一个产物,而且深受《旧约》、犹太教与基督教诸因素的影响,它的“顺应现世”,在意义上与犹太教有极大差异。在最初的麦加时期,穆罕默德的末世论宗教是在虔敬的城市信徒秘密集会中传布的,带有出世的倾向。然而,接下来在麦地那(Medina)的发展,以及早期伊斯兰教教团的演进中,此一宗教即从其原来的形式转化为一个国家的与阿拉伯的战士宗教,稍后甚至更转变成一个极端强调身份定位的战士宗教。那些皈依伊斯兰教并且因此而使得先知穆罕默德的事业得到决定性成功的信徒,无一例外皆出身于强大的氏族。
圣战的宗教诫命并非以迫使异教徒改宗为首要目标,相反的,主要目的乃在于以战争迫使“他们(其他圣典宗教的信徒)恭顺地奉上贡纳(jizyah)”,换言之,战争的目的乃在于从其他的宗教榨取贡纳,而使伊斯兰教在现世社会的秩序中居于首位。这当然不是唯一使得伊斯兰教成为支配者之宗教的因素。战利品在习俗、许诺以及(尤其是)期望里所扮演的重要地位,成为伊斯兰教(特别是初起时)的主要特色。即使其经济伦理的根本要素也是纯粹封建式的。最为虔敬的第一代伊斯兰教徒都成为最富有的人,或者更精确地说,利用战利品(最广义的)而使得自己成为比其他教内成员更为富有的人。
由战争掠夺以及政治扩张而来的财富,在伊斯兰教所扮演的角色,恰与财富在清教所扮演的角色形成极端的对比。在伊斯兰教的传统中,有关虔敬教徒的华美服饰、香水以及精细的胡须修饰之叙述,语气都极为愉悦。据说穆罕默德曾向一群打扮得衣裳褴褛,而其实是非常富有的人说道:“当神以财富赐福于人时,他希望能从这个人的身上看到”,这句话完全背离了任何清教徒的经济伦理,而彻底符合于封建的身份概念。穆罕默德的这句话,用我们的话来说,也就是:一个富人有义务要“过符合其身份的生活”。《古兰经》所见的穆罕默德完全拒斥任何类型的修道院生活(rahbaniya),虽然并非针对所有的禁欲主义,因为他对斋戒者、祈祷者与忏悔者还是表示尊敬的态度。穆罕默德之所以反对守贞,或许来自类似马丁路德——他的著名批判里已清楚反映出他个人之强烈的感性本能[9]——的个人的动机;换言之,他确信(亦可见之于犹太法典),任何到了一定年龄而仍未婚者,即为罪人。不过,如就一个伦理性的“救赎宗教”而论,我们不得不承认伊斯兰教圣徒列传里的一些例子的确相当独特;例如穆罕默德的格言里就曾经对一个禁绝肉食达四十日的人的伦理性格表示怀疑[10];此外,一个被颂扬为救世主(Mahdi)的人物——也是早期伊斯兰教著名的栋梁人物——在被询问为何他(不像他的父亲阿里)要用发油时答道:“为了对女人更有办法”[11]。
伊斯兰教从来就不是个真正的救赎宗教,伦理意义的“救赎”观念对伊斯兰教而言,实在遥远。伊斯兰教的阿拉是个具有无限能力——虽然也是个慈悲——的上主,不超越人类力量的极限即是遵从他的旨意。所有伊斯兰教的重要习俗皆带有(本质上)政治的性格:消除内部争斗,以增加团体对抗外敌的冲击力;禁止不正当的性关系,遵循严格家父长制的方向来规范正当的性关系(根据离婚的方便以及继续维持侍妾制度与女奴来看,实际上只不过是为有钱人制造性特权);禁止“高利贷”,征收战争与扶助贫民的税捐。伊斯兰教特殊的宗教义务也具有同样浓厚的政治性格,见之于其唯一要求的教条:阿拉为唯一的真神,穆罕默德为其先知。此外,一生中至少得到麦加朝圣一次,斋戒月禁止白天进食,一周礼拜一次,以及每日祈祷。最后,伊斯兰教对日常生活也有一些规定:例如衣着(直至今日,当未开化的部落归依时,此一规定仍有其重要经济影响);禁止某些不净的食物,戒酒,戒赌。禁止赌博的规定在此一宗教对投机事业的态度上,显然有重要影响。(https://www.daowen.com)
早期的伊斯兰教根本无所谓个人之救赎追求,亦无任何神秘主义。最早期伊斯兰教的宗教许诺是属于现世的,财富、权势以及荣誉都是世俗性的,即使彼世在伊斯兰教亦被描绘为士兵之感官性的乐园。再者,原初伊斯兰教“罪”的观念也有类似的封建取向。将伊斯兰教的先知描写为“无罪者”乃是晚期的神学构建,极难符合见于《古兰经》的穆罕默德的真正性格——强烈的感性激情与极易被小事所激怒。同样的,在他移住麦地那以后,我们也看不到他有任何罪恶的“悲剧感”。原先封建式的“罪恶”的观念,在正统伊斯兰教里仍居支配性地位,就此而言,“罪”乃是指仪礼的不净、宗教冒渎(例如shirk,即多神崇拜),不遵从先知的积极的诫命,以及由于违背习俗或礼仪而导致身份品位的丧失。其他的一些特征亦可看出伊斯兰教所保留的一种特殊的封建精神:毫不质疑地接受奴隶制度与人身隶属制度;一夫多妻制与轻视及压抑女性;本质上为仪式主义性格的宗教义务;以及最后,极为简单化的宗教性要求,与更为简单化的有限的伦理要求。
伊斯兰教并没有因为此后的一些发展而在某些关键点上与犹太教及基督教更为接近;这些发展影响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神学与法学之决疑论的兴起;虔敬主义与启蒙主义的哲学派别的出现(这是在源自印度之波斯的苏非教派传入以后的现象);以及苦行修道团(Derwisch-Orden)的形成(直至今日仍在印度人强烈的影响下)。犹太教与基督教都是独特的市民—城市的宗教,而城市在伊斯兰教则仅有政治上的意义。伊斯兰教官方祭典的性质及其有关性行为与宗教习惯的诫命,也可能会导出某种严谨的生活态度。小市民阶层是托钵修道团最主要的担纲者,此一教团传播极广,势力日渐扩大,最终则凌驾于官方教会的宗教之上。这种类型的宗教(托钵修道团)具有狂迷与神秘的色彩,基本性格则为非理性与非日常性的,在正式的日常生活伦理上又是全然传统主义式的,然而由于其高度的素朴性,极易传布。它所导出的生活态度,其轨道恰与见之于清教徒——实际上可说是任何一种企图驾驭现世的禁欲主义——的有条理的控制生活的方式形成对比。伊斯兰教与犹太教相反,并不要求一种广博的律法知识,也不要求(孕育出犹太教之“理性主义”的)有关决疑论的思考训练。伊斯兰教的理想人格类型乃是.武士,而非文人(Literat)。再者,伊斯兰教没有任何有关弥赛亚王国之降临的许诺。而此种结合于谨守律法的弥赛亚之降临的诺言——同时也结合了犹太祭司有关其民族之历史、上帝的选拔、罪与离散的教诲——乃是犹太人宗教之具有宿命性的贱民性格之决定性要素。
伊斯兰教当然也有禁欲的教派。早期伊斯兰教的武士阶层大部分即有要求“简朴”的特质;这点促使他们从一开始就反对伍麦叶王朝(Umayyads)的统治。此一王朝愉悦的现世享乐与军营内严格的纪律相形之下,可说是个堕落,这些军营是开国君王欧麦尔一世(Umar)在征服地区设立以屯驻伊斯兰教战士的;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封建的贵族阶层。不过,他们的禁欲乃是一种战士阶层、武士军事纪律性质的禁欲,而非修道者的禁欲,更不是一种市民的、体系化的禁欲生活态度。再者,它只有在一段时期内能发挥作用,而且就算在此时期也极易转化为宿命论。我们已经讨论过在此种环境下,由一种神意之信仰所导出的极为不同的作用。伊斯兰教则由于圣物崇拜,乃至于最后巫术的渗透,而完全远离任何真正的生活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