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佛教的逃离现世
与专注于控制现世之经济事务的宗教伦理体系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纯正原始佛教之最极端的现世拒斥的伦理(开悟的神秘主义性的专注)——当然是不包括见之于中国西藏及其他地区,以及日本之民间宗教里的完全变形的佛教。
就算是这种最为拒斥现世的伦理也可说是“理性的”,因为它导致了一种对所有本能的冲动之持续的、警觉性的控制,尽管其目标与现世禁欲主义的目标全然不同。追求救赎,并非只为逃离罪恶与苦难,同时也为了逃避人世之无常——换言之,救赎的目的乃在脱出业与因果之“轮”而跻于永恒之寂静。这种追求乃是各人自身之业,而且也唯有如此才能达成。没有命定论,也没有任何神之恩宠、祈祷与做礼拜。任何善行与恶行的果报,乃是宇宙之报应机制根据业与因果自行为之;这种果报通常是比率性的,因此永远有其时间上的限制。只要个体仍然为生之渴望所驱使,他就得以各种方式在其不断更换的人间存在里,亲身品尝其行为的后果;不管他此刻的存在是属于动物界、天上抑或地狱界,他都必须要为自己在来世开拓新机缘,最为高贵的热情跟最为卑劣的感官欲求都同样的重复导致在此一个体存在之锁链里的新的存在(将此种过程称之为“灵魂轮回”是极为错误的,因为佛教的形而上学里并不承认有灵魂存在)。只要生之“渴望”(不管是在此世或彼世)没有完全根绝,只要个人仍然无力地在为自己的存在及其附随的一切幻影(尤其是认为有个一致性的灵魂或“人格”的妄想)而挣扎,此种个体存在的过程就会持续下去。
所有结合于现世之利益的、理性的目的行为皆被视为背离救赎之道,专注冥思的内心活动——空虚自己对现世之渴望的灵魂——自然是个例外。只有少数人能得救赎,就是那些决心过着身无一物、纯洁与无业——因为劳动也算是一种目的行为——之生活,因此也就是托钵为生的人。他们必须不断地游历(除了雨季外),解脱所有个人与亲族及现世的绊索,实践正道(法,dharma)之诫命以求达到神秘之开悟的目标。一旦得到救赎,伴随此种开悟而来的深沉喜悦以及温柔、无限的慈悲,即可赋予他此世之至高的净福,而进入永恒的涅槃境界(Nirvana)的无梦之眠——唯一不生不灭的状态。此外所有其他的人亦可因为尽量遵从生活之戒律,避免犯下在此世的重大罪孽,而在来世能有较佳的机缘。根据业与因果的教义,此种来世之存在是无法逃脱的,因为伦理的账尚未清算完毕,而生之渴望也尚未(可以这么说)“消散”。因此,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当此生结束之后,必然会以某种形式的新生个体存在,真正永恒的救赎仍然是无法企及的。
在这些一种(也是唯一的)首尾一贯的遁世态度与所有的经济伦理或理性的社会伦理之间,无任何通道可言。遍及所有被造物的这种普世性的“悲悯之情”,不可能成为任何理性行为的担纲者,毋宁说反而导致背离的方向。这种悲悯之情乃是体认到所有生物——因此,也就是无常的存在者——之间,由于共通的业与因果关系而来的连带关系的、冥思性神秘主义之立场下的逻辑结果。在佛教,这种普世悲悯之情的心理学基础来自此一宗教之神秘性的、病态快感的、普遍及无等差之爱的感觉。
佛教可说是印度一般受教育阶层之知识主义所曾创造出来的——不管是在佛教出现之前或之后——最为首尾一贯的救赎论。像上述那种冷然而高傲地将个人自生命轮回中解脱出来的方式,绝不可能成为一种大众的救赎信仰,因为实际上要求个人自力而渡。佛教的影响力之能够跨越受教育的阶层,得归功于“沙门”——禁欲者,具有巫术性及人类崇拜的色彩——从以前就享有的巨大威望。一旦佛教成为一个传道性的“大众宗教”,它当然就转化为一个基于业之报应观的“救世主宗教”,并以祈祷的技巧、祭典与秘迹恩宠,以及慈悲的行为来保证在彼世的期望。这样的佛教当然也会倾向包容纯粹巫术性的观念。(https://www.daowen.com)
在印度的上层阶级里,佛教财给了奠基于吠陀经典的、再复兴的一种救赎哲学;一般大众方面,它也遇到来自印度教之救世主宗教的竞争,特别是各式各样的毗湿奴信仰,包括坦陀罗派(Tantris)巫术[13]、狂迷的秘仪宗教,尤其是“信爱”(bhakti,对神的爱)的虔敬。在喇嘛教,佛教变成神权政治下一个纯粹修道僧的宗教,此一神权政治以一种全然巫术性质的宗教力量来控制一般信徒。不管佛教传播到东亚哪个地区,其原有的特质必然经过剧烈的转化,例如它与中国道教的竞争,乃至多样化的结合,最终成为此一地区典型的大众宗教,这个宗教着眼于超越此世生命与祖先崇拜,并且赐予恩宠与救赎。
不管如何,从佛教、道教或是印度教的虔敬里,都无法产生出导向一种理性的生活方法论的推动力。尤其是印度教的虔敬,正如我们所详述过的,维系了传统主义所可能有的最强的力量,因为印度教的基本前提可说是社会“有机论”的一种最为彻底的宗教呈现。从一种按照功过比率而予以报应的机械式运作——根据个人在前世的功过来分配此世的权势与幸福——的观点而言,现世的既存秩序是绝对无条件的正当。
所有亚洲这些大众宗教都留给了小商人的“营利冲动”、职工对“生业”的关心,以及农民的传统主义之生存空间;同时也不干涉特权阶层的哲学性思考及其习惯性的身份取向的生活样式。其结果在日本则呈现出封建制的性格;在中国则为家产官僚制——因此也常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的特征;在印度则糅杂了骑士、家产制以及知识主义的成分。然而,这些大众的宗教却没有一个能提供、为了根据上帝之诫命来合理地、伦理性地转化此一被创造的“现世”、所必要的动机与方向。相反的,对它们而言,这个世界乃是个确定的既存事实。因此,也是所有可能有的世界里最好的一个。提供给哲人(亦即具有最高程度之虔敬者)的选择只有:使自己顺应于“道”——这个世界之非人格性的秩序,同时也是唯一特殊神圣的事物;或者相反的,进入唯一永恒的存在(涅槃境界的无梦之眠)——透过自己的作为将自己从冷酷无情的因果链锁中拯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