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专制主义探源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第一章 实在专制主义探源

他们不可能同决定性神圣原则保持足够的距离,整个神界只不过是决定性的力量借以同人类的世俗性存在保持距离的中介,以便人类的肺部还能继续呼吸到新鲜空气。

——卡夫卡(Kafka)1920年8月7日致

马克斯·布罗德(Max Brod)的信[1]

对于那些倦于此等功业的人,操控实在显然可能是一种一直被梦想或者从来就不值得梦想的美梦。当我们认这些处境为理所当然,而对之熟视无睹,那就极易培养出厌倦之情和不满之意。在这么一些生存处境下,生命似乎在当今那些已经成为边缘问题的东西之中体验到了种种困难。那些尚未成功地主宰实在的文化不仅继续做着这个美梦,而且还可能从那些自以为已经从这个美梦之中醒觉过来的人那里无情地剥夺了这么一种认识。

如果我们从这种专业化甚至职业化意义上描绘的对于过去和未来的恐惧之中抽身而退,转向一种过去以及已经完成的过去(die Vorvergangenheit),那么,我们就有必要生动地呈现一种原初处境,在文化和国家的哲学理论之中,这种处境服从于“古老的自然状态”(status naturalis)。把这种切实可感的历史特征外推至蛮荒的古代,那就趋向于一个极限概念。我们不妨正式地用一个简单明了的术语来规定这个极限概念:实在专制主义(Absolutismus der Wirklichkeit)。这个术语是指人类几乎控制不了生存处境,而且尤其自以为他们完全无法控制生存处境。他们早晚都可能要假定存在着一些至上权力意识(Übermächtigkeit),并利用这种假设来解释(在每一种情况下)存在于他者身上的至上权力(Übermächten)的偶然机遇。

当今一切备受尊敬的人类学发生论学说体现了一个共同的焦点,这就赋予了我们运用上述极限概念的正当性。

随着居住环境受外力强加的变化或者随机缘发的变化,前人类存在被激发起来趁机利用直立身位双足行走的优势,同时不顾器官运行之中种种内在的缺陷而巩固这种优势。不管这种前人类存在可能呈现什么样的外观,它无论如何都会保护一种更隐秘的生命形式,保护一种更协调的生命形式,以便面对其扩展的知觉地平线之内的种种风险,而其知觉的地平线同时也是其可知性的地平线。但是,它还不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的向前冲动,不是扩大的地平线所给予的快乐收获物,也不是在获得垂直性时所取得的高度,而仅仅是通过回避选择压力而充分地利用一种有利的生存机会,而选择压力可能发展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机体分工。这是一次情境的飞跃,它将未被占有的遥远的地平线投射到当前对于迄今未知的事物的期待之中。离开茂密恐怖的热带雨林迁徙至辽阔的平原与最后定居洞穴,这两种变化紧密相连。由此产生的结果便是必须同时满足两种需要,一是满足在居住地之外获取食物的新需要,二是维持不断繁衍、不断养育后代的古老优势,同时延伸求知的需要,不过现在获得了房舍的保护而易于同外界分隔开来。“猎手与母亲”,这么一个简单的词组就完全描绘了走出原始森林,失落古老荫护,从而克服种种困局的过程。

这里所说的“实在专制主义”是指随着情境的飞跃而发生的事件之整体。如果没有因突然的不适应而导致的超额成就,情境的飞跃就是无法想像的。构成它的是预见能力,也就是说它能够期待尚未发生的事件,它能期待尚在地平线之外而不在现场的事物。所有这一切都汇聚在诸种概念所完美呈现的状态之中。但是,在这种完美状态之前,纯粹不确定的期待心境却是“焦虑”。[2]自相矛盾的是,焦虑是一种没有对象的意识的意向性。因此,整个地平线就等于所有方向的整体,从任何一个方向开始,“它都可能临近”。弗洛伊德(Freud)把自我面对巨大的危险油然而生的孤独无助感描述为创伤情境的中心,又在儿童早期对爱的渴求中看到了对这种无助感的补偿。费伦茨(Ferenczi)在个体诞生创伤中发现了种系发生学上由海洋到陆地的变迁的对应物,无须刻意就可认出从原始森林的遮蔽状态到平原的辽阔境界的变迁中基本情境的重演。

如果我们一定要在“飞速逃亡”的动物种类中来探寻人类的起源,那么,我们就可能明了这么一种事实:在群体生物生存环境发生改变之前,一切激发逃亡反应的信号都确实可能产生恐惧的强制力;但是,只要处处存在着纯粹的位置移动来区分种种情境,这些信号就还不至于达到主导焦虑处境的水平。可是,如果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这种解决方式不再有效,或者不再总是成功,那么,从此以往,种种强力逼使逃亡的情境就必须以坚守领地的方式来应对,或者以期望未来的方式来规避。现在是对尖锐的刺激做出反应,然后是机体系统在警觉状态下持续不断地指向最大化的高度紧张(Höchspannung)。从前者到后者的过渡,让种种存在物越来越离不开那些手段——在应对不成、回避不得的时候,存在物就利用这些手段来控制危险的情境。随着限定这些危险情境的基本信息的歧义性与模糊性越来越大,高度紧张状态的聚焦中心也越来越不确定。这样就非常容易接受一种期望未来的立场,接受一种眼观整个地平线而觅路前行的姿态。由此产生的功能价值恰恰在于,它并不取决于确定的或者已经可以确定的现实危险。

反过来也一样,当这种对于实在的立场还能间歇地维持更长的时间,它就不可能模糊地被操控在股掌之间。普遍化的高度紧张状态永远总是被一再还原为对特殊要素的评估。换言之,特别是用神经科学家柯尔特·古尔德斯坦(Kurt Goldstein)的话说,这就意味着焦虑在人类历史和个体历史上一再自然而然地被当做恐惧来体验了。这最初并不是借助于知识经验而是通过种种心智谋略(Kunstgriffe)而造成的转化,即以熟悉代替陌生,以解释代替神秘,以命名代替无名。某些东西被“推向前台”(Uberschoben)[3],以便使隐而不显的东西成为某些行为的对象——规避行为、驱魔行为、慰藉行为,以及去势行为(depotenzierenden Handlung)的对象。通过命名来证明和接近这些特殊要素,并把那些与诸如此类要素相周旋的一种对等关系普遍化了。通过一个命名而得以辨识的东西,就是通过隐喻的手法让它从神秘之物里脱颖而出,进而通过讲故事的办法按照其意蕴而得以领悟。恐慌与麻痹,焦虑行为的二极,就随着那些必须被应付的可以预测的巨大事物之出现而被那种协调的应付方式化解了,即使巫术礼仪替代作用的结果还偶然嘲讽那种以人类名义获得权力保护的意图。

为了呈现一种极端状态,我们值得回忆西班牙人入侵之前阿兹特克人疯狂的献祭。在那一段历史上,宗教祭司趟过献祭杀戮的血泊,发动了一场场惨烈的战争。战争越是惨烈,也就越是难以从周边民族里面获得大量的战俘作为献祭的贡品,以取悦于诸神。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将一个伟大帝国从一种危险处境中解救出来。占星术已经公布了这种危险,并在它预言的那一天成为现实。但是,当时最为稀缺的,便是那些必须当做牺牲献给诸神,并让诸神开心的高品质的人。

焦虑系于“可能临近者”的诸种可能性之未被占有的地平线。仅仅是鉴于这一点,焦虑才可能以最大限度的巨大事物作为“生存焦虑”(Lenbensangst)而出现。尽管其生物学上的分裂与转换的功能依然无法提前定位,但这种焦虑仍然不是实在论的焦虑。作为病理学现象,它在人类历史上是一种晚出的现象,但它的存在却实在是病理学的。弗洛伊德说,焦虑成为神经病理现象,乃是源于童年时代与危险的关系。这种说法并不是什么新玩意儿,因为在焦虑之中再次出现的反应不再适合于成熟个体的情境了。生于焦虑或者出于焦虑而做出反应的人已经丧失了诉诸想像的权威机关(Instanzen)的能力。“推向”法庭、诉之于法庭权威,这也可能是一个备受蔑视的上流社会的陈词滥调。它让人与人彼此遭遇而暴露出渴望的“原始本质”,但一旦彻底毁灭了这一想像的法庭,也就完全让那些从前绝对不必识别的弱者丧失了荫护。

诸种名之曰“反应过度”的行动范畴通过如下的事实而得以描述:这些行为的施动主体不是别人,正是那些没有能力理解隐喻的人们。不仅对隐喻创造而且对隐喻的使用都是如此,所谓“隐喻”就是“转换”(Übertragungen)[4],而“转换”又是那些必须被执行而不必在字面上予以对待的事情。如果没有能力实施替换或者没有能力接受这些替换,那就等于说也没有能力将内在资质托付于他人,没有能力接受为决策之故而以少数代表多数。这就是一种严酷的当下即是的实在论;当人们为了拒绝制度的小恩小惠而希望自为决断一切,参与一切决策,而这些制度又总是可能越俎代庖让他们无须自为地介入一切之时,他们就会全力拥护这么一种实在论。“谋生之道”也就是那种至今已经成为陈词滥调的自我调养和自我管理的原始技艺,就必须通过习得而成为一种机能,用于解决如下难题:人类没有一种被范畴妥帖地分类的,只能在其“相关的现实”中被认识的环境。占有一个世界永远是一种技艺的结果,即使这个世界根本不可能是什么总体艺术作品(Gesamtkunstwerk)(瓦格纳语)。但是毫无疑问,其中某些技艺确实必须被描述在“神话创作”的名目下面。

一个人的地平线便是一个由方向感构成的总体,其中不仅有我们为未知事物现身而必须事先预备的方向,而且还有对于可能性的期待以及通达这些可能性而被指引的方向。防备与假想(Präsumtion)并存,彼此配称。想像而武断地用来充实这一地平线的东西,一旦不能延伸到维系生存的中心,它就可能缺乏实在性。甚至在晚近理论现象中,也还是存在一系列命题的集合——这些命题仅仅凭借其不可证伪性而维持其效力,并且围绕一套核心的必要的实在论命题而形成了一圈光晕,而一旦证伪了这些命题就会产生致命的后果。从这么一种实在论看来,充其量也只能作为尚未证伪之物的残余而出现的东西,或者作为某些虽然不可证伪,却属无关紧要之物而出现的东西,现在就难以理解了。这些奇闻轶事可能不会遭到真实实在的抵触,但也只有作为面对超强实在维持一种逾越千年而不改的立场的手段,它们才功德圆满。

无论我们选取什么样的起点,削弱实在专制主义的工作都已经起步了。在那些不仅主宰着我们对早期人类的猜想而且将早期人类描画为“工具制造者”的陈年旧迹当中,我们无法勘察:究竟必须完成什么样的劳作,方可将一个陌生的世界变成一个熟知的世界,使一团混沌的经验数据可被分析探查。这包括那些超越于地平线之外而无法为经验所企及的东西。为了充实这条作为神话“世界边缘”的最后地平线,就只需期望陌生之物的萌芽与衰败。“人类画师”(Homo pictor)不仅是洞穴壁画的创造者,这些壁画与狩猎的巫术实践紧密关联,而且还是那些靠投射形象来隐藏世界稳靠性的匮乏的特殊生物。

实在专制主义遭遇到了其对立面——形象专制主义和意志专制主义。在《图腾与禁忌》里,弗洛伊德说“思想万能”就是古代“万物有灵论”(Animismus)的翻版。我们不能忘记,放弃丛林生活之后,穴居生活与开放原野上的狩猎生活的分工就开始了。封闭空间让那种为开放空间所禁止的事情成为现实:意愿的力量、巫术的力量、幻觉的力量,以及思想所期待的效果。但不仅仅是思想所期待的效果。巫术的幻觉力量与其说是一种思想力量,不如说是一种“程式”力量。只有那些恪守一种无人知晓(不复知晓)其意义与本源的法则的人们,才能制造一种精确决定而又不局限于这一程式的时空界限的结果。与弗洛伊德本人对海克尔(Haeckel)的生物遗传基本规律的个性化解释一致,所谓的种系发生学“万物有灵论”在其“高估个人心理行为”的主要特征上对应于个体发生学的“自我爱恋倾向”。这构成了一种实在概念的前提,它让一种实在意识从随之而来的事件之中脱颖而出,这就是“准确无误地以实在来抗击”自我爱恋的倾向。也许,我们可以想像,作为洞穴生活的产物,意志专制主义和形象专制主义首先就从实在专制主义之中疏离出来,从而向理解这一案例的事实结构迈出了更加重要的一步。无论我们把它叫做巫术还是叫做偶像崇拜,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也可能只是一种次生的冲突,建立在一种既成结构、业已分化以及独立存在的世界基础之上。如洞穴壁画上的狩猎巫术所示,离乡背井的猎人漫游于外在世界。

现在,我想谨慎地从同样也发源于一种专制主义情境下的文献里引入一个颇能清楚地说明问题的例证,不过这里的专制主义可能是晚生的和人为的那种。1939年,恩斯特·恽格尔(Ernst Jünger)在《大理石悬崖上》(Auf den Marmorklippen)一书里展示了他对于神话景观时间事件的暗示。书中叙述者讲道,在阿尔塔·普拉那(Alta Plana)战役后,他下定决心要以孤独的精神力量展开抗争,即在收藏室里利用植物标本进行抵抗。在他这里,阿尔塔·普拉那战役就代表1934年6月30日德国事件。[5]他还说,与他的这个决心相反,他和他的盟军时而“像小孩一样……返回到了早期世界,那里恐惧的统治无以复加”。显然,他们还没有真正实施纯粹的精神力量。叙述者言简意赅地解释说:“我们还不知道人类力量的全部范围呢!”[6]

这就可能已经近似地将我所探索的对象描述为“自然状态”,它曾经被赋予了相对于神话授权的优先地位:在这种状态下,人类潜在的权力仍然迷暗未知,尚未探索和从未测定。同时,《大理石悬崖》之中的艺术神话又显示,人类在控制实在的过程当中首先通过其历史经验,最后通过认识所获得的一切都不能免于这样的危险,即不仅再次沉沦到,而且还渴望再次沉沦到委顿无能的深渊,再次沉沦到旷古时代的消极无为状态。这么一种再度沉沦的倾向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还成为新生欲望的典型,所以就必须主动地遗忘某些事情。遗忘乃是通过“神话创作”本身而造就的距离,因而它构成了恐惧成为可能的一切事物的必要条件,即实在专制主义的必要条件。同时,它还构成了如下事实的必要条件:返本归根,回复旷古,质朴地服从于无法拒绝的权力,泯灭一切责任感,这么一种渴望不仅无须抗拒而且还可能渗透了意识的表层。1924年,费伦茨在其《生殖器理论初探》(Versuch einer Genitaltheorie)中将诞生创伤与必须在性行为中得到象征性满足的回归子宫的渴望联系起来,而我却认为此乃上述事态的神话式表达。[7]

人类总是已经处在实在专制主义侧面,但他浑然无觉,完全不能确定自己已经抵达了历史的转折点,实在对于意识与命运的相对支配地位已经转向了至高无上的主体。由于这个“无归点”之存在,这个转折就没有标准。对于那些自诩为科学和启蒙的骄子,并且业已超越了可能困境的人而言,中世纪仍然属于一种茹毛饮血的原始世界,其没有被制服也无法被制服的权力只不过是一些毫无用处的名称与祈祷对象而已。这就是神学专制主义——并没有因为仁慈的治理而缓和制度的强权。而当我们在现代奠基行为之后回眸既往,则觉得正是神学专制主义使中世纪一片黑暗。甚至连歌德(Goethe)也极少相信浪漫主义对历史自我意识及其伴随的前历史形象的第一次修正。1831年4月2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几百年来,人类在自身之外所发现的除了恐怖之物(Greuel)就一无所有,他必须庆幸自己返身而诚,以至于近取诸物,物形于内,他就可能创造出朦胧幻影。”

观众发现那些重见天日的哥特绘画中完全迷失的东西不是别的,恰恰是对自然的默观冥证,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形而上学的任何踪迹——泛神论的踪迹。歌德在圣像艺术馆的稀薄形式中所看到的多神论则构成了一种克服困境的方式。其困境在于:在这几百年间人们无法成为一个泛神论者,但由于缺乏对自然的默观冥证,人们又无法舍弃“朦胧幻影”。根据歌德的这则札记,客观对象已经从歌德时代之前的晚期“原始世界”里“连根拔起”,以至于人们只需用迄今尚未获得的观念来代替这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从而可以将这种致思方式直接应用于迄今尚未思虑过的人类一切初期纪元。人们仍然必须构建形象以反对恐怖之物,利用想像维持主体的存在以反对陌生隐晦之物。因而,仍然可以确定的就不是任何一种理论残片的存在,无论它们是多么细小微末,而是借以衡量理论使之成为累赘的尺度,同时丝毫不顾那个时代晚期的审美形而上学家正在竭尽全力再次将理论变成累赘。

一方面是实在专制主义,另一方面是意象万能,在这里显然有一种矛盾侵入到古代实在概念中。不仅如此,这种矛盾还重现在梦境的描述中。做梦便是对梦境内容的纯粹无能,在梦境形象中间,主体及其自我控制的倾向完全被征服了,同时产生了一种对焦虑的极端倾向;同时,做梦又纯粹为意愿所统治,唤醒了绝望的基本形象,无论监察机制在结构上如何完满,牢牢地将心理机能控制在其下。尼采(Nietzsche)把他自称的特权行为表达在“逃向梦境”之中,而这既是零度实在论的隐喻,又是最强烈的实在性幻觉。

梦境是我们内在渴望的忠实阐释者,蒙田(Montaigne)如是说。但是,我们乃是在强制力量的驱使下才得知,梦境作为阐释者为了把梦中信息传达给我们,反过来又要求一个精于理论、老辣圆滑的阐释者存在。在此,我们惟一感兴趣的是澄清古代实在论假说结构中预期的种种矛盾,所以,不妨略做迂回,参考一下斯坦尼斯劳·泽西·拉克(Stanislaw Jerzy Lec)的一个充满智慧的睿见。他说:“昨夜我梦见了弗洛伊德,这意味着什么呢?仅仅是在附属派生的层面上,整个梦境的意义才可能同早期人类世界有所牵连;首先,最重要的是,这个梦让我们了解到一种极限情境——那就是对实在的完全屈从。

在伯利克里(Perikles)传记里,普鲁塔克(Plutarch)讲述了伯利克里应对日食所引起的恐惧的轶事。在结束这段故事时,他补充评论说:这个故事也在哲学学派之间广为流传。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伯利克里集结150艘战船,去包围埃比道卢斯(Epidauros),正当他们准备扬帆起航之时,太阳突然熄灭,大地漆黑一片,每一个人都不胜恐慌。显然,这就是历史上有案可稽的日食,据说发生在公元前431年8月3日。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 von Milet)早就借助于理论预见了这次天文事件,还清除了其中的神秘恐怖含义,但泰勒斯的描述和预见根本就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伯利克里让那些因恐慌而晕头转向的舵手重新获得方向感的办法是:让人们用斗篷遮住眼睛,然后把他放在黑暗中,再问他是否还认为感觉得到可怕的灾难或者可怕灾难的征兆。对于这个问题,舵手一定会做出否定的回答,于是伯利克里再行追问:如果太阳是被一个比斗篷更大的东西给遮蔽起来了,那么现在发生在你们眼前的事情同另一个地方发生在太阳上的事情还有什么区别吗?通过一番追问,舵手的恐惧便烟消云散了。

普鲁塔克最后说:“这个故事也在哲学学派之间广为流传。”毫无疑问,我们从这个说法得知,对哲学家而言,还有某些东西比赞美宇宙来得重要。但是,这段轶事所蕴含的修辞反弹力量也不可低估:它反对那种做出成功预见而使人免于恐惧的理论形式。当雅典政治家自以为完成了一项成功的解释,提出了解释的典范,舵手们也许已经知道了真相而平息了恐惧:在悖论意义上,他再也看不到日食,而只能完全接受纯粹的激励了。但这段轶事还是证明了更多的东西:神话与逻各斯的界限本来就是虚构的,这条界限也无法消除人们在免于实在专制主义的创作过程中去探索神话逻各斯的要求。神话本身就是一种高含量的“逻各斯作品”。

也许,首先只有神话才能产生有益于人类的幻觉,而人类同样又能在其生命的具体情境中造就比现实技术所能允许的更大业绩。甚至在此之前也必须确定和命名那些资以期待善行与劣迹的方向。人类自我请示的权威机构必须变得明确,以便人们可能从中获取利益,或者在它们的保护下而免于被蔑视。当这些现象统统被视为行动的结果,上述表达就不仅仅是一个方便的隐喻了。人类历史自我呈现而进入有记载的时代就有了一个基本模式,在这一模式下,人们对于现实利益的意识总是通过幻觉表现出来,在这种利益意识变成现实之前便得到了一种(尚未承认的)虚拟形式的辩护。广泛的医疗实践领域为这一断言提供了物质支持;但是,从原则上说,在以仪式来养育权力和暴力的实践中,并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事情。实在行为的狭隘地带总是为一个行为性建议和创造性结果领域所包围。人们发现,探明影响世界的极限这一重担总是落在失败的一方——仅仅是落在了那么一些根本找不到附加性原因解释的情况下(而这便是一个并不常见的法外治权)。这种假想对于日益丰富的“虚拟”(Als-Ob)行为模式不啻是一种支持,虚拟行为的成功恰恰在于其无可争议的独创性或者持久性。依据不可证伪的假设,通过最大部分的历史和意识的内容,人类自我持存,也许必将继续持存——尽管这是一个无法证明的猜疑。

按照尼采的观点,一切神话的显著特征在于将事件解释为行动。但是,当这个命题出现在尼采提出因果律时,它本来就不是一个说明现象的问题。利益紧迫而又悠久,确确实实地取决于存在的权力:可以诉求,可以规避,可以转换,在一切意义上都可能接受影响,而且只要不必成为妒忌心理或者敌对意识,它们都可具有(相当的)稳靠性。

甚至还有伊壁鸠鲁(Epikur)。他一方面把神圣世界挪移到多个世界的间隙空间,另一方面又让我们看到,究竟是什么把人类利益同神圣联系在一起,究竟是什么东西无视冷酷无比的原子论世界观而鼓励人类继续存在下去。在《致美诺伊库斯的信》(Letter to Menoikeus)中,伊壁鸠鲁写道,我们最好接受诸神的神话而不要成为物理学家的必然性的奴隶。在这个时候,他认为个中原因在于:它强调在克服实在专制主义的过程中,来自每一个人的帮助都是至关重要的。这里尚且没有任何先兆表明,席勒(Schiller)“必然性温柔的弓”将发出射杀人类的“箭”;这是一个美丽隐退的形象,假设要道德法则来柔化自然必然。反之,部分古代原子论概念则不同,至少在那些知道如何回避自然风险而留在花园里而不是涉足荒野的人而言,“偶然”就被看成“机遇”。选择花园作为伊壁鸠鲁学派的安身之所不是一种随意的决定。

伊壁鸠鲁的诸神不仅受到宽容,而且也不止是继续存在。这些神灵乃是依据智者的境界来构想的:他免于实在世界之忧,因为他认为多个世界的多种可能性对他毫无影响。这些超越宇宙的宇宙(Metakosmien),即奥林波斯古老的神灵栖居其中的绝对虚空,在某种意义上背叛了柏拉图(Plato)—斯多葛传统的宇宙:如果真有这么一样东西的话,它就是那种既不接受,也无能接受世界创造者和世界构造物所影响的观念,而完全剥夺了实在性的权能。伊壁鸠鲁的“智者”像神一样地活着,而这只有在“实在论”缺席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但是,一系列实在论所导致的结果,仅仅是拥有这么一种反宇宙的神圣存在表象。因为,按照这种哲学的认识概念,智者绝对无法了悟:如果神灵飞逝的形象接近于他,而神灵又并不实在地存在于虚空,人们背向世界而毫无实在负担的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当古代多神论达到鼎盛之后,现代泛神论将成为首要原理,再次提出一种解决方案来许诺,确认,甚至已经完成了海涅(Heine)所描述的那项使命,即“重新把人定位在神权领域之中”(die Wiedereinsetzung des Menschen in seine Gottesrechte)。

如果我们在这个意义上表达这一观点,那么甚至连神话做梦也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神话竭尽全力克服实在专制主义的方式却在许多彼此对立、彼此取消的权力之间分配着一种迷暗不明、主宰人类并且敌视人类的强力。这么一种对人类的激励不仅能够让这些权力彼此防卫,不仅让这些权力永远彼此占有和互相纠结,而且还源源不断地从权力多元关系中产生出来。从宗教历史角度看来,这就是严格地将一种普遍分布的神秘性和不可控制性拘禁在神圣法令所划定的封闭空间。

鲁道夫·奥托(Rudolf Otto)在这些神圣法令中认出了原始形态的“神圣”[8]。在这一点上,正如新康德主义者弗里斯(Fries)和纳尔逊(Nelson)所教导的那样,奥托对一切先验存在展开了一种人类学的解释。如果我们接受一种本源的实在专制主义结构,那么,多种因奥托的解释而变得众所周知的神秘超自然权力的灵氛(Fluida),比如玛纳、奥兰多、玛尼托、瓦肯达,如此等等,最好都应该被看做是本源地包围着世界外观的统治权力以及不可征服力量的残余灵氛。

“禁忌”乃是自在凝聚以及用部分取代整体的,不仅现在存在,而且还将继续存在。因而,它必须呈现,甚至无疑必须在现状的运转中偶尔模拟一种本源地依附于世界的无限敌对的整体色调。像其他强大的法令一样,禁忌在某种程度上大大地夸张了世界一度强加于人类的否定性非意愿状态。我们不妨说,它也许象征性地唤起了这种本性,以便预先保持其遮蔽状态,而同时渗透到呈现在意识当中的文化世界之间。在对于这么一些封闭空间的恐惧与敬畏当中,要想驯化整个世界,就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非常晚近的历史环节上,我们理解了人类在处置一种无法控制的实在时所实践的“政治”。随着宗教历史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集中于“神圣”,但又没有在神圣中认识到已经被制度化的征服实在专制主义的方式。根据舍勒(Max Scheler)对人类的称谓,这种实在专制主义就是对生命的纯粹敌意,以及对谋生之道的绝对不负责任。希腊神话竭力将世界的异化性凝缩为形式,用形式将它们转换到视觉领域,而对触觉特征几乎毫无暗示绝非偶然。蛇发女妖戈耳工诞生于大海而拒绝了大海的形式,并由波塞冬之前的怪物神灵所出,居住在俄刻阿诺斯(世界之海)的彼岸、荒凉世界的边缘。在戈耳工中间,最可怕的是墨杜萨,她的生杀予夺的瞥视能将活人变成石头,众所周知的是她将不可接近性和不可宽容性集于一身:雅典娜,虽然她本人已经在文化的快乐和友善的方向走了很远而免于此等恐怖性质,但她还必须从珀耳塞伊斯手中得到有戈耳工头颅的盾牌来加强其甲胄的保护力量。作为回报,英雄必须采纳她的建议,只是利用她反射在他的盾牌里的镜像而接近戈耳工。

关于这种本源的恐怖对象,艺术只能得到那么一点点贫瘠的结果。因此,艺术养育了这么一种秘密观念:在由语言所堆积起来的恐怖现象背后,可能深深地隐藏着一种对整个本源之美的嫉妒情绪。通往审美化的津梁是什么?而对审美化的辩护又是什么?这根本就不成其为一个可以决定的问题。在这个过程的终结处,人们就在经典中登堂入室了。巴伐利亚王储路德维希(Ludwig)从罗隆达尼尼大道(Palazzo Rondanini)上获得了墨杜萨崇高的浮雕,歌德也收到了一个作为礼物的墨杜萨铸模,并表示谢意说:“差不多四十年来,我一直感到缺少一种我们过去曾经熟悉的、暗示出最高概念的形象,诸如古代世界从日常生活中发展出来的那种形象。”他还表示接受“这件稀世珍宝”的复制品让他“非常非常快乐”。尽管在另外一些时候,墨杜萨形象“因其致命的效果而令人恐惧”,但出现在他面前的是长期渴望的“来自原始神话时代的艺术作品”,反而对他显得“既友善又健康”。

歌德认为,墨杜萨的头颅象征着古典主义的凯旋。它代表了人们不再利用神话或宗教而是利用艺术来克服原始时代的恐怖。当他占有了“女人图像”(Frauenplan)[9]上“热情期盼的存在”时,它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回忆:在罗马时期,他住在罗隆达尼尼大道对面,常常看到“举世无双”的大理石雕像,而她的瞥视“并没有把活人变成石头,而是激活了人们超绝寻常、美轮美奂的艺术感觉”,1826年1月21日,歌德在写给策尔特(Zelter)的信中如是写道。

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神话创作”范式,它也许开始于命名这一伟大的驱邪(Apotropaion)成就。弗兰茨·罗森茨威格(Franz Rosenzweig)说过,“名称闯入了无名的混沌”,尽管“混沌”这个概念可能还对应于神话和宇宙学中熟悉的东西,仿佛这些东西都是古代化石,生动地述说了人类早期历史。我们也许可以借助流传于世的名称来把握这些东西。不论这种情形来得多么晚,它都是对于某些先于我们而存在和无法为我们所把握的东西的控制,即显示它们的面目或赋予它们以形式。而被创造出来的,恰恰就可以称之为“诉求权限”(Appellationsfahigkeit)。而这就铺就了通过巫术、礼仪和宗教崇拜来实施影响的道路。不仅如此,在这些制度、实践和礼仪的解释中,作为它们之目标的权力也再次卷进一个故事的脉络中。这个故事自然也是更大可能的,至少也是偶然发生的、同权力交互往来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会将其致命的弱点交付给纯粹的权力。甚至当造物主的教义几乎成为未竞之业,这个世界也会给造物主一种需要,从而允许他为这么一个事实辩护:他的世界得到了一段故事。

神话的历史权力并未建基于其本源的内容中,并不在于它借以获取素材和故事的领域,相反,它建基于这么一个事实:在神话程式和神话形式当中,它就是它自己,而不复是别的东西了。我绝对不会把下面的信念称之为“希腊人的信仰”[10]:荷马(Homer)和希罗多德(Herodot)的神乃是其他神灵的后继者,而这些神灵隐身于希腊神灵之后,或者化身于希腊神灵之中。在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艾德瓦德·莱曼(Edvard Lehmann)的一个说法,他说,尽管我们心存恐惧,以为神话包含着一种险恶的深刻意义,但神话注定要被超越。然而,把神话已经描述为一种超越的标志、一种距离的获得,以及对于一种辛酸严酷性的慰藉,则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

与这种同权力相互交往的可能性之转化相联系,我们不仅应该想到正襟危坐与寻求恩惠的立场,而且应该想到目无法纪、犯上作乱以及心术不正的立场,如普罗米修斯以及整个世界熟知的骗子的立场。为了让神灵能承受诋毁、嘲讽以及猥亵不堪的仪式,就必须划定并尽可能地移易人类可以依靠的界限。激怒救世主让他降临人世来强化邪恶,以至于他发现再也无法合法地创造一个期待他的世界,通过罪人来检验恩典的许诺是否绝对有效,所有这一切都属于预备好了的手段,资以强力行使一种对于保障权力最为重要的权力。在灵知派宗教里,成群的非自发的罪人总是尝试放纵的狂欢仪式,按照这一世界神的法则,他们希望以狂欢为手段激发他们的“异乡神”完成末世论行为。只有那些发现悲苦日增规律的人,才认为人间万事都在朝向一种境界——惟一所余之事就是为一切展开差异。

轻浮虚妄只不过是所有这一切所派生出来的一种微弱结果,即以人神同形的方式来化解面对神话的紧张:人类可以为所欲为,畅所欲言,而不会被闪电击中。这就是启蒙时代的讽刺之第一阶段,它在修辞学上被世俗化为一种风格的技巧,供一种尚未确定其启蒙开化状态的精神当做工具来运用。让我们再次强调:对于尚未被宣告死亡的上帝而言,人类可能为所欲为,就好像如果不被魔鬼蛊惑,上帝就不存在。歌德的魔鬼并不像马洛的魔鬼,它再也不能迷惑浮士德。此乃以另一种方式用现代人偏爱的证据来证明“神话创作”,这一证据是:善良的权力意志已经被唤醒了。歌德时代的典型“道德”之终极结果就是善良。久而久之,为了再次激活这种道德范型,革命者只需要抓住马尾巴,以便向他的那些胆小的同道证明这畜生既不会踢人也不会咬人——也就是说,它经过了特别的训练,为的是彻底的无为。

由于希腊神话之神是非道德的,所以他们遭到了哲人们的抨击,而被排除了他们同理性的关联。可是,将他们描述为非道德之神也仅仅是对于一种晚出的反思,反思的对象为行为方式,一种并非完全出于武断,并非全然不可理喻,但无法按照人类标准来衡量的行为。这么一种反思表示,至少可以肯定,轻浮虚妄不会使这种行为易于翻掌。但是,这仍然构成了基本阵线,让理性的支持者感到具有根本确定的优越性。在他们的修辞技术上,基督教早期几个世纪的作家大多都预见了现代启蒙主义者一定会抗辩和反击他们的立场。公元3世纪初期,德尔图良在《致非基督徒》(To Heathen)中带着一种尖刻的蔑视的口吻写道:“当神性被当做存在,而存在又以人类不可能采取的方式行动时,我们是该嘲笑还是气愤?”回顾既往,这个最简短的提问就呈现了那些从假设的荒谬中获益多多的人看待神话的方式。

不仅如此,这么一种发问完全不理解神圣世界的伟大业绩。在这个意义上,新时代的妄自尊大势必预示着它会再次受到随后时代的惩罚。人类在历史上总是一再宣称克服荒谬感和神秘感,但又总是觉得荒谬感和神秘感是无法轻易克服的。想想这一情形,没有什么比这更具启发作用了。

如果我们接受德尔图良(Tertullian)这一残酷的幽默,那么,神就确实不应该像人一样行动,但在此之前也确实不能像人一样存在。只是到这个时代晚期,他们的非道德性才赋予其上演悲剧和喜剧的权能,让他们充分享用无所约束的权力。为达到蛊惑引诱的目的,他们不仅需要机巧善变的欺骗手法,而且还彼此干扰,以免各自无限地实现自己的意志和狂想。在《伊利亚特》所展示的原始情境中已经体现了这种情形,即体现了前代故事汇入当前故事之中的权力分配的全部细微差异。

阿波罗祭司因女儿被诱拐而悲伤欲绝,勒令神灵惩治亚该亚人,而亚该亚人又必须再次从阿喀琉斯手上抢夺战利品,这令他勃然大怒,便要求把战利品还给祭司。被触怒的阿喀琉斯转而求助于他的母亲忒提斯。忒提斯曾一度是宙斯的新娘,但宙斯对她始乱终弃,而和珀琉斯结婚。现在,让她去勒令奥林波斯天神去惩罚亚该亚人,因为他们以天神之子祭司的名义从天神之妻的儿子那里掠夺了战利品。忒提斯一阿喀琉斯母子关系成功地逾越了宙斯—阿波罗父子关系。这层关系确实比宙斯与赫拉之间的关系强大得多。赫拉作为天神婚姻的守护者,对特洛伊人掠夺海伦愤慨万分,不想让希腊人遭受苦难。但是,在这里仍然有另外一种因素起作用了:赫拉处在其无与伦比的地位上,享有强大的权力,但她参与了波塞冬和雅典娜反抗宙斯的古老阴谋。这种情况下,她生下了百手巨人、力大无比、万分荣耀的布里阿瑞俄斯,因此而挽救了宙斯岌岌可危的权力。不论如何确立宗教历史的相对基础,不论如何确立这一原初情境之后的偶像崇拜的地位,当克服实在专制主义的努力达到史诗呈现的阶段,权力分割已经成为一种快乐的根源,而这同特洛伊与亚该亚人的战争的结果毫无关系。

启蒙,既不想再度回归于文艺复兴时代,也不认为必须最后裁定古今之争,因而它就像不宽容基督教神学的严酷教义一样地不宽容神话的轻浮虚妄。它希望借前者之力来间接地打击后者。例如,究竟如何解释古代神谕在基督教时代开始之时即告沉默,芳塔内尔便以一种确立文学标准的方式裁定了相关的论争。《圣经》中的上帝命令亚伯拉罕献祭他年迈所得惟一的爱子,只是在完全证明了亚伯拉罕的虔诚之时阻止了献祭。在这个上帝身上,启蒙时代也仍然更多地看到了希腊神话的对应情节,那就是伊菲戈尼亚被迫献祭(并且真的献祭了)她的丈夫阿加门农。就对神话和《圣经》展开的道德批评而言,希腊神话里的女神阿尔忒密斯是否真的拒绝了忠实于她的女仆,《圣经》里的上帝是否真的认识到了亚伯拉罕的虔诚,是否真的用动物代替了活人献祭,这都无关紧要。绝对重要的是,父亲—上帝间接地构成了道德批评的目标。而且,根据教义,父亲—上帝作为道德批评抨击的一个目标,据说也必须有能力做出难以置信的事情,那就是献祭他的独生子来补偿一桩相当温和但引发了后果的罪行。

启蒙哲学是在“从终点来看起点”(terminus ad quem)的视野中来观照和评价这一切的;它无法转换注意力,“从起点来看终点”(terminus a quo),因为这种无能而付出了历史主义失败的惨重代价。[11]启蒙哲学最为钟爱的是对《圣经》上帝展开道德批评,总是把摩利山献祭场面当做一个完全非道德的实例来研究,把献祭行为看做是一种在原则上已经完成了的非道德行为。如果对时间视野进行一次颠转,那就可能看到一条界线。在这条界线上,历经千年而成为可能并且习以为常的事情恰恰确定无疑地在其自相矛盾中被神圣意志中断了,总会在一个场景中显示出前因与后果。

也许,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再也不可能跨越几个世代的听众来连续地讲述神话故事了。只要上帝拒绝这几个世代的期待,而不履行契约所规定的义务,他们就可能主动地反复尝试更重大和更有效的献祭来取悦上帝。奥里斯(Aulis)献祭为希腊远征特洛伊的船队呼风唤雨。在这场献祭之后,同样也存在这人类献祭(以及整个人类)的历史,尽管这部历史以女神的干预而告结束,而它的残像余迹从来就没有消逝,一直存在于传统中,反复地当做嗣后世代憎恨对象的结果而被清洗。被阿尔忒密斯放逐到陶利安国的伊菲戈尼亚仍然作为女神庙的女祭司参与了那里的献祭仪式,这种情形直接体现了而今只能发生在遥远的斯基台人的土地上的事情。希罗多德曾经直接把伊菲戈尼亚描绘成陶利安人的神,他们把罹海难而死亡的希腊水手和战俘当做令人作呕的牺牲供奉在她面前。当奥瑞斯忒斯和普里拉德斯奉命搬走陶利安阿尔忒密斯的木质雕像而伊菲戈尼亚也奉命帮助他们,这理所当然就构成了希腊人的驯化行动。她向图阿斯王解释说,女神不要这些活人作为贡品,而要羊羔作为牺牲。

与这种在制度上放弃人类献祭的功能相联系,斯巴达版本的神话颇有启示作用。依此神话,奥瑞斯忒斯把陶利安人的阿尔忒密斯神像带到了斯巴达,并在那儿称王。同时,偶像崇拜也把活人祭风俗带到那里,直到斯巴达立法者吕库古斯(Lykurgos)废除了它。但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是通过残酷地鞭打斯巴达儿童来满足嗜血女神对于血腥的欲望。献祭活人由献祭绝对忠诚取而代之,这在父权社会的历史以及斯巴达国家神话中都开了西奈山立法和保罗信仰概念的先河。为了限制放纵无羁、获取神圣恩宠的努力,从而否定了活人献祭,但只有可能回避神圣要求得不到基本满足的表象的条件下,这种对活人祭的否定才能被制度化。某些比迄今为止被献祭给神灵的牺牲更少的东西,可能总是被当做对神的侵害而被废黜。

1904年,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在《种族心理学》(Völkerpsychologie)第二卷中自信地给出了一个定义:“神话,乃是被转换为表象和行动的情感”,[12]这个定义确实意味深长。将“情感”作为一种并非专有的潜能,与当时所共有的对于能量观念的普遍向往是并行不悖的,而且整个文化领域就从情感潜能的转化中脱颖而出。1908年弗洛伊德提出的“升华”概念也符合同一个引导性的隐喻。但是,在冯特的神话定义中,他并不是特别关心那种作为一个既定向量的“情感”,因为在他看来这种“情感”只不过是能量平衡状态的另一方面而已。直到1917年,鲁道夫·奥托才解密了情感,赋予它一个具有持久效力的名称。

但是,奥托的这个命名也可能一开始就包含着那些有待说明的现象。相反,如果我们把“情感”当做一种已经被取消了专有性质的内在动荡,那么,情感的不确定性就势必与作为假设的自然状态之中的实在专制主义相关。因此,情感就构成了注意的条件,必然取代一个习惯适应的挑战与应战系统,进而在人类创生过程中让先于人类起源之前的环境的改造成为可能。注意力构成了知觉与观察的差异,而这种差异首先就通过情感而被稳定化了。

甚至当人们仍然必须通过循规蹈矩来警惕和回避无形神秘时,情感也成为一个兼收并蓄的篮筐,将反抗实在专制主义的局部行为一网打尽。意向性之本质在于让部分归属整体,让属性归于对象,让事物进入世界,而它可能构成了一种冷峻的条件,将早期意识的种种成就聚合起来,而这些意识的成就一方面为刺激与反应浑然一体状态指明了出路,另一方面也是这么一种觅路逃亡的产物。在这个程度上,古典观念中有某些暗示,说明情绪构成了在摸索前行之路的过程中心灵的浑然未分状态。意识成就的图表上不仅填满了感觉和知觉,而且填满了名称、形象以及故事,还有宗教仪式和人间阴谋。所有这一切都被一种仍然混沌未分的超强权力情感状态绑在一起,奥托一言以蔽之,称之为“神秘莫测之物”。

为了探索开端,就总是免不了狂热渴望回归本源的嫌疑。事实上,任何东西都不希望回归到开端,因为开端乃是我们在此所说的一切线索之交汇点。反之,一切都按照自己与开端所拉开的距离而自我区分,自我定位。因此,更明智的说法是“过去的过去”,而非“本源”。过去的过去并没有万能的意志,相反,作为“实在论”只有在同拒绝服从意志之物的敌意较量之后,它才可能屈服于现实,与现实妥协。在这里,我们只能想像这种实在的、独一无二的绝对体验,即对异在之物的至上权力的体验。

这个中性的异在者还没有成为异在之人的优先权。[13]仅当异在之物借助于异在之人而得以解释时,仅当中性之物借助于另一个自我的隐喻而得以理解时,一种对于世界的神圣解释方才开始有涉于人类,因为只有人类才能在异在之人的故事中认识那个必须被认识的人。人类不仅看见了一片必将为异在之人提供狩猎和放牧之地的自然,而且同时认为这可能会导致一场必须通过征服旨在异在之人的行为来规避或者寻求的冲突。这场冲突迫使人类卷入了寻求补偿和救赎的行动,努力实施善行,努力追求恩惠,以及努力交换表情。只有那些触动或者跨越了异在之人的地平线,人类才能利用他的名字,利用代表了异在之人的存在的名字来完成这场遭遇。(https://www.daowen.com)

发生神奇效用的名字必定难以理解。在灵知主义艺术神话以及在现代巫术的神秘暗流中,它仍然源自于荒僻难觅或者生气全无的语言。在宗教历史研究中,对于诸神的比喻名称,几乎没有被赋予太多的重要性,这些名字被认为是更晚时代即罗马时代的发明,是罗马人率先成为这个并非土生土长的神话的主人。给予比喻名字以如此低微的重要性意义,并非永远都可能得到辩护。对于透辟地理解这些名称所展示的神话作用方式,比喻的拟人化至关重要:仁慈之所以被创造出来,是因为必须以其严格的逻辑一致性来抑制正义。从“如此等等”这样的修辞字眼中逃逸出来,这些名字便进入了权力分割体系(这么一个体系已经被完美地调适了);它们无不服从作为一个引导观念的神圣世界。

只要“异在之物”为“异在之人”所取代,从观相学上理解异在之人的活动就登堂入室了。同时尤其是在事实上,这种活动还伴随着一种动物形式的类型化,因为这种动物形式有熟悉的行为方式和基本特征。这些都确定了与异在之人打交道的方式。构造他的故事便开始了一切参与者行为方式的仪式化。崇拜活动构成了这一处境中堪称典范的弱势参与者所做的努力。异在之物一旦成为异在之人,就必须拥有他自己的“异在之物”,并在一切包括其他民族神之内的异乡神身上找到这些异在者们。

只要一个神灵获得了某些“位格”(用哲学的语言说,即与他的“本质”配称的属性),异乡诸神就已经潜在地变成多余的了,因为已经达到了将他的稳靠性规定为其权力的限度这一目标。他的身份被描述为他的“忠诚”,他的忠诚将他的权力释放为一种针对异在者的执行权力,而他的异在者既不认同自身也不认同契约之下的伙伴。在他的处境下,他完全值得信任。依据他行使权力而自我约束的律令,他绝对具有制宪权威。这种态势确定了他的惟一地位,而这种惟一性排除了这么一种可能:在他同自己必须负责,必须选择的民族共享的故事之外,讲述他同另一个民族相关的另一个故事。

这个忠诚之神却可能充满怨毒地守护着自己的所得与权力。谁若是想从这种权力中抽身而退,或者是将某些东西从这种权力的控制下解脱出来,那绝对就是冒犯这个神本身。“他是惟一神”——这就是他的教义的第一条款。缔结契约的能力构成了他与人类共创历史的基础;只有服从他的条件的人才能确定无疑地享受他的许诺。怀疑首先以一个问题的形式出现:人类是否可能满足他的这些条件?这就是多个上帝徘徊在世间的迂回之路:首先是化身彩虹的诺亚的上帝,然后是接受献祭的亚伯拉罕的上帝,最后是保罗的上帝,他的律法不仅从来就不可能得到遵守,而且还表示必须建构一种新型的宪制律法。

在借以领会和消融早期人类对于至上权力的体验的一种原始图略中定义这种体验的个别化极限概念,就可能被理解为一项“自由变更”的使命,或者说一项现象学的使命。作为一种“存在物”,这个异在之人具有多种属性。在他的这些属性之中,至上权力可能关联于对人类无条件的同情。“上帝就是爱”,《新约·约翰一书》中用来表达这一义理的命题,可能构成了至上权力体验与确定的救赎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基础。其次,如果我们希望确定,作为权力自为设定的约束,这种与爱的关联如何可能被提升到确定性层次,那么,在一切神学之一切教义出现之前,就会出现一种迫切无比的需要,即超越圣约和契约模式,走向一种绝对实在论,向人类承诺神圣的恩惠。人类对上帝的友善接纳不仅确定无疑而且不可废黜当上帝本人既作为纯粹的绝对权力又作为纯粹的软弱无能而现身于关系的两侧,这两种性质便取得了实在论的权限。基督学表明,随着神子浸润着人性,这种可能先验地达成的神圣律令就在基督教义的历史中获得了充实的内容。

基督教义学将要讲述这么一个必然已经发生过的故事,以便赋予上帝一种对于人类旨趣的绝对旨趣,两种旨趣水乳交融,但同上帝与人类彼此履行的契约毫不相干。不错,基督教取代了古代形而上学,从而彻底地禁止神学思考绝对旨趣的基本理念,因为神学必须接受诸神本质自律和泰然无忧这两项彼此叠合而成的观念。可是,基督教的核心观念同这项标准格格不入,从而撕破了教义系统的天罗地网。在中世纪经院哲学看来,这种情形典型地表现在“圣事”主题中。上帝本人也会心照不宣地承认,圣事构成了强制他自己执行权力的手段,也就是说,比照着他的意志而执行他的绝对旨趣,而不管以什么方式来激发这种意志。如果必须指出如何理解已经发生的故事,那么,任何一种神话理论都不可能看不到基督教与神话的完美融合,尽管其手段仍然不得而知。

如果每一个人由于这种对基督教传统核心要素的解释而可能招致责难,那么,我就必须回敬一言:只有在异教形而上学强制规则之下(而异教形而上学本身并非神话而是对神话的转译),我们才可能被禁令加身,无法领会惠泽于人类的深谋妙略。长期以来,神学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谈论这些深谋妙略,而且,当这个主题构成了人类的自我断言,而借助于他的神灵来反对他的神灵之时,神学也还永远必须谈论这些深谋妙略。或者,对神秘主义者而言,他简直就断言自己是那个已经成为神灵的人,以便反对那个尚未存在的神灵。这道先发制人的辩护可能已经让人们注意到,歌德的“奇谈怪论”[14]在本书的逻辑发展中将占有一个中心的地位。

此外,出于对神话的腻味,并且要防止神话东山再起,形而上学就应运而生,这种形而上学一定会抑制基督教神学遵循上帝绝对关注人类这一观念的逻辑。中世纪神学没有能力欣赏保罗随意地创造的这么一种观念:上帝自我断弃,而化身为仆。中世纪神学必须考虑如何保留必然与自己相联系的实体、存在以及本质。一个苦难深重的全能者,一种无法确知最后审判的全知者,一种在特定时空被吸收到历史当中,而同时又同哲学蔑视神话的标准构成了较量的无所不在者,这一切都是思想难以容纳的启示。而这就说明为什么尽管古代形而上学总是把这么一种伟大的使命交付给上帝,但上帝本人对于这种形而上学、对于这种形而上学所规训的神灵却从来就没有产生过任何功德。

“万物充满神灵”,当米利都的泰勒斯用这么一句晦涩的谶语宣告神话思想方式已告枯竭之时,这对于随后的历史就不啻是一种盖棺定论的说法。来自遥远国度的新神可能不断地现身,不断地探试,但绝对没有给人类希望的宝库补充任何一点本质的东西。保罗在对雅典人的演说中完成了一次伟大的创造,但并没有完成其使徒的使命:“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并提议以他自己的神来弥补自己的欠缺(《使徒行传》,17:23)。在这个时刻,对于上述缺失,保罗确实有所觉察。保罗发现,雅典城到处都布满“未识之神”的偶像,这只不过是当权者所监护的一个国家的偶像崇拜结果,虽然故作高深,但纯属偶然,而不是出自一种谦卑的激情,丝毫不想让这些神灵被人遗忘。这就仿佛是泰勒斯的晦涩谶语在经过几百年的尘封之后得到了验证。

保罗没有觉察到,“未识之神”的碑文并没有使用定冠词。而在他想像中的“未识之神”可能仅仅是一个未来之神,像他之前、在他之后的那些众多神灵没有什么两样。于是,在斐洛斯特拉图的阿波罗传记版里,也记载着雅典有“众多未识之神的众多神坛”,“神”与“神坛”皆为复数。保罗在亚略巴古的演说乃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误解,它比成功的传道更能增进理解。正如他在别处所说,他连一次宗教大会也没召集起来就离开了雅典。

如果神话的功能之一是将神秘莫测的不确定性转化为名分上的确定性,使陌生的东西成为熟悉的东西,使恐怖的东西成为亲切的东西,那么,当“万物充满神灵”之时这个转换过程就以“荒谬”为归宿(ad absurdum)。从这种处境中,靠一种有限的程序实在无法得出任何进一步的结论;如果不靠算计神灵和称谓神灵,实在无法期待任何结果。在相当程度上,以赫西俄德(Hesiod)的《神谱》为个案,即不难预见这么一种情势。创造形象的权力,构想人物及其故事的想像活动,形象、人物和故事之间彼此关联的体系,都根本无法同过多的名称配称。如果泰勒斯希望解释神话的产物乃是名称的丰富,而神话何以不复充分,那么,他所缔造的哲学就绝不可能是某种被以毁灭性的方式压缩到神话的充盈生命领域的东西。相反,他的哲学恰恰证明神话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从而呼唤哲学这种东西。

绝非偶然,这则奇闻轶事、似是而非的传说让泰勒斯这位哲学家的始祖担负起神话所担负的重任:讨论、说明,甚至还要清除陌生、神秘和恐怖现象的权力。据说,泰勒斯预见了日食,而这已经是无法用名称和故事来覆盖的事件了。借助于先知一般的灵见,这个传奇第一次显示了理论的更加有效的驱邪能力(so viel wirksamere apotropäische Fähigkeit):异态即常态,一切有规则可循(das Aussergewöhnliche als das Regelrechte)。即使这则传奇纯粹属于杜撰,我们也必须承认哲学家始祖与日食事件之间的关联,因为这种关联仅仅是对两种彼此异质的世界立场,即神话与哲学之间相互置换的精确反映。

为了控制反复发生于宇宙中的事件周期轮回的恐怖,理论则成了更适合的方式。理论假设了一种观照世界的悠闲自在和泰然自若,这已经构成了长达几千年的神话创作的结果,它把令人恐惧的神秘讲述成遥远的过去、已经被迫退向世界边缘的事物。我们发现,在泰勒斯的神秘谶言中所蕴含的,并不是理性自决的零点,而是对于世界的观照者在漫长历史上所实现了的自由状态的觉察。

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的假说就值得修正了。他的假设是哲学始于惊异,然后便从容易理解的谜团发展为芥末世界和无限巨大的谜团。这一假设从来都是传统中喜闻乐见的,人类对于知识的自然天职在这种作为起始的惊异中必定显示为知识缺乏意识。神话与哲学血脉同根,与智慧之爱(philósophos)相类似,亚里士多德创造了“神话之爱”(philómythos),为的是能够将哲学家对于惊异之物的渴望同神话联系起来,因为神话毕竟首先是由惊异之物构成的。[15]哲学家把某些东西留给了神话,因为构成它的东西必然也构成了理论的魅力。除此之外,哲学家就没有更多的东西。

不错,神话成为悲剧的题材,同样也成为注释以及寓意解释的素材,但它本身却并没有成为一项合适的程序,来处理引发惊异感的事物。当哲学家只能从神话中认出那些他自以为找到了确定处置方法的对象之同一性,“从神话到逻各斯”[16]这个公式中所蕴含的、仍然天真地蛰伏在柏拉图神话与逻各斯的两可性中的古典“假命题”(Desinformation)就纹丝不动,无从破解。这个浅白明了的历史命题的巨大错误在于:它妨碍了我们在神话之中认识逻各斯完美实现的一种方式。

如果坚持认为事物合乎秩序的进程就是从神话到逻各斯的发展,那么这就是一个危险的误解,因为我们以为依据于此即可确信,在遥远的过去之某个地方,曾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飞跃(Fortsprung),而这就决定了某些事情完全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必然地向前发展(Fortschritte)。“神话”述说大地依赖于海洋,从海洋里浮现,而逻各斯则把这个神话所讲述的故事翻译为一个如此苍白的普遍陈述——“万物源于水,万物成于水”。飞跃真的发生在神话与逻各斯之间吗?这些命题之间存在着可供比较的性质,从而支持了这么一种虚拟情形:神话与逻各斯,旨趣相同,而问题为一。所谓不同者,在于追寻真理的手段基本不同而已。

神话虽然没有规定哲学家的研究对象,但为他确立了不可或缺的成就标准。无论哲学家是喜爱神话还是蔑视神话,他都必须满足神话所提出的要求,原因是神话已经满足了这些要求。要逾越这些要求,则可能需要另外一些标准。而只要理论能成功地实现中庸的期待,它就能通过真实或假设的成功之外推而内在地确立这些标准。但是,在此之前,神话之后的时代必须顶着压力来完成前一个时代宣称要完成,或者说仅仅是佯称要完成的志业。理论在神话当中看到了问题的全部答案,如其实然,如其应然。这就一方面拒绝这些答案,另一方面又强迫它承认这些问题。一个时代对前一个时代做出了错误的解释,而这种错误的解释则成为一项强制命令,要求它自我理解,纠正一种已告失败的应对事情本身的努力。通过颠转(Umbesetzung)同一系统立场,它避免或者说力求避免让同时代人长久的注视转向业已被超越的埃及神灵。[17]

摩西(Moses)带着神铭刻的法板下山,看到金牛犊支离破碎,熟悉的偶像七零八落。他现在必须完成并且已经完成了的使命,就是普遍传布律法,让律法每时每刻都发生作用,而排除任何形式的偶像,使律法成为生活之中一切细枝末节的调节规范的集大成,使律法成为行之有效、一再被渴望的实践惯例,从而防止过去的状态再度降临。在描述这一成功的业绩时,我们可能让保罗修正米利都的泰勒斯晦涩的谶言,断定“万物充满律法”。但是,遵守这些律法反过来又摧毁了对于律法的尊重,此乃《罗马书》中所呈现的保罗和法利赛人的难题。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积累的多种多样的关于宗教起源的理论,就不妨将它们分为两种主要类型。第一种宗教理论以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的思想为代表,他认为神圣无非是人类向天国的自我投射,以一种外在媒介塑造的临时表象,并通过这种表象让人类自我概念得以丰富,以至于能够从间歇的投射状态中退缩出来。第二种宗教理论以鲁道夫·奥托的思想为代表,他认为,上帝也好,众神也好,都是一种先天同质的本源“神圣”情感的产物,随后便有敬畏与恐惧、迷狂与焦虑、神秘与陌生应运而生。我们不也应该指望这两种理论来解释在描述意义上尚未被“宗教”这个概念所区分的对应现象吗?

在这种情况下,多神教并非起源于人类本源的固有属性,而是起源于本源的外在属性,即使在后来的人神同型论当中,它也还是在不断努力,希望接近以及服从那种规范。这些规范首先是从其朴素的不确定性之中产生出来,随后以最为原始而又实用的方式利用功能分工而削弱主宰权力。只有一神论的上帝才是费尔巴哈的上帝,这一点已经不言而喻了,因为不像许多神灵仅仅在充实世界,这个上帝却主宰了人类,内在地行使着暴政权威。他形象上像人,人类自我意识也无法离开他而存在,所以他与人类的关系具有“细微差异的自爱自怜”的特征,一种嫉妒之情便发泄在细枝末节上。这种形象类似性(Ebenbildlichkeit)显然不同于奥林波斯诸神的美,因为这种美不仅是神人同型而且呼唤艺术形式的呈现。在他们身上总是散发着原始异在要素的残余气息,而这种残余也在奋力靠近并努力排除动物形式,而以人类形式作为惟一友善的姿态,更好地以类似于人类的故事来讲述诸神的故事,而绝不至于同人类构成严峻的竞争,同样人类也绝不至于与他们构成严峻的冲突。所以,用希腊人的话说,做一个神几乎一点意义也没有!

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神话对立物之最纯粹的代表乃是那个“不动的动者”。这个不动的动者显然满足了论证上帝存在的一切条件,从而对基督教经院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驱动者本身不动,这么一种奇特的状态也集中体现了他对于世界的冷漠超然。他具有彻底的理论自律,仅仅靠一挥而就,即略过了权力的前提,如行动的属性、意志的属性、现实欲望的属性等等,而终结了一切权力分工和权力疑惑。正是这个完全返身自视、沉浸在理论的默观冥证之中的上帝,在经院哲学体系当中同样也决定着人类救赎的目标,认为救赎的本质就在于对至福景象的最后的纯粹的直观(endgültige reine Theorie der visio beatifica)。按照一种划时代的伟大误解,这可能就构成了《圣经》上帝的理论系统形式,但这种误解却令人匪夷所思,因为自律恰恰对立于这么一种情形:上帝对人类的救赎不仅可以理解,而且值得信托。

同神话时代泰勒斯的最后证言构成一种精美的对称,位于历史另一极的尼采也对基督教教义论的上帝深表厌倦,而说出了最后证言:“差不多两千年过去了,还没有一个新神登台亮相!”人类能力曾经一度繁花似锦,而今一派贫瘠,尼采希望说明这种极度的绝望:“究竟有多少新神仍然可能!”尼采的这两个证言启示了一个新的时代,而这必须被称之为“神话复归”的历史门槛。尼采的启示性观点令人充满警觉,因为他更多地盘算着这个新神不再必须具有旧神的那些名字和故事,但同样可能以未知的方式来行使至上权力。从这位断定同一者永恒轮回的哲人口里,我们感觉到有一种危险潜藏在这种对于全然异者的许诺之中么?

神话分散了诸神对人间事务的注意力。根据普罗米修斯的故事,对自然人的惟一宽容乃是战无不胜的普罗米修斯击败天神宙斯的结果。尽管赫西俄德十分偏爱最后一位世界统治者,但在他的著作中还是有某些东西依稀可辨,那就是这最后一代神灵也仅仅是勉为其难地接受人类的存在。神话素材的组织者在两个极端之间徘徊犹豫:一方面,他想将人类存在的恩泽归于宙斯的仁慈和公正,另一方面他又想将担保人类存在的主要因素从诸神的历史中排除出去。在这种程度上,《神谱》的普罗米修斯神话和《工作与时日》的世界时代神话互相依存,紧密相关。这显然属于完全不同的一代神灵,黄金时代的人类可以与神灵做同时被禁止的事情——与神灵共同进餐。但是,诗人也在宙斯的主权行为中发现了一种正在走向成熟的性质。这种情形发生在两个事件之间:普罗米修斯因援助人类而遭受无端的惩罚,以及诗人倾心赞美的制定律法和禁止暴力。只有这些方可让宙斯成为最高权威,统治着可以冠之“宇宙秩序”的现实。而今正是人类,虽然本源上依然属于克罗诺斯和提坦时代,像一种未开化的自然事物投入到新神的法纪天地,并总是倾向于使用暴力。正是这种必然性迫使人类服从自然法,满足劳动的要求,甚至还要服从作为竞技(Agon)的冲突规则,而非顺应宙斯为提坦众神非法占有其地位而选择的以牙还牙的立场。

赫西俄德笔下的奥林波斯天神集中再现了人类制序的能力。因为人类必须在特定的条件下顺应他与现实的关系,而非放任自己的异质性。因而,他就必然如此,遵循这种被有序化的劳动关系,以此作为处理自然的基本形式。宇宙秩序及其立法者的价值就体现于这么一个事实中,即立法者为一种稳靠的现实提供了时间形式。人类只能在一个适当的时机行正当之事。

神的冷漠无情依然如故,他根本就没有被道德化;但是他的冷漠无情被还原为一种可以为人类所觉知的模型。诗人赫西俄德追随诗神的启示,有能力宣告特殊的劳动各自分得了幸福的时日和不幸的时日。因此,人类虽然没有成为秩序的合法焦点,但毕竟从一种秩序形式中获益甚丰。

神话剿灭了至上的权力而让人类继续生活,但人类的幸福却没有固定的样本。如果说,除了农人的生活之外,还有更英勇的生活形式,那么,这是因为人类在努力奋斗,期望超越纯粹生命安全而获得更好的生活。赫西俄德把爱琴海上尝试航海的农人描述为探险者,说他贸然闯进了震撼大地的波塞冬所统治的不确定海域。当诗人如此歌吟之时,他就明了上述道理。

航海行为作为亵渎神圣的自负之举,本身并没有让神灵解除变幻无常的风险所形成的巨大压力;相反,神话观念乃是一种资质、领域和疆域的观念。人类作为航海者而跨越这些界限之一,而冒险挺进异乡神的领地。这个异乡神一方面必须服从宙斯的意志,另一方面又因为宙斯的意志没有表现出来而自由地听从自身的欲望。在希腊世界的全部现实中,海洋便是最不容易被纳入“宇宙秩序”的部分。权力分工,作为一枚金币的另一面,则表现了人类根本就不可能同世界建立一种同质关系,因而也就必须在欲望与意愿的激励下跨越形形色色的权力边界。

在神话中蕴含着一种不严肃的尺度,即轻浮虚妄的尺度。即使赫西俄德殚思竭虑地巩固神的形象,但对于宙斯他却一样地束手无策,根本就难以描述这么一个为世界立法、遵纪守法的天神。在他之前就有《伊利亚特》中阿伽门农的悲情控诉:他在长达九年的围剿特洛伊城之后宣布被迫还乡,控告宙斯背信弃义,因为宙斯曾经让特提斯人说服他要给予特洛伊人以仁慈。这个神是不能通过揭发其喜怒无常(kakē apatē)、背信弃义以及自欺欺人而被触怒的。控诉者并没有被闪电击中,在这里并不存在神圣信仰的神学失败。

赫西俄德对宙斯的辩护维持在最低限度上:当一个人恪守法则,在正当时间做正当的事情,那么他就必须继续过着一贫如洗、苦难深重和步履维艰的生活。我们只有理解:在宙斯一心要摧毁提坦众神的原始欲望之后,这种情形已经构成了一种让步,构成了普罗米修斯全部功德的本质——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清楚地看到神话对人类的施舍以及神话对人类的拒绝。不要从神那里接受任何礼物,这是普罗米修斯对其兄弟的警告。接受礼物就是逾越合法秩序领域而沉迷于仁慈和恩惠。在赫西俄德那里,这就是潘多拉神话的中心意蕴。宙斯让潘多拉这位人造美女去诱惑心不在焉的厄庇米修斯,而他已经将兄弟的忠告抛到了九霄云外。

宙斯并没有向人间释放那些魔鬼,而是打开了潘多拉神奇的宝盒,而这就帮助宙斯完成了他的阴谋。因此,潘多拉的悲惨结局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宙斯,而这恰恰就是欧洲神正论传统的渊源之一,那就是以人类的名义来辩护、赦免上帝和诸神的罪恶。仅当宇宙起源和处境必须彻底地托付给上帝,从而直接质疑上帝的智慧与仁慈时,神正论的辩解才真正具有严肃性和必要性。人类有许多办法使自己成为上帝不可缺少的因素,尽管他仅仅是作为把魔鬼驱赶到人间的罪人,而还没有成为历史的主体。在这许多办法当中,就有神正论的辩解。人类历史的迂回曲折,千流百转,反而必定有助于永远处在变易过程中的上帝接近终末意识。[18]

从这个角度看,不言而喻的是,神正论以及对它的颠转——思辨的历史哲学最后实现了神话最隐秘的渴望。它不仅要缓冲神与人之间权力的差异,废黜这种差异所具有的苛刻严酷,而且还要颠倒神与人的关系。人类作为上帝的辩护者和历史的主体而进入了赋予他的不可缺少的角色。不仅对于世界,而且对于上帝而言,人类作为观众和演员、作为现实的创造者,都不仅不能被认为是可有可无的缺席人,而且间接地通过他在世界上的角色而进入了历史,而上帝的“命运”(Glück)现在也可能在人类的掌控之中。

[1]此处译文参考了温斯顿(Winston)夫妇翻译的《卡夫卡书信集》(Franz Kafka,Letters to Friends,Family,and Editors.New York,1997),第242页。布鲁门伯格的引文同德文原文有出入。(标*号者均为中译者注,下同)

[2]Angst,英文一般译为Anxiety,在汉语中通常译为“焦虑”、“畏惧”。在《美国文化传统术语解说》(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一书中,Angst被解释为“一种缺少明确原因、缺少特殊危险情势的强烈畏惧”。在精神分析学中,Angst是指一种与童年经验相关联的心理征兆。在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那里,Angst构成了一种生存论的基本体验。布鲁门伯格在多个层次上使用这个术语,其主要涵义还是同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的用法相关,比如他下文之中提出了“Lenbensangst”概念。

[3]“Überschoben”是一个相当飘忽的德文词,字面意思是“推向”、“提出”,引申意思有“申诉”、“提交”、“决断”等等,在汉语中我们勉为其难地翻译为“推向前台”、“诉诸最高权威机关”等等。

[4]“Übertragungen”,字面意思是转换。我们应该注意到“隐喻”(metaphor)在字面上就是指一个词语的转换使用。“隐喻字是属于别的事物的字,借来作隐喻,或借‘属’作‘种’,或借‘种’作‘属’,或借‘种’作‘种’,或借类同字。”(亚里士多德,《诗学》,1457b)保罗·利科整合现代语言学和哲学解释学重新阐发了亚里士多德的隐喻概念,他认为隐喻涉及名词用法、单词的转移活动(phora),以及名词的转化(meta),见[法]保罗·利科著:《活的隐喻》,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13—26页。

[5]1934年6月30日,勒穆(Roehm)起义那天,希特勒令党卫军首领和纳粹军人大开杀戒,开始了运用公开恐怖作为纳粹政权的工具的历史。1773年秋天,歌德写作了《普罗米修斯》戏剧片段,这部未完成的作品的思想是从同年春天所作的同名颂诗之中发展而来,并借用了其中的诗行。在这个戏剧片段中,歌德将普罗米修斯描绘为宙斯的叛逆之子。歌德的颂诗《普罗米修斯》全文如下:
宙斯,用云雾
盖住你的天空吧
,像儿童一样
对橡树和山峰
玩斩蓟头的游戏吧:
可别动我的土地
我的茅屋(它不是你造的)
和我的炉灶
你为其中的炽火
正嫉妒我呢
。
我不知太阳下面还有什么
比你们众神更可怜了!
你们寒伧地
靠牺牲的供奉
和祈祷的气息
颐养你们的尊严,
如果没有孩子和乞丐,
那些满怀希望的傻子,
你们准会挨饿。
当我还是个孩子
茫然不知所措时
我把迷惘的眼睛转向
太阳,仿佛上面有
一只耳朵,会听见我的不平之鸣,
一颗像我的一样的心,
会怜悯穷困的人们。
谁曾帮我
抗拒巨人们的骄横?
谁曾救我免于死亡
免于奴役?
不就是你亲自完成一切么,
神圣的灼热的心?
不就是你年轻而善良,受到欺骗
才向天上酣眠者感谢
救命之恩而灼热不已?
要我尊敬你?为什么?
你可曾减缓过
重负者的痛苦?
你可曾止住
忧惧者的眼泪?
不就是全能的时间
和永恒的命运,
我的也是你的主宰,
把我锻造成男子汉么?
你也许妄想
我会厌憎人生,
逃向荒漠,
因为并非所有
美梦一一成熟?
我就坐在这里,请按照
我的模样造人吧,造出
一个跟我的一模一样的种族,去受苦,去哭泣,
去享受,去取乐——
而且不尊重你,
也像我!(绿原译)
参见冯至等译:《歌德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77—79页。对这首颂诗以及戏剧片段的详细分析,参见本书第四部第一章。(标*号者均为中译者注,下同)

[6]参见恽格尔:《大理石悬崖上》(On the Marble Cliff.Stuart Hood英译,Norfork,Conn,1947),第59页。

[7]费伦茨的著作首次于1924年通过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出版社发表,在英语世界被H.A.Bunker翻译为Thalassa:A Theory of Genitality,1963年在纽约出版。

[8]布鲁门伯格在这里引用的,疑是奥托的《论神圣:神圣观念的非理性要素及其与理性的关系研究》(Das Heilige:Ueber das Irrationale in der Idee des Göttlichen und sein Verhaltnis zum Rationalen.1917;Breslao,1920,第4版),具体情形待查。

[9]布鲁门伯格在这里玩了一次文字游戏,“Frauenplan”首先是指歌德在魏玛时期所居住的“Frauenplan”大街上的寓所,其次隐秘地指涉墨杜萨的头颅。参见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神谱》,第2页。

[10]“希腊人的信仰”(Glauben der Hellenen)是著名古典学者维拉莫维茨的词语,也是他的一本专著的题名。

[11]布鲁门伯格不像卡尔·波普尔爵士那样,不是在德国其他大多数学者所共同认识的意义上用“历史主义”(又译“历史决定论”)来指代历史研究以及广义人文学科中的一种倾向,即努力把一切历史现象解释为具有独一无二特征,并必须被理解为特定历史发展过程之产物的现象。与此相反,按照其自身而把历史理解为被“照亮”而非“黑暗”的目标,启蒙时代就作茧自缚,无法根据他们所克服的历史来理解前此时代的独特性。在每一种情况下,所克服的时代都是他们的终点(terminus a quo)。卡尔·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里的规定是:“历史决定论”是探讨社会科学的一种方法,它假定历史预测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并且假定可以通过发现隐蔽在历史演变下面的“节律”或“模式”,“规律”或“倾向”来达到这个目的(见氏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2页)。历史决定论还断言,历史的发展就是不可逆转地出现的“新”,“没有比出现真正的新时期更为伟大的时刻”(同上书,第8页)。

[12]威廉·冯特著作的全称是《种族心理学要素:人类发展心理学历史纲要》(Elemente der Völkerpsychologie.Grundlinien einer psychologischen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r Menschenkeit),发表于1904年。

[13]这句话的德文原文是:Das Andere ist noch nicht vorzugsweise der Andere。前一个Das Andere是中性的,指无生命之物,后一个der Andere是阳性的,指有个性的人。汉语译者勉强把这两个词翻译为“异在之物”和“异在之人”。而这两个概念大体上对应于法国哲学家勒维纳斯的“他者”与“他人”、“神圣之物”与“神圣之人”。

[14]歌德的“奇谈怪论”(ungeheurer Spruch)是“除了神自己之外,谁也不能抗神”(Nemo contra deum nisi dues ipse),参见《诗与真》第4部第20卷“魔力对生活的影响”。见《诗与真》,刘思慕等译,《歌德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五卷,第838页。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第九幕“退场”。参见罗念生译:《古希腊悲剧经典》(上),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第35页。

[15]“不动的动者”,参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982b12-19。

[16]“从神话到逻各斯”,这个公式由于Wilhelm Nestle的著作《从神话到逻各斯:从荷马到智者以及苏格拉底希腊思想的发展》(Vom Mythos zum Logos.Die Selbstentfaltung des griechischen Denkens von Homer bis auf die Sophistik und Socrates.Stuttgart,1940)的发表而成为德国当时的流行行话。关于这一命题的具体论述参见下章。

[17]一个系统立场在时代变革中“被颠转”或者“被再度占有”,这个观念是布鲁门伯格另一部著作《现代正当性》的核心。参见该书第一部第六章。布克哈特:《希腊文化史》;关于希腊众神的喜剧特征以及诗人们的嘲讽手法,参见布克哈特:《希腊人与希腊文明》,王大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6—127页。

[18]“正在变易的上帝”,或者“正在生成的上帝”(Der werdenden Gott),是马克斯·舍勒提出的命题,具体论述参见本书下卷第二章结尾部分。

✍AI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