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孕育意义
整个生命,无非是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答案。
——贝克特(Beckett):《晚会结束》(Fin de partie)
我们不仅要去认识本不准备认识的事物,也就是说——去认识神话如何存在,以及何种经验决定了神话的内容,而且更重要的是构造出神话起源和神话本源性的观念,并使这些观念同历史相一致。但神话起源与本源性观念乃是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由我们自为地设定的。因为,依赖于形象和内容的作品本身,神话研究对于神话起源的描述也是一种实验添加剂,而作用于一种神话创作方式以及伴随着我们通过历史的稳固传统。如果有某种东西真正配得上“与我同在”(Es geht mir nach)这个短语的话,那么它就一定是旷古时代的想像,而不管是什么提供了神话的初始素材。
诗歌与惊骇(Poesie und Schrecken),这两个互相对立的概念让我们有可能去理清神话的起源与神话的本源性。在开端之处,不仅存在着人类形式占有世界和神性形式威胁人类的想像过度,而且存在着对无缘无故恐惧与惊骇、神秘力量的囚禁作用、巫术的孤苦无助,以及彻底绝望感的赤裸表达。但是,最好不要将这种成双成对的程式同彼此对立的姿态相提并论——无论是出于不负责任还是顺应现实。
诗人说谎乃是老生常谈。而在诗歌里面发现真理只不过是晚起的审美形而上学的一段插曲,它希望艺术不要停留于想像的纯粹演习。诗人代表了我们所知的神话创作转换过程的最初阶段,这只不过是产生于我们视野之内的缩略现象;但这毕竟不是说,包含在神话作品中的诗歌一定给予了神话一种虚假性质。让·保尔(Jean Paul)在《美学初阶》(Vorschule der Ästhetik)里写道:“古希腊人相信他们所歌咏的神与英雄”,这时他就首先对立于他那个时代的古典主义,按照这种古典主义,“希腊诸神根本就不是活物,而是我们自己的情感的扁平形象和空洞包装”。同时,让·保尔还认为,值得谴责的是,神话所创造的安详宁静无法长存,但一旦引进“虚假神灵”(falschen Götter)概念,就把神圣颂歌带到了绝境(der dem theologischen Gesang ein Ende bereitet hatte)。[1]不仅希望通过艺术来复活诸神,让·保尔还表达了一个时代的渴望,那就是希望只有诸神才能通过他们自己的安详宁静来赐予人类以安详宁静。
当浪漫主义再度发现神话与传奇,它差不多是以一种藐视的姿态,以启蒙的方式直接对立于启蒙。欺骗并非一切,是欺骗就难以通过理性的监察。与此相联系,则是发轫于赫尔德(Herder)与维柯(Vico)对于这些神话素材与形象起源领域的重新估价。这样的评估表明,在古代经典(antiken Klassik)阶段之前,某些民族的早期时代不仅被描述为黑暗和恐惧,而且首先被描述为天真纯朴的儿童状态,其中真理与谎言、实在与梦幻彼此融合,混沌不分。
理解神话,或者仍然称之为“神话研究”、“神话学”,如果全然被套在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实在主义与想像虚构、信仰与盲目的二元对立之中,它就收效甚微。让·保尔看到,人类初年的诸神直到他们被丑化成虚假神灵之前都不会回答他们是真是假的问题。如果这么一种见解还有几分正确性的话,那么,他的这么一种说法,即希腊人信仰他们所歌颂的神灵,也就必须以一种避免混同于“信仰”概念的方式来理解了,因为,仅当盲目的无信仰之罪与罚存在的时候,信仰概念才真正出现。后者所提出的问题,毕竟仅仅是边缘问题,即一神存在还是多神存在?而中心问题永远是:哪个神是真神?哪个神可以接受和可以依靠?
在神话的本源和开端、在神话的本源性上呈现的对立,即诗歌与惊骇的对立,同哲学史所展开的那种谋划的更为一般的前提紧密相关。浪漫主义反对启蒙哲学,自赫尔德和维柯以降,同时还有一种假设,那就是人类早期世界乃是儿童一般天真的诗化世界。浪漫主义的立场和假设并不一定呈现为一部衰落的历史,一部始于黄金时代,通过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等一系列衰落阶段的历史,但它却不可避免地发展为这样一个主题——为了复活以及更新那些因为衰败而尘封在历史深处的早期时代的成就,至少必须具有伟大的谋略、巨大的努力以及精深的技艺。在浪漫主义的历史行程中,这一直必须延续到原始的诗歌成为原始的启示、原始的启示必将被复活的时刻。
如果暂且忽略原始的诗歌与原始的启示之间的差异,对于其自我承负的时代而言,浪漫主义在哲学史领域就不啻包含着一种深沉的慰藉。这种慰藉就是担保人类在实存和潜能上都不一定全然被剥夺了辉煌的往昔。而所有这些都是神话的属性——暗示着可重复性、基本故事情节的“重新认识”。神话的这些属性接近于仪式的功能,而正是通过这些仪式来担保取悦众神的行为具有不可亵渎的周期性,并把这种神圣的周期性铭刻在心。
1800年,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发表了“关于神话的谈话”(Rede über die Mythologie)。他不仅铸造了浪漫主义神话境界,而且还把神话概念从敌对于启蒙的历史衰落趋势中解放出来了。这篇“谈话”乃是作为第二次理论的漫游而被插入到篇幅更长的《关于诗歌的对话》中,演讲者为卢多维柯。在《对话》的引言里,卢多维柯被描述为一个“以革命哲学横扫巨大领域,造成大规模败落”[2]的人。当这个时代的典型代表以这种方式谈论一种“新神话学”时,并且把它说成是自己的纲领,神话理论本身也就成为一个神话。在一个新的名目下,革命成为原始时代的轮回,却不可能在历史上占有一个应有的地位,而必然成为一个同历史对立的“固定点”。神话允许我们站在历史之外,不仅作为旁观者,而且作为一个能够享用其最古老属性的人。在神话中,神话学家的想像活动叙述了神话特有的历史,即神话在厄洛斯的协助下从混沌中出现的“宇宙创生学”。而这就表明,只要诗学想像自在出现,就可能存在一个“新神话”,而这神话本身的故事,也就成为神话的主题。
甚至这种“纲领性神话”(programmierten Mythos)也具有如下特征:如果没有总体性,并且坐落在一种总体性主张的层面下,就根本不可能构想这么一种神话。它断定,当下所谓的“自然科学”已经丧失了其总体性,已经自我还原为“种种假设”,因此伪造了所谓的“直观”(Anschauung)[3],而对于自然而言,这种直观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废黜的。如果假设必然取代神话,自然科学必然取代诸神的谱系,那么也就必须再次理解假设的最终意图就是开启一种“新神话学”的可能性。在一个显白朴素的修辞问题中,隐含着一个决定性的步骤:“为什么过去的事情不能再次复活?”[4]如果说,启蒙哲学已经研究了不能复活的过去,并赋予它们以全部蒙昧和惊骇的性质,那么,浪漫主义者则自负使命,要证明他们所心仪已久的科学与诗歌的和解已经存在,而且还可能简单地重复。
同一个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在其早年就志在发现古代世界的神话诗,但他却对人—神交往的起点思想越来越不满意。他写道,无限与神圣的第一道预言不是用“快乐的惊讶”,而是以“野蛮的惊骇”来刺激人类[5]。他是否可能认为,在“关于神话的谈话”里为浪漫主义发现的(或者说追随赫尔德与维柯重新发现的)早期诗性历史阶段就是一种已经远离了“野蛮的惊骇”的存在处境呢?神话无疑是一种最基本的并且经得起考验的技艺,不仅在黑暗中战栗,而且在黑暗中歌唱。
自鲁道夫·奥托以降,所谓“神圣”,那种出现在人和物里面的神秘难解的性质所产生的效果,或者说所引起的最低限度的效果,无非就是恐惧感,即“可怕的神秘”(mysterium tremendum),它在强度上可能被弱化而成为敬畏与崇拜、神奇与惊讶的温和形式。将这么一种“野蛮的惊骇”所引起的本源情感张力转化为距离感,将它乔装美饰成可以切身感受的东西,这恰恰就是仪式和神话的必要功能。比如说,在一种世界宗教中,人们有生一次的朝圣,惟一的目标就是去亲吻麦加圣地黑石教堂里的神圣陨石,在这种仪式活动中,神秘的东西在信徒排成的队列中被展示,被呈现,被端详,被展览以及被触摸。神秘领域的中心不仅有一个形象和一个名字,而且首先是被严格地确定了方位的,而这对于那些无论身在何处的祈祷者而言,规定祈祷的方向是极其重要的。
人们极少考虑到,为这种首先具有广泛散播能力的神秘性确定方位是意味深长的。神圣性是对那种不确定“权力”(Mächtigkeit)的最初解释,人们不仅假设而且感受到这种权力依存于一个简单朴素的事实,那就是人类根本就无法主宰他的命运,所以他不是自己生命绵延和生活环境的主人。如果说,这就是对于不确定“权力”的最初解释,那么,仪式和神话就永远是二度解释了。即使随后而来的对于神话的解释反过来又被冠以“二度解释”(sekundäre Auslegungen),但是,作为一种“二度理性化”(sekundare Rationalisierung),作为一种它殷殷以求、朦胧探索和必然指向的“理性化”,这个理性化过程仍然行进在不确定“权力”之最初解释所成功地开启的方向上。“理性”意味着具有改造某些事物的能力——在极限情境下,具有改造世界的能力。如果说,神圣的神秘已经被认为是最初的解释,那么它仍然仅仅是解释,而非被解释的事物本身。但是,除了被解释的现实之外,我们就没有其他的现实了。其实,它仅仅是作为解释的基本方式而存在,对立于被当做“非现实”而排斥在外的东西。
现在我们可以说,神圣的神秘性不仅被归化和抚平了,而且还依据一种类同于多神论的模式被分布在事物、人物和方向上。本来四面散播的东西,现在被明确地定位和分布。所以,宗教现象学从禁忌制度里制订了研究方向绝非偶然。在这里,神圣的神秘性就保证了清规戒律,保证了被保护的教会辖区、确定的权利和特别的权限。本源的非意愿的恐怖符号被转换为一种直接分有了这种神秘性质的符号。比如说,神秘偶像崇拜费尽心机地模仿未知事物的性质,甚至还模仿禁忌森严只对教内成员开放一次的事物的性质。
正如人们赋予神职人员、主教和萨满巫师以特殊的身份,这种解构功能(Abbaufunktion)呈现了本源的和非意愿的神秘恐惧,这种转换和模拟功能也大大地改造了那些本身既不具有也不可能获得这种神秘性质的事物。我们已经非常接近一种对于所谓“神谴”(Sanktion)[6]的第二性质的描述了。“神谴”以誓言为基础,不仅因为誓言是一种根植于宗教的制度,而且因为它规定非凡的重罚的合法性:谁侵犯了这一制度,或者谁在这一制度的保护下却背信弃义、违反誓言,比如那些专家、官员和士兵,就必然遭受“神谴”,接受这种非凡的重罚。公开的誓言(Offenbarungseid)[7]甚至还有更进一步的要求,那就是断定谁违反誓言,谁就咎由自取,甚至遭灭身之灾。但是,模拟就不一样,它仅仅在于赋予立法者实施惩罚的合法程度——在他看来,谁如果在某些场合违背了誓言,做何等程度的惩罚是合法的。
恩斯特·卡西尔记录了神圣的神秘体验向神话里的一种规范制度之转化。埃维人向他讲述了这么一个神话:
第一批定居者来到安瓦地区,据说一个人在树林里看到一棵巨大的猴面包树,面对这种景象而惊恐万分。于是,他就向祭司求助,希望他解释一下这种事情的原委。祭司告诉他,这棵大树是一个树灵,不仅想跟他生活在一起,还希望得到他的崇拜呢。[8]
由是我们得知,他的惊恐便是这么一个符号,人类通过它来认识树之精灵如何向他呈现。但是,这么一个故事却硬将两个不同的时间阶段拉在一起,而产生了一种年代上的误置:看到大树而生惊恐,从而知道在这么一种体验之中该做什么,该求助于谁,惊恐与认识已经联系在一起了;同时,废黜神秘权力已经在制度上为规范所调适了。
我们不能就此将它叫做纯粹的原始主义。同时,它还是一种委任代理的现象,即我们要询问别人,自己该做什么,从而讨要建议,尽管在我们看来这么一种处境表现了一个个体的极端困惑(Ratlosigkeit)。宗教制度之立教神话毫无歧义地假设,在偶像崇拜出现之前早就存在着祭司阶层;换言之,宗教的发展将启蒙对于宗教的批判纳入到其基本假定之中,这一假定是:祭司乃是宗教的发明者。见猴面包树而生惊恐,便是在情理上可以接受的,因为这是一个在宗教制度的发展上预先为祭司制度所调整了的事件。因此,这个事件已经丧失了在主观方面产生迷惑的功能。祭司阶层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所占的地位是非常明显的:虽然他们并非叱咤风云、创造和改善人类世界的文化英雄,但根据原型神话我们仍然必须接纳他们。他们所做的一切无非是——在每一种情况下都知道该做什么,而这种认识的有效性则在于,任何人都不可能接受那个让这种认识服从于“批判”的人。
与这个简单明了的事件相比较,当人们以巨大手笔将怪力乱神从世界上清除出去,就像赫拉克勒斯神话的流传所证实的那样,这个过程中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飞跃。埃维人面对猴面包树而生惊恐,这么一种惊恐在那些神话接受者看来几乎就再也无法理解,可是这种惊恐却一如既往地浓缩在这些怪物的形象中。这些怪异形象生动地体现了早期历史上的惊骇感,现在却再也不会让世界感到不安全,仅仅是因为有某些人存在,并把这些怪异的东西扫荡一空了。这些怪物在神话谱系之中所处的地位常常是不确定的;他们本身并非全然神圣,可他们是诸神的邻居。在赫西俄德的怪力乱神榜上,戈耳工之中的墨杜萨有长生不老的父母,她自己却终有一死。因而,只有她才可能以最纯粹的形式来呈现恐惧,但由她所呈现出来的恐惧乃是可以被克服的恐惧。在诗人奥维德那里,帕尔修斯说道,被砍下来再置于密涅瓦盾牌上的墨杜萨头上的蛇发仍然还让她的敌人心惊胆战:“而今,为了恐吓她的那些因恐惧而木然的敌人,她仍然将自己制作的蛇佩在胸前。”[9]奥维德(Ovid)通过这么一番讲述而结束了帕尔修斯征服戈耳工的故事。最后一步,是把这个恐惧的原型纳入到伟大的雕塑和绘画艺术之中。在这最后一个环节上,被克服的东西也展现在故事中。仅仅是在公元前300年以后,墨杜萨,这位脸上带着痛苦之美的女性形象才得以艺术的呈现。因此,赫西俄德的注释者们就不得不殚思竭虑,希望合乎逻辑地理解故事里的惊恐和视觉艺术呈现的美之间的差别:“在极端意义上,美可能是致命的,反过来致命的也可能就是美,这种观念当属此等境界;因为谁也没法忘记,戈耳工的头确实令人恐惧。”[10]
另一方面,神马佩迦索斯(Pegasos)承载着宙斯的闪电,专司天神的恐怖,它在古代从来就没有成为诗人及其想像力量的载体。艺术的呈现从来就落后于说书人的侠义情怀,后者把塞尔贝洛斯(Cerberus)的五十张嘴变成了两三张。画上的东西决不可能比言语之中的东西更让人恐惧。只是在相当晚近的时代,斯芬克斯和塞壬的形象才在艺术上得以审美化。原始过程并非一位不知天高地厚的英雄所引起的毁灭,而是首次体验到其权力的无效而导致的自我毁灭:一旦有人抵挡了其魔力,斯芬克斯就自我毁灭了;一旦她的歌声再也无法产生诱惑效果,塞壬就自我毁灭了。
但永远不言而喻的是,这些仅仅是世界决断中为反对恐怖形象而采取的殿后行为。正是宙斯本人征服了塔特罗斯和该亚之子、从土而生的面目可惧的提丰,防止他运用其祖先赋予他的那种主宰世界的权力。天神的惟一使命不是别的,正是扫荡那些对整个世界起决定作用的怪物。除此而外,这也更是他的强大的后裔赫拉克勒斯的使命。当赫拉克勒斯满身杀气地靠近他父亲统治的领域,手刃受宙斯派遣日夜折磨普罗米修斯的神鹰,即使远在千里之外,人们也不难辨认出他对天神的权力构成了威胁。后来人们说赫拉克勒斯是征得宙斯的许可才这么做的,那只不过是一种美化的说法而已。从本源的意义上说来,在这种情形下的赫拉克勒斯在力量上几乎同宙斯本人平起平坐,难分轩轾。
诗歌或者惊骇作为本源的神话现实——这种对立的基础是向后投射:诗神、林神与树精,他们友好善良,热情洋溢,给予大地风景以活跃的生命力,指引人们瞩望自由快乐的初始情境;而蛇发女妖、鸟身女怪和愤怒女神则激发一种后天的推测,引出一种现实及其置身其中的人的痛苦意识。这两种投射都假设这些后起的神话形式却不像那些史前的工具那样仅仅成为陈年旧迹,相反它们的存在却不仅可能激起而且可能支持那些关于开端的投射性猜想,并首先唤起我们的恻隐之心。因此,一种哲学的神话理论就不依赖于关于遥远时代的种种猜测,而其本身就必须对如下问题做出证明:无论是古老的神话要素,还是可能新近构成的神话要素,这种神话哲学能否领悟这些神话要素的效用和有效权能?在我看来,传统神话理论只是一些关于诸种神话系统的神话学的陈述,其弱点显然在于它们切断了有案可稽的个体神话历史同全部史前本源状态之间的血脉关联,它们之所以要这么做的原因是:在一种源自历史哲学的基础上,这些神话理论如此确定地将神话指派给这么一个“时代”,即在神话之后的一切只能是文学艺术历史的一种专长。将神话等同于“它特有的”原始时代,就把理论的重心置放在神话起源的问题上,但对我们而言神话的起源杳渺无稽,因而只能交给思辨去对付了。
只要我们顾及在一定程度上并非古老原始的神话史,我们就可以想办法解答自然而然地提出的问题:对这种神话观物方式的偏好之终极本质究竟在哪里?为什么它不仅能够同理论的、教义的和神话的方式一比高下,而且还随着它们所唤醒的需要而魅力日增?谁也不会固执己见,认为神话具有比科学更美妙的论证逻辑;谁也不想强词夺理,坚持认为神话一如教义和意识形态,有为之赴汤蹈火的英烈,或者说神话亦蕴含着神秘主义所津津乐道的强度经验。不惟宁是,神话还是有所给予,甚至还是带着被弱化的诉求,力举可信性、确定性、信仰度、实在论以及主体间性,所有这些仍然满足了理智的期待。借用狄尔泰的概念,我们不妨将神话所依凭的本质称为“意蕴”(Bedeutsamkeit)。
埃里希·罗特哈克(Erich Rothacker)业已奠定了一种“意蕴原则”。[11]这一原则主张,在人类文化历史世界,凡事都有值得注意以及保持必要距离的“价值”,而这些价值十分不同于它们在作为精确科学研究对象的客观物质世界里具有的价值,因为在精确科学的研究之中,被分配给现象世界的主观价值在规范上趋向于零无。虽说无论在文化历史上还是在个人经历上,理论观察者的这种超然无执绝无可能达到,但它却构成了理论立场的最高境界。理论主体只能以这种超然无执的姿态为目标而不断地奋勉,因为这种姿态同个别主体及其有限性并不是一回事,却又已经发展了在时间境域上开放的整合形式。“意蕴”关乎主体的有限性。我们必须放弃“无所不知”,在这么一种强制的要求之下,“意蕴”生成。但无所不知永远是对不可能之事的隐秘冲动。
这种意蕴的极限已经构成了对极限的超越,成为古老而优秀的“趣味判断”,它在起源的纯粹主体性与排除纷争的努力之间建立了联系,伴随着纷争的是已经构想出来却永无止境的客观性诉求。如果一个人觉得一件艺术作品是美的,他就希望别人也分享这种判断,然而他不仅可能知道而且事实上知道,要实现这种希望完全是一个随机的事件。这种客观性表达了一种主观的结论性,即审美的规定是不可逾越的。从意蕴上说,主观成分可能确实比客观成分更重要,但客观成分却绝对不可能返还到零点。作为一种被“杜撰”,被“虚构”出来的价值,意蕴将不可避免地败落。而这即使是对于模拟新神话现象也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一旦这种模拟神话的现象出现,它就会充分利用那些保障一种客观基础的现存程序储备,并给它的创造物穿上多少是仪式化的科学方式的新装,比如张伯伦(H.St Chamberlain)、L.克拉格斯(L.Klages)、A罗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显然还有他们的先驱者巴霍芬(Bachofen)就是如此。所以,意蕴同实在具有一种独特的关系,这就构成了一种具有现实性地位的基础。现实性地位并不是指它在经验上可以证明,后者的地位由“理所当然”即熟悉性取而代之,它从一开始就构成了世界。甚至当人们杜撰出普罗米修斯从高加索山崖返回,并在雅典找到了避难所而度过风烛残年的情结来补充普罗米修斯的传说时,其根基还仍然在于这个英雄形象的不可置疑性,而这恰恰没有让人感到有什么必须杜撰的东西。
有些概念是可以解释但不可能严格地界定的,而意蕴就是其中之一。海德格尔(Heidegger)将这个概念一方面同“世界的世界性”(der Weltlichkeit der Welt)牵连起来,另一方面又对它构成“干预”,因此而牵连和干预着整个人生在世。在我们对众多的对象产生一种不复具有主观本真性的理论的兴趣[12]之前,这些带着其本质属性而“处于在手状态(aus dem Gegenstände als vorhandene)”的对象首先就必须从人生在世的整体之中分离出来。赋予某些事物以意蕴,与我们可能选择去做的事情却不可同日而语。即便我们承认人类创造历史,却至少也仍然存在着人类无法控制的一种并发效果;而这就是人类世界的构成必然“负载”着意蕴。不管这样会招致什么样的效果,或者激起什么样的感情,譬如强度各不相同的尊敬、惊讶和抗拒,以一种不可验证的拒绝记忆的形式强行将它从集体记忆之中、从博物馆的监护之下、从官方组织的保护之下驱逐出去——所有这一切,便构成了处理有意蕴之事物的秘诀,而完全区别于科学操控和分析其对象的强制一律。歌德给这种“经过生命发育而成”的“书面的完美形式”(gepragt Form)命名[13],布克哈特(Burckhardt)紧随其后谈到了“书面完美形式的最高特权”。这种完美形式包括一切拥有“孕育能力”(Prägnanz)的东西[14],不仅对立于超然冷漠的姿态,而且还对立于神秘事件压倒性的明证性。就审美对象而论,意蕴定义的构成则在于它从弥漫四方的可能性领域之中呈现出来的方式。历史,恰如生命,同那种越来越取决于可能性的情境所表现的趋势背道而驰,敌对于平庸化过程所指向所聚集的“死亡本能”。历史产物和结局令我们恍然彻悟,我们从来就不会相信大脑有多大的能力。意义的孕育抵制一切起销蚀作用、促进弥散的要素,尤其是抵制时间。但是,人们仍然疑虑,岁月蹉跎,青春难再,但时间也同样能够孕育意义。这就隐含着一个矛盾,至少也可以说,隐含着一种困难。
我意欲用比较的方式来证明这种被隐含的困难,罗特哈克本人也是致力于通过比较而在孕育能力与时间之流二者之间确立一种可能的关系:“书面的完美形式总有一种独特的耐力,即一种独特的抗塑力量。书面墨迹很难被抹去。书面的完美形式一旦存在,就难以变更……白纸黑字,书面墨迹,以及附加在书面形式之上的可感形式,都获得了一种保护性效果。多亏它们具有此等特性,它们才在时间之流中稳如磐石,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生命力。山间湍流冲过磐石,可磐石岿然不动,永远如斯。水流而石头不动。不错,石头也会被水流侵蚀,但这并非一日之功;石头也可能被水流冲走,但它们却也可能同那些随着它们一起滚动的岩石相撞而被粉碎,长久地持存于时间之流中。”[15]但是,罗特哈克却马上毫不犹豫地收回了这一论断,反而指出磐石与山洪这么一些意象夸大了书面形式的持久耐力——书面形式并无磐石那样的稳固性,只不过比夏日度假人在海滩所建的沙城稍微稳固一点而已。
但是,这种意象不仅过于强大,而且肯定引人失误。时间并没有消磨孕育的场合,而是在这些场合将这些事情呈现出来,但人们却不可能补充指出,这些事情始终“就在它们之内”。在神话里面,就其一些外延来说,尤其是如此了。阿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说,我们应该想像西西弗斯是幸福的,此时“符号”的变易就增加了神话潜能的可见度。保罗·瓦雷里(Paul Varély)建议,我们可能描绘一个曾经被诱惑者的惟一途径,就是把他自己描绘为诱惑梅菲斯特的人,从而“纠偏了”浮士德传奇,此时就不难觉察,某些事情不仅不可能被增补和追加,而且随着古典意义上的魔鬼形象渐渐变得卑劣,这些事情也不可抵抗地趋近于我们了。即使在现代,这些形象亦具有自己的历史,而瓦雷里一心想着依靠强力来获取一种立场,在这一立场上最后一次讲述他们的故事。但是,在400年历史上获得其境界,这些形象却仅仅在维度上获得其外形。在此,丝毫没有被时间侵蚀的迹象。无论如何,这种情形都可能假定了,历史之初就已经构想出了一切深层的轮廓,并且使它们植根于这些形象之中。
也许有人追问,意蕴以什么运作方式展开活动,意蕴的创造以什么方式完成。如果我在这里列举一些方式,那丝毫没有囊括无遗的意思。但是,我却可能提出几个而不是列举全部(而不提及那些少有共性和效果无多的方式):同时性、隐性同一性、封闭循环模型、同一者的轮回、抵制与崇高存在的相互作用、事物或者行为的孤立性。这种孤立在归属于其自身的现实性程度上,达到了登峰造极、排斥一切竞争现实性的程度。
为这种隐性同一性提供一种更加翔实的个案,可能是众望所归,这种个案当同时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印证封闭循环模型的要素。因此,我们必须接受的就绝对不是来自远古的证据,而是更接近于当代的素材;依据它所产生的时代,这种素材绝无神秘气息,却是容易染色神话性质,以至于它永远作为一项证据,证明神话现象决然不可能在原始哲人“万物充满神性”的长吁短叹声中寿终正寝。
1791年12月17日,歌德的戏剧《大科夫塔》(Der Gross-Cophta)在魏玛首演。戏剧取材于1785年“闻名遐迩的项链故事”,事关江湖骗子卡格里奥斯特罗(Cagliostro)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皇后(Queen Marie Antoinette)。项链故事与戏剧之间的关联却以一种如此不得体的方式建立起来,以至于在歌德看来,未来革命的深渊第一次向世界敞开,并驱使着他举止疯癫,令他周围的人感到困惑不解。但从这桩丑闻之中出现的第一件事却成为一幕滑稽戏的歌剧脚本,正如歌德1787年8月14日从罗马给苏黎世作曲家凯泽尔(Kayser)写信时所言:“这显然构成了这场丑闻的真正归宿”。
这幕戏首演三个月后,1792年3月23日,在魏玛公爵母亲的周五例行聚会上,歌德讲述了五年前意大利之行期间的经历,当时他力求查明江湖骗子卡格里奥斯特罗的家世。在《意大利游记》的第二部分里,歌德记载了这段逸事。1817年,歌德又在罗马补充了对卡格里奥斯特罗案的调停记录。我们不难感到,在这种追溯既往的评论文字之中,歌德非常勉强地揭示了(但同时使用了令人难堪的机心巧智和欺世盗名的方式),在这个以产生险恶结果的方式而名垂青史的人物和帕勒莫这个平凡家庭之间存在着实质的联系。[16]“直到现在,丑闻已经偃旗息鼓,也没有人品头论足,我自己才敢说出真话,来完善官方的记录。”[17]也许,只有拿破仑倒台,歌德才有可能如实报告在革命爆发前夕这桩同憎恨革命相牵连的公案,而他当时在意大利的快乐时日已近尾声。
在歌德第一次讲述的这段逸事公开发表之前25年,卡尔·奥古斯特·波提格尔(Karl August Böttiger),这位周五例行聚会的圈内人士就有一份回忆录,在这份文献的末尾包含着一个细小但(在这里)却十分重要的补充材料。[18]1787年,在他滞留帕勒莫期间,歌德听说卡格里奥斯特罗一家就住在那里,生活环境极其困苦。在巴黎审判过程中,法兰西法院着手调查这位冒险家的身世,而歌德又能够找到那些了解卡格里奥斯特罗身世的热心人。他向当时已经成为英国公民的卡格里奥斯特罗的母亲、妹妹自报家门,她们则可能向他准确地叙述卡格里奥斯特罗从巴士底狱获释,并成功地逃到英国的经过。江湖骗子的妹妹,一个贫寒的寡妇,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说她那个了不起的哥哥在动身到大世界之前向她借了13个达卡(而在《意大利游记》里是14个盎司),去赎回他自己的典当,可是直到如今她哥哥也没有偿还这笔债务,她说她是何等悲哀,何等可怜。歌德囊中羞涩,旅行的费用不足以让他立即支付这笔钱来完成善举,只好假装说他将去英国从她哥哥那里讨还这笔欠款。
回忆录的作者还补充说,当时不能完成的善举在歌德回到魏玛之后完成了。歌德将这笔钱交给帕勒莫的一位商贩,通过他再把钱转交给这个贫困的家庭,而这位贫困的寡妇收到钱后却认为这笔钱事实上是一位外国人在英国从她的哥哥那里凑齐的。圣诞节期间,这笔钱不期而至,母女俩却相信耶稣之子感动了逃亡者的心。这种感激之情在她们二人写给卡格里奥斯特罗的信中溢于言表,而这封感谢信被这个中介人物交到了歌德手上。歌德把这封信同其他一些尚未交寄的母亲写给儿子的信联系在一起来阅读。当那个世纪最大的骗子最后在罗马被送上法庭,歌德觉得如果不说出真相就再也不能继续支持这个家庭了:“现在,她们已经得知儿子、兄弟已经被送进深牢大狱,我所能做的就只能是开导和安慰她们了。我手上仍然还有许多准备汇寄给她们的钱,同时又将我们之间的正当关系坦言相告。”当时,歌德的星期五沙龙成员之一提出,并由波提格尔传播的一个猜想是:这笔费用是歌德从柏林出版商翁格尔那里支取的《大科夫塔》的稿费。波提格尔同意这一猜想,但补充指出,出于其他理由,对歌德而言这也是可能的:“……通过写一出谴责卡格里奥斯特罗的欺骗行为与厚颜无耻的戏剧挣得一笔钱,而将这笔钱献给同一个卡格里奥斯特罗的年迈老母和贫苦姐妹,而干这两件事情的却是同一个德国人,这的确匪夷所思,独一无二。”
不言而喻,如果我们从传记学或者实在论的角度,来考虑歌德本人用一套适合于“意蕴”的术语当做“奇闻逸事”来叙述的东西,那么支持骗子家庭的费用和戏剧《大科夫塔》所赚费用之间可能的同一性(隐性同一性)就无关紧要了。至于这则逸事主题的重要性取决于对1785年历史事件的预感,歌德的听众或者读者对此却可能一无所知。对于这些听众而言,这则逸事所蕴含的意义得自歌德例行聚会群体的解散。以圈内聚会的终止为标志,通过一系列的变形,那些开始于帕勒莫的事情又再次发生了。吉尤塞普·巴尔萨默(Giuseppe Balsamo)对于他的母亲和姐妹的草率态度不仅通过种种方式得到了补偿,而且通过诗人歌德,伟大世界历史性的丑闻的一种副作用也被归还到西西里贫困的角落(而完全不依赖于这场丑闻的实际效果)。
就在歌德向魏玛星期五聚会的听众讲述这个故事的同年,歌德通过《1792年征战法国》述说了这段历史丑闻的主要情节,了解到项链事件仅仅在七年时间内的流传中发生的变形。同样,在他叙说自己的1792年征战法国时,他也不会不充分调动强劲至极的神话手段来表达他的恐惧和征服这种恐惧的方式:“1785年,项链事件已经让我恐惧不已,它就像戈耳工的头颅……但不幸的是,此后的一切历史事件无不印证了我全部可怕的预感。我将它们带到了意大利,又以一种更强化的形式将它们带回来了。”当“世界历史的事件”席卷过他的灵魂,他刚巧写完戏剧《塔索》。在这么一种情境下,为了自我慰藉和自我消遣,歌德尝试一种在他心中酝酿很久的喜歌剧形式,“从怪力乱神之中提取快乐的内涵”。他追求喜乐的努力并不成功,而作曲家莱因哈特更不成功。因此,这种努力简直是同一种严酷的否定性结果角斗:“一种令人毛骨悚然而又大倒胃口的主题,一旦经过大胆的肆无忌惮的处理,它就恐吓了所有的人;没有一颗心感到它值得同情……。”公众受骗上当了,几乎无法理解。当“我常常清楚地看到那些十分容易受到欺骗的人却天真地自以为是,认为绝对不可能被如此卑劣的手段欺骗”[19],诗人歌德却在沾沾自喜。
对于卡格里奥斯特罗家庭背景的明察暗访,对于听众的意义全然不同于叙述者。对听众而言,只要猜想一下用来帮助骗子之家的费用与来自出版家的费用可能是同一笔费用就足够了。但对于这个事件的叙述者歌德而言,这则逸事还节外生枝,唤起了另外一些事情:沉着冷静地处理同拉法特(Lavater)的关系,而这个拉法特恰恰就是受骗上当者之一,骗子就是卡格里奥斯特罗,而且还被认为是一个神奇的劳动者,因为那些受骗上当的人都是如此粗心而易于取信。大约在写作《意大利游记》之西西里章节的时候,歌德已经带着一种对于这场灾难事件的宿命感和一切超然姿态,对启蒙世纪之败绩的追思怀想。失败首先就表现在卡格里奥斯特罗这号人物身上,他的骗术屡屡得手,便是启蒙事业不堪一击的征兆。令人匪夷所思的荒唐事情之一便是:只有罗马审判才真正结束了骗局。“曾几何时,谁还想像得到,走遍天下一切地方,只有罗马才真正体现了世界启蒙,才彻底揭穿了一个骗子……”在那里大白于天下的事情,却又返还给了一群自以为被启蒙了的公众。从审判记录里摘录一段话即可说明问题:“这是一切聪明绝顶的读者手上所掌握的精确文献。多少年来,那些被欺骗者、半被欺骗者和欺骗者都对这个人物及其神奇的骗术顶礼膜拜,为和他有这样那样的关系而自豪,怀着高高在上的易于轻信的自负,怜悯甚至蔑视普遍的良知,每当我们看到这一切,将情不自禁地感到沮丧、绝望。”在此,我们分明可以品味到那些人感受到的辛酸,他们也许会马上追问这么一个问题:“在那么一些时候,谁不选择保持沉默而明哲保身呢?”[20]这么一个问题持续发生,反复呈现,表达了历史丑闻之中一种共同的令人忧虑的特征,而其结果乃是让一切骗局畅行无阻。
《1792年征战法国》比《意大利游记》晚写数年,歌德再次描述了18世纪80年代的失落与沮丧,而往后却被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机能,即感受到一种不可察觉的变化:从愚蠢到虚妄,从想像到罪行。对于失落的描述在这里被强化了:“许多年来,我总是痛苦地哀叹这些胆大包天的梦想大师和狂热之士精心策划的骗术,而且我还带着嫌恶之情惊讶地发现,当遇到如此寡廉鲜耻的胡搅蛮缠时,这些高贵人士却表现出如此难以理解的虚妄。而今,这些愚行直接和间接的后果展现在我面前,就是对神圣尊严的犯上作乱和为非作歹,而这些行为一旦集结起来,就足以颠覆大地上最神圣的主权。”1781年,卡格里奥斯特罗进驻巴黎,欢庆最荒唐的胜利,而这之中就有魔咒一般地唤醒了伏尔泰、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的精神,这是对一厢情愿地想像的启蒙成就的极端放肆的拒绝和极端微妙的惩罚。
在现实当中,有意蕴的事物完全不可能作为自然过程之产物出现,这就说明那种浮雕一般清晰的(ausgeprägte)形式何以不可能成为意蕴性的标志。在我们最为熟悉的情形下,尤其如此。自然美,不可能被错误地当成艺术美,而可能被错误地当做人造之物。也许,这么一种对称关系乃是一种基本的例证,证明了一个形象不仅拒绝当做一种偶然事件来阐释,反而暗示着意义的存在而非审美的存在。我们再也不能直接感受到这种意义了,因为我们栖居在一个技术广为传播的世界,技术无处不在地遮蔽了这种凝缩的不可能性,即这种对称关系出现的不可能性。可是,这些对称关系正在于多种事件出乎意表的巧合,正在于一系列生命事件之循环的自我封闭,正在于这些人何时以及这些虚构的主题跨越时间与空间而表现出隐性同一性,我们也仍然可以察觉到这些外在的征候了。
任何场合都不缺少这种可能性,即随时准备附和这么一种意见:表面上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却包含着深刻的意蕴。它不必处处都带着问题的形式而出现,比如它意味着什么?它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但它已经包含着意义了。上述故事里那个不肖之子、不忠之兄,恰恰是用他臭名昭著的劣迹以及(更因为)凭借诗人歌德这个代理人物而偿还了债务。这笔债务他确实忘怀了许久许久,而通过他全然不自觉地干预历史为一出戏剧提供了素材,因而这就是一次对环境的凝缩,如此环境不可能被期待,但的确是可能的。虚构的素材无法产生这种意义暗示;但作为虚构的东西,神话的意蕴是迷暗难辨的,因为神话没有可以指名道姓的作者,因为它的起源在于荒渺难稽的远古,并且不要求追溯到某一个特殊的年代。
不仅是强化而且还有去势,导致了意蕴的生成。通过强化,它就成为对实证材料、赤裸数据的补充:对于这些个案事实,它就不只是修辞学上的踵事增华。通过去势,它就缓和了那些不可容忍的东西,将那些令人沮丧的东西转化为积极压力和向前运动的源力。1785年,歌德偶尔瞥见项链事件的深渊而近乎疯狂,1787年在西西里首次展开调查,回到魏玛后给巴尔萨默家庭提供安慰而在道德上提升了他的好奇心,随后将这则素材改造为戏剧,1817年又将它改造为最后版本而写入《意大利游记》的第二部分,最后又将它写进了《1792年征战法国》,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歌德所成就的伟业就是废黜了那些让他万分沮丧和危机四伏的事件的强大权力——这就是去势。但是,他周围的环境,即1792年星期五聚会上的听众,则根据隐性同一性、一个交际圈的结束,以及关于出版家可能提供费用的一个微不足道的补充假设,毫不犹豫地认为这段轶事的意蕴就是对那些本来猥琐事件的强化。因为他们并没有分享这种本源的忧虑,相反却是袖手旁观,满脸茫然。
同时,意蕴之生成也源于对于一种关系的再现:一方面是现实对生命的抗拒,一方面则是对于那种使人足以与之抗衡的活力的激励。尤利西斯之所以是一个具有神话素质的形象,不仅是因为他的回归故土是一场复兴意义的运动,这种意义依据一个循环的封闭模式而呈现,这种模式担保了世界与生命的本质就在于建立秩序,反对一切偶然性和随机性的外观。而且还因为,他克服了难以置信的重重阻力而完成了还乡大业,这些阻力确实不仅包括外在的敌对势力,而且还包括内在的迷惘以及一切动机的沉寂。神话形象将某些东西铭刻于想像之上,这些东西作为无所不在而又不可缺少的生活世界之构成要素,只有在晚期阶段上才能为理论概念所把握:而仅仅因为这些东西越来越难以展示,从而危及了一个行为的目标价值。
在这个过程中,以圣像的方式被呈现出来的某些东西却转化为圣像对人类情感的影响。以西西弗斯神话为例,我们不仅从中把握(ergreifen)了那个强加在个体身上的独一无二现实对于西西弗斯的含义,也就是说,这个现实就是他将巨大的石块推上山顶,然后石块又滚下山,迫使他再用力推回山上。而且,从这个形象中我们理解到了某些东西,由于“现实”这个概念是如此苍白无力、如此大而化之,以至于无法向我们再现这些东西,这么一个事实同时又让我们万分迷惑(ergriffen)。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不可逃避的神话之极端情形下,要察觉出某些决定着个人生死存亡之性格的东西的意义。在19、20世纪之交,乔治·西美尔就已经将这种意义同价值联系起来而描述在“意蕴”名目之下:“这些对象唾手可得,因为它们具有价值,可是,又恰恰因为它们抵制我们的占有欲,我们才说它们有价值。欲望遭到了抵制和挫败,所以对象物获得了一种意蕴,这种意蕴决不能被一种无约束的意志所掌管而归属于对象物自身。”[21]价值是意蕴的一种独特的功能形式,指向客观化的比较和可能的交换行为,而不至于彻底放弃蕴含在某些可欲事物的“可感价值”之中的主观要素。西西弗斯是一个神话,它形构了人生的徒劳虚空,但我们也能从中把握到,也许仅仅在最后的时日能够把握到这么一种重要的意义:没有完全为实在性、没有彻底地为一种单一的实在性所控制和占有,相反,他却在享受着一种不愠不火的实在论。奥德赛是一个终归成功的受苦受难者的形象,而正是因为如此,他才遭到了柏拉图主义者、但丁以及大多数蔑视“大团圆结局”的现代人的诟病和修正,认为他的漫游就是一个可能的神圣完美世界的征兆,而应该间接地看到“西西弗斯的幸福”。
斯多葛主义者提倡禁欲苦行,从而在解释中发掘奥德赛的寓言意义,这就已经从根本上贬低了他的成功还乡,而一心想着那个既不屈服于外在命运也没被内在软弱所打败的奥德赛。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智者应该如何生存,而不必逆来顺受、心灰意懒地沉湎于脆弱乡愁。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同海克勒斯或奥德赛相比,何以加图作为智者的典范更加不容争议。[22]按照新柏拉图主义者的见识,奥德赛叶落归根,返回故园伊色佳,显然再也无法同他自己所遭受的无穷痛苦相称;人生在世的基本运动已经成为逃离世俗使命安排的意义的举动之一,所以不言而喻的是,同回归出发地的意义相比,这种世俗的意义几乎毫无意义。但是,这个形象依然如故奋力飞往的目的地,恰恰在更崇高的意义上被认为是他的出发点。因此,远游也仍然是还乡。为了回避那喀索斯的凄惨命运,即误以为水面的倒影就是真正的现实生命而纵身深渊自溺身亡,他就必须逃离阴影,却又不得不追求荫护。[23]
为了校正《奥德赛》中的神话意象,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汀从《伊里亚特》里借来一段引文,作了一个奇妙的组合。阿加门农呼吁停止争夺特洛伊的战争,而大声呼喊道:“让我们逃离此地,回归自己的祖国吧!”普罗汀让奥德赛来作出这种呼吁,就是建议奥德赛逃离基尔刻和卡吕普索,而这两个地名恰恰就是美的感性世界的比喻:奥德赛“不甘心如此徘徊流连于所有这些供奉给耳目的快感,以及所有这些充塞着生命时日的感性快意。祖国就在我们到过的地方,而这些地方都有我们的祖先”[24]。意味深长的是,这种倡言同《伊利亚特》里面本源形象的意思可能没有丝毫联系。它必须转化为那种具有更崇高神话孕育力量的原型。这也就是神话的创作——引用《荷马史诗》时又实施了暴力,这个埃及希腊人普罗汀决不可能轻易地放过荷马。如果不将特洛伊战争之前的萧瑟失意叠合在一起考虑,仅此《奥德赛》神话构型无论如何都不足以让普罗汀通过指涉神话而显示“其整个哲学的基调”。这恰恰不仅仅是对权威的文过饰非,同时也不仅仅是向权威求取力量。[25]这倒是呼唤一种共同仰赖的权威法庭(Instanz),来认证支撑着“一个体系”的人类经验。
《圣经·新约》当中同奥德赛平行的叙述是浪子回头的寓言。而这则传奇也讲述了一个十分巨大的循环历程的结束,其距离起源最远的目的地是由这么一句话来显示的:“我要起身回到我父亲那里去。”这个浪子回头的寓言只在《路加福音》里面,而这正是灵知主义者马克安(Markion)所挑选出来的惟一福音书,并且将它传给了保罗,保罗被他选为惟一的使徒。
回归家园、回归父亲,马克安却不可能承认这则特别的寓言故事具有真正的价值:他的异乡神救赎了全然外在于他的一切,救赎了同为世界神之造物的存在者。马克安的救恩历史所许诺的恩典绝对主义,恰恰从下述事实当中获得了严密的纯粹性:不是一个父亲呵护了他迷途的儿子,以及通过牺牲他惟一亲生的儿子而让他迷途知返,重新赢得这个儿子;相反,倒是一个神,他不仅对于世界绝对没有亏欠,而且怀着伊壁鸠鲁式的冷漠,遥遥瞩目于宇宙人生,对世界毫无关切之意,他的“恩典行动”(纪德[André Gide]语)只不过是关切寄寓于人类身上的他一己之偏好而已。这样,它既没有建立也没有重建宇宙人生的意义模型,而只是设置了一种滴水不漏冷漠陌生的干预机制(Eingriff von undurchdringlicher Fremdartigkeit),建立了一种合法的交易模型:一个神向另一个神偿付了血本赎金。被救赎者不还乡;他们要开赴未知未定的远方,开赴保罗所预见的第三圣约国。未知乃是世界神的子民获得救赎的泉源,这仅仅是因为:对于这些不属于这个世界也不属于世界统治者的人而言,一切都必定成为救赎的泉源。
中世纪在推进奥德赛计划的变形过程中则走得更远了。这时人们根本就不相信,回归人类世俗家园可能代表他的圆满救赎(Heil),而那些被救赎者注定必须追求比纯粹回归于堕落的始点更崇高的快乐。可是,这个形象的展开同时也得到了更多因素的支持,那就是缺少一个柏拉图主义解释的确定前提:为了叙述循环漫游的精神历史,叙述一种完美和谐的戏剧,我们就不得不将前世存在归给灵魂。而这就是柏拉图主义仍然要选择循环模式的缘由。以中世纪的方式观之,奥德赛再也无法代表新的救赎,而只不过代表了古老的软弱性而已。在但丁手里,奥德赛变成了一个消极的形象,完全沉湎于对世界的好奇之中,色若死灰,生气全无。[26]
即便是为了澄清这一点,这则神话必然惨遭彻底的歪曲,但正是由于这种压力而仍然保有不可逾越的手段,并借此表达出这个时代对于其终极视界及其狭隘性的天真疑虑。但丁选取最狂妄的亡命之徒作为地狱里的形象,从而尝试了对神话的最大胆的变形:他没有让奥德赛衣锦还乡,而是让他逾越已知世界的界限而奋力前行,绕过海克勒斯的柱石,而在世界之海扬帆远航。在茫茫无际的海上,他从视野里消失,进入了风波无定的领域,受到无止境求知欲望的驱使,而最后在伊甸山附近遭遇海难,而这却被认为是世俗天堂与世俗炼狱的两境合一。
如果但丁想给他的时代提供一种途径,让人们好表达那种也许仍然隐蔽的欲望,而同时又突出这些欲望十足的败坏性,那么,最简便的方式就是让他的读者感到必然有一种冲动,那就是在漫游世界的冒险之高潮突然同《荷马史诗》的还乡(nostos)模式决裂。但丁更多地是用罗马人的眼睛和维吉尔(Vergil)《埃涅阿斯纪》(Aeneis)的眼睛来看待奥德赛的。因为,正是希腊人的锦囊妙策毁灭了特洛伊,将埃涅阿斯驱赶上了拉丁之旅,并且在异国建造罗马或者异地重建特洛伊。此乃罗马人重构的还乡神话,从奥德赛那方面看来,这业已从根本上排除了一切还乡的希望。在但丁的诗里,这种命运既没有结束于伊色佳,也没有终止于广阔的世界之海,而是处在地狱八界的循环之中。在欺骗者的情感裂变中,作为特洛伊命运的继承者,维吉尔迎头遭遇到了奥德赛和迪奥梅德斯这闪闪发光的双重形象。
从但丁时代以来,什么样的奥德赛形象才是可能的呢?1796年12月25日,歌德再一次在星期五聚会上诵读《赫尔曼与多罗特亚》(Hermann und Dorothea)。让我们再次依靠波提格尔这个记录者,关于歌德所诵读的段落,他写道:诗歌的情节是如此简单,“以至于如果不感到无聊就几乎不可能讲述”。[27]可是,在这个“十分简单而且平庸的故事”里,歌德却表现得如此“像荷马一般才华横溢和新锐别致,以至于这篇作品必将成为一个民族的史诗(Volksgedicht)。平庸到底的理性将对它多情善感,而最练达和最博学的人又会向它顶礼膜拜。这首诗的荷马风格在于,它是建立在一个巨大的基础即法国大革命之上的。”除此而外,它还呈现了那些只有20年过去之后方可判定其规模与力量的效果,“惟有经过国家的可怕毁灭和不可重复的灾难,这样的诗歌才可能问世;然而,只有从遥远的地方观照恐怖之物,只有在山后倾听暴风骤雨,身处安全地带而享受最高的幸福之时,我们丝毫不会心惊肉跳,神志永远不会迷惘”。诗歌所归属的秩序与其说是民族的,不如说是人类的。因此,这就让波提格尔有权使用最伟大的类比:“只有一个奥德赛仍然可能活在当代。”但是,波提格尔首先是在个人命运与世界历史宏大背景生死攸关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种类比可能性的:在前一种情况下,是世界的两半彼此斗争的历史,而在当前的情况下,则是法国革命所导致的此起彼伏的战争和人类往复流动的历史。波提格尔并没有考虑到,同时代人物的命运模式与神话英雄的命运模式彼此相关。至于这种命运模式,最简单而又明确的说法乃是:流亡避难的多罗特亚,在赫尔曼所表达的呢喃爱恋之中,于异国他乡找到家园。尽管漂泊天涯,欲归无计,但诗歌的主题却仍然是还乡。无论如何,但丁都没有能力让他笔下那个肩负双重罪感的奥德赛功德圆满,衣锦还乡。
最后,还有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就其同名称的原型而言,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其所担负的独特角色上,这个尤利西斯都处在同世界文学对立的一极。整个故事的史诗风格构成了一个里程碑,见证着由这个化名所引起的全部对立与矛盾,即使这些故事片断的标题,尽管仿照了荷马的《奥德赛》,但统统被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最后的版本。直到最终,这个形象无法一以贯之地维持其独特的同一性之结果,乃是漫不经意地符合了最原始的参照主题(Referenzsubjekt)。尽管乔伊斯自己表示,令他着迷的永远是“奥德赛的个性”,但最原始的参照主题却不具备将这些自发要素统一起来的基础,也没有面相特征的稳定性。可是,神话漫游者的命运同他的个性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他的命运只是权力分配的产物,以及控制力量盈虚消息的结果。乔伊斯说,他的意图是“将神话转换为当代形式(sub specie temporis nostri)”。[28]所有这些,与其说是一个人的冒险,不如反过来说,每一次冒险都是一个特定的个体。就此而论,经院学派分析理性的权威人士不声不响地参照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von Aquino)的教义,在天使身上去寻找个体与族类之间的同一性,从而发现了最令人惊奇的可能类似性。《尤利西斯》的故事碎片本来是彼此分离的,“只是在延长的生命之后方才融合在一起”。乔伊斯反复强调了有关《芬尼根守灵人》的一个断言:“这些都不是片段而是具有活力的要素,当它们增多和变老,同时也开始自我融合。”[29]
如果说,意蕴必然是从时间与空间的无差别境界之中通过强力来获取的,那么乔伊斯的做法则是以反讽的方式逆《荷马史诗》的世界和时间的历险而动,将时空间架化约为随意选定的1904年6月的一个精确的日子,以及在地域上偏远的都柏林城市,他自己称之为“瘫痪的中心”。从读者的角度来看,根本没有办法确切地拥有这么一种知识背景:读读乔伊斯书信,则可以冰释对于这个日子的偶然性疑虑。1904年6月16日,乔伊斯在都柏林街上漫步,第一次邂逅了诺拉·巴尔纳克,她后来成了他的妻子。但她从来就没有读过《尤利西斯》。
《尤利西斯》文本阻碍读者获得这种仅靠文献附录所提供的知识背景。读者觉得这么随意地选择一个单一日子,便将意蕴转化为一团迷雾。这种偶然的日期在实践上则要求反讽地对待神话与事实之间的对立:这天也可能是另外一天,也将是每一天。实施这道反转就复原了神话的有效性。乔伊斯不想让读者知道的,并期待他们当做一个随意的选择来接受的,恰恰暗示了一种理当在字面意义上来理解的“日常性”。除非通过“平凡一日”,就再也没有什么方法来呈现“无时间性”了。每个这样的日子,都将是过去某种事件的残像余韵,而这事件一直作为独一无二的世界漫游之象征。
最后,利奥博特·布卢姆在一天内所度过的平庸生活,反衬着尤利西斯的漫游,甚至还拒绝了作为意蕴模式的封闭循环。布卢姆回家,这件事根本就不足挂齿,只不过是一天活动的最后一站而已。故事以布卢姆的妻子莫莉的内心独白结束,而表达了对布卢姆回家的无动于衷之情。1920年12月10日,乔伊斯在写给弗兰克·布吉恩(Frank Budgen)的信中指出:“奥德修斯/布卢姆,以色佳传奇。……他回家了,家却让他绝望。”家的作用被别的东西取代了,但这东西拒绝所谓的“回家”。
这个奥德赛的一日漫游也没有被转换为一场想像的冒险。甚至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之外,文学引喻和典故所暗示的场景,萦绕着布卢姆的活动和他停步的场所。书中主角无须拓展空间,不论是源于欲望抑或是源自无聊,甚至还可能抵制时间的挤压和世界的猥琐。这个自我实际上并未“远航”(ausgefahren),同样也没有“还乡”。小说出版时删除的标题让解释者努力沿着神话转换的踪迹去理解。不仅这些解释的存在子虚乌有,而且这些解释本身也大可置疑。因为,就这些解释而言,甚至仅仅是因为这些解释,如此丰富的联系与暗示便支离破碎、隐迹无形了。
但不可否认这仍然是一部杰作。无论每一位作家如何梦寐以求地成为第一个讨好公众的作家,文学作品却并非为一切人而创作的。我们必须这么来阅读《尤利西斯》,那就是以为它满足了那些对于完整的期待,又满足对于枯竭的期待;同时,也只能以天生的解释学家的方法来阅读它。但是,在一个机器将人从劳动之中完全解放出来了的世界上,这些天生的解释者乃是这么一个越来越值得只为他们写作而且也只按照他们的行会法规来写作的群体。从乔伊斯开始,文学的划时代出现了:甚至构思立意、想像发明、谋篇布局以及叙事传神的古典技巧上的弱势,都统统转化成了为少数文人学士写作的优势——一个为“接受”产业而存在的创作产业。这群职业化的受众是为人类历史上只能在偶像崇拜条件下方可接受的事情做准备的,也就是说,是为无聊的精神(Langeweile)做准备的。
因为古代希腊诗人高贵的天才,爱奥尼亚海滨客栈里水手的长吁短叹,都声声成韵,句句成词,被写成了六步韵诗歌,被编织到了史诗《奥德赛》里面;同样,从爱尔兰首都的低俗肮脏物质处境之中,也有《尤利西斯》脱颖而出,并充实着栩栩如生的文学景观,被奉献给20世纪高贵的书案。乔伊斯一再声明,他最缺少的是想像力。而他指望读者的行动,便是同他花费在书中没有什么两样的勉为其难、痛苦难堪的强制:“我写这本书和读者读这本书一样困难。”[30]他还补充说:“从来就没有过这么一本令人厌倦的书,对这一点,我确信无疑。”[31]1928年,H.G.韦尔斯(H.G.Wells)给乔伊斯写了一封盛名卓著或者说臭名昭著的信,信中严厉谴责乔伊斯将一种不公平的负担托给了读者。“从你最近的两部作品中,你写作时的快乐与兴奋一定大大地超过了读者们阅读时的快乐与兴奋。拜托,把我当做一个没有毛病的男人来善待吧!读这样的作品,我快乐过吗?没有。”[32]
这样的丑闻一直就存在于当代奥德赛最天才的解释之后,而这种解释出自沃尔夫冈·伊塞尔(W.Iser)。伊塞尔认为,《尤利西斯》的作者对读者情有独钟而执恋成疾,而执着于一项永无止境的事业,那就是让读者也同样永无休止地往返奔波。伊塞尔的解释,仅仅建立在其隐含的读者理论基础上。但在这种解释里,他不曾问过,能够同作者的凝神注意相匹配的读者,究竟都是什么样的当代读者啊?如果我们认为,这一理论所假设的读者可能已经有能力在阅读的时刻回忆一个阅读的世界,那就必须从阅读活动之中来获得合法性,而没有任何退路。但恰恰相反,这种想法乃是一个隐含于书后面的乌托邦空想:构想出一个世界,而在这个世界之中,将人人都变成有能耐读者的条件渐渐地满足了。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矛盾啊?作者一意孤行,希望用他自己全部的生命,用那种彻夜不眠的生命来征服读者,但正是由于这种独断专行,反过来已经预先假定了为清纯地理解他的神机妙算、不解之谜、联类引譬和乔装打扮,一种生命又首先必须通晓文学。
作者像僭主一般主宰着读者,却丝毫不意味着他会给予读者以快乐。伊塞尔显然是独断地接受了这一点。乔伊斯心中所想乃是职业化的受众;而按照他的传记作者R.厄尔曼所转述的说法,这一心态让他见识了花几百年来求解《尤利西斯》不解之谜的教授们。他说,因为这是确保《尤利西斯》的作者永垂不朽的惟一途径。反其道而行之,对于作者意图问题,伊塞尔的回答即使没有让这个问题锋芒尽失,也明显地弱化了这个议题。他认为,作者的意图直接指向了读者的想像力。但是,如果我们同意伊塞尔的描述,读者的想像力自始至终都必须被当做是劳动力。主宰着想像力的乃是一种简单的动机,那就是害怕虚空(horror vacui)的动机。小说中无以数计的史诗典故并没有指向澄明,相反却导向了迷途。伊塞尔认为,它们都是同时作为角色分配指标,而读者又不可避免地进入的空虚形式(Leerformen)。但是,如果读者并不通晓那种书面表达的意蕴,能进入这些形式吗?如果不是进入现代作品风格的虚空、紊乱和断裂,它们不是引导我们偏离这部作品及其意义设定的无能,而走向一种不复可感的基本方案,借以充实它的意义么?
从一种难以抚慰的怀乡距离出发,乔伊斯描画了他祖居的城市,以及在这个城市里那个小资产者利奥博特·布卢姆(Leopold Bloom)的飘浮无根、平庸猥琐以及归家之路。他也常常讲到,同詹姆斯·乔伊斯远未完成也无法完成的还乡之路相比,利奥博特·布卢姆的还乡之路缺少可比性。因为,不同于荷马笔下的特雷马库斯,利奥博特·布卢姆所苦苦寻觅的不是父亲而是儿子。在我看来,同参照神话版本比较,这层关系的颠倒乃是理解《尤利西斯》的关键之所在。但恰恰在这种情形下,圆满境界确实已经烟消云散了。因为,当布卢姆携带着再次找到的斯蒂芬·德达罗斯回到家里,读者一定能从摩莉·布卢姆的“内心独白”中发觉这个帕涅洛普已经在酝酿着同这位陌生过客图谋不轨了。这就冒犯了《荷马史诗》的精神,而这种冒犯也许是最为诡秘的拒绝意义的形式。仅仅是在同封闭循环神话式拔高的反向运动中,作为一种痛苦的疑神疑鬼心态,其反讽意味才能得以确认;对于1904年6月16日之后所发展起来的同诺拉的这种独一无二关系,乔伊斯疑虑重重而自我折磨,痛苦万分,而她却假扮一脸无辜地问道:“怎么了,亲爱的?”[33]
“隐含读者”乃是伊塞尔的接受理论所创造出来的,并被移植到乔伊斯的意图之中,这一概念标志着“创造主体”在接受方面的回归。乔伊斯不再讲述故事,且不要说他不再讲述的惟一理由恰恰就是他不能讲述;不再讲述故事的理由可能已经让他幡然醒悟,意识到读者的功能,意识到读者能够从某些给定的限制因素自为地创造一个故事的功能。如果读者成功地自为创造故事,那么是否已经设下了反向指令的天罗地网?对意义的拒绝是否可能从携带斯蒂芬归家的布卢姆身上摇身一变,转换为“审美经验”的主体?也许,对于一个茫然失措,不得不自我强制以至于可能让自己变成一个具有创意的工匠的读者而言,相信自己有创造力显然不失为一种心理慰藉。但是,作为一种心理意向,它又同乔伊斯的整个自我意识构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乔伊斯自恃为他所创造的事物之后的创造者,并且将那些造物转化为未来接受者心中的不解之谜,而这些未来的读者只有拒绝意义方能更确切地把握这些谜语,而实施了这道转换,乔伊斯就在一切人面前孤芳自赏,自鸣得意。尽管他正式分封的神十分滑稽可笑,他还是有一个隐含的神,这个隐含之神的属性在于规避一切对于其教规意义的质疑。通过实施这道颠倒程序,那位同样不允许质疑,只通过他的神化与欺骗而为人知的作者,就被提升到了一个神的高度,或者说赋予了他自己以神的地位。当下所论者,乃是一个作者而非读者的神话。很难设想,乔伊斯如此宽容大度,将读者当做同他自己平起平坐的神,更无须说给读者安置他自己一样的地位了。
在《青年艺术家肖像》里,德达罗斯和林奇一起讨论艺术与艺术形式问题:“艺术家像创造世界的上帝,依然在他的作品之中,在他的作品之后,在他的作品之外,在他的作品之上,隐迹无形,超然世外,自己纯洁清高,对人间默然相向,只顾修剪自己的指甲。”[34]这种论调仅仅激发了他的同伴做出这么一种评论:在“对于美和想像的无聊空谈”与这种扯淡所发生的“不幸为上帝所遗弃的孤岛”之间,没有什么平衡对称可言。“毫不奇怪,艺术家在背叛了这个王国之后,退隐于他的作品之中,或者退隐于他的作品之后。”对于艺术家—上帝这个隐喻的轻浮颠倒,是否意味着必须追寻(reflektieren auf)“审美的微神”(ästhetischen Deiculus)?是他,让读者去修补作家在作品中留下的无能痕迹,甚至从仅有“虚空形式”的虚无之中创造出一个世界。这可能与“青年—艺术家”的旨意背道而驰,后者希望独立自在地创造艺术作品,进而对作品的属性保持超然姿态,而消失在作品之外。
乔伊斯为他自己规定的意图,乃是“将神话转换为当代形式(sub specie temporis nostri)”,这一意图的必然相关物,与其说是神话的素材,倒不如说是神话的形式结构。而这种相关性构成了《尤利西斯》的基本结论。不难理解,当他把意大利哲学家杨巴蒂斯塔·维柯提升到自己著作《芬尼根守灵》之先驱地位,他就已经直接将自己从循环模式之中解救出来,同时拒绝将那种更新再生的能力看做是某种被排斥在生命感之外的东西。若不以历史的螺旋模式来取代还乡循环之路,这一事实可能就没有别的意义了,而所谓螺旋模式,即维柯的基本历史模式:历史作为循环与线性之和解,历史的有限空间的试探性敞开。当然,如乔伊斯本人告白,他并没有在字面上利用维柯的历史沉思,而是以“维柯的循环为历史间架”。[35]早在特列斯特(Triester)期间,他就已经开始阅读维柯的《新科学》了,因此也不能排除如下这种可能性,即消解奥德赛模式,远游—还乡二极的反讽式颠倒都标志着《新科学》对于意义神话模式的压力。但是,在论述《芬尼根守灵》的文字之中,乔伊斯仍然使用了一种必然封闭的隐喻,挖掘隧道的隐喻:两组人从正相反对的方向上盲目地朝前挖掘,终归在他们打破屏障时抵达会合点。
循环模式也构成了世界信托的基本模式,甚至当它再次作为尚古主义出现,事情将仍然没有什么两样。每一条道路与每一种生活之可靠性,也就是说,无论诸神的权力分配造成了多大的阻力,每一种生活在经过了挫折与延宕之后都仍然可以臻于完美,这一点总是预先地铭刻在封闭循环模式之中。即使是在俄狄浦斯神话之中,那正在朝着未知本源回归的人心中充满了恐怖感,却仍然存在迷失这一本源的不可能性要素,它甚至成为一种败落的形式,而指示着一种更深邃的精确性基本模型。当然,正是这么一种迷惑(Verblendung)使我们忠实于这种精确性;作为诸神所告谕的厄运(Verhängnis),此乃通过隐秘过程而设立意义的中介器官,这么一种迷惑显然是对于一切意义的嘲讽,而这一切意义仅仅对于那些也服从于这种厄运的人才有效。历史上第一个犬儒西诺普的第欧根尼斯(Diogenes von Sinope),按照迪昂·克利索斯托姆(Dion Chrysostomos)的见证表达了这么一种可能的误解:这个俄狄浦斯是一个白痴,根本就无法完成自我发现。虽然尤利安(Apostata Julian)质疑过,也许这出被归属到第欧根尼斯名下的俄狄浦斯悲剧可能是一部戏仿之作,因为当神话素材的严峻处境败落时,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对于克莱斯特(Kleist)之《破罐记》(Der Zerbrochenem Krug)当中悲剧体裁的突变所引起的悲剧素材最大胆的戏仿而言,上述情形依然合适。不论是悲剧还是喜剧,统统指向了同一项基本计划,我们不妨将这项计划看做是一种类型的惩罚理论;据此,服从理性的罪犯本人决定并请求惩罚,而审判者也就变成了理性代理的纯粹承载者。根据这一理论假设,原告和被告在一个主体身上彼此联系,一律服从于自我惩罚的正义观念[36]。作为王者,俄狄浦斯同时也是法官。如同乡野执法者亚当[37],俄狄浦斯自知罪孽,自知必须对自己执行公共理性。虽然他浑然不觉,但他仍然是这种公共理性的代表。这种由神话派定给悲剧和喜剧的循环过程结构,让这个艰难地穿行在循环轨道之中的主体瞻前而又顾后(sich selbst gleichsam von hinten sehen),以这种方式自我理解,从认同过程之中抽身退却,直至其彻底理解他自己。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亲近神话,而这就以一种多元聚焦的方式显示了神话的循环。也许,在他作为其“神秘”(Unheimlichkeit)概念之基础来报告的意大利经验当中,这种联系就已经显山露水了。后来他把那种无害的事件安插到他自己的作品之中,从而赋予了这些事件以重要性,而这就假设了循环过程的回归或者说同一性的重演对他来说有一种特殊的意蕴。这便是乔伊斯所描述的那种奥德赛漫游体验。在意大利地方小镇的某一天,弗洛伊德漫不经心地三次闯入“红灯区”,他越是沮丧,越是焦急地希望摆脱这一区域,循环过程的关闭也越是确定无疑。除弗洛伊德之外,还有谁以这么一种方式来经历这件事,并且能够在本能生命力量的诱惑下如此深刻地为他自己设定性欲主体的迷恋?第三次,“一种情感完全压服了我,而我只能把这种情感描述为神秘感”。一切明确无误,此时此刻他作为一位理论家完成了一次困难到顶的弃绝,也就是说,为了彻底摆脱这么一种只对梦境显现怪异性的茫然无助感,就必须彻底地放弃一切猎奇意识。[38]弗洛伊德以一种强制的致命方式辨认出了这种暧昧模糊的“意蕴”,即循环的封闭完成了:神秘无可逃避,意蕴不能错失(das Unheimliche als die Unentrinnbarkeit,das Sinnhafte als die Unverfehlbarkeit)。当人们一再参照俄狄浦斯时,这一点必须牢记在心。
弗洛伊德所发现或者创造的俄狄浦斯情结并没有被如此命名,这仅仅是因为,在欲望的温和层面上,它反映了谋杀父亲和同母亲乱伦的欲望。同时,俄狄浦斯情结首先又被赐予了这个名字,因为它作为幼儿的本能冲动假设了一种无法言传的天生倾向,那就是回归家园,投入母亲怀抱,而对立于父亲所代表的那种离心取向的现实性诉求。“普天之下,每一个新生者都无法回避的使命,就是控制俄狄浦斯情结。”[39]换言之,每一个新生者都必须学会不要回家,或者用弗洛伊德后来的说法,学会不要马上回家。1897年,弗洛伊德通过自我分析把握了俄狄浦斯情结,并第一次将这种情结同俄狄浦斯神话联系起来。
完全忠实于自我是一桩美德。我心中所涌起的惟一想法便是普遍的价值。在我自己身上,我也发现了对母亲的爱恋与对父亲的妒忌,而今我相信这是早期儿童时代的一种普遍的现象……果真如此的话,俄狄浦斯情结的控制力量就不复神秘而是……可以理解的了……希腊神话表达了一种难以抗拒的冲动,人人都能认出这种冲动,因为他在自己身上发现了其蛛丝马迹。希腊神话的每一位读者曾经都是梦境当中跃跃欲试的俄狄浦斯,而在现实里完成的梦境则让每一个人都畏缩到恐惧中,因为有一种完美的压力尺度将他的儿童时代与当下状态分离开来。[40]
这段文字并非对于弗洛伊德追忆当中的俄狄浦斯神话的矫正。如果我们暂时不去追问他在什么意义上错误地理解了神话模式,那么这段文字恰恰表明了他的“接受”技巧。在《梦的解析》中,他第一次将梦境起源机制的观念从被审查的欲望带向了神话。如果古希腊悲剧依然像古代诗人影响其同时代人那样深深地激荡着现代观众,虽然决定这些悲剧素材的要素和条件,比如诸神以及神谕的功能都已经同时烟消云散,那么这种持续不断的接受倾向就必须同基本欲望的常量紧密相关。悲剧诗人自己可能已经发现,这些方便使用的戏剧素材乃是选择过程的产物,这一过程常常可以追溯到被禁止的乱伦欲望。但是,如果仅仅强调这一要素,那么我们就不仅迷失了神话的本质,而且把握不到悲剧的核心。支撑着这种整体型构的并非懵懂无知地犯下谋杀父亲和乱伦母亲的那种罪孽,而是他发现罪孽的方式。当然,这桩罪行将是普天之下罪大恶极、不可思议的罪孽,但这么一种诡辩逻辑归根到底无伤大雅。神民诱惑凡夫俗子在无知之中犯下滔天大罪,随后将如此巨大的罪孽归咎于他不败的命运,让他觉知罪孽并根据理性的法则自我赎罪,而这种理性是公共理性而非私人理性,因此决定它的就不是意图而是行为。灾难的发现乃是王者过往的劣迹,而非那一属于“心理构造”和潜藏在地狱深处的隐秘欲望。
克莱斯特重拾坠绪,再度处理了主体的公共性;但而今绝非偶然,只有在喜剧形式下这种公共性才是可能的,因为在后基督教时代,自由概念再也不允许人们因无意识行为而担负罪感,除非一位专司正义的正式官员爆出了公共的丑闻。宗教罪别有所宗,这么一种事实说明,根据原罪教义,我们正遭遇着某些罪孽,相对于这一自由概念,原罪则是一个时代错乱的概念;所以,宗教罪更接近于某些人感同身受的“邪恶”概念,尽管它也产生了全部后果,可是并非因为其行为而获罪。
就悲剧而言亦复如此,重要的在于人类何以身在无知之幕的笼罩下而一步一步地走向堕落。俄狄浦斯不是在自我审察和自我净化的过程当中,而是在服从神谕、履行义务的追寻之中发现自己罪过的。神谕的内容是,如果杀害莱乌斯的凶手被驱逐出境,即可确保忒拜城免遭瘟疫的蹂躏。为了查明真凶,因此却在追溯他自己的“邪恶”,这构成了一场政治审判,而非自我认识与自我救赎。俄狄浦斯所犯下的滔天大罪,却不只是隐藏于他身上的邪恶,都是一些例外情境,因为它们都适合于规范的悲剧构架:偶然一次的事件把约卡斯塔变为未亡人,从而在她这方面为谋杀莱乌斯的真凶铺就了通往权力顶峰的道路,并且同时在无知深渊之上建立了母子之间的幸福婚姻,并且将这场美满的婚姻同忒拜城公众的灾难对立起来,而这就迫使他不得不服从指令,许诺将忒拜城从苦难之中拯救出来。
忒拜城王位上的母子合谋、乱伦犯上,暂时地光复了真实而且纯洁的源始世界,而在这个具有诱惑力的形象背后隐藏着弗洛伊德的观念,比如创伤观念,拒绝群系发生学和个体发生学的观念。1932年,在《精神分析引论新编》(Neuen Folge der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中,弗洛伊德仍然坚持认为,惟有这种同自己的儿子建立的关系,才让母亲约卡斯塔获得了无节制的满足,“这种关系才是最完美的关系,最高程度地摆脱了一切人类关系的模糊暧昧”。[41]在神话当中,恰恰是神谕,恰恰是政治事务,将天堂的幸福带向了终结。
也许,在精神分析学说之中,回归本能的封闭循环模式之最完美的统一性,或者说,回避偶然性的完美形象,正是某些只能以象征的方式来实现的东西。1924年,在《生殖器理论》当中,费伦茨解释说,性行为就是以男性生殖器为代表的男人成功地返回到女性阴道的象征,因此,在俄狄浦斯情结中,个体之间的关系就通过这一象征符号而消融在性别关系的象征体系里面。这一理论的逻辑还隐含着这么一个道理:惟有死亡本能才最后强化了回归的欲望,而且在这种本能里面,所谓“回归终点”(Rückkehrpunkt)之自然的非同一性就成功地表达了纯粹形式的绝对非偶然性。母性子宫这一古老隐喻,在远游与回归的本能系统之中获得了一种出乎意表的诠释。
向出发点和源始态回归,在时间上来说,对于个体彻底地被否定了,不仅如此,个体自己也必须更彻底地否定这样的事情。尽管这样,当他遗弃其昭然若揭的不可能状态而向自然“规范”状态回归,他终究必须以一种更彻底的方式完成回归大业。在整个生命通过其中的回归巨流当中,作为能量耗散之例外插曲,他仅仅是洪涛众沤的一沤。同样,在心理能量常数原理的早期发展之中,弗洛伊德却完全遗忘这一危险的终极命运,而将它运用于心理结构的探讨当中。这一心理结构的模式已经是一张被拉满的弓,即将发射出有机系统的刺激力量,而同时希望在输出—输入的能量同把内在—边际能量维持在可能最低水平的倾向之间保持平衡。从“能量”角度看心灵领域的努力,完全淹没了从新陈代谢看肉体领域的努力。这一理论把那种花最大代价抵制一切毁灭可能性而自我维持的有机系统看做是物质与能量同流的形式。作为一个危险的外来者,整个有机领域的这种地位仅仅被反映在子宫之外的个体生命中,反映在他必须自我持存和自我决断的危险处境下。这是一种完全被暴露在外的状态,由此回归则只能是一切愿望的最终奥秘,因为它违背了工作的伦理(Moral der Anstrengung)。
一切理论都有自我表现的倾向,显得具有更宽泛的适用性。因此不难理解,弗洛伊德用死亡本能来完成心理本能系统,就已经处在最高层次宇宙论的边缘,而可以和尼采的“同一者永恒轮回”相提并论。倾向于这么一种拓展性的解释,则具有多重意蕴。渐渐接近一种具有世界观(Weltansicht)特征的整体,将衰朽的心理倾向同物理学的热寂倾向联系起来,通过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个体生命回归冲动这一早期发现就获得了伟大神话的声誉。弗洛伊德为他自己的心理结构理论所铸造的基础,是本能层次的能量通过兴奋情绪的释放而向其初始状态回归,正如个体和普遍的生命向绝对的“先行者”(übergewichtige Vorher)——死亡——回归一样,它也成为宇宙的流通性大法。如果我们认为弗洛伊德所说的“初始过程”(Primärvorgang)就是兴奋刺激与兴奋情绪释放之间的最短线路,那么,由于具有多种约束能量的形式,随之而来的“派生过程”(Sekundärvorgang)则形成了一种更艰难和更危险的迂回途径,它正像生命一样整个地同无机的低级物质基础相关。一种物理状态的最佳层面就是最少受到威胁的层面。就生命而言,这一最佳层面就构成了其确定安全的状态——因此,剩下要说的,无非是:活下去,只要生命之后还有生命的话。
弗洛伊德并没有发明整体神话。相反,倒是在质问本能的功能意义之过程中,他发现了整体神话,而此时他终于遭遇到了死亡本能。在这一阶段上,他把自我持存的本能、操纵控制的本能和自我肯定的本能降格到重要特征层面,并把它们纳入到“通往死亡”的模式之中。这个新型整体神话赋予了有机世界进化以一种更高世界进程所能获得的表层外观。相反,弗洛伊德指出,如果一种迄今为止还未变成现实的状态构成了进化的目标,那么它就和“本能的保守性”相矛盾。这么一个目标(Telos)可能只是“一种古老的物质状态,一种初始状态,生命在某一时刻从此出发,又经过其进化所引导的循环之路奋力返回于此”[42]。
而这,就是赫拉克利特第一次用悖论形式所表达的观点:灵魂为转化成水而快乐,尽管这种转化就是它们的死亡。在赫拉克利特看来,甚至是最高的神也有一种不再为神的渴望,而当他梦想成真,世界才真正一如既往地存在,而他本人了却了作为神的重负。[43]死亡本能不仅不对等于而且也不对称于快乐本能,因为前者的存在将后者的权力化约为一段轶事。这一点是绝对的,因为它隐秘地获得了一种绝对安全的状态,也就是说,这种情形恰恰就在于它的权力再也不能被削弱了。
这不是同一者永恒轮回的神话,而是返回源始状态的终极还乡的神话。许诺这个神话,则构成了一种对于包罗万象的理论的巨大诱惑,即在创造整体的过程之中与神话平起平坐。死亡本能完成了历史的叙述,并用生命偶然性的因子充实了这段历史,呈现了生命的例外状态,以及作为其基本形式的情境性。死亡本能反映了自然的衰老,而有机生命在衰老过程中必然回归于无机生命的基础。因此,它补偿了其不可能性,而只有这样才能以耗尽能量为代价自我维持,以便应对周围物质世界。热力学第二定律作为一种本能反射在心灵里面,这一事实构成了精神王国与神话的循环结构之间的相似性。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死亡本能和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情结之间,具有共同的本源和共同的基础。俄狄浦斯并非本来就是利比多关系中的竞争者,相反,他表现了个体的那种返回本源、回到母亲子宫的天性,他躲避了个性的成熟所必经的磨难。不仅如此,弗洛伊德再度引介并使之普遍流行的那些核心神话形象,比如那喀索斯和俄狄浦斯,都是神话自身意蕴的再现。因为,那喀索斯神话或者自我爱恋也是一次回转,即从自我之外的现实之中转身而去,回避分裂所招致的磨难以及生命所要求的能量。死亡本能蕴含着伟大的神话,而反映了作为生命之特征的另一种回归倾向,而这种倾向表现为:从尚未存在到不复存在之间的过渡充满了过多的曲折。所有这些困难都凝缩在这么一种情形之中,即它们尚未成为不复存在的东西。
因此,自我持存就是拒绝回归本源状态的形式。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在弗洛伊德发现死亡本能的几年之后,海德格尔也对此在生命作出了分析,那么,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在彼此临近的“向死而生”和“罪孽”(或者亏欠)之间存在着类似的替换,而这在非常玄远的意义上被唤作“一种由一个否定来定义的存在物之基础存在”(Grundsein für ein durch ein Nicht bestimmtes Sein)。[44]弗洛伊德在他的一个警策的陈述之中重复了同样的联系:“你欠自然,惟有一死”,而这句格言引自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但作了重大的更改,莎士比亚的原话是:“你欠上帝,惟有一死”。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之中首次用这句格言来描述神秘姐妹的梦境。三个女人在厨房里,一个还在做汤圆,这么一道人物剪影将弗洛伊德牵回到了童年时代的记忆。他的母亲为了向他证明人生于泥土复归于泥土,而同时搓揉双手表皮,直到搓出了小小的皮卷。而这孩子们也非常喜欢的动作,跟厨房里做汤圆的女人的动作一模一样。年仅6岁的弗洛伊德第一次怀疑母亲关于回归的断言,但毕竟在肉眼可见的证明面前让步了:“……我服了,后来我才听到如此表达的观点——你欠自然,惟有一死。”
如果我们按照弗洛伊德自己所强调的“动作倒错”(Fehlleistungen)[45]来理解这一观点,那么“你欠自然,惟有一死”就不同于“你欠上帝,惟有一死”。在伟大的本能二元论神话中,这句格言预示着这么一种理论构想:生命欠自然者,惟有死亡,从而试图重建规范状态,为自我持存消耗的巨大能量做出补偿。
在死亡本能的威权之下,自我断言、权力和自我持存这些附属本能则发挥一种担保作用,那就是“确保有机生命沿着向死之路前行,而绕开一切可能的回归之路,以免它返回到有机生命内在性之外的无机生命”。如果我们第一次在这种敞开在面前的本能领域里看到了秩序的重整,那么我们就不可能认识不到“一段故事”如何在酝酿成型的过程之中。到目前为止占主导地位的生命的基本特征在权力之下被降格为纯粹的表面现象。因此,自此以后,“面对一切阻力而延续其存在,有机生命的这种神秘莫测的规定性,无论如何无法适配于任何一种语境”。有机生命要完成的惟一使命,乃是堵死它朝向本源(ins Authentisch)回归的还乡之路。在神话当中亦复如此,对于最佳捷径的理性盘算是毫无意义的,而在此理性盘算则成为一种同生命意识相冲突的蛊惑,而这就延宕了它走向过去而不复存在(Nicht-mehr)的步伐。理性,无论在表面上显得是何等自相矛盾,但它可能是纯粹的本能性。这就构成了一种拒绝行为的对立面,弗洛伊德将拒绝行为称为“理智的奋勉”(intelligentes Streben)。弗洛伊德本人就谈到了这么一种悖论:有机生命自我防御,而抵抗一切影响与危险,而它们却毕竟可能有助于它通过捷径而臻于“不复存在”这一无法通融的目标。
拒绝选择捷径,这已经构成了升华的基本模式。升华就是用以文化为标志的境界来代替本能力量的目标。可是,出类拔萃的文化却并未被包含在其创造者的死亡之中。这就说明,文化为什么在我们眼里成为不朽业绩,人类将它们带到世间并使之流芳后世,不管人类遭遇什么样的命运,也不管文化的哪一部分会掉转矛头与人类为敌。从这种宇宙学沉思的角度看来,文化就是超级的自我持存,即相对于死亡本能的劣势,文化构成了一种人为的不对等关系。
弗洛伊德在其晚年承认,在创造能量和毁灭能量之间、在爱欲本能和死亡本能之间,存在着二元对立关系,而今我们马上就可以感觉到这种理论的逻辑优势:直到现在,我们才能讲述一个将自然历史和文化历史化约为同质,使宇宙学与人类学通道为一的故事。每一种理论都有一种追寻同一原则、探索其最高理性的内在倾向。正是由于卡尔·荣格的离经叛道,弗洛伊德才第一次发现能量一元论的逻辑是不证自明的。而且,在更晚的作品《文明及其不满》里,弗洛伊德明确地承认,利比多与本能力量概念之间的同一性事实上早已蕴含在他的学说之中,成为这一学说的内在固有成分。
为了确保自己向一个故事的可能性敞开,最终确保自己向一个伟大神话的可能性敞开,弗洛伊德决然走出绝境,放弃了同一性原则。在其他任何一种情况下,我们都没有因由以如此透明的方式回溯先我们而在的神话,因为当理性差不多为能量一元论所完成,一切明确呈现的需要都仍然没有得到满足。
正如弗洛伊德为我们所草拟的死亡本能或者毁灭本能的大纲所示,这种理论仍然还是极端模糊的想法,仅仅是到了更晚的时间他才能从精神分析实践之中为之积聚证据。这么一种说法假定,他认为自己应该做的,只是自在自为地概括更早的结论,因为这么一种概括可能要溯源于精神分析实践的成果。这么一种思想是否可能依然被悬置在秘教因素之中,对此我们可能疑虑丛生。但是,弗洛伊德恪守原则,与卡尔·荣格(C.G.Jung)针锋相对,坚决拒绝用种系发生学的史前状况来取缔个体儿童时代所建构的前历史,并认为后者乃是理解史前历史的关键所在,同时,他却并非以个体史前史来代替种系史前史,而是以种系史前史来代替个体史前史。[46]正是在其最后的著作《摩西与一神教》当中,他向我们表明:可能存在一些从个体身上找不到证据的集体隐性潜能,同时收藏一段历史既不依靠主观无意识,也不仅仅依靠客观文化。从这个视野来透视,问题就来了:死亡本能论是否假设了一种保守功能,而这种功能又跨越了不可思议的隐性潜能而不断延伸?毕竟,本能只能是保守的,因为它们蕴含着“一个为进一步重复而收藏的故事或者历史”,而仅仅是通过它来造成“一种欺骗性的假象,好像存在的力量指向了变化与进步,可事实上它们只不过是在奋力通往古老的目标,无论是通过古道还是借路新途”[47]。死亡本能是保守的,因为收藏了生命的历史[故事],在这段历史[故事]中又蕴含着隐性潜能。这种隐性潜能之延伸达至了最大限度,它起源于无生命自然的尚未存在,渊源于物质世界迷暗的母性子宫。
顺便指出,《超越快乐原则》包含着一条反诘。弗洛伊德所反诘的观点是:自杀乃是死亡本能的理性的“直接”完成,而对立于死亡的“理智”形式,即间接和迂回的形式。在此,弗洛伊德心中所思可能是他的弟子维克多·陶斯克(Victor Tausk),他死于1919年7月。但是,为此他却秘藏了另一个故事,即本能转换的故事。这个故事致使他超然面对弟子之死,这种姿态同样让他后来备受谴责:自寻短见而自杀身亡者,所杀者为己而非他人,而他人乃是死亡意志的目标。此乃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之中比比皆是的情形之一别类而已:一则神话,至少也可以说是神话思想方式的再现。作为死亡意志的目标,乃是某种可以代理可以转换的,这么一种想法已经在弗洛伊德儿童时代的故事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他童年的故事同他的弟弟相关。与这个故事相反,陶斯克却没有这么幸运。他写给导师弗洛伊德的诀别信,乃是德语书信之中最令人动容的篇章之一。他想告诉导师,为什么选择死亡,可能还另有理由。神话所有者的命运恰恰在于,他们所知太多,以至于无法相信还有人会作出如此决断,而他本人则以他坦率承认的方式把这种决断描述为生命之中“最健康、最体面的行为”。[48]当然,在弗洛伊德整体神话之发展和完全过程中,死亡本能有其独特的逻辑力量;但是时间中的关节点却如此接近弗洛伊德以种种方式遭遇的灾难,这个时间点本来可能满足他寻求慰藉的需要,而这种需要又可能由本能系统新型二元论来满足。在弗洛伊德那里,理论发展有时还主动承担了泛理论的功能,也就是说,他力求揭示个人干预活动的失误,或者说,假如人们并未禁止个体干预,他还勉力卸下个体干预的负担。弗洛伊德神话的最大成功在于,他表明神话都是最完美的引导,让人们得心应手地表述那些自奥利金(Origenes)以来的历史所提供的自我辩护的托词。
在此,我们面前敞开了一条道路。服务于意蕴的需要,神话形式的更新如法炮制地作用在寥寥无几的成功案例之中:它不仅将严峻的体验和重要的当下事件同古老的熟悉性关联在一起,形成一种脉络,并以此为基础创造一种前定形式;这就不仅降低了人们对于自由的期望值,而且还减少了对于真诚和终极自我认识的认可,因为所有这一切都归之于尚未认识的前定模式(Vorgegebenheiten)的保护下。即便自杀者无可救药,而把这种灾难事件追溯到命运的理念规范性之基本计划,无论如何也还是有益于幸存者,帮助他们从一种创伤阴影之中超拔出来。哪里有神话,哪里就有历史的失败,因为历史无法完成其真实可靠的预示使命。范围广大的物种本能层面上所提供的期待,就再也不是我们必须稳操在手和担负责任的东西。无条件地服从自然,这一最古老的律令再一次被证明是有效的:运用此一手段,让我们免于创造历史的义务。
对于意蕴的全部需要建立在不加区分的时空基础上,或者说,建立在时空呆滞状态之上。这一基础便是我们无法将莱布尼茨的充足理由律运用于时间—空间定位中,这种不适用性驱使莱布尼茨绝望而又勇猛地迈出一步,断然否定时空的实在性,而将它们变成了理性借以整饬秩序的纯粹形式。神话绝没有让呆滞状态出现。意蕴之存在,不仅使一种“密度”成为可能,而排除空洞的时间和空间;而且还使一种不确定的时间化和地域化成为可能,但这种不确定性恰恰就是普遍存在的对等物。
在空间方面,神话可能采取简单的手段进行创造,那就是将纠缠不清的出生地与诸神、神子的行迹均匀地分布在地形图上。基督教找到了最为可取的办法,用以回避其救赎事件在时间和空间之中偶然分布所引起的烦恼,同时让这些时间可以通过无所不在的偶像崇拜而得以再现。“下降到亡灵世界”(descensus ad inferos)也以回溯的方式对救恩日子的明显随意性完成了同一举动。这些都是漫长的神学反思以及谨慎的神学实践的成功之作,借此而避免整个民族迁移到特殊神圣之所,比如伊斯兰教圣地麦加的黑石教堂。在这个意义上,十字军东征在神学上看简直是年代的倒置。在启示的警钟渐渐沉寂之后,义理宗教却在其文本和偶像的经典之中实施自我巩固,而不得不让它们同无差异的时空境界和平共处。它终归要融入这一无差异境界,而非创造一些标新立异的意义。
基督教一方面通过提高教义体系的抽象程度,另一方面又拉开同神话的距离来追求这种没有限度的可转换性。确实,存在着一种既不依赖于也不追溯至本土熟悉性的世界宗教的极限概念;但是,即使在文化圈理论和结构主义有关平行可比性的极端假设下,也并不存在一个世界神话的概念。这些类似性只不过是一些理论分析,而根本不可能成功地把握命名与故事的特殊属性。神话的本质绝不可能成为抽象的教义体系,而彻底扬弃支撑着这些体系的地域上和时间上的特异性。恰恰相反,神话的特殊性恰恰在于以呈现这些特异性为目标。
通过与古代智慧的配合,基督教精神便被提升到了独一无二的教义体系之地位,无论在普通人眼里这一教义体系的抽象水平是何等难以理喻,但它却毫无保留地代表了一种世界宗教的地位。即便如同尼采所言,基督教并非用另外的手段向不同的公众所流传的古代柏拉图主义,但它仍然成功地与神话分离,并且运用精确的命题规定了独特的真理诉求,其分离与规定的惟一途径是形而上学。尽管这一学说具有否定性,但它依然能够为科学观念和精确理论提供前提。虽然在实践中也遭遇到一切本土的抵抗,但这种前提却把欧洲文化对于实在的立场变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知识标准。
如果凭靠教义思想方式,赞同它对于超越时空而普遍适用和同等有效的真理诉求——换句话说,如果赞同柏拉图主义的别出心裁的理论,引入“理念”(或者共相),以此作为无时间、无场所的有效性标准,认为这一标准乃是严格真理的模仿,那么,就对于严格真理的诉求而言,我们就可能细究这种思想方式。也就是说,凭靠这种思想方式,神话意蕴的特殊本质差异就凸现为一种结构运动,而同时空无差异不宽容的霸道境界背道而驰。于是,解神话(Entmythisierung)运动必然使时空区分无效[49],必然否定给予上下向度的优先性:它断然否定,在基督升天以及被安排在约沙法(Joshaphat)村庄的最后审判之中还有什么神话因素。基督升天在《新约》之中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用以解决基督复活所引发的偶然性难题,尽管这一点准确无误,但升天仍然是基督教义的组成部分。而且,这也仍然是严格的系统推理。道成肉身,上帝就再也无法回归到他由之所来的那个纯粹的超越时空的处所,除非他同人类的永恒的终极的缔约像《旧约》一样问题重重。基督升天暂时解决了这么一个难题,即如何十分模糊地、以不引起戏剧性尴尬情境的方式处置基督,同时也就出示了一道入口,指引人们进入一个再次无限敞开的、均质的时间维度,而一个漫长的,但也许确然地延缓终末论的希望,本来已经可能将这一时间维度向无限伸延。神话要素便成为一个标志,表示获得了一种新的非神话的时间结构。永恒的教义和偶像之中上帝无所不在的现实,都致力于抹去神话的美妙剪影。在现时代的开端,就像遗弃那种作为一个“有限的家园”的世界性一样,一望便知的理性取向同样也作为一种自暴自弃之举。这么一个事实表明,某些东西只有在漫长的延宕之后才能被当做自我否定来感受。(https://www.daowen.com)
“过去之井,迷暗幽深,该不该说它深不见底呢?”托马斯·曼的《约瑟夫》三部曲用这样的句子开篇。没有说到无差异的时间,它们以水井设喻,意在表达过去的深不可测。就像时间的无差异之境一样神秘莫测,时间之中的每一瞬间都对等于其他一切瞬间,空间的无差异之境也一样,空间之中的每一位置也对等于其他一切位置。托马斯·曼的小说《魔山》把时间主题呈现为异国情境(即迷狂情境)下时间意识的泯灭,这种情境下生活着一群命该一死的人们。在《约瑟夫》所戏仿的神话里面,时间失落了其整齐一致的方向感。在晚出之事和先行之事之间,一种非柏拉图式的关系显山露水了,这种关系不是蓝本和副本的关系,而是镜像与镜像的关系,其特征是参照方向的不确定性。甚至在尼采所表述的同一者永恒轮回教义之中,现时仅仅是为将来还是为过去决断,这个问题依然还是存而不决的;如果不是后者,那它本身就已经被规定为一种重复。“任其如此而泰然自若”,这种说法不是一种新的责任负担,与之相反,人类可能仅仅承受着叔本华感到恐惧的压力,那就是“无止境地穿越一条由熊熊燃烧的炭火铺就的循环之路”。
至于空间所引起的病态,我们略知一二。诸如闭锁恐惧症和广场恐惧症这么一些触目惊心的痛苦情态,本身就呈现为一些可以瞬间把握的现象。时间中的痛苦情态则不然,而只有艰难困苦地,仅仅在经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才能被把握。甚至周期爆发的恶性痛苦,时间之病也孤苦无告,无处求医;为节约时间而偏执成疾,而又不知道节约时间何为的茫然失措,如果自命为“闲暇”理论家也依然无济于事,在这里却能够找到灵丹妙药。没有安全感,缺乏自信心,作为深不可测的时间所引起的情感反应,都是一些长期郁积的现象,首先引起皮下腐坏,同时又逼迫人们设置分界线、转折点、指示标记以及定向工具,正如在世纪末的迷乱之中一样,那些期望和忧患均寄系如此。
为均质的时间之流描绘一幅图景,而不是让它以一种纯粹的“如此等等”(Undsoweiter)形式延续下去,也就是说,以连续生成的自我意识及其独一无二的对实在的诉求,来赋予它以同时性,这显然可能只不过是决断行为、纯粹行动和“决非如此等等”(Nichtsoweiter)的事实。这就是一个为现时代所发明的模式。现时代必须为自己设定一个清楚的决定性的开端,必须将这个开端建立在决断行为和激进意识之上,因而现时代就宣判,一切先于这一开端之前的价值都毫无意义。它力求保护这道历史材料的积累所创造的界碑,以防抹杀和刷尽历史的标记,而这仅仅是导向了过渡,并且永远要提出另一个现存阶段和另一位先行者,而按照其人为强制的合理性,除了这样就再也无所作为了。
每一次再度神话化的机会都在于这种非历史性之中:将神话的转折点投射到虚空,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这就说明,将历史学科从学校的课程表中清除出去,为何就不是计划的失误或者理解的失败,而是一种警告性的征兆:神话化或者已经在进行当中,或者因为时代历史意识的迷失而将立即被启动。也许,从历史之中我们只能获悉这么一个事实:我们有一段历史;但是,为了防止我们置身于意愿的统治,知道这一点已经足够了——在这些主宰我们的意愿之中,还包括这么一种意愿:“同一者的轮回”是否可能,这么一种将信将疑的心态可能让我们不去主动追求同一者的轮回,因而发生了相反的情形,在那种成为时间的虚空的东西之中,另外一些趋向于完美的意蕴形式(Prägnanzen)(但不是那些可能被历史确认的形式)可能被展现出来,并且可能被提供出来以便模仿,以及塑造出新的期待。
不错,一种历史意识尚且不是一种决心,驱动人们去创造一个特殊的未来;但是,除了通过深入透视独一无二和不可逆转的过去之外,确实没有其他的办法来获得对于未来的敏感能力。未来的构成既不是蜡制的形象,也不是乌托邦意愿的形象,这个事实正是我们只能从过去时代的特殊未来之中获悉的,而这么一些特殊的未来已经拼凑了我们的过去。这里,当然什么都没有“按照秩序”(par ordre de Mufti)发生。在我们对历史的需要和在历史中所发现的东西之间,存在着一种二律背反,我们无法驾驭这种二律背反,因为仅仅是意愿与实在之间构成性的二律背反之一。在时间的意愿结构中,开端与终结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我们对于历史的需要,倾向于获得那些具有神话模式之清晰性的指标,正是这些指标让个别主体在其有限的时间内能够确定,如何将自我置身于一种同无法企及的广大范围的结构的关系之中。这种生活世界的动机所导致的结果是,历史学也对立于时间的无差异境界。这就说明,历史学为什么就不能废除时代纪元概念,尽管这一概念的正当性常常引起不休的争论。历史学运用构成、分配、追溯、区分和描述条件的技术越多,它也就越是难以避免这样的嫌疑,即为了从方法上处理物质材料而产生了名义上的人为赝品。神话思想方式以表达时间的明证性为目标;它之所以能当此任,是因为根本就没有人敢追究神话事件的编年顺序。除了开端与终结,神话思想方式还自由运用同时性和预构性,模仿地完成同一,以及同一者的轮回。
教义思想方式必定断言,时间不适合于定义,但也不能完全拒绝在划分时间所体现的明晰性。基督教利用划分时间最有效的手段拉近了神话方式与历史方式之间的距离,使二者彼此接近:将一个绝对时间端点固定下来,以此作为编年史的参照点。这是对于一种多重划分方式的极端简化形式,而且还在千禧年沉思之中被一再地产生出来。教义时间模式是运用神圣偶像普遍地再现救恩事件的相关产物。这个由此命名的事件,便是时间在其自我实现的过程之中奋力指向的目标,同时也是它超乎意料地朝着恩典间隔而延伸的起点。结果,恩典间隔的配定是如此慷慨大度,以至于必须对此度之以尺。因此,它绝不可能离开时间参照点太远以至于失落对于这一参照点的记忆。
早期基督教时代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没有使历史孕育意蕴的需要同历史确定性的要求完美地统一起来?我们可能从福音书作者漫不经心地确定救世主诞生之日的态度中窥其大略。路加不太关心,他同时代人容易得知的救世主生日的两种说法是不相容的:一个说法是他生于克利尼乌斯(Quirinius)普查之后,另一个说法是他诞生于希律王朝结束之后。究其原因,则可以说路加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这两种说法的矛盾,从而才可能对耶稣基督的出生地及其童年时代的成长给出一种可能的说明。[50]对福音书作者路加而言,除了反对编年史的对立意见而确保历史的时间参照点之外,更重要的是他还主张同《旧约》所确认为真的重要参照点建立种种关联。尽管耶稣的家族历史渊源于拿撒勒,但他生在伯利恒,而这一点对于理解耶稣同大卫王的血缘关系是不可缺少的。同时,反复呈现伟大的《旧约》在尼罗河和约旦河之间的往返推移,则是以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方式将耶稣童年的故事崇高化了。
公元第四世纪伊始,恺撒雷亚的尤瑟庇乌斯(Eusebius von Caesarea),这位教会历史学的奠基人,怀想着救恩历史开端的时日,从而特别地强化了一个全然不同的方面。他的情怀所系者,乃治国安邦之道,以及匡扶世界之方。他为救恩定日,却考虑到了与罗马帝国治国安邦之术的关系。鉴于恺撒时代安邦治国之术的自我理解,埃利克·彼得森(Erik Peterson)强调,特别重要的是基督教提议建立一个同帝国和掌权者统一体比肩而立的新神统一体。[51]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人们回溯到康斯坦丁时代,将耶稣基督的诞生定位在这么一个时间点上,即最后一位希罗皇帝阿克劳斯(Archelaos)逊位,朱迪亚(Judäa)成为罗马帝国的行省,这么一种时间定位就变得意味深长了。罗马帝国的整合运动也应该发生在救恩历史发生的地区,同时,虽然周边世界尚未知晓,历史的意义也正在酝酿发生。确立这么一种同时性,乃是产生神话意蕴的一种令人惬意的方式。尤瑟庇乌斯认为,从编年史角度去处理《圣经》文本所遭遇到的种种困难,乃是建立这种同时性所必需付出的代价,与此同时,他决定选取一种不同的思想方式。而与他所选取的思想方式有别的那种思想方式,可能并没有将那些比路加福音为了迷惑和嘲讽其同时代人而提出的问题更加可疑的种种问题引入到对基督诞生日期的追溯之中。
时间对于发生“在时间之中”的事件毫不相干,这么一种泰然自若的状态在一切年代差池意识当中却对我们横加暴戾,因此而成为同时间相关的一切困扰之源。世间万事显然没有共同的归属,而它们的意义结构正如空间之中的物质对象一样在时间之中彼此抵触。对于加速与延缓可能产生的同时化,这种万事万物的同时性不啻是一种挑战。但是,同适合于行动相比,这种情形更适合于国家,也就是说,更适合于那些不能明确地界定和确定日期的现实,而在编年史上将它看做是同时事件,则常常只是修辞学的话题——或者激励或者挫败历史的言说。
由于失落了基督诞生日期的精确定位之可能性,就势必要求以意蕴生成的方式予以补偿。因为,只要对于意蕴的求索在有文字可稽的范围之内展开,它就已经成为一种向我们自己展示出来的事实,并表明历史可能是被创造的。因而,事件要求有行动。事件可能被当做多种行为的集合,而夸大这种时间之独特性与特殊本质同时也构成了将它变成神话的一种方式。然而,每当意蕴的孕育过程变为过往烟云,对于历史之创造的方式以及创造历史的主体的构想,也就失去其基础了。这就表明,何以每当人们开始怀疑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将这些逻辑假设当做可定时日的事件来敲定下来所产生的现实或者功能时,或者每当巴士底狱的风暴变成了引发这些事件的情境变化或因果关系的负面效果时,一种深切的忧虑,一种至少是失落的情感,也就油然而生了。
给予情境以高于事件的优先性,便让我们获得了一些心灵的慰藉,而这种慰藉仅仅是建立在这么一个假设的基础上:情境乃是多数人而非我们可能称名道姓的少数人那些不确定的行为所产生的结果而已。但是,同样也可以自然而然地假设,历史就是一个自然的过程,犹如后浪推前浪、冰块漂浮、地壳的错误移动、山洪暴发以及洪水的冲积。在此,科学研究却不仅逆基本需要而动,而且以这种袒护再度神话化的敏感度的方式展开。理论认识越是精致,它也就越是激起这种疑虑:历史并没有发生也没有在其“伟大的”环节上被创造出来,与那些准备永垂青史的历史场景相关的因果规律纯属子虚乌有;相反,当人们举起锤子来敲定这些逻辑假设之时,当为了最终结算的日子而砸碎门窗或者吹响号角之时,他们的那些动机链条就已经耗尽心机而不复有效了。
当行动在历史之中独占鳌头的主宰地位这一想法仍然没有进入人们的思想空间,它却更可能变成为生死过程所确立,并为特殊旨趣显示出来的一切行动的自然框架。普鲁塔克以这么一段在他自己看来几乎都是似是而非的只言片语来表达对亚历山大的景仰之情,说亚历山大生于赫罗斯特拉托斯焚烧伊菲索斯的戴安娜神庙的同一个夜晚。这仍然充满了意义,因为这段只言片语指出了亚历山大的诞生对于亚细亚是一场迫在眉睫的灾难。但是,随后普鲁塔克在这段历史上面又叠加了更多的巧合:他的父亲菲力普在奥林匹亚赛马获胜,而帕尔门尼奥将军大胜伊利里亚人,两个好消息在同一天到达。亚历山大的出生,和战场上的胜利或运动场上的获胜之间的同时性,并没有唤醒人们对于历史真实性的犀利怀疑,但和伊菲索斯纵火案的同时性,却已经受到了高度关注。这种判别区分形成了一个“意蕴”的标准,而意蕴却并非我们随意地赋予历史的东西。令人印象鲜明的是,自培尔(Bayle)已降,作为一种强化手段的同时性,只是在欺骗与欺瞒的传统视野之中被考虑的——也就是说,它同时也是一种唤起怀疑的手段。[52]由于同时性将重大的私密日期与“伟大的”公共事件联系起来,所以它在回忆录之类的文献的那些难以置信的领域找到了避难所;然而,如果它被堆积起来,一方面唤起了对记忆的怀疑,另一方面又满足了这么一种渴望,即现实依然必须包含那些特别关注重大事情的征兆。
那些伴随着视觉呈现宇宙现象的伟大历史事件,就凸现在主观断定的同时性领域之中。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耶稣基督诞生之日升起的星辰以及他殉难之日出现的日食。这就有可能以追溯既往的方式来检察意蕴创造的古老手段,但这种可能性马上就落入了历史学家的衣兜,成为更加晚近的用以计算和测定日食以及彗星轨道的科学精密度的副产品。传统上人们习惯于确定在公元前753年4月21日罗马的建立,而赋予当天以宇宙学上的特征——当天出现了日食。我们必须承认,最为接近的一次日食仅仅发生在三天之后,即公元前753年4月24日,因此,史载这次巧合就只需要一点点的移至就可以了。我们能不能像培尔一方面肯定启蒙的胜利另一方面仍然可能断言的那样,依旧将这度巧合称为一种“神秘的逢场作戏”(mystische Liebhaberei)?除了人类行为之外,这倒更近乎另一种推进历史事件的形式:假如宇宙如此公开地参与了历史,那么一座城市的建立就不可能服从相关各方的武断决定。
耶稣殉难之日,日食笼罩着整个大地,《路加福音》如此夸张的说法已经被奥利金看出来了,并被当做文本的败坏来予以辩解。但是,福音主义者同古代作者一样分享了这么一种言过其实的夸张;那些古代作者不仅将这次个别的局部日食抬高为整体日食,而且还将那些压根儿没有发生或者只是在别的地方才能观察到的日食移位于这个事件的地位上,同时还对日期一起作了适当的变更。正如A.德曼特(A.Demandt)所示,借助于完型心理学的“意蕴完型的趋向”(Prägnanztendenz)概念,可以根据各自的变形程度来分类古代记录。于是,一种历史现象学应运而生。在三个方向上可以看出已经发生的更改:所述事件数量上的增加;在现象不能被充分确定的地方改变事件的形态;以及将在时间过程当中发生的远距离事件同时化。所有这些仍然会招致疑问:当变更事实可能造成的一切后果都必须使“历史画面更动人、更清楚以及更好理解”时,人们是否低估了推进意蕴完型的功能?[53]
修昔底德(Thukydides)记载,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日食的发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频繁,结果便是以前此的一切为背景来映衬出事件的鲜明轮廓。正如恺撒死亡之日太阳一片漆黑,宇宙现象伴随着历史事件,历史事件伴随着不可逆转的事实而销声匿迹,宇宙现象也就标志着“微型”世界的没落。与《路加福音》里的记述相比较,《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中用来描述耶稣殉难之日“大地一片漆黑”现象的语言,仍然留下了这么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大气层密布的阴云被强化成天文学上的日食,而这种崇高化的提升可能满足一种期待,即宇宙、人类获救的需要以及被认为迫在眉睫的灾难性启示事件的预言之间具有一致性。
恺撒死亡之日的黑暗,作为延时更长的大气层对于阳光的阻碍,可以说明人们所见的庄稼歉收,但诗人维吉尔却将这种现象同人们对永恒黑夜的恐惧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在末世论上将这种现象同人类所遭遇的一种基本的不确定性关联起来了。只是到了后来,那些晚出的注疏家才坚定不移地从光的昏暗现象之中推导出天体的黑暗,但无论如何也不会妨碍诗人将这一现象当做隐喻。对于耶稣受难之日所发事件的最极端的夸张第一次是由德尔图良完成的;作为一位法学家,他不仅在修辞上极尽激情,而且当他强行搬用“世界灾异”(casus mundi)这个标题时还表现了他对于世界末日的亲和情感。同时,也许每一个人都已经知道或者说已经意识到了奥利金反对路加记述的反面意见,而且对于这么一种记述而言,几乎就不需要什么天文学知识:在耶稣受难日,在逾越节期间,必然有旺月,因此发生全日食是没有问题的。
利用同时发生的宇宙观象而无限地拔高历史事件的地位,同历史为人类甚至以人类为主体而做出的期待与暗示有关。如果人类不是作为伟大命定事件的主体,而是作为更广阔历史脉络的参与合作者而出现的话,那么,这种期待或者暗示就更加合理了。这就是被假设的宇宙学证据或者警示的中心为什么总是落在作为历史“自然”成分的诞生与死亡上面,而其前定的范围却一如既往地只是为行动所充满。因此,就有必要问询于神谕与启示了。甚至天文学所包含的也不只是无法逃避的决定论之宿命论的发现,也就是说,不只是一种宇宙分享人类命运的要素,不只是对于时间呆滞状态的抵御。这种抵御在于,天文学越来越需要定位日期和年代顺序。它的有限成就包含在这么一种努力之中,那就是整个地放弃世界天宫图,而参照被计算出来的创世日期。
吉罗拉莫·卡尔达诺(Girolamo Cardano)用天宫图开始了生平传记叙事,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抹平自己的生活历史,将其变为一种仍然必须拥有的经验历史。歌德在《诗与真》卷首就戏仿了卡尔达诺传记的开篇[54]。正是在这么一种并未完全考虑天文学预兆的情况下,将这些被解释的天体联系起来,也许不无讽刺意味地可能以其独特手段获得了一种被陌生化了的意蕴,就好像这种意蕴纯粹是通过运算而取得的。歌德让这个在他自己出生时就遇到的笨手笨脚的助产士同宇宙星辰的善良意志作徒劳的抗争;说这种抗争是徒劳的,理由是:“我生辰的天宫图是吉祥的,太阳在处女星座内部,上升到白日顶峰,木星和金星友好地注视着他,水星也不相克,土星和火星也保持超然样子,只有一轮满月正值其行星旺盛的时辰,放射出更强大的冲犯力。”[55]这并不是一种宇宙决定论,而更近乎证明,对于自然本身无能发力产生的生命,在自然方面却有一种友善的默契。这当然不是说,天上的星辰决定了这一生命必须担待诗与真,因为这一生命碰巧开始于这么一种天体关联;相反,这倒表示,在天文模式和生命开端之间存在着一种具有意义诉求的辐辏性,这种辐辏性也显示在次要的细节中,不幸的助产士甚至根本就没有能力想方设法避开邪恶时辰,但惟其如此才能有生命历史上随后所发生的一切。在其初始时辰,生命就已经孕育着意义了。
对天文学的引用构成了一个基本元素,它抵制科学所产生的那种平庸化运动。自伊壁鸠鲁缔造原子论以来,只要想通过把自然现象化为人类纯粹理论兴趣的对象层面而让自然现象漠视人类,以及让人类漠视自然现象,那就已经构成了一种哲学的精粹——将精神从恐惧与希望之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启蒙的惟一手段。如果只有原子的偏离与旋转产生了世界万象,造就了宇宙的精华——人类,那么,世界上就再也没有可供人类当做其自身历史的符号或者当做强化其历史的奇异征兆来自我呈现的事物了。在经过如此启蒙之后,如果我们的英雄们仍然见证了气象学现象,那么这样的事就纯粹是年代的差池了:被证实的发生在圣赫娜岛上拿破仑死亡时辰的惊雷,或者贝多芬(Beethoven)死亡时刻发生的惊雷——虽然完全被证实,但发生在三月下旬,那是特别非同寻常的。在那些时刻的人们看来,恰恰同一切科学知识相悖,世界显然是暂时地注意到了人类的存在,至少是因为人乃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启蒙抹平了意蕴,但与此同时也唤醒了浪漫主义的对立意向,而这在青年丰塔纳伊(Fontenelle)1686年所著的《神谕的历史》(Histoire des Oracles)当中找到了最为精致的证明。这场才华横溢的争辩让培尔草创其蓝本的历史启蒙的对象同启蒙论者谨小慎微、间接迂回地寻找的重大破坏目标相比,其清晰程度与感性分量一样清楚明白。耶稣死亡的时刻,异教神谕归于沉默,这同样是一个同时性的神话,恰如耶稣十字架受难的时刻而牧神(Pan)死亡的传说;惟一的差异在于,神谕的终结乃是被固定在一种秩序的公开秘密。毕竟,由于他如此专心致志地将广博的学识花在叙述神谕归于沉默的历史上,丰塔纳伊根本就没有留下一点点精力去研究一种意蕴的需要。他认为神话与神谕彼此勾连,互相控制,因而作茧自缚,仅仅满足于宣告他面对栩栩如生的神话而丝毫没有惊异感。在高谢德的翻译本中,有这么一句话:“这种想法是如此不同寻常地令人快慰,以至于我毫不惊讶它马上就成为老生常谈。”[56]作为巴黎科学院的秘书,丰塔纳伊本人也是一直在不倦地追寻这个时代理论上的丰功伟绩,比如他反驳那些关于雷电起源的说法。在论述神谕的小册子中,他锋芒直指那些护教论者所提供的论证;而按照护教论的说法,两个划时代的启示权威之间的竞争,甚至在其尚未开始之前,就必然随着其中之一的自认失败即归于沉默而宣告终结。可是,沾沾自喜的启蒙论者却显然完全意识不到这么一个事实:神谕归于沉默的说法是一个传奇,它给人类心智所提供的东西甚至在惨遭科学的摧毁之后亦不能轻易地被取代。
科学启迪了人的心智,合法性的建立取代了种种征兆;此后,仍然可能成立的同时性就已经构成了种种不同事件的巧合,个人世界与历史世界的巧合,理智与政治的巧合,以及思辨哲学与质朴的实在论日期追叙的巧合。当黑格尔(Hegel)在耶拿之战前夜的炮声之中完成《精神现象学》时,这就是同时性以浪漫的方式回归,不过没有和谐的宇宙,惟在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层次上。黑格尔的时代,即19世纪,人们根本就没有动力从历史学的视野出发去批判这种巧合。仅当德国唯心主义的巨著同拿破仑的胜利相联系,使思想家名声扫地,使他的民族自尊心大伤,才能找到一种再度化解上述同时性的慎思明辨。
约翰尼斯·霍夫麦斯特(Johannes Hoffmeister)依据出版编排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文本,在其编者序言的一条注释中,他向这么一些人发难:“他们仍然我行我素,自诩行家里手,一再断定德国唯心主义者是一群缺乏爱国情怀、在政治上漠不关心的足不出户之徒,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亦不能让他从书本上抬起头来、放下手中之笔。”[57]就是这个黑格尔,必然既以完成其巨著的方式来领悟和凝固“马背上的世界精神”降临的伟大时辰,而今这个黑格尔却成为科学知识所祈求的神灵。令人嗤之以鼻的足不出户之徒没有投笔从戎、挥刀上阵,仍然用他的话语力量扭转了战争的机运——这么一幅图画确实没有被修饰润色,反倒是束之高阁了。同时性神话被一次爱国之举的神话取代了,后一个神话不仅不可忽略,而且无论如何都不能为想像之中更崇高的东西所替换。但是,黑格尔当时的所作所为却是一位博学的编辑所无法确定的。矫枉过正本身就是一种慎思明辨的策略,不过并非为了认识真正的黑格尔,而是同一个契机紧密相关——为了放弃前此深厚的意蕴,这么一个契机显然是必不可少的。在罗伯特·穆西尔看来,霍夫麦斯特对神话的矫正可能就是为反对谴责而为黑格尔所作的辩解——而当人们渐渐认为要反驳责难而必须责难之时,这种辩解会越来越明确。[58]
意蕴可能会溢出美学所允许的范围。达纳·厄伦施莱格尔(Dane Oehlenschläger)在耶拿之战中没有卷入,因而旁观者清。他倾向于保持一种反讽的距离,因此深知他不妨假设歌德也会私下选择这种立场。1808年9月4日,他从图宾根致信歌德,谈到了他的一篇小说的计划,并流露出一种恐惧之情:世事难料,其结果会不会无意中成为他自己生活的写照?我们不可能把这种生活塑造得像真实的生活一样美好啊。他还说,我们必须将真实生活里所发生的事置于诗歌之上,尽管诗歌的作用是再现“凝缩为美的理想境界和生命的意义内涵”,没有什么情感比这么一种情感更古怪了。在他看来,这种特殊的情感并不强于这样的时刻:“当我在魏玛阅读斯默莱特(Smollett)的《异族之灾》(Peregrine Pickle),而法国人在耶拿大胜,攻城掠寨。”[59]这就是审美可能性的难题所在:虚构本身不能容忍实在产生的意蕴,而没有失落其可信的价值。
尽管历史主义偏离了浪漫主义,但它只要凭借日渐完美并被它用于分析“事件”和“行动”的屏幕,它就可以进一步拆除意蕴的历史外观。历史的理解越是老练圆滑,同时性的标志也就越是缺少效用和软弱无力。不仅如此,还必须认识到,为了理解那种对19世纪末兴起的“尚古精神”(Passatismus)[60]的厌倦之情,同时也势必招致一种失落。而这就表示,在时间的呆滞状态之中,如果没有明确的定向手段,它当是如何举步维艰;而且,如果我们“在某种意义上”[61]以追溯既往的方式来审视已经发生的事件,那么历史来源于“交易”(Geschäften),这么一种明智而又含蓄的建议如何迅速地被消耗至尽了。或者,直到有一天,我们看到这些“交易活动”由远至近、亲密无间地构成历史,同时将这些“交易”还原为星期日的远足——比如,W.拉特瑙(Rathenau)于1922年4月19日从吉诺亚(Genua)给他妈妈写了一张著名的明信片,上面写道:“今天,复活节星期天,我朝拉巴洛(Rapallo)远足。详情请见报纸……爱你的W。”[62]
意蕴就是对于呆滞性,特别是对于时空呆滞性的防御,这种防御又抵抗那种向着更高可能性、普遍弥漫、逐渐衰变以及熵增热寂的形势发展的趋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何“意蕴”在生命哲学(Lebensphilosophie)之中赢得了一种举足轻重的地位。[63]生命哲学将生命描述为一种自我断言的、抵抗可能性的实在性。因此,它并不主张区分理论的需要与实践的需要;反而在事实上不让我们在理论立场和实践立场之间作非此即彼的决断——而这么一种区分无论如何都将主要地呈现在“理论的理论”和“实践的理论”之间。但是,从生命哲学范畴当中所能得到的,无非是它所排除和它所防御的东西之更高程度的确定性而已。
当海德格尔从生命哲学中拈来“意蕴”一词,情形亦复如此。他用“意蕴”来指陈一种策略的结果,那就是将给予世界而为“此在”定位的一种特别方式追溯到本源一体的方式。所以“意蕴”(Bedeutsamkeit)成为此在的世界性,它不仅在世界之中,而且仅仅作为它的功能详解,指称活动(Bedeutungen)第一次成为可能。不仅要让某些东西把某些东西指示给某些人,而且还要让此在把某些东西指示给它自身,这就预先假设了一种支持着指称关系整体的“意蕴”。这就是“世界结构的构成物——在这一世界结构之中,此在已经如其实在。”[64](对世界的)熟悉性和(“此在世界”的)意蕴性,这两个概念彼此对应,一同以人生在世的整体性压制主体与客体的分裂(这种分裂被有意地遗忘了)。柏格森于1889年所提出的“直接给予”(données immédiates),这一前认识论学说现在无声无息地回来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à coup de main)实现了生命哲学的期望。
这并没有穷尽海德格尔“基础本体论”(Fundamentalontologie)所提出为接近“神话创作”(Arbeit des Mythos)[65]的努力规定方向的奠基关系结构。意蕴性(Bedeutsamkeit)与熟悉性(Vertrautheit)互相缠结,构成了一道突出的外观,掩盖了某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是在主体—客体的矛盾结构之中可能无法意识到的,即它们对虚无(Nichtigkeit)与焦虑(Aenstigung)的反应。如果意蕴乃是世界性,而并非本源地属于人类,那么意蕴就是从一种产生焦虑的情境之中劫夺出来的,强行使之进入遮蔽状态则不仅是由这种特殊的意蕴所导致的,而且还被它确认。意蕴构成了这么一种形式,借助于此,虚无的背景,如同产生焦虑的背景一般,都被推向了遥远的地方,因而如果没有“史前历史”,意蕴对象的功能虽然总在目前,却依然无从理解。因为,对意蕴的需要根植于这么一种事实,我们意识到决然不能确定地将它排除在焦虑之外。忧心(Sorge)作为“此在之存在”,可能特别地展开在焦虑这么一种基本心境之中,故而它不仅成为此在整体结构的本源,而且成为其世界、经验以及历史的意蕴紧缺的本源。“赤裸裸的真理”不是生命所能承受的;让我们谨记,这种生命乃是漫长的历史上人类环境与“指称活动”和谐一致所产生的结果——这么一种和谐一致状态直到最近才破碎。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上,生命不断地自我剥夺,而丧失了同其深渊的无根状态,同其不可能性之间的直接关联,因而它拒绝顺从并询唤其令人惊骇的“本真性”。
从生命哲学以来的哲学宝库之中取来激动人心的描述场景,而获得了理论的优势,而这可能成为一个范例,引导人们努力完成一种意蕴现象学,以此为那种完全屈服于实在绝对主义的昏庸状态镇邪解毒。即使历史学的巨大迷误可能都源自对意义的迷恋,但我们仍然要继续远离那些通过对神话的否定分析来提出的那种所向披靡的怀疑,这种怀疑是对意指活动,从字面上说特别是对隐喻的误解;按照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历史阶段分类学说,这种误解帮助神话伟大的自欺在神话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大行其道。惟有评估人类存在方式所包含的风险,才能从功能上讨论和估价那些有效控制风险的行为,才能严肃地对待这种尝试的倾向,以期可能再次充分利用这么一种效用性。
[1]让·保尔:《美学初阶》,Ⅰ,4,第17节;Ⅰ,5,第21节。
[2]施莱格尔:《关于诗歌的对话》,见《施莱格尔全集(考订版)》(Gespächs über Poesie,Friedrich Schlegel Kritische Ausgabe),Ⅱ,第290页。新版本《关于诗歌的对话》有两处不同于1830年版《施莱格尔作品集》:一是“话语的败坏”(zersetzenden die Rede)代替了“革命的哲学”(revolutionären Philosophie),二是用“拒绝”(Verwerfen)与“否定”(Verneinen)代替了“毁灭”(Vernichten)。
[3]Anschauung,直觉,又译直观,在古老的认识感官上说,它是通过视觉或者近似于视觉的静观所获得的对于客观对象的认识,而对立于以假设为中介的、同实在的间接关系。“自然知识”(physics)与“假设知识”(hypotheses),都是施莱格尔所用的术语。
[4]施莱格尔:“关于神话的谈话”,同上书,Ⅱ,第313页。
[5]施莱格尔:《青年时代散文集》(Prosaische Jugendschriften.Ed.J.Minor),Ⅰ,第237页。德尔图良:《护教篇》(Apologeticum),18,2。
[6]Sanktion,源于拉丁语sanctio,拉丁语本源是sancire,意思是(1)献祭或者牺牲,(2)命定,判决;(3)执行处罚,实施惩罚。
[7]Offenbarungseid,意思是负债人发誓,他要公开自己的所有财物。
[8]卡西尔:《象征形式的哲学》(Philosophie der symbolischen Formen.Berlin,1929),Ⅲ,Darmstadt:Wissenschaft Buchgesellschaft,1954,第106页。此处系转引,见施佩特:《南多哥的埃维人的宗教》(Spieth,Die Religion der Eweer in Süd-Togo.Leipzig,1911),第7—8页。拉克坦提乌斯:《论神的震怒》(De ira dei),7,5。
[9]这个句子不是对于原文的翻译,而是对作者所做的修改的翻译。作者有意将这么一个怪句子插在此处,为的是在出版时再作修改。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之中,我们找不到这个句子,疑为作者凭记忆引用。
[10]W.马尔格:《赫西俄德〈神谱〉翻译注疏》(Erläuterungen zur Übersetzung der》Theogonie《des Hesiod),见《赫西俄德诗全编》(Hesiod:Sämtliche Gedichte.Zürich,1970),第155页。拉克坦提乌斯:《简本神圣制序》(Epitome Divinarum Institutionum),ⅩⅩ,11—12。
[11]“意蕴原则”(Satz der Bedeutsamkeit),见埃里希·罗特哈克:《人类意识的谱系》(Zur Genealogie des menschlichen Bewusstseins.Bonn,1966),第44页。
[12]德文原文为:ein subjektive enteignetes Interesse der Theorie,字面意思是“一种主观上被废黜了能量的理论兴趣”,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里,这是一个同“因缘”(Beandnis)、“在手状态”(Vorhanden)一样的含糊概念。关于“神话学”参见本书第57页译注**,并参考本书第一部第三章、第二部第四章有关内容。
[13]gepragt Form,语出诗人歌德于1818年创作的一首诗“远古言词——奥尔菲斯之歌”(Urworte:Orphisch),其中有几行诗句是:“任凭时间流逝,或者暴力纵横,都无法消融一种书面的完美形式,它纵贯于生命的发育过程之中(gepragt Form,die lebend sich entwickelt)。”
[14]Pragnanz,原意是“受胎”、“怀孕”,但该书作者赋予了这个常用词语以不同寻常的隐喻意义。作者似乎有意让我们将“孕育”(Pragnanz)与“书面完美形式”(geprägt Form)联系起来考虑,而不仅仅是将神话当做意义的母体,说神话作品像女人怀着孩子一样地蕴含着意义,而且在隐喻的意义上把神话本身当做意义的主动生产者。在翻译这个重要概念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如下几点:第一,作者使用的“Pragnanz”更接近于符号形式哲学家卡西尔和格式塔心理学家拉尔夫·曼海姆的“完型趋向”;第二,英语中“pregnant”的古义包括“紧迫”、“强大”、“清楚”、“有效”等等,这些意义来源于拉丁语“pramere”,而非来源于古英语“praegnans”,而且形容词“pregnant”还可能转化为实体名词“pregnancy”;第三,在汉语中找不到一个对应的词语既表现“Pragnanz”的蕴育之义,又包含它的“书面化”之意义,更无法表达其“趋向完型”的意义,在将它翻译为蕴育、孕育、完成、完美的同时,它同“pregnant”的字面联系就失落了;第四,作者唤醒“Prägnanz”的陈旧含义,以表达神话在接受过程之中趋向于书面完美形式并主动产生意义的哲理,显然是采用了一种罕见的隐喻修辞。
[15]罗特哈克:《哲学人类学》(E.Rothacker,PhilosophischeAnthropologie.Bonn,1964),第95—96页。
[16]卡格里奥斯特罗还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算命先生,以他为中介,许多杰出的德国人和法国人加入了他的“埃及”兄弟会。在“项链事件”中,他是德·拉·摩特伯爵夫人的同谋,诓骗红衣主教路易·德罗昂,让他认为只要能弄到一副名贵的钻石项链就能够再度得到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青睐。当阴谋败露,法庭曝出巨大丑闻,危及君主的声誉(尽管玛丽·安托瓦内特在这个过程中完全是无辜的),因为红衣主教认为,他事实上可能贿赂了她。
[17]歌德:《意大利游记》(ItalienischeReise),ZweiterTeil.1787年4月13—14日于帕勒莫,见E.Beutler编《歌德文集》,Ⅺ,第281页。
[18]波提格尔:《文学态势与时代精英》(Literarische Zustände und Zeitgenossen.Leipzig,1838;Ndr.Frankfurt,1972),Ⅰ,第42—46页。
[19]歌德:《1792年征战法国》,“1792年11月,大教堂”(Kampagne in Frankreich 1792.Münster,November 1792),见《歌德文集》,Ⅻ,第418—420页。费奇诺的译文载于F.Creuzer和G.H.Moser编的《九章书》(巴黎,1855年,第208页):Ligatus autem est formator ille,quoniam opus suum quodammodo videtur attingere:sed ejusmodi vinculum fit extrinsecus,et ab Hercule solvitur:quoniam ei facultas inest,per quam etiam quodammodo sit solutus.值得注意的是,触觉隐喻在别处从属于最高存在的神秘体验,而在此处却是作为一种经验方式,而指向了另一极端——物质(Hyle)。
[20]歌德:《意大利游记》,《歌德文集》,Ⅺ,第962-966页。伊拉斯谟:《使徒书》(Epistolae),Allen编,卷Ⅰ,第268页及以下。
[21]西美尔:《货币哲学》(Simmel,Philosophie des Geldes.München,1920,第3版),第13页。
[22]Seneca,De constantia sapientis,p.2.
[23]哈多特:“纳克索斯神话和普罗丁的阐释”,载《精神分析新论》1976年第13期(P.Hadot,Le Mythe de Narcisse et son interprétation par Plotin.In:Nouvelle Revue de Psychanalyse),第81—108页。
[24]普罗汀:《九章集》(Plotin,Enneaden),Ⅰ,第6,8页;dt.v.R.Harder,Zu Odysseus als dem metaphysischen Heimkehrer-Typus im Neuplatonismus(新柏拉图主义语境下奥德赛作为形而上还乡模式的典范):W.Beierwaltes,Das Problem der Erkenntnis bei Proklos(普罗克洛斯的认识难题).In:De Jamblique à Proclus.Entretiens sur l'Antiquité Classique ⅩⅪ,Vandoeuvres 1975(Foundation Hardt),第161页,A.2。
[25]布罗克尔:《没有苏格拉底的柏拉图学说》(W.Bröcker,Platonismus ohne Sokrates.Frankfurt,1966),第23页。培根:《论尊严和知识改进论》(De dignitate et augmentis scientiarum),Ⅲ,4,见Spedding,Ellis,Heath编:《培根作品集》(以下简称《作品集》),卷Ⅰ,第552页;卷Ⅳ,第347页及以下:Certe Astronomia talem offert humano intellectui victimam qualem Prometheus olim,cum fraudem Jovi fecit.
[26]布鲁门伯格:《理论探幽索颐的进程》(H.Blumenberg,Der Prozeß der theoretischen Neugierde.Frankfurt,1973),第138—142页。培根:《论尊严》,V,2,见《作品集》,卷Ⅰ,第618页:...Prometheum ad ignis inventionem...casu in illud incidisse,atque(ut aiunt)furtum Jovi fecisse.也许,印度普罗米修斯、美洲普罗米修斯,必须用完全不同于欧洲普罗米修斯的方法来取火,因为在他们那里不像欧洲那样盛产燧石,参见培根:《思考与结论》(Cogitata et visa),见《作品集》,卷Ⅲ,第614页。
[27]波提格尔:《文学态势与时代精英》,Ⅰ,第73—75页。霍布斯:《论臣民》(De civi),10,3—4。在《利维坦》第一部第12章霍布斯所转述的普罗米修斯故事中,瞩望未来的天鹰形象占据了醒目的位置。(De civi,是霍布斯的一个重要概念,中译本中作“臣民”。在霍布斯的论述脉络中,“臣民”对应于“主权”。“主权”永存不灭,是国家的灵魂,而“臣民”像妻子服从于丈夫、儿女服从于父亲一样,对于主权者负有义务。参见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72页。——译注)
[28]“致C.利纳提的信”,1920年9月21.日,见《书信集》(An Carlo Linati,Briefe.Frankfurter Ausgabe),第807—808页。布鲁克尔:《探问哲学史》(Kurtze Fragen aus der Philosophischen Historie,Ulm,1731—1736),1,2,c.Ⅰ,q.4(第227—229页)。
[29]“致H.S.维福尔的信”,1919年7月20日,见《书信集》(An Harriet Shaw Weaver,Briefe),第726页;1923年10月9日,第953页。
[30]“致H.S.维福尔的信”,1919年2月25日,见《书信集》,第712页。费尔曼(F.Fellmann):《维科的学说:人类创造历史》(Das Vico-Axiom:Der Mensch macht die Geschichte),慕尼黑,1976年,第53—82页。
[31]“致H.S.维福尔的信”,1921年12月6日,见《书信集》,第885页。
[32]伊塞尔:“作为虚空形式的原型:乔伊斯《尤利西斯》的叙述模式与传播过程”,载《恐怖与游戏:诗学与解释学》第4卷(W.Iser,Der Archetyp als Leerform.Erzählschablonen und Kommunikation in Joyces》Ulysses《.In:Terror und Spiel.Poetik und Hermeneutik,Ⅳ,München,1971),第369—408页;参见伊塞尔:“乔伊斯《尤利西斯》的历史文体形式”(Historische Stilformen in Joyces》Ulysses《.In:Der Implizite Leser,München,1972),第276—299页。无论乔伊斯的“隐含读者”可能包含着什么样的意思,一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让乔伊斯本人沮丧万分:尽管对他自己而言这部小说的写作是一种爱欲的“致命的考验”(experimentum crucis),他的妻子诺拉却根本没有读过这本书:“哦,亲爱的,求求你现在看看我,读读这本可怕的书……”(1922年4月写给诺拉的信,厄尔曼[R.Ellmann]编:《乔伊斯书信选》,第900页)。乔伊斯的姑妈约瑟芬说,《尤利西斯》是不适合于阅读的,乔伊斯听后回答说:“如果《尤利西斯》不适合于阅读,那生活就不值得继续……”(厄尔曼:《乔伊斯》,Zürich,1961,第521页)。
[33]1909年8月7日乔伊斯致诺拉的信,见《乔伊斯书信集》(Letters of James Joyce.Ed.R.Ellmann,London,1966),第2卷,第232页。
[34]乔伊斯:《青年艺术家肖像》(Das Porträt des Künstlers als junger Mann.Dt.v.K.Reichert,Frankfurter Ausgabe),Ⅱ,第490—491页。
[35]转引自J.Gross:《乔伊斯》(James Joyce.London,1971;Dt.München,1974),第37页。
[36]H.杜库:“论自我惩罚”,载《观念史文献》1977年第21卷(H.Deku,Selbstbestrafung.In: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21,1977),第42—58页。关于先前未知罪孽的俄狄浦斯式自我发现以及这一模式在中世纪犹大、格雷高里乌斯以及阿尔伯诺斯的传奇故事之中的体现,参见F.奥利:《懊悔与选择——负罪而生》(F.Ohly,Der Verfluchte und Erwählte.Vom Leben mit der Schuld.Opladen,1976,Rhein.-Westf.Akademie der Wiss.,Vorträge,G p.207)。特别值得提示的是,犹大的生平行传以使徒早期的俄狄浦斯式历史为基础解释了,虽然被挑选为“负罪忏悔者”,他如何可能成为(但事实上他不必成为)《圣经》所载的背叛耶稣基督的罪人。普鲁塔克:“如何从敌人那里获益”(De capienda ex inimicis utilitate),见Moralia,Ⅵ;86 EF.H.Gärtner编,Ⅰ,173。这篇论文的主题包含着一种含蓄的目的论。世上万物绝非都对人类友好,但他知道如何利用不友善的一切。
[37]亚当是《破罐记》的主人公,中文译本见杨武能等编译:《克莱斯特作品精选》,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
[38]弗洛伊德:《论神秘/惊怵》(Das Unheimliche),见《全集》,Ⅻ,第249页。
[39]弗洛伊德:《性学三论》(Drei Abhandlungen zur Sexualtheorie,1905),见《全集》,Ⅴ,第127页。
[40]弗洛伊德1897年10月15日致威廉·弗里斯的信,见《精神分析学说的起源》(Aus den Anfängen der Psychoanalyse),第193页。在这封信的末尾,弗洛伊德将这一发现应用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因为这出戏剧也有一个基本的循环模式——犯罪者自寻惩罚,关于这一点,参见卡尔·亚伯拉罕:“梦与神话”,载《精神分析研究》(Karl Abraham,Traum und Mythus.Eine Studie zur Völkerpsychologie.In:Psychoanalytische Studien,Frankfurt,1969),第261—323页。我们从1925年《自传研究》中得知,弗洛伊德很早就接触到了俄狄浦斯素材;他的中学毕业考试时,考试题目就是要求他翻译索福克勒斯(Sophokles)《俄狄浦斯王》中的33句诗,当时他就独立地阅读了这部古典悲剧。布鲁门伯格:“哲人之祖的笨拙:纯粹理论的滑稽相——论泰勒斯轶事的接受史”(Der Sturz des Protophilosophen.Zur Komik der reinen Theorie,anhand einer Rezeptionsgeschichte der Thales-Anekdote),见W.Preisendanz和R.Warning编《论喜剧》(Das Komische),慕尼黑,1976年(《诗学与解释学》[Poetik und Hermeneutik],Ⅶ),第11—64页。
[41]英文版见《精神分析心理学全集》,第22卷,第138页。中文译本为:《精神分析引论新编》,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
[42]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Jenseits des Lustprinzips),见《全集》,ⅩⅢ,第40—41页。C.伯纳将生理学置于生物学的核心,在其《生命的定义》(Définition de la vie,1875)中以悖论的方式总结了他的生命学说:“生命就是死亡”,同时还承认这个观点对应于伟大的人牛人怪物神话:生命是机能凶残、半人半兽的怪物。见《实验科学》(La Science expérimentale.Paris:Baillière,1925),第7版。维兰德:《诸神谈话》,Ⅻ,见F.Beissner编《维兰德选集》(Ausgewählte Werke),卷Ⅲ,第727—741页。
[43]H.迪尔斯、W.克兰次编:《前苏格拉底残篇》(H.Diels/W.Kranz,Fragmante der Vorsokratiker),22B,第36、37页。注疏见布罗克尔:《前苏格拉底哲学史》(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vor Sokrates.Frankfurt,1965),第39页。
[44]这段论述的语境涉及“罪责”:“然而,在‘有罪责’观念中有着不的性质。如果‘有罪责’能规定生存,那就由此生出一个存在论问题来:如何从生存论上澄清这一‘不’的不性?再则,‘有罪责’观念还包含有‘作为……得根据存在’——这一点在‘有责于’这一罪责概念中是以未经分辨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从而我们把‘有罪责’的生存论观念从形式上规定为:作为一种由‘不’规定的存在之根据性的存在,这就是说:是一种不之状态的根据。”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338页。格莱姆(J.W.Ludwig Gleim,1719—1803)是德国知名的抒情诗人和歌谣体诗人。
[45]Fehlleistungen,德语原意是“发送错误”,在弗洛伊德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中,这个词语转义为“行为倒错”、“动作乖谬”。
[46]弗洛伊德:《儿童精神病史》(Aus der Geschichte einer infantilen Neurose,1918),见《全集》,Ⅻ,第131页。
[47]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见《全集》,ⅩⅢ,第40页。
[48]P.罗亚岑:《情同手足,亦师亦友——弗洛伊德和陶斯克的故事》(P.Roazen,Brother Animal.The Story of Freud and Tausk.New York,1969,Dt.Hamburg,1973),第133—134页。弗洛伊德的学生汉斯·萨克斯记录了弗洛伊德听到一次自杀事故(也许是陶斯克的死亡)的消息时的反应:“某个跟他友好相处数年的人已经自杀了,这坏消息传来时,我看到了弗洛伊德,我却惊讶地发现,他似乎对这悲剧事件无动于衷。”(同上书,第217页)罗亚岑还说,陶斯克之死和《超越快乐原则》的撰写在时间上非常接近,联系隐秘。他指出,早在1919年9月,弗洛伊德就把草稿给朋友们读过了。
[49]Entmythisierung,意即将基督教精神从神话积淀之中解救出来,鲁道夫·布尔特曼的“解神话化”(Entmythologisierung)学说,不仅让“解神话”概念普遍流行,而且还发展出一种宗教神学运动。布尔特曼认为,“解神话”是一种解释《圣经》文本的艺术,其思想基础是这么一种理念:基督教的布道既然依据上帝的要求,并以他的名义来传言上帝的话,那么,它就不提供一种或为理性或为牺牲理智的做法所能接受的教理。保罗·利科说:解神话意味着在释经的过程之中“抛掉神话外衣”,而这就意味着“把我们的文化及其概念工具从表达复印的文化中分离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解神话直接切割到文字本身。它由解释学的新用法构成,其中解释学已不再是教诲——在字面意义上构筑精神意义,而是在字面意义之下钻探,一种解构,即是说,文字本身的解构。……从它属于信仰的后批评时代的意义上讲,它本身就是一种现代事业。”参见布尔特曼等著:《生存神学与末世论》,李哲汇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19、93页。
[50]H.U.英斯廷斯基:《耶稣生年——一项精神史研究》(H.U.Instinsky,Das Jahr der Geburt Jesu.Eine geisteswissenschaftliche Studie.München,1957)。
[51]尤瑟庇乌斯:《教会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Ⅰ,5,第2—4页。彼得森注疏,见“作为政治难题的惟一神论”(Der Monotheismus als politisches Problem,1935),载《神学论文》(Theologische Traktate.München,1951),第86页及以下。
[52]R.荷尼格:“同时性神话——历史书写中一个重要的心理迷误的根源”,载《心理学学报》(R.Hennig,Die Gleichzeitigkeitsfabel.Eine wichtige psychologische Fehlerquelle in der Geschichtsschreibung.In:Zeitschrift für Psychologie),151(1942),第289—302页。
[53]德曼特:“古代日食和月食流传过程中的变形趋势”,见《美茵茨学术评论》(Verformungstendenzen in der Ueberlieferung antiker Sonnenund Mondfinsternisse,Abhanlungen der Akademie Mainz,Geistesund sozialwiss.Kl.,Nr.7),1970。参见库德勒克等:《插图本古代近东纪元前3000日食月食历史》(M.Kudlek,E.H.Mickler,Solar and Lunar Eclipse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from 3000 B.C.to 0 with Maps.Kevelaer,1971[Alter Orient und Altes Testament.Sonderreihe,Ⅰ])。
[54]《诗与真》(DichtungundWahrheit),见《歌德文集》,第四至六卷。
[55]参见《歌德文集》第四卷,第3页;参照德文版,译文有所改动。
[56]丰塔纳伊:《神谕的历史》(L.Maigron编),第20页:Il y a je ne scay quoy de si heureux dans cette pensée,que je ne m'étonne pas qu'elle ait eu beauloup de cours...海顿:《创世记:1826年3月31日生日音乐会上演奏》,见《论艺术与古代》(Über Kunst und Altertum),收入E.Boutler编《海顿作品集》,卷ⅩⅣ,第135—136页。
[57]参见霍夫麦斯特编:《精神现象学》(莱比锡:F.美茵纳,1937年),第ⅩⅩⅩⅥ页,注释1。
[58]穆西尔:《日记》(Musil,Tagebücher.Ed.A.Frisé),Ⅰ,第754页。1768年11月24日致朗格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Ⅷ,第108页。
[59]“厄伦施莱格尔致歌德的信”,1808年9月4日,见《书信集》(Oehlenschläger an Goethe,Briefe an Goethe,ed.Mandelkow),Ⅰ,第547页。1778年12月福斯特尔致雅可比的信,见A.Leitzmann:《福斯特尔夫妇与洪堡兄弟》(Georg und Therese Forster und die Brüder Humboldt),波恩,1936年,第194—195页。
[60]Passatismus,是用意大利词汇tempi passati生造出来的词汇,意思是“过去的时代”,但它被19世纪众多的作家滥用,描述浪漫主义对历史的热情。这些作家似乎不关心过去,只关心现在和未来,而且还为此感到沾沾自喜。根据本书作者在其他地方提供的信息,在19世纪作家们用Passatismus这个词语来描述浪漫主义的时候,就已经为存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等思潮的反历史主义开了风气之先。
[61]德罗伊森:《历史学纲要》(Droysen,Grundriss der Historik,ed.R.Hübner),第45节,第345页。《致歌德书》(Briefe an Goethe),Mandelkow编,卷Ⅰ,第41页。
[62]拉特瑙:《书信集》(Briefe.Dresden,1926),Ⅱ,第348页。1775年春致雅可比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Ⅷ,第265页。
[63]生命哲学在德国的代表人物是威廉·狄尔泰(Welhelm Dilthey,1833—1911),是他第一次赋予了“生命哲学”一词以一种特殊的哲学意义。
[64]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Halle,1941,第5版),第18节,第87页。1785年12月13日雅可比致歌德的信,见Mandelkow编《致歌德书》,卷Ⅰ,第89页。
[65]本书作者严格区分了“神话创作”(Arbeit des Mythos)和“神话研究”(Arbeit am Mythos)。本书的标题就是“神话研究”。详细的论说参见第一部第四章第13段,其中第一次提到了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的教诲诗篇,又参见第二部第四章第7段,其中提到了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神话创作”是指神话本身本质的原创功能和成就,而“神话研究”是指对继承下来的神话素材进行持久的重构,而这在本书作者看来是我们认识神话的惟一形式与惟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