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名闯入无名的混沌
千百条河流被编织到文本之中,我想让文本流动起来。
——1927年10月28日乔伊斯(James Joyce)致
哈利特·肖·维夫尔(Harriet Shaw Weawer)的信
神话是那些通过在叙述中心保持高度不变的常量和同样清晰的边际变化能力来辨别的故事。这两项特征让神话可以通过传统得以流传。它们的恒常性产生了通过艺术或礼仪的再现,以及通过复述而被认识的魅力,而它们的可变性则产生了探索新的个人化的表现手段的魅力。这就构成了“主题”和“变奏”的关系。不论是作曲家还是听众,都不难通过音乐来领略其中的魅力。因而,神话与那些不能做丝毫变更的“神圣文本”不可同日而语。
人们之所以讲故事,是为了“消磨”(vertreiben)某些东西。在最没有害处但同样重要的情况下,就是消磨时间。在另一种更严肃的情况下,就是消除恐惧。后一种情况不仅包括蒙昧,而且更根本地包括陌生。就无知而论,重要的并不是人们尚未获得那些据说是更好的知识,而是后一代人回首过去却自认为他们拥有了这种知识。对于神秘莫测之物的一切知识——诸如对放射、原子、病毒、基因等等的知识,从来就没有让恐惧消逝过。古老的恐惧,与其说是害怕尚未认识的东西,不如说纯粹是害怕尚不熟悉的东西。因为尚不熟悉的东西总是无名之物;而无名之物是不能被呼唤,不能被亲近,而且也不能以巫术来击败的东西。作为最高层次的可怕之物,惊恐(Entsetzen)在其他语言当中没有对应物,因而成为无名者。于是,最早时代最不可靠的认知世界的方式不是别的,正是为无名者找到名称。惟有在如此强度上,方可讲述一个关于无名者的故事。
故事述说某些怪物已经从这个世界里消逝,而这些怪物比那些隐藏在现实存在之后的东西坏得多。故事还述说天不变,道也不变,万物各正性命。这就让以系统处境高速变化为特征的时代不仅渴望新神话,渴望再度神话化,而且完全不宜于让其自身如愿以偿,各得所欲。因为,所在一切都不允许他们相信自己一直希望相信的东西:这个世界永远是这个样子,在他们面前从来都是这个样子,正如现在它许诺要呈现或者威胁着要呈现的那样。
人间一切信托始于名称,而与之相联系才能讲述故事。这种情形也包容在《圣经》关于万物伊始的故事里,那就是伊甸园里的命名活动。但远远不仅如此,这种情形亦包容在支配一切神秘巫术以及仍然刻画了一切科学之开端的信仰中,这一信仰就是事物的合适命名将会缓解物与人的对立,而把物与人的关系转化为一种纯粹便利性关系(reiner Dienstbarkeit)。为回归语言找到了途径的恐惧感(Schrecken)已经被忍受下来了。
希罗多德认为,至关重要的是认清出现在神话当中的诸神命名从何而来。通过研究他公布了他的发现,宣布命名主要来源于野蛮民族,而大多数几乎都来源于古代埃及,如果不是来源于埃及,那就一定来源于佩拉斯基民族(Pelasgerns)。[1]希罗多德将佩拉斯基人描述为非常古朴的先民,说他们“在献祭活动中……呼唤诸神……而没有给它们命名或者给他们称谓,因为直到那个时代他们尚未听说过命名这回事”。希罗多德还说,佩拉斯基人通过研究最古老的多多纳(Dodona)神谕,就可能从埃及人那里获得一些名称,用来称谓他们所崇拜的那些尚未命名的神灵。后来,这种命名权限就全面延伸到希腊人中间。希罗多德还认为,与这些命名相对应的故事首先由赫西俄德与荷马补述:“但是,希腊人很长一段时间之后都仍然不知道,每一个神灵何时出现,他们是否永远存在,他们具有什么样的外形。”正是赫西俄德与荷马,这两位诗人为诸神建立了家族谱系,给他们以合适的名称,在他们中间分配了权能与荣誉,以及描摹了他们的面目。同样重要的是,是诗人而非祭司才能担当对神灵执行诸如命名之类的重任,并取得如此持久的效果。同样,神谕也没有预先开具任何一种教义的定义——也许,只要诗人已经确定了基调,神谕就再也没有开具定义的能力了。
恰恰是在后来的理性化过程中,名字被当做神圣的属性,被当做必须被认识的神圣的特征和能力。至关重要的不是认识神灵的特征,而是要能够用神也认为专属自己的名字来称呼他。如果我们相信希罗多德,那么,神根本就不想让人类熟悉他的名字,因为他只想接受人类对他的顶礼膜拜。关于诸神名称的知识是非常偶然地从埃及传播到希腊的,当神谕要求获得他们的允许时,它才同意使用这些名字。这不是一种认识行为,但也不是一种获得启示的事件。
《圣经》传统培育了这么一种观念:上帝想让他的子民认识自己和确切地理解自己,虽然他本人也认为重要的是只为一个目的,因而只让祭司知道他的名字。故此,就有一些莫名其妙的附加称谓,以及代用的解释名称,以便让我们保护真实名字的秘密。秘密的名字首先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单名,仅当这个名字再也无法妥善地隐藏,它的认识地位才被另一种戒律取而代之,而被认为是外来人无法确知以及更容易地保密的,以至于如果我们希望充满善意地靠近他,对他施加成功的影响,那么就必须对上帝的全部名字有确切的认识。在这里,名字的积累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是通过形象的块聚,是通过以神界的方式去征服外来民族的神灵,还是将众多的偶像传统叠加起来,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对于秘密知识的渴望以一种持久的方式轻而易举地同一种原则结合起来了。按照这一原则,只有知道了一切名字的人,才能实现指向神圣的意愿。
只要我们提及启示,提及偶像形式和偶像故事必须严格规定,彻底服从的教义要求,那么这种启示在极限情况下就仅仅可能在于对上帝之名的分享当中。在犹太神秘主义经典文献中,这个论断被一再重复:“整部《旧约》全书无非是述说上帝的伟名而已。”[2]但是,众多的名字不仅是对上帝的称呼,而且还命名了上帝行动与活动的多种方式。创世篇述说上帝说话、上帝活动,而不只是一个创世的工匠,因而他的行动就独一无二地体现在命名活动中,他命名了他希望实现的结果。重复一遍,对于犹太神秘主义经典而言,这就意味着“上帝的语言事实上没有语法,而全部由名称构成”。
柏拉图神话里的工匠,即创世之神得木革(Demiurg),在他创世活动的关键环节也必须惟一开口一次——意味深长的是,他必须使用修辞术以便令人信服地将“必然性”(Ananke)引入宇宙的和谐顺应之中,而这种必然性抵制理念在宇宙当中畅行。此外,命名语言已经声势浩大,并且将数字语言和几何图形叠加其上。另一方面,《圣经·创世记》本质上是一道进入存在的命令,以及一个作为存在的命名。“创世开始于语言万能的创造性,同样终结于语言融化造物,给造物以命名。因此语言既富有创造性又是完美的创造物,既是词语又是名称。在上帝身上,名字富有创造力,因为名字就是一个词语。上帝的词语是认识,因为词语是一个名字。‘他认为这是善’,意思就是他通过名字而认识它……意思就是上帝用它们的名字而让它们可以认识。然而人类根据知识来命名它们。”[3]故而,《圣经》伊甸园故事的一个假设在于,人类知道如何用万物之名来称呼万物,因而人类就可以接受并熟悉这个被创造的世界。
重建伊甸园可能必须再次给万物以正确的命名,其中还包括那些神秘的存在物,它们不仅自为自在,而且还通过偶然的血缘关系和法律秩序而获得了公共名字(或者家族名字)。要想找到一个人的真名,起码是一个新的名字,就一再同救恩观念紧密相关。玛丽亚·龚德特(Maria Gundert),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的一个学生的女儿,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的母亲,她皈依了祖辈们信奉的虔敬教派,并成为一名传教者和印度语言文学的专家。1877年,她在日记中写道:他的父亲曾经非常细致地讨论了上帝给予每一个人的新名字,“这个名字不论在语法上还是在词语上都是一部杰作,一个名字包括了我们人间在世所体验和通过上帝的恩典所成就的一切,一个名字如此含弘光大,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以至于仅仅听到它被呼唤,过去以及被忘却的一切,生活中所有的谜团,深含不露、不为我知的存在与本质中的一切,就突然为永恒之光所照亮,清楚地出现在我们的灵魂。”[4]由于这里的主题事关终末论的希望,所以在那个时代终结之时,曾经始于命名并通过命名而编织出来的一切都将回归于命名:历史便被看做是命名的完成。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可能是有所保留地被誉为科学经验主义经典表述的创始人,他更多地依存于巫术仪式传统,认为重建伊甸园与再度发现原始命名紧密相关。不错,认识与能力之间的培根式等同很快地被人们放到耳后,但命名的成就——尤其是同林耐的决定性工作齐名的生物分类领域里的命名成就——在数理自然科学的魔力笼罩下也极易被忽视。现时代成为一个最终为万物发现命名的时代。
科学一再重复的东西其实已经在神话的暗示之中:人们一劳永逸地成功地获得了对万物的全方位认识。神话本身就讲述了原始的命名从黑夜、大地和混沌之中起源的故事。赫西俄德在《神谱》中描述说,开端已经在轻松的跳跃当中通过大量的形象而被逾越了。先前恐惧的残余现在只对那些认为神话故事担保了权力去势的人呈现。
爱神阿芙洛蒂特诞生于被割去的乌兰诺斯生殖器分泌的恐怖泡沫,而这正像神话所成就的一个隐喻。但这并非神话创作的结束:在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Venus Anadyomene)中,爱神仿佛就是诞生于大海的泡沫——仅仅是被诗化在神话里的人才认为,它诞生于乌兰诺斯可怕伤口所分泌的泡沫。最终,在20世纪初,生命哲学家为了将生命与形式、生命之流与情欲之流的关系清楚地呈现而致力探索《维纳斯的诞生》的神话场景,只是在这个时刻哲学家才认为,阿芙洛蒂特永恒的美仅仅诞生于“汹涌的大海上平息的散漫的浪花”[5]。当恐怖的背景被忘却,审美化过程就大功告成了。
命名让故事开始发展,但这并没有穷尽名字的功能。相反,过多的名字搁置在与故事配称的形象周围和形象之间,这确实不好理解。赫西俄德的《神谱》为这种名字超量的现象提供了证据,如果我们只打算在其中看到诗歌存在方式的“诗学特征”,那么名字超量现象无疑就是审美的投射。神话常常对所谓的“整体化”深表忧虑,它厌恶空虚(正如人们仍然在以准神话命题来谈论的自然的空虚)。它的故事极少定位在空间,也绝非定位于时间中;惟有谱系学结构才把它们深深地埋藏在一种确定性网络中。正如后起的历史学家几乎不可能将一个事件与另一个事件、一段轶事与另一段轶事并置对接,因为它作为历史学家所感兴趣的,与其说是个别概念的意蕴不如说是整体一致性,同样,神话如果不利用专属于它的东西——利用命名将符号结合在一起,它就几乎也不可能将一个象征标记与另一个象征标记并置对接。
甚至在阅读《圣经·新约》中耶稣的两种谱系的人不仅看到了耶稣与大卫、亚伯拉罕的遗传关系,(《路加福音》所示的)耶稣与亚当、上帝的遗传关系,这种谱系作为血脉基点确立了耶稣对于救恩历史意图的地位;而且,他还看到了命名充实着空虚的时间,而这些名字大多未知,也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个故事中。《马太福音》明确地将时间一分为三,每一段由三代构成——在亚伯拉罕与大卫之间、在大卫和巴比伦流亡之间、最后是耶稣。只有少数名字在故事中被提到,但令人惊讶的是《马太福音》中特别提到的四个女性的名字却有隐秘的故事。四个女性中,至少有一人具有神话品质,那就是他玛氏(Thamar)进入耶稣家谱,介入到了大卫和弥赛亚的血脉系统之中。她被诬蔑丑诋为娼妓,迫使犹大——她的两位亡夫的父亲,他还拒绝她改嫁给在法律上有权娶她为妻的第三兄弟——给予子嗣以便成为大卫和弥赛亚的祖先,这时她就是反对道德和本性的失败而追求终结历史。对于《圣经》所叙述的人,仍然还在苦苦期待弥赛亚将生于(或者坚定地认为他已经降生于)大卫家族的人而言,上述结果将稀奇古怪的罪行变成了对历史取向的人为掩饰而成为可以理解的了。
马太完全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因为他在耶稣家谱中插入了三个附加的女性名字,而这三个女人声誉不佳,值得置疑。一个是喇哈氏,在《圣经·新约》其他地方也出现过并且人们耳熟能详,据说她是耶里柯的一名妓女。第二个是路德氏,这个古莫阿布人可能就是大卫的女性祖先。最后还有巴特谢巴氏,乌利亚之妻,后又从大卫。就大卫之前的家谱言之,上帝以柳暗花明、峰回路转的方式为弥赛亚铺就了救世之路,这么一个事实同对于弥赛亚的信仰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差异:人们或者相信弥赛亚已经出现,或者继续期待他的出现。关于他玛氏,犹太教经典《米德拉什》(Midrasch Tanchuma)有所记载:“她就是赏给犹大的伴侣,犹大生法勒斯和希斯伦,法勒斯和希斯伦生大卫和弥赛亚王,他们将拯救以色列。看看,在他可能让弥赛亚王降生于犹大家之前,上帝必须绕多少弯路啊!”[6]福音传道论者不只是让虔诚地倾听耶稣家谱名单的人确信,创始开端以来或者说犹太族长时代以来所经历的时间,没有一点点不是同孕育着拯救的事件紧密相关的。
谱系名单负载着不可杜撰的标志,因为我们相信,只要哪怕有一点点可怜的杜撰渗入其中,它就立即被分辨出来。甚至在赫西俄德那里,独具匠心地杜撰的名字也不是常见的。他开具的涅柔斯神族的名单现在也被正确地归在伊利亚特诗人份下。伟大史诗的表现场景产生了这么一种信念:只有诗人洞察了世界以及蕴含在其中的权力。我们可以想像,在迷狂地朗诵诗歌的过程中,诗歌产生了一种对着偶像虔诚祈祷的效果,而这也一定再度让人们确信:什么也没有被忽略而每一个人都感到满足。这项基本成就却再也无人知晓,这就回答了这样一些名单对于现代趣味何以产生了一种非诗学的性质。世界可以控制,这么一个事实早就表现为一种努力,即避免在命名整体中留下任何空白。而这就意味着,以过量的命名为手段,公开命名同时又避免命名。
从相反的角度来看,这种现存的“文学”现象仍然可能彻底地呈现一种原始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无形事物的无名,以及为陌生者命名而斗争。古希腊神话中的涅柔斯本来就没有名字,乃是生于大海的古老神灵——甚至在《奥德赛》里面,他化身为普罗透斯,“最初的神”,但事实上他尚未命名,而只是作为蓬托斯最有生殖能力的孩子而被置于一部漫长家谱的开篇。但是,不像他可爱的女儿,普罗透斯没有偶像,所以他被留在一种容易被遗忘的状态中。[7]如果我们以整个神谱为背景感觉到这种混沌、这种巨大的深渊现在仅仅被当做派生之地,其派生的活动方式不仅是未知的,而且拒绝任何偶像,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些形象和名字彼此相关而成形,并且在远离混沌与深渊时获得明晰性。几乎是随着一声慰藉的叹息,执行分类活动的神话使人热情拥抱这么一个事实:除了他知道如何称呼,如何纳入他的体系中的东西之外,从这个混沌的深渊根本就什么都没有产生。这么一种说法很容易成为废话,但我们开始像理解基督教的十二使徒教义中的命题一样地理解这一命题:信徒感谢上帝,因为上帝除了他自己圣洁的名字之外什么也不是。在信徒的感激之情里,我们仍然能听到一种恐惧的回声:上帝可能总是未知的,上帝可能总是作为一个不可称谓者走近他们。
和圣地麦加的居民一起,穆罕默德在力求驱除多神教,证明自己的神为最高神祗的时候遇到了许多困难,因此他们只能以这样的论证逻辑来自我辩护:他们的神灵可以用名字来清楚地表示某些东西,但新神的名字——我主安拉——却只不过是指“神”,而根本就没有名字。[8]同保罗的亚略巴古演说联系起来,也同样可以看出这种反驳逻辑的重要性。保罗运用了这么一种论证逻辑:虽然供奉未识之神的祭坛是个不错的想法,但是只要这个神的名字众所周知并且可以通过他而被交流和分享,那么这种想法就是不可容忍的,除非使徒什么也不提供,只提供一个必须拒绝其他神灵存在的上帝。只要摧毁了规定神性虚空的那个体系,他就可以填补这个留给“未识之神”的虚空。未识之神的名字一旦人所共知,它就势必发展成为对命名功能的否定。教义是由定义构成的。
神的许多形象同那些令其获得命名的抽象性相比是否更年轻,这么一种古老的疑虑现在已经被消除了;但与之对立的状态却尚未确立,在神话里,中性状态无论如何都绝非自足。中性状态近乎一种技巧,通过还原来暗示一种再度神化的过程。因此,“邪恶之人”(der Böse)当会作为“邪恶之事”(das Böse)而卷土重来。魔鬼便是七十子《圣经》译者用来翻译希伯来语“撒旦”的词语。而且,正如《雅各书》里一样,魔鬼也是上帝之前的一个责难者的形象可能的本源意义。现在,通过含糊其辞,魔鬼作为对立的代理而获得了反抗者的全部特征。
一个中性词语神秘兮兮地被人格化,如致帖撒罗尼迦人的第二封信中所示,羁押者(katechōn)乃是尚未解决的第二次降临问题的后果之一。一种纯粹功能指示方式的隐秘性防止它向多神论偏离。有一种权力仍旧压制并延缓了终末事件的突然发生,但这种权力却不是靠名称来认识,因而也是无法施加影响的。如果说,在终末论的希望与恐惧之间犹豫徘徊,这种延缓过程无法明确地得以估价,那么,这么一个带冠词的小品词就被正确地保持着无名的秘密,以至于它既没有招来信任,也没有激发祈求。在这种新的无名状态中,它就像是原始时代巨大权力的碎片,由于没有名称也没有面相,任何人都无法和它协商。
给世界命名,就意味着将未区分者分门别类,让不可触摸者可以触摸(greifbar),甚至让尚未理解者得以理解(begreifbar)。建立确定方向的手段也就是抵抗基本形式上的慌乱——最起码的形式是困惑,而最极端的形式是恐慌。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从预先给定的连续体中规定方向和形象。无论是有利还是无利,风向表都是一个生活世界的醒目标记,天气在这一标记当中可能成为主宰。风向表以一种并非仅仅是量的方式从灾难性的风暴之风区分开来。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中描写的罗盘有三十六点,而不是通常的三十二点。据此而产生的季节区分、元素区分、感觉区分、善恶区分、脾气与情感的区分、天体与人类时代的区分——所有这一切都大多数是我们可以通过历史记载来认识的成就。有时候,随着启明星与长庚星的区分,那些被确定的秩序体系必须被撤销,连赫西俄德也还不知道它们的统一性。
世界以及统治着世界的权力,都不能完全被托付给纯粹的偶然性。神话构成了表达这一事实的方式。无论这一点是如何被指点出来,无论是通过权力分割、能力分类,还是通过关系的“合法化”,这都一定是通过删除随意性而构成的系统。即便是在科学最近对于神话名称的讽刺性运用中,这种要素依然发生作用。太阳系行星长期以来都被冠之以神话名字。当第一个新行星被发现——赫舍尔的天王星(乌兰诺斯),就不仅预先被确定了如何称呼这颗行星,而且还预先确定了命名下一颗行星的惟一方法。
命名仪式如果没有一些冲突也不可能完全发生作用。在天王星被发现之后,法国天文学家阿拉古(Arago)要把天王星命名为“赫舍尔”(Herschel),也许正是因为考虑到这样就可以为更多的发现留下充足的空间。所以,1846年,用天文望远镜确认了海王星的数学证据时,莱维列埃(Leverrier)不失时机地说服阿拉古把这颗行星命名为“莱维列埃”。1846年10月5日,他在法国科学院公布了这么一个决定。如果柏林天文学家盖勒(Galle)在作出光学发现之时并没有提名“雅努斯”(Janus),因为这个名字在谱系学上先于土星(Saturn),那么,莱维列埃就不会如此热昏了头脑,如此傲慢自负了。莱维列埃之所以要拒绝“雅努斯”这个名字,是因为他心中已经有了一个错误的假设:雅努斯是罗马守门神和边界神,如果用这个神来命名天文发现,那么就几乎暗示了新发现的行星是太阳系最后一颗行星。莱维列埃本人并没有考虑自己将来的野心,但他提议将新发现的行星命名为“尼普顿”(Neptun,海神)。这个名字在法国之外的天文学家中间迅速被接纳,尽管阿拉古独霸权威,却也无济于事。莱维列埃已经行使了一个发现者的权力,但代价仅仅是暂时答应,希望免除自由选择。[9]后来在元素周期表这项新发现中起作用的民族主义暂时还没有卷入进来。直到1930年,当洛威尔(Lowell)根据海王星轨道的不规则性而宣布发现了冥王星,并为汤姆堡(Tombaugh)所确证时,民族主义仍然没有机会抗拒神话分类知识的“客观性”。
1978年6月22日,美国天文学家詹姆斯·克里斯蒂(James Christy)在亚利桑那(Arizona)高概率地发现冥王星有一颗卫星,因为在一些照片上有同样的斑点环绕着行星的光晕。这斑点疑是太阳系一颗行星的第35个月亮。这一发现的命名仪式很快就完成了,与最后确认这一发现相比麻烦更少。冥王星的卫星被称为“喀戎”(Charon)。必须补充指出,喀戎本为冥界之神,即摆渡于无归河上将亡灵送往地狱的船夫。这种命名同真实存在亦不无巧合,因为冥王星上太阳再也不是光源,它的光亮凭肉眼几乎无法看到,所以一片黑暗。因而,冥王星的月亮同我们地球上的月亮也不可同日而语;这个月亮是一个黑暗的伴随物,仅当它遮蔽了星星时,才能为冥星人所感觉。
当这些故事差不多已经烟消云散于人的脑海,最初的这些名字仍然像最新的名字一样醒目。它们像一些储存着被删除的自由选择的库藏,不仅出现在19世纪欧洲教育背景中,成为古典主义的残像余韵,而且同样也继续活在20世纪晚期天文学中,表现为对新近发现的曝光资料进行高度自动化的分析和大规模的制作。这是不是神话晚近的成就?是不是神话留在历史中不可磨灭的踪迹?是不是在反讽的意义上对神话效果的最大限度利用?如果说,“天王星”毕竟是在人们认为完整的系统之内第一个出乎意料的发现,而“冥王卫星”则仅仅是根据照片资料上的斑点而提出的怀疑,不可能像海王星一样被确证为轨道紊乱的原因,那么,在赫舍尔的“天王星”和“冥王卫星”之间有没有本质的差别?
赫舍尔发现行星构成了对可见性假设所设定的完备性原理的一次决定性断裂:直至当时,通过望远镜只能确认“卫星”,而不能确认行星。太阳系的基本构造仍然直接相关于人类的天然视觉器官。如果我们不想求助于“混沌”,那么“乌兰诺斯”这个名字几乎就穷尽了神话的谱系。时代不确定的海神,波塞顿/尼普顿,倒不失为一种完美的解决,它再也不是指经验理性的决裂,而仅仅是指无限“众多”手段之间的数量选择关系。当最终表明,冥王星高度离心的轨道使它有可能与海王星换位,根本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一点也没有什么违反规律的事情发生。早在1979年,冥王星就横跨了海王星的轨道。直到1999年,它都比海王星离太阳更近。尽管联合新闻集团将这条发现当做联合报道来发布,可是从来就没有人觉得这种行星换位给那些现在被称为“意识”的心灵带来什么诸如“启蒙”之类的东西。这则报道无须通过(评论)来宣布其无效,诸如最近或下一次彗星将穿越地球轨道的报道一样。如果一种传统不复相信“宇宙”中可能发生诸如此类事情,那么,这一传统的背景就会完全淡灭而退为远景。
更让人惊讶的是,冥王星这个名字还继续存在。1930年,将这颗行星命名为“Pluto”,但这个名字对人文学科从来就没有表示过友善,相反,倒是表示在其最近的出现方式之无以名状性(也就是说,它作为一种几乎无法知觉的“残余”而出现,同时通过强制力量从混沌未知的状态中抓取出来)和其最初的无所不在之间存在着一种整体的逻辑的联系。在这么一出戏剧般场景中,我们仍然还可以意识到柏拉图笔下的发言人关于“命名”所持之论:“显然,第一个给事物取名的人并非常人……”[10]一个充满了名字的世界尚且保持着充满神灵的性质。这就为与下列情形下所作陈述迥然异趣的陈述保留了基本的主题:用字母和数字来命名,恰好公然证明我们人类的自然视觉器官无法把握放射银河系或者类星体的对象物。
只有展开神话历史的意向性,才让我们将这一过程理解为永恒与时俱进,同时也让我们对每一种情况下的史前阶段进行猜想。但是,关于神话起源的理论百无一用。这里只有一条规则:我们一无所知(Ignorabimus)。这是坏事吗?完全不是。因为,在其他情况下,对于“事物的起源”,我们同样也一无所知。即便如此,这些理论还隐含着这样的意思:比说明现象的要求更为广阔、更为遥远的探索可让我们洞见起源。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里,卢梭(Rousseau)显然有自知之明,不希望别人把他关于原初状态的猜想当做历史的真理;然而卢梭无法逃脱的命运,是把他用来烛照后来历史处境的假说当做规范意义上的起源。
神话果真将它所遭遇到的陌生世界的恐怖转化为故事吗?或者,神话是不是先制造恐怖,然后再为饱受恐怖折磨的人提供安慰?如果我们在上起伊壁鸠鲁下达现代启蒙时代的传统脉络之中追溯“启蒙”,那么以神话激发恐惧与希望就是牧师阶层的权力体系,他们以这种方式垄断了救赎以及获得拯救的特权,正如戏剧场景中的那些律师,他们操持着诉讼,这些诉讼缘起于那些冲突,而这些冲突又是他们本人预先以欺骗的手法兜售给当事人的。这么一种启蒙乃是一树不结果实的花。如果我们不集中研究那些假设的轻浮虚妄,启蒙的结果就无法解释。这些假设关系到这些必须被克服,也可能被克服的东西之血脉渊源和持久耐力。因此,神话起源的假设恰恰成为战胜神话这一臆想的结果。不仅如此,它还构成了对于神话能力的评价——神话可能(顺应希望或顶着恐惧而)回归,并且可能辨别自己的活动方式和接受形式。
业已启动的现时代最感到自豪的是,它像风卷残云一般地(或者说,无论如何它不久就能像风卷残云一般地)扫灭那些无所不包的偏见体系,其中既有神话也有教义,既有概念体系又有理论权威。从这个角度来看,倒行逆施就是一种无法辩解的心态返祖,一厢情愿的理想形式,一种出于对人为中心的虚荣奴颜卑膝而产生的僵化境界。当过去被假想为合乎理性的东西已经成为残渣余孽,理性便作为一种安于未揭之幻觉和未决之矛盾的机能,而扫除了由学者与诗人、巫师与祭司,总之一切类型的诱惑者们所累积起来的历史沉淀物。不论是作为批判解构的机能,还是这一机能所揭露出来的残余,二者都应该被称为理性。也许,根本就无法保证有某些作为残渣余孽遗留下来,或者当这些历史沉淀的模糊时代已经被扫荡一空时可能有所遗留——这么一种疑虑心理直到浪漫主义时代到来就全然沉默,没有任何发言的机会了,因为浪漫主义以公然否定的形式导致了历史的突破。一个剥洋葱的比喻,在历史上太迟地运用到启蒙的志业之中。
晚年海涅用最富戏剧性的形式清楚地表示了这种对立的立场。海涅指出,哲学对宗教的战争毫无疑问以摧毁宗教、弘扬哲学为目的,正如以基督教的上帝来取代古代诸神,以当代哲学来剿灭基督教精神,但是,二者都没有获得最后的成功,倒是预示着重复的前景。一种新宗教确实必然降临,哲学家们也一定会改弦更张,洗心革面,但一切都会再次归于徒劳:“世界是一个巨大的马棚,就像奥吉亚斯的牛棚一样,根本就不可能被轻而易举地打扫干净,你一边清扫,公牛还在棚内,继续拉屎拉尿,粪便越堆越高。”[11]令人愁苦忧郁的是,海涅暗指赫尔克里斯的艰辛劳动,但没有让我们明白大力士艰辛的劳作终归徒劳,也许只有天神宙斯的超人之子神话不在其列。但这提醒我们,拿破仑(Napoleon)用来确认启蒙失败的思想,乃是一种犬儒主义。关于他的时代将他变成神话的方式,拿破仑在评说圣海伦娜时指出:“他们把我塑造成了赫尔克里斯!”[12]同一个拿破仑仍然还想自命为上帝之子,但他又不得不承认,人民已经被启蒙,自命上帝之子不再可能了。没有名称,没有称谓,将人神格化仅仅是神圣显灵的对应物。结果,对人民的启蒙还不足以让这些东西失去立锥之地——它们作为现实,却仅仅是将它们的名字成功地排斥在流通之外。这位身心憔悴的皇帝也许感到震惊,他被赋予了赫尔克里斯这么一个悲苦的角色,但正在上升的波拿巴将军却不是这样。相反,作为波拿巴将军,拿破仑于1798年亲率大军远征埃及,以神话的方式重复了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der Grosse)和罗马帝国辟疆拓土、君临世界的磅礴气势。
当他的伟业归于失败,他也转而责难启蒙与革命:“自从我看到了东方,卢梭就让我厌恶,这个野人简直是一条狗!”[13]甚至在政变之前,他就已经宣告了启蒙的失败,因为粉碎了启蒙运动的一切前提,甚至毫不宽容地摧毁了被假设为远征埃及之精神基础的东西:不仅仿效亚历山大和罗马帝国,而且开始求助古代文化来为新理性提供合法性,以便跨越时代的差别建立无差别的联系。这确实不折不扣地是神话的思考,通过建立整个历史的所属关系而将偶然事件合法化,然后在这种历史诉求的公开展示中一切都支离破碎了。实在中断了神话。征服者无法容忍:埃及,这个东方并没有向他显示出那种为他显神的尊严而必须显示的样子。
海涅将世界比之于奥吉亚斯的牛棚,却也像拿破仑的犬儒主义一样,无法解释哲学何以不能完成它宣称要完成的使命。如果有人宣称一个问题已经成为哲学问题,那么他就担负着一项开创性使命,作为一种可能取代答案而接受的最低限度的成就,那就是要赋予这种必要的或者可能的答案以独特属性。启蒙作为哲学,何以就无法完成它宣称要完成的使命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是:哲学的“解构”[14]锋芒直指那些易于攻击的内容,并且最后适应了这些内容;因而它就不能接受这些内容必须满足的理智与情感的需要。不仅如此,它还将这么一种解构过程虚构为致命一击,在一夜之间将弗勒切(La Flèche)学院的围墙化作废墟。[15]最后,它只是在其自身的方面、在其追求剥蚀的规定之中,却不是在隐秘状态下看待严肃性;相反,在它看来,隐秘就是肤浅。
但是,幻想同样也不能逃避这么一种处境:只要它努力利用,努力赢回神话的巨大形象,以此来遮蔽它的真理,它就永远不可避免地直落此等绝境。寓意解释的诱惑,一直到上个世纪末,甚至一直到当今,都构成了哲学的本质特征。但是,超越修辞和风格层面,人们从来就不认为具有启示力量和教导作用。一般认为,浪漫主义备受哲学家的蔑视,尽管哲学家可能就是从浪漫主义者那里得知,究竟是在什么基础上它顽固地抵抗,最后还以本源真理之名成功地对立于启蒙运动。浪漫主义确实是一场敌对哲学的运动,但是这么说却不足以让哲学视之为无足轻重与乏善可陈。没有什么比其伟业的对手更值得哲学家满腔热情地分析和研究了。在这种联系中,哲学家必须十分明智地看到,神话与理性的对立是一个过时的贫乏的创造,因为它不再认为神话在克服陌生神秘的古代世界的过程中,本身就具有一种理性功能,不论其手段在此之后显得何等的无效。
浪漫主义的诸多论证之中,其中有一个就是:真理不可能,也不应该像启蒙运动所主张的那样幼稚。理性可能总是模糊的,但也有一种清楚明白的理性。也就是说,若非如此,人类理性就可能在结构上非常糟糕,从此不足以确信他的现在与未来。浪漫主义在神话的轻浮性之上加上了猜想的严肃性:在神话中一定隐而不显、悄然贩运地埋藏着人类最初的启示内容,也许还包含着伊甸园的记忆,而后者如此卓而不凡,堪与柏拉图的前世回忆说相提并论。因此,这就重新评价了启蒙运动的这么一个思想,即神话是人类童年时代的故事;也就是说,当它们预示着将来更可靠的理论活动之时,它们又深谋远虑,锋芒直指理性的内在脆弱性,尽管这种脆弱性还没有被照亮,但仍然不希望泰然对待万物。在命名当中,本源的神话语言保留了其虚幻乐园的某些东西。利用一种“神圣语言”来指代一种遥远的异质理性,诺瓦利斯(Novalis)曾经说过:“它们的每一个名字都是自然世界每一事物灵魂的命门钥匙。”[16]人们总是期待从永远属于未来的科学当中获得全部真理,同这么一种期望相反,浪漫主义和历史主义则建立了一种多少清楚一点的传统实体观念,这种观念仅仅在形式上改变,甚至还可能复活本源的观念,如果有这么一个灵魂命门的话。即使本源观念永远无法失而复得,这么一次偶然的意外成功之处,就在于高度评价作为稳定常量的命名。即使征服者往来奔驰在特定的居民区,并强迫这里的居民采用征服者的语言,但山还是山,水还是水,引人注目的风景与原野仍然以其最古老的名字而存在于世。表面上迁徙流离,底层却保持稳定不变,栖居最早的方向感就从这里获得了不可人为创造的明证性。
理性与神话的对立,事实上意味着科学与神话的对立。当后一组对立据称已经应用于古代世界,随着内斯特勒(W.Nestle)的名著《从神话到逻各斯》(Vom Mythos zum Logos)[17]的出版,这个词组不胫而走,而这正是新康德主义独一无二的努力所产生的派生结果。新康德主义独一无二的努力在于让柏拉图成为这一假定理论传统的缔造者,并在康德那里发现其逻辑完备性。“假设”概念成为这一哲学传统明证性的主词。保罗·纳托普(Paul Natorp)的《柏拉图的理念学说》(Platos Ideenlehre)[18]于1902年在马堡出版,该版序言显示,此书不仅确立和辩护了随后半个世纪之中人们对于柏拉图以及对于一般的古代哲学的巨大兴趣,而且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后果,那就是只有彻底颠覆柏拉图哲学神话的地位,把哲学神话放逐到风格装饰的边缘,才能肯定、赞赏柏拉图为筹划早期科学思想所作出的贡献。
新康德主义哲学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不可过分拔高。如果说柏拉图已经跨越了抵达康德时代的一半距离,那么,在柏拉图和康德之间就不再存在“一个由历史的虚空与荒野所构成的断裂带”,似乎必须首先架设一座跨越这个断裂带的津梁。[19]在此,启蒙的历史形象第一次从根本上被绝对地修改了:现代并非是与这个时代之前黑暗时代深渊边缘上的一种绝对的奠基行为;相反,作为柏拉图主义以及“作为假设的理念”之复活,文艺复兴就已经在科学殿堂里登堂入室了。库萨的尼古拉、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儿、莱布尼茨,这么一些历史人物都进入了柏拉图主义传统的独特界面。[20]在柏拉图和康德之间,在理念和先验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飞跃,因为二者都是指第一次呈现在这里的同一种“科学世界史的基本观念”。
现在,我们就不难理解,如果人们忽略了柏拉图的艺术神话,那就一定行之不远,难以从长计议。但是,及时的调校(fällige Korrektur)仅仅是一种更全面的调校之中的一种个别的趋向(Einzelzug),它主张全面而严肃地对待科学世界史概念,不是准备接受神话与逻各斯之间的断裂,而是准备接受古代世界与现代世界之间的断裂。一种神话哲学仍然在新康德主义论域之内发展成型,但这种哲学并不仅仅研究神话,而且还研究本身并非理论和并非科学的表现现象。这种哲学让我们认为神话就是那些成就的累加,它们作为代理,不仅必须而且可能绵延持存于一个尚未走上理论之路的世界。如果赫尔曼·柯亨还坚持认为“理念无疑是哲学语言最重要的概念”,那么,在卡西尔看来,最重要的概念乃是“符号”,它不仅远离了哲学的现实词汇体系,而且还能超越哲学词汇的历史。但是,在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关系中,依据科学作为一切过程之终点(terminus ad quem)这一不可废黜的假设,卡西尔(E.Cassirer)的符号形式理论第一次让我们在神话表达方式和科学表达方式之间建立一种关联。
神话之后的东西使神话成为过时之物;科学永远不会成为过时之物,即使它每一次进步都让它之前的那些东西变成过时之物。神话更精妙地生成于启蒙的历史中,启蒙期待理性从神话之中解放出来,但是由于理性的实际成就同时使它备受轻视,这样神话又回到了一种只有相对于一个整体才能获得其独特功用的地位上,与之相对的那个整体就好像理所当然地作为某些已经可能居高临下地审视的东西了。永远是通过一种历史的延宕,神话才适当地确立了延续其生命力的方式。这种来源于假设目标的先验知识妨碍我们聚焦于神话,而神话作为一种建构实在的方式本身又具有合法性。与此相反,恰恰就是理性位置的占有者不满足于这种成就,终归服从于范畴的度量,而在其圆满阶段上科学就是运用这些范畴来理解它自身的。显然,我们同科学一道“完成”(ausgestanden)了同神话的姻缘。在任何场合,它都不会作为蛊惑或者出路而出现,神话的历史发展终归再落入系统形式和整体机制之中。同时,十分令人惊讶的怪事在于,正是因为承认了神话的特殊“合理性”,才应该确定无疑地把它变成太古之事与过时之物。
在新康德主义的背景下,神话理论家卡西尔以他的《国家的神话》(TheMythof the State)一书为其漫长的探索划上了句号,这一点不无讽刺意味。他的著作出版于1946年,即他辞世后的一年。不言而喻,这本著作涉猎了一个令他的符号形式理论猝不及防、一筹莫展的领域。卡西尔忠实地记录的根本上就是一次绝无仅有的浪漫主义倒退,而这种倒退显然不可能适合于任何一种历史哲学。
哲学、科学、文化理论、实在意识,诸如此等领域之内的历史学家,为了免于其历史哲学之中所遭遇的紊乱,就不能大而化之地漠视这种浪漫主义的反向冲动——这么一种冲动粉碎了一种顽固地守护着其自身权利的理性形象。尼采指出,理性与非理性都不是宇宙的证词,但是当他这么说话的时候却丝毫不想这种认识冠上“浪漫”之名。所谓“浪漫主义”,意蕴毕竟并非仅仅如此。哲学,像此前的许多学派一样,轻易地把浪漫主义整合到自己的历史之中,而自我归罪于这么一些人,他们用丰富有力的格言警句宣称自己已经被排斥在浪漫主义之外,同时又认为凭此即可宣判浪漫主义的终极命运。真正说来,如果某人靠一种可能性而安身立命,将冷酷无情的实在之终结同梦系魂牵的实在之开端混淆起来,那么他一定就是这么一个不著名字的浪漫主义者,即使诺瓦利斯的“蓝花”。在一个世纪之后在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的《奥迦巴尔》(Algabal)[21]里变成了“黑花”也不例外。
与神话的血脉关联永远在于去发现、去命名那个作为最后真实故事之可能主角的主体。这个历来最为抽象的主体一旦转换为一个行为主体或者受难主体,它就立刻成为一个名字。从外观上看,它可能像“存在”一样不落形迹。一旦成为一个负载着故事之主体的名字,它就可能从人们对于可能性的期待之中,或者从真实的活动之中浮现并聚集起来,再也不可能像书写古老而超级抽象的名词一样地书写它了。到底是什么将“存在的历史”[22]转化为另一个版本的浪漫主义呢?是它所蕴含、所假设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真正的未来无非就是真正的过去。已经被提升为历史主体的人类并没有“返朴归根”,而是在整整一个时代为形而上学所遮蔽的存在“再度降临”(Wiederkehr)。存在的“再度降临”,存在的回归,不可预见而只能期待,因此恰恰是一场新的造物运动(neue Schöpfung),它一定会不顾一切地从迫在眉睫的混沌中偶露峥嵘。
所有一切与神话的血脉姻缘之中,一成不变的事实在于,它们并不要求甚至也不允许人们相信一切都是人类历史的绝对“完成”(ausgestanden),尽管人们总是以为他们已经超越了这一切成就。这一点并非理所当然的,因为神话总是讲述那个被制服了的怪物,讲述那种被美化了的权力。历史经验显然忌谈已经达到或者可能达到的终级约束力(Endgültigkeit)。特别是在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对隐秘力量的猜测与怀疑之后,我们就学会了带着疑虑的心理来审视这样那样的“克服”(Überwindungen)。向最初状态的倒退,原始主义、野蛮主义、野性主义、返祖主义,如此等等,我们一点也不陌生。衰微没落(Untergänge)[23]应该被排除在外么?对于那种可能通过衰微没落而卷土重来的恐怖,它们自身却蕴涵了有慰藉作用的灵丹妙药。花果飘零无所慰藉,星球殒落一击致命,这就是恐怖的渊薮。(https://www.daowen.com)
如果根本就没有可供作出决断的多种神话起源学说,那么,毫无疑问,就像宇宙起源学说中一样,就只有一种神话形态学了。与宇宙起源论相关,如果理解得不错,我们就必须在两种初始宇宙情境之间作选择:在一种情境下,物质在空间中的分布不仅非常均匀而且十分稀薄;在另一种情境下,原始物质在最高可能性上集中在一个单一的,几乎像点一样的物质中心。康德和拉普拉斯以第一种假说为出发点,而随着银河系多普勒效应和哈勃常数的发现,晚近宇宙起源论则以中心物质爆炸假说为出发点。
就神话起源的难题而论,有一些基本命题十分合理而且不折不扣地对应于一种形态学原理所构成的基本框架。同生物学发展的古典理论之间的可选择性相似,最好将它们描述为预成论和渐成论。以格式塔心理学为模型,“事实材料压力过剩说”——假设文化能够消化(Verarbeitung)一种本源的“刺激过剩”(Reizüberflutung),则遭到了另一种理论的反驳,后一种理论端砚,或者说事实上延伸了神话内容与基本形式(在不同文化中)的应和关系。这么一种应和关系激励着遗传学的研究和形而上学的推演。
文化圈理论的基本前提是:一种具有高度恒常性的传统能够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延伸。在这个基础上,它又将文化类似性追溯到人类在本源分封的疆界中的初始处境。[24]按照这一理论,人类在时间和空间中传输不变常量的能力看起来大得惊人。如果我们对此不以为然,那就势必无法避免要对如下结果做出明确的假设:不依赖于文化传统,人类基本上已经装备了由概念或符号构成的“消化”系统。因此,形形色色的柏拉图主义的命运仍然在威胁着我们:仅凭万物始终永在这么一个事实,派生于内在记忆形式的成就即可解释一切。如果我们必须默认这么一种命运,那么,无论如何都必须承认这种理论形式的极端脆弱。
命名行为大体上避免了范围广大的理论选择。在理解这一点的时候,我们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处境中:一方面有赫尔曼·乌泽纳所假设的“瞬息神”的原始性,另一方面又有通过比喻将命名形态普遍化的晚期结构。如此进退两难,恰恰就是苏格拉底在同菲利布斯的对话《菲利布斯篇》中所力求裁定的处境。菲利布斯宣布,那个统治着万物而拒绝讨论其合法权限的女神就是“快乐”(hēdonē),然后再把这个女神命名为快乐女神。可是,苏格拉底则坚持认为,这个快乐女神也必须继续顶着“阿芙洛蒂特”这个古老正式的仪式封号。
苏格拉底随即因拒绝信仰城邦的神而被审判和被惩罚,而他恰恰采取了反对将一种哲学的抽象神圣化的立场。这不啻是一种反讽。柏拉图必定是以反讽的修辞指明这么一个事实:如果一个人诉之于他的守护神(daimonion),认定这个神具有一种无须辩护的最后权威,那么他也势必拒绝承认他的对手同样的特权,即引进一个“新神”,将他确立为一种无须辩护的权威。以阿芙洛蒂特的名义,苏格拉底特别拒绝接受这个可能被哲学挑选出来的“全能的快乐之神”。神话中的阿芙洛蒂特专注于奥林波斯诸神的权力分工,而在城邦庆典上仅仅是为异乡人而设。
在菲利布斯对话中,奥林波斯诸神之间彼此关联的关系,在存在论上隐喻着生命之玉液琼浆互相掺合。坚持用古老的名字则仅仅构成了抵制哲学神性(尽管他们被赋予了全称量词)及其独裁统治的背景。苏格拉底在拒绝菲利布斯时显得比拒绝其他论辩对手都坚决:他退出了对话。
神话必须追根溯源,这个事实远远不是为了后来的观察者而对神话进行顶礼膜拜;将神话从神话本源中解放出来,以便能够刻画和理解神话本身与神话本源之间的距离,这就构成了一种神话学所能提供的精粹。这还包括通过将那些不容争论的名字固定下来所取得的成就。如果要不遗余力地把这已经发生的一切描述为“合法性”,那一定有些夸大其辞;在生活世界里得以命名的东西被认为理所当然,但这更接近于琐碎性——尚未获得形态之前的性质,一种正在累积形成的性质。在《巴比伦公主》的结尾,伏尔泰(Voltaire)将异国情调的文化事实存而不论,而充满个性地置身于反讽的尊重与启蒙的蔑视之间,徘徊犹豫,迟疑不决,从而对天体名字和卡诺巴斯(Canopus)港市名字之间的同一性作了论述。卡诺巴斯,迄今尚无人知道,是这个由星座命名的神创立了城市,还是这个城市的居民为他们自己建立了崇拜之神,是星座把它的名字给了城市,还是城市把名字给了星座。伏尔泰说:“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便是城市和星座都非常古老。但是,对于事物的本源,无论它们可能属于何种类型,我们所能知道的仅此而已。”[25]
卡诺巴斯,尼罗河三角洲西部的一座城市,据说是斯巴达人以梅纳劳斯(Menelaos)船上神奇舵手的名义建造的,因为与之同名的第一大星座照耀着阿尔果(Argo)船舶的星宿,所以城市与星座之间的类似性就不难理解了。神话学“天体学派”与“性欲学派”一样富有创意地将这么一种类似关系同神话的方方面面联系起来:星体布局、星移斗转、太阳的自转公转、月亮的晦望盈虚、行星的周期节律。我们在此无意提出一套关于神话起源的假说,所以仍然必须将这种可能的最早成就同可能的最后成就进行比较。最早的成就是人类已经利用命名成功地控制了生活世界现实性的公开特征,而最后的成就则与另一个极端即心灵的隐秘世界相关。
我们不妨将这种发现名字的失败同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的失误进行比较。如果想进一步提供这方面的证据则可能有悖一切相关的古训。我想提出的证据是呈现在为“地底”现象命名的仪式之中的传记意义因素。意义仅仅是涌塞在弗洛伊德的思想中。1898年4月14日,他写信给威廉·弗里斯(Wilhelm Fliess)谈到了复活节的伊斯特利亚之旅,信的字里行间无疑更集中地表达了有关思想。信中所述的旅行在即将问世的《梦的解析》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弗洛伊德向他的柏林朋友汇报了他在迪瓦卡(Divaca)附近勘探到的钟乳石洞,这是一个奇妙的地下世界。钟乳石形态各异,宛如“硕大的马尾,无数的蛋糕,向上凸起的獠牙、垂帘、玉米棒、帐篷、壁挂毯,从下垂下的家禽”。鲁道夫洞穴的发现者,一个颓废的酗酒天才,立即在精神分析家的眼里呈现为一个变相发泄性本能的人物。弗洛伊德写道:“当他说他已经进入了喀斯特的36个‘孔穴’,我就认为他神经有毛病,而他的征服者已经把他当做色情的替代物了。”这个男人的理想是“到维也纳去,从博物馆里得到一些给钟乳石取名的灵感”[26]。在弗洛伊德的叙述中,洞穴以下就是“塔耳塔罗斯”,一个真正的地下世界,丝毫不亚于但丁(Dante)所想像的地狱。绝非偶然,弗洛伊德给他的这位初入精神分析殿堂的朋友如此详细描述洞穴及其发现者和命名者。不妨认为,这封信也向我们显示了弗洛伊德影响巨大的命名才能,他对于俄狄浦斯的追溯,以及他的内原体构造学说第一次把神话描述为心灵结构的意象。
仅仅对弗里斯这种和他一起沉思默想的人,弗洛伊德才会和她交流“心理神话学”的朴素思想:“你能想像什么是‘内原体心理神话’么?它们就是我的心灵活动之最后产物。对自己内在心灵结构的朦胧知觉激起了自然必须向外投射的幻象……”[27]与这种最初的神话起源论相关,弗洛伊德著作的编者对我们提到“创造性作家与白日梦”,这完全是不合适的,因为在这篇文章里,神话被叫做“人类青春漫长时代的梦”,从而被赋予了一种群体发生学的地位;相反,“内原体神话”原本不是心理结构及其所拥有的记忆内容,而类似于某些模糊的自我表象,而这就“说明”了神话的世界散播及其接受的强度。人们几乎情不自禁地归因于弗洛伊德读过康德的《一个通灵者的梦》(Träume eines Geistersehers,1766),以此为跳板而建构了这么一种神话学原理;可是,这么一种归因却没有任何其他的证据。
在这样一种语境中,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看到,被编者一带而过的1895年《心理学大纲》(Entwurf einer Psychologie)[28]中,弗洛伊德关于心灵结构的最早描述显然还没有关注命名的功能。不能排斥这样一种可能性:尽管在三年之后,弗洛伊德便以发现名称为毕生事业,但不是他自己也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恰恰是伊斯特利亚卡索的向导,让弗洛伊德明确认识到一切对于未知世界的勘查必然面临着这么一种紧迫使命,将未知事物同样也看成是无名而且亟需命名的事物。因为,要用神经生理学以及大脑解剖学的语言来描述心灵结构及其内在能量之剧变,这种努力已经不能令《梦的解析》的作者心满意足了。于是,他便用一个动力系统及其“功能分化”来取代一个兴奋参量和刺激传输的世界,而整个动力系统显然不可抗拒地趋向于实体化、人格化的处境,无论如何也会发展成主动的权力。1895年,神经元理论结构以传输系统的水平隐喻而向观察者呈现,同时,自我与无意识、超我与本我、欲望与监察、释放与压抑、本能的能量与象征的体系、巨大创伤与神经症候所构成的体系则是一种垂直想像的隐喻。即使这种隐喻从来就没有发展到能建构神话学的程度,它也已经同神话血脉相连。相反,在1895年的《大纲》中,就只存在电流、逃避刺激、零度平面、抵制释放、接触与防御、知觉与记忆单元、路径的开启与选择、向量储存与渗透能力、屏幕与围栏。即使那个被独立地作为仪式要素而被引进到心理学理论之中的自我,也只不过是某种传输系统的组织状态,仅仅标志着其原始过程之传导能力的复杂程度而已。[29]
弗洛伊德仍然宣称心灵结构的自我知觉就是他的第一神话起源学,即内原体神话的神话发生学,他同时又期待改造早期理论框架而发展出1915年的元心理学理论。早在《心理学大纲》问世之后的1896年4月2日,弗洛伊德在写给弗里斯的信中就提出了“元心理学”概念,以此对立于形而上学。所谓“元心理学”,十分类似于那些个别内原体神话外在投射的反向转换,换言之,它们亦被用于内在剧变结构的方向调整中。但是,计划当中的元心理学究竟如何却不得而知,因为据说归属于这个计划的12个片断在1915年只发表了5个片段,其余7个片段可能已经是沧海遗珠,难以寻觅了。[30]“内原体心理神话”概念毕竟最终可能发展为一种以“天赋观念”为范例的说明,尽管呈现在心灵结构之模糊的自我知觉里的,将不可能是一套在内容上完整的复杂观念。当神话创作的基本装备可能就是功能系统本身,它就必将自我剥夺其功能性。把神话解释成人类前历史经验的隐秘能力,就第一次将神话从系统发育机制当中分离出来了。
是否能完全透彻理解儿童健忘症呢?对此,弗洛伊德使用了“结构”概念以深表绝望。在他的有生之年,他仅仅走出了一小步。不是靠他无法接受的回忆,而是在“结构”之中,神经病人接受了一个现存故事的恩赐,接受了一个他尚未认识的假设——在一帆风顺的条件下,他把这些当做“真理”来接受。1937年,早期内原体神话第一次被异源体神话取而代之,后者作为一种手段,在绝望中用来慰藉不可泯灭的真理渴求。在写作《分析的结构》的那个年头,一种生命中对意义的终极认识彻底征服了弗洛伊德,这么一种终极认识使他联想到他最初的神话起源论:1936年12月30日,他的女弟子玛利亚·波拿巴(Marie Bonaparte)写信告诉他说,她已经从柏林弗里斯遗孀委托的人手上得到了他与弗里斯的通信。1937年1月3日,弗洛伊德在复信中写道:“同弗里斯通信的主题令我深深感动……我不想让所谓的‘后代’知道其中任何一点信息。”[31]
而这,已经落入“意义”(Bedeutsamkeit)范畴中去了。
[1]希罗多德:《历史》,Ⅱ,第50—53页。绝非偶然,“诸神”和“宇宙秩序”在这个语境之中被相提并论。希罗多德指出,佩拉斯基人管他们叫“神”,因为诸神“根据宇宙秩序”而创造了万物。阅读《叔本华遗稿》的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在柏林1812年至1813年度的冬季讲演《论希腊考古学》(On the Archaeology of Greeks)里就讨论了希罗多德的这段文字。参见A.Hübscher编:《叔本华遗稿》(Handschriftlicher Nachlass.Frankfurt:W.Kramer,1966— ),Ⅱ,第234页。在这种语境下,叔本华(Schopenhauer)本人评论说,“刚开始以及相当长的时间内”希腊人都只有“缪斯之总名”,仅仅是发展到后期才给出了个别的名字。在题名为《自我1839》的手稿中,叔本华表明这个主题之所让他感兴趣是因为它同他的个体化哲学论题相关。诸神最初乃是作为普遍者而存在,只是在后来才被赋予了个别的名字。而且,宗教研究也总是暗示了这么一种逻辑,乌泽纳(Hermann Usener)的贡献就在于将原始经验同名字的发现联系起来,参见乌泽纳:《论神名:宗教概念形成的理论探索》(Götternamen.Versuch einer Lehre von der religiösen Begriffsbildung.Bonn,1896)。维拉莫维茨(Wilamowitz)早就提示乌泽纳,他不同意神名基本功能观念,因为他怀疑给诸神命名“是否能成为更宏大体系的支柱”,而不想对言辞作这么高的评价,事实上他却已经在神的多个名字之中看到了希腊精神原始观念的分崩离析,而这么一种分崩离析的状态决不可能成为本源。“你沿着最个别者通往最普遍者,这是一条必然之路。但是,上帝并不比诸神年轻,如果上帝不介意,我想再次以他为出发点。”——1895年11月7日的书信,见《乌泽纳与维拉莫维茨通信集》(Usener und Wilamowitz.Ein Briefweschel1870—1905.Leipzig,1934),第55—56页。
[2]格尔索姆·索勒姆:《犹太教的基本概念》(Gershom Scholem,Über einige Grundbegriffe des Judentums.Frankfurt,1970),第107页。卡巴拉神秘主义(犹太神秘主义)最初大约于1200年前后出现在法国和西班牙南部,1300年达到鼎盛阶段。又见索勒姆:《犹太神秘主义主流》(Die Jüdische Mystik in ihren Hauptströmungen.Frankfurt,1967),第128页。
[3]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论语言和人类语言”(Über Sprache überhaupt und über die Sprache des Menschen),载《本雅明全集》(Gesammelte Schriften.Frankfurt,1972—1982),第2卷,第1节,第148页。
[4]A.龚德特:《玛丽·黑塞:书信日记所呈现的形象》(Marie Hesse.Ein Lebensbild in Briefen und Tagebüchern.Stuttgart,1934;1977,第2版),第158页。
[5]西美尔(Georg Simmel):《晚年论著残篇和论文遗稿》(Fragmente und Aufsätze aus dem Nachlass.München,1923),第73页。
[6]H.L.Strack和P.Billerbeck:《犹太圣法经传和〈新约〉注疏》(Kommentar zum Neuen Testament aus Talmud und Midrasch.Munich,1926),Ⅰ,第15—18页;Artikel:“他玛”条,见Kittle编:《〈新约〉神学词典》(Theologisches Wörterbuch zum Neuen Testament.Stutgart,1932—1979),Ⅲ,第1—3页。
[7]参见W.马尔格(W.Warg):《赫西俄德诗歌》(Gedichte des Hesiod.Zürich,1970),译者注疏,第143—144页。在赫西俄德诗歌中,无名状态总是被诗人用来展现古老的惊骇之物。参见《神谱》第333—336行。(比如,诗人写道:“那个可怕的蛇妖,它看守着阴暗大地漫长边界上的某个秘密地点的金苹果。”见张竹明等译:《工作与时日 神谱》,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6—37页。——译注)
[8]J.Chelhod,Les structures du sacre chez les Arabes(Paris,1964),p.98.德语译文见C.Colpe编:《论神圣》(Die Diskussion um das‘Heilige’.Darmstadt,1977),第206页。J.Chelhod指出,至于安拉是否就是神的真名,伊斯兰神秘主义不置可否。但他们相信神有100个名字,第99个名字是他的别号,而第100个名字则是他的真名。只有极少数的教内人士认识、控制了本性与死亡的人才能了解这个名字。见J.Chelhod的著作,第99页,德文翻译第207页。
[9]M.Grosser:《发现海王星》(The Discovery of Neptune.Cambridge,Mass,1962.Dt:Frankfurt,1970),第110—117页。
[10]柏拉图:《克拉底鲁篇》,401B。
[11]海涅:《随笔》(Aufzeichnungen),见K.Briegleb编:《海涅全集》(Sämtliche Schriften.Darmstadt,1968— ),第六卷,第一部,第627页。
[12]J.Presser:《拿破仑的生平与传奇》,法文版(Napoleon,Historie en legende.Armsterdam,1946),第87页;德文版(Naploleon.Das Leben und die Legende.Stutgart,1977),第91—92页。
[13]同上书,第47—55页;第53—61页。
[14]“解构”,又译“消解”、“解析”,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这个概念意味着通过一种不断的追问而展开存在的地平线,把握隐蔽于传统、历史、权威的偏见中的“存在”意义。参见陈嘉映等译:《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25—34页。海德格尔的“解析存在论”(destruktion der Ontologie)既是德里达解构学说(deconstruction)的渊源之一,但二者的哲学旨趣截然不同。海德格尔的解析存在论,在德里达看来依然处在“在场形而上学”的囿限当中,无法克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统治。德里达的解构论之宗旨不在于发掘隐蔽的存在意义,而是追溯主宰着存在意义的先验前提。“西方形而上学把存在的意义限于在场领域,它成了语言学形式的霸权。追溯这种霸权的起源并不是把先验所指实体化,而是考察构成我们的历史的因素,考察形成先验性本身的东西。”(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30—31页)公元1世纪,在罗马帝国的支持下,雅典修辞学复兴,而花言巧语、口蜜腹剑、插科打诨、语言游戏等现象蔚然成风,史称“第二代智术运动”。
[15]La Flèche是耶稣会学院,笛卡儿以及17世纪许多杰出的理性主义者曾经就读于此。将La Flèché围墙化为废墟,意味着将理性主义连根拔起。作者在此讨论的文本是《文人雅士普罗米修斯》(Pros ton eiponta,Prometheus ei en logois,or Ad eum qui dixerat,Prometheus es in verbis)。
[16]诺瓦利斯:《赛斯的学徒》(Die Lehrlinge zu Sais),见《诺瓦利斯选集》(Schriften.Edd.P.Kluckhohn u.R.Samuel),Ⅰ,第106页。
[17]参见本书第一章译者注(第29页)。参见瓦尔采尔:《普罗米修斯象征溯源:从夏夫兹伯利到歌德》(Prometheussymbol von Shaftsbury zu Goethe,2ed.,Munich,1932)。
[18]保罗·纳托普:《柏拉图的理念学说》(Platos Ideenlehre.EineEinführunginden Idealismus.Leipzig,1903)。这篇对话的标题常简称为《普罗米修斯》。
[19]赫尔曼·柯亨(Hermann Cohen):“朗格《唯物主义历史》导言”(Einleitung zu F.A.Langes 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1914年校勘第9版后记,参见柯亨《哲学与当代历史论集》(Schriften zur Philosophie und Zeitgeschichte.Berlin,1914),第二卷,第197—198页。关于如何区分神话与科学,柯亨直取捷径,谋取出路:“神话与科学之差异在于科学处理物质,而神话处理意识”。见氏著《无限方法原理及其历史:认识论批判基础论》(Das Prinzip der Infinitesimalmethode und seine Geschichte.Ein Kapitel zur Grundlegung der Erkenntniskritik.BerⅠin,1883;Frankfurt,1968,第2版),第229页。
[20]布鲁门伯格关于柏拉图与早期现代思想的关系的论述,参见他的“早期现代自然科学的准柏拉图主义”,载《美茵茨学术评论集》(Pseudoplatonismen in der Naturwissenschaft der Fr ühen Zeit,Abhandlungen der Akademie zur Mainz,Geistes-und Sozialwiss,Kl.),1971年第1期。
[21]“蓝花”、“黑花”分别为德国诗人诺瓦利斯《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斯蒂凡·格奥尔格《奥迦巴尔》中的意象。前者是德国浪漫主义的精神憧憬之象征,而后者则代表着晚期浪漫主义对于人类理想的绝望。格奥尔格的署名“奥迦巴尔”可能源于古代叙利亚太阳神Elagabal。公元218—222年在位的罗马皇帝埃利奥巴勒(Heliogabal,204—222)曾经是叙利亚太阳神崇拜的大祭司,他称帝登基之后,将奥尔巴尔神引进罗马。
[22]“存在历史”(Seinsgeschichte)是海德格尔的概念,表示存在与存在物、人与存在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中的演变。自路德以降,Ebenbildlichkeit这个德语词常常用来翻译《圣经·创世记》中的相关表述。
[23]布鲁门伯格显然非常熟悉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Untergänge des Abenlandes),他在斯宾格勒的意义上使用“没落”这个概念。Untergänge有“衰微”、“没落”、“消观”、“岑寂”的意思。
[24]“文化圈理论”是由利奥·弗洛贝乌斯(Leo Frobenius)于1897年缔造的,但他本人很快就放弃了。这一理论的复杂深邃的意义可以追溯到弗里德里希·拉特策尔(Friedrich Ratzel)的《民族学》(Völkerkunde.Leipzig,1886—1888)之中所提出的学说。1911年弗里茨·格雷柏纳(Fritz Graebner)又在《种族学方法论》(Methode der Ethnologie.Heideburg,1911)里重提这一学说。这一理论无须见证历史的可能记录而发展出一种理想的理论形态,这一沉思的潜能正是W.施密特(W.Schmidt)和W.柯帕斯(W.Koppers)在其《民族与文化》(Völker und Kulturen.Regensburg,1924)之普遍人类历史导言中所要特别说明的(可惜他们的巨著仅出了第一卷)。
[25]伏尔泰:《巴比伦公主》(La Primesse de Babylone)第11卷。伏尔泰认为《伊索寓言》也是神话,其起源迷失于远古,而深度永不可测,见氏著《哲学的无知》(Le Philosophe Ignorant),第47节。
[26]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起源:致弗里斯的信》(1887—1902),比较《梦的解析》(1900—1901),见《弗洛伊德全集》,第二、三卷,第466页以下。
[27]“弗洛伊德致弗里斯的信”,1897年12月12日,第204号。
[28]1895年的Entwurf einer Psychologie一般以《科学心理学草案》闻名于世,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中有一篇专论《弗洛伊德与书写舞台》集中探索了这篇文献,尤其是从弗洛伊德的神经元理论之中发掘出了“踪迹”概念,并指出主宰着西方形而上学历史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并非一种哲学或历史的错误,西方甚至世界哲学史意外反常地坠入其中,而是必要的、必然有限的一种运动和结构”(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张宁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358页)。
[29]《心理学大纲》(1895),见《心理分析的起源》(Aus den Anfängen der Psychoanalyse 1887—1902.Frankfurt,1962),第304—384页。
[30]在英文版弗洛伊德心理学全集中,这仅存的5篇文献以“论元心理学”为题发表,参见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London:Hogarth Press,1953,vol.14。
[31]M Schur:《弗洛伊德评传》(Sigmund Freud.Leben und Sterben.Frankfurt,1973),第572—5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