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随笔》

七、《随笔》[1]

（368[2]）我听黄先生[3]说，他刚从中国来的时候曾把帽子留在教堂里；因为有人在中国对他说，欧洲的民风极为纯朴，大家都非常和善，从来不曾听说偷盗和死刑。所以，当他听说要对一个杀人犯执行绞刑时，他极为吃惊。

（403）孔子说，要平心静气。若是对激情听之任之，你将会变成什么？你将只能独自一人抵挡周围所有的人。这就是孔子为追求美德而提出的理由，确实很有道理。他看起来不相信灵魂转生，否则他不至于遗漏这条理由。

（404）《圣经》所载的洪水不是世界性的[4]，世界性的洪水甚至不可想象。《圣经》记载说，洪水流经最高的山头[5]，可是实际经验告诉我们，最高的水流只有27法尺，与水柱处于平衡状态的气柱也只有27法尺高的水的重量。因此，当水汇聚并向下坠落时，重量就会减轻，甚至还达不到27法尺，因为气不可能变成水，所以必须减除混杂在水中的气的重量。

（481）我在罗马听无任所主教傅圣泽神甫说，几乎所有中国人的下唇都比上唇往前凸，他们说话的时候，自然而然就像吹口哨一样。

他对我说，前一位皇帝[6]去世时，中国有三十万基督徒。现在这位皇帝[7]并非应该继承皇位之人，他是基督徒的敌人。不过，他在基督徒面前保持着某种表面的公正。由于是有一位传教士在先帝寝宫里说了一些对他不满，并对他的一个兄弟表示好感的话；皇帝致函一位巡抚，让他指控基督徒，使用什么借口都可以。依据这一指控，他宣布基督教危害帝国，只允许对帝国有用的欧洲人继续留在中国，其余欧洲人都应撤至澳门；由于他们曾为帝国做过有益的事，所以在澳门应该得到善待。有几位传教士要求留下来，理由是有若干亡人需要他们为之举行宗教仪式；这几位传教士终于留了下来，其中有几位又转赴中国各地。

传教士们只能在夜间外出，因为，他们的面容很容易被人认出。葡萄牙、德国和法国的耶稣会士相互为敌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其他传教士则都是所有这些传教士的敌人，所以，他们的名声很不好。

傅圣泽神甫对我说，有一天在宫里等候皇帝时，他听见一个中国人说：“你瞧这些家伙，他们比和尚还坏。”傅圣泽神甫大人说，法国耶稣会士把梅纳公爵的两架机器送给皇帝，德国耶稣会士出于忌妒，就说法国人坏话。

傅圣泽神甫认为，北京有两百万人。

（483）1729年2月1日，我与傅圣泽神甫有一次长谈。嘉乐[8]发现，傅圣泽反对中国礼仪，于是被调回罗马，让他在教廷支持嘉乐的教谕[9]。由于此前多罗[10]先生曾擢升一位反对中国礼仪的耶稣会士为主教，所以，有人把傅圣泽称作那位神甫的第二版。

修筑长城的那位皇帝征服整个中国之前，中国分成七个王国，国王们所作所为恰如欧洲一样，彼此因忌妒而你争我斗。

国力衰弱，治理不善时，帝国经常遭受盗贼侵袭。一旦发生饥馑，稻米稀缺，由于这个国家人口众多，妇女生育能力奇强，乡村里的领头人就对大家说：“各位乡亲，大臣们犯了大错，我们快要饿死了，大家一起去找食吧！”十个、二十个、三十个人很快聚集起来。在其他村子里，不同的人群打起来了，败者归附胜者，队伍于是日渐壮大，到处大肆劫掠，类似的情形往往是导致帝国倾覆的原因。

驾崩时已年逾七十的先帝[11]，生前好奇心十足。他把路易十四说成是“搅得四邻不安的人”，在他眼里，瑞典国王也是“搅得四邻不安的人”。他听到俄国人战败的消息时很开心，为此特地把欧洲人[12]找来，仔细打听新消息。他答应让官方驿差把他们的信件带到广州，因为那时中国没有递送私人信件的邮局。

皇帝的宫殿是一张蜘蛛网，皇帝本人处在蜘蛛网的中心。他一动，整张网就跟着动，网动了，他也跟着动。有许多大街，有许多通向大街的城门，街边有许多官府和房舍，等等。

太监悉心关注君主，准确了解皇帝的一举一动、说话的声调高低轻重以及他内心的每一个想法所传递的意思。太监进入皇宫之前，要接受一个衙门的检查。有一个人为了能当太监，请人把自己阉割，却遭到相关部门的拒绝。他于是进宫跪在皇帝脚下，皇帝亲自对他进行检查后，觉得此人不错，于是把那个部门的所有官员通通撤职。

一旦冒犯了这位皇帝的权威，他杀人就跟捏死一只苍蝇一样，不过，除此之外，他倒是喜欢人家说他宽宏大量，在他颁发的上谕中也能让人感受到鲜血的珍贵。因为，中国的皇帝们都非常在意老百姓牢记中国哲人的这句箴言：帝国是一个大家庭，皇帝就是父亲。所以，这位皇帝每年都把税赋退还给若干省份。

中国哲人认为，没有子嗣是对父亲的忘恩负义，是最大的罪行，因为他们认为，没有子嗣的人不打算祭祀父亲，不准备向父亲表示崇拜。中国人口众多与此事关系极大。

傅圣泽先生说，印度礼仪被谴责，但却得到耶稣会士的认可；其实印度礼仪比中国礼仪危害更大。主要的传教团驻在马杜赖。

皇帝染病，传教士用一种名叫“治穷人”的药粉把他治愈了。这种药里面有一些催吐的药物和金鸡纳霜的成分。北京全城进行普查，凡是患有与皇帝同样病症的人，都可得到上面说的那种药粉，结果全都治愈。皇帝也服了这种药，他的高烧发展成了疟疾，金鸡纳霜把他治愈了。所有患疟疾的人都服用了金鸡纳霜。一位地位显赫的王爷和皇帝的一个儿子也服用了金鸡纳霜，其实他们并未染病。

（484）傅圣泽主教认为，北京有两百万人，罗塔教士认为有七百万。傅圣泽神甫的说法更准确。

（489）美洲的野蛮人如同中国人那样对传教士们说：“我们的国家比你们的强，证据就是你们到我们这里来，而我们却并不到你们那里去。这说明上帝肯定下凡在我们这里，而不是在你们那里。”

枢机主教波里尼亚克说：“说得好。”有人说，上帝若是把一个房间里的所有东西通通毁掉，四面墙壁之间依然还存在着空间。又有人说，如果把空间毁掉，那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回答是：上帝不可能毁掉空间，所以说，上帝不听命于他人，他就是上帝。他证明，他不听命于任何人。左边的空间与右边的空间性质完全相同，我们讲不出道理，为什么左边的空间与右边的空间性质没有任何不同，反之亦然。只有不听命于他人的人，我们才说不清楚他为何是这样或那样……所以说，空间是不听命于任何东西的，因而，牛顿的理论当然就会导向无神论。牛顿及其信徒们提出空间理论，借以摆脱上帝，他们提出万有引力理论，借以否定上帝推动宇宙运转的信条。

……

（490）傅圣泽神甫说，中国人不准开矿，借口是保护民众的居住条件，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不让许多人聚集在一起，如此聚集起来的民众曾经多次引发革命，因为这些人的想法与欧洲人截然不同。

（491）多罗抵达（北京）时，耶稣会士一个个冷眼旁观，他只能跟皇帝打交道，而皇帝始终与耶稣会士关系密切。皇帝对葡萄牙籍耶稣会士徐日升说：“且待朕妥善处置，俾使尔等平安无事。”皇帝弄明白分歧之所在后说道：“有人在大清国内到处诱人入教。此类人等竟然贬斥（中国）礼仪，或说应予遵从，或说不应遵从，吵得不可开交。况且教化王插手其间，意欲处置我国事务。”

皇帝竭尽全力试图改变多罗的态度，开始时以极高礼遇接见多罗；不久之后，皇帝颁发给多罗若干上谕，斥责他糊涂、无知……多罗呈文感谢皇帝，称为所受痛苦而感到幸运。多罗最终被勒令离境，遣送至澳门，把他交给对他怀有极度恶感的葡萄牙人。葡萄牙人说，有些传教士不经由葡萄牙径直前来中国，葡萄牙人加以阻挠，多罗却予以支持。

多罗在南京发表教谕，公布了此时尚未送达中国的教宗禁止中国礼仪的圣谕。圣谕要求所有在华传教士无条件执行。

时任北京教区主教的那位方济各会士[13]，试图让在华传教士发誓遵守教宗圣谕，结果被捕，戴上九副镣铐。

接着派嘉乐来华，他毫无作为。他说此行是特地来向皇帝表示敬意。皇帝要他撤销教宗的圣谕。嘉乐闻听此言，潸然泪下，他说自己受教宗派遣，无权撤销教宗的圣谕。两个月后，嘉乐离华，行前表示将尽力争取撤销教宗圣谕。

在中国，把某省鱼儿产卵后的水送往全国，投入小池塘，施以人粪尿，鱼苗长大后移往大池塘，喂以青草。

（494）耶稣会士拒不执行克莱门特十一世禁止中国礼仪的圣谕，康蒂神甫[14]下令，倘若三年之后，耶稣会士依然不执行教宗圣谕，就禁止他们接受新教徒。(https://www.daowen.com)

……

（508）傅圣泽先生说，一个和尚临终时在七八个省里散布谣言说，传教士把临终者的眼睛挖出来，拿去做望远镜，从而在天文学上有了许多发现。

（517）在肯普弗所著的《日本史》[15]中读到，日本人的所有一切几乎都来自中国，中国人多次殖民日本。

（523）我认为，中国和日本之所以人口多于欧洲，原因之一是欧洲男子出生率高于女子，而中国和日本则恰好相反，所以能生孩子的女子就多。

（524）日本人无论犯什么罪，一律处以死刑，因为任何违背天皇旨意的罪行都是重罪。我们怎么对待上帝，他们就怎么对待天皇，道理是一样的。冒犯一个至高无上的人的罪行，便是大得无法再大的罪行。惩治罪犯不是为了让罪犯洗心革面，而是为了替天皇报仇。所有这些观念都是奴隶制的观念。

日本人不把罚款当刑罚，他们说，有钱人交了罚款就可逃避刑罚，而穷人却做不到。于是他们就把犯了罪的有钱人流放到荒岛上去。日本人的满门抄斩可能是从中国引进的，因为中国人对于大多数罪行的刑罚就是满门抄斩。

（554）我读了一部由马若瑟神甫从中文翻译过来的剧本。我觉得这个剧本与我们的道德观念不一致，不过，倒是并不违背理性。此剧名叫《赵氏孤儿》。赵是个穿袍贵族，屠岸贾是一个佩剑贵族，这两人都是晋国国君的宠臣。屠岸贾给赵设下了种种陷阱，最终把他和他的全家陷害致死，只有一个幼童侥幸得以死里逃生。这个幼童后来惩罚了屠岸贾。

与我们这里不一样，中国人不在公共场所而是在私人家中演出，所以如同马若瑟神甫所指出的，有时候角色数量比演员多，一个演员就得扮演多个角色。所以，演员登场时总要自报家门：“我是屠岸贾，晋王的大将军……”

我觉得这出戏蛮有意思，剧情很顺畅，有头有尾。这出戏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国家的道德观念。我觉得，想要真正对中国人的道德观念有所了解，最好的办法便是把他们最重要的剧本翻译过来。

（643）今天是1737年6月2日，我会见了阿塞马尼大主教[16]。他是马罗尼亚人，在罗马长大。他如今在梵蒂冈图书馆工作。他曾去东方，也到过中国。他说，所有关于中国儒家礼仪的争论都毫无意义。他还说，任人皆知，中国的宗派多得难以计数，就连伊斯兰教在中国也势力很大。可是，从来不要求这些宗派遵守儒家礼仪。然而，耶稣会士既然有人做了官，就不得不按照官员的样子遵守礼仪。他们既然按照礼仪行事，自然就担心被基督教徒说成是偶像崇拜者，于是就放出话来，说什么这些礼仪并无宗教性质，基督教徒可以屈从这些礼仪，因为这些礼仪并不具有宗教性质。此话一点不假，皇帝下谕给基督教徒，不必照孔子规定的礼仪进行祭祀，只要照某某神甫说的去做就行了。哦！人对宗教的干预有多么严重，因为这里涉及他们的礼仪和面子。

大主教还说，相比之下，东方的基督教徒离新教比离天主教更远。因为他们宁可被杀也要遵守有关斋期的规定，参与各种礼拜活动。他们觉得自己与天主教一点也不矛盾，但与新教却矛盾多多。

大主教还说，阿比西尼亚只有一位主教，我想，此人可能是受亚历山大里亚主教派遣的一个外国人，但是，他的身材、面貌和体重都得达到某个标准。于是，他到达和离去时，都称体重。这个国家的首相始终由神职人员担任，皇帝的长子在宫中长大，其余的皇子都被遣送到一个小岛上去。黄金在那里是商品，可以进行贸易交换。人都住在帐篷里，来自利凡特[17]的传教士只有在中国和埃塞俄比亚受到礼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