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的生活
当一个人长篇大论自己的时候，很难不带有虚荣。因此，我将尽量简洁。有人可能认为，我写自传的尝试本身就是虚荣的表现。不过接下来的描述，更多的是关于我自己的作品的记录。事实上，我的一生基本上用于写作这一追求和职业。而我的绝大多数作品的成功，根本不值得夸耀。
1711年4月26日，我出生于爱丁堡。我来自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一对善良的父母；我父亲的家族是休谟伯爵的一支；我的祖先拥有很多土地，我的哥哥继承了这些财产，这些财产在我们家族的名下传承了好几代；我的母亲是大卫福克纳爵士的女儿，他是正义学院的校长，我的舅舅继承了霍克顿伯爵（Loard Halkerton）的头衔。
不过，我的家庭并不富裕，我是家中年幼的儿子，那么，根据我们国家的传统，我所继承的遗产当然就很少了。我的父亲也没有太多财富，在我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他就去世了，留下了我和我的哥哥，以及一个妹妹，与我们的母亲相依为命。我的母亲虽然天赋不多，但是非常年轻和美貌，把自己的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照顾和教育她的几个孩子身上。我接受的教育是很成功的，很早的时候就对文学感兴趣，而这是我一生的挚爱。这也是我人生幸福最重要的来源。我对学术的兴趣，我的节制和我的好学，给我的家庭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对我来说，从事法律是一个合适的职业。但是，我发现除了对哲学和通识教育的热爱与追求以外，我对其他东西都不感兴趣。虽然他们认为我非常热爱富特（Vote）和维纽斯（Vinnius），但是我内心深处真正喜爱的作家是西塞罗（Cicero）和维吉尔（Virgil）。
不过，我微薄的财产不足以维持这种生活方式，而且我的生活方式也影响到了我的健康，我有意向或者说我被迫去尝试一种更加主动的生活。1734年的时候，我去了布里斯托尔（Bristol），这次旅行得到了一些知名商人的举荐；但是几个月之后，我发现这里的生活完全不适合我。接下来我去了法国，希望在一个度假的乡村进行我的研究。在那里，我确定了我的人生规划。之后，我一直不断地追求和践行这一规划。我成功地在缺少财富的情况下，过着严谨的、简朴的生活，这样我维持了完全的独立，我看待所有的东西，都有一种满足的视角。当然，我对自己文学才能上的提高不满意。
我在法国度假期间，首先在兰斯（Reims），但主要是在位于安茹省（Anjou）的拉弗莱什（La Fleche），我写作了《人性论》（Treatise of Human）这本书。在这个避暑的地方，满意地度过了三年之后，我于1737年来到了伦敦。在1738年底，我出版了《人性论》。之后，我直接来到了我的母亲和哥哥居住的城市，他们生活在我哥哥的乡村别墅里，我的哥哥非常满意自己富有而成功的生活。
我的《人性论》的遭遇非常凄凉，感觉像是石沉大海。但是因为天生的乐观性格，我很快从这一次打击中恢复过来，重新带着极大的热情在乡下继续我的研究。1742年，我在爱丁堡出版了《道德、政治和文学论文集》的第一部分，这本书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很快使我完全忘记了之前的失望。我继续与我的母亲和哥哥在乡下生活。在这期间，我重新温习了希腊语，我早年对希腊语的学习也没有很重视。
1745年，我收到了安南戴尔的马奎思（Marquis of Annandale）的一封信，他邀请我去英格兰访问。我同时发现，这个年轻贵族的朋友和家人非常希望我能够照顾和教导这个年轻人，这也是出于他的教育和健康的考虑。我在他那里待了12个月，这期间我的工作相当程度地增加了我的收入。接下来，我收到了圣克莱尔将军（General of St.Clair）的邀请，担任他征伐的秘书，这意味着首先是征战加拿大，但这在对法国海岸的入侵时就结束了。第二年，即1747年，我收到了将军的邀请，参加他在维也纳和都灵的军事基地。这意味着我穿上了军官服装，作为将军的助手，并且担任哈里厄斯金爵士（Sir Erskine）和格兰特上校（Captain Grant）的助手；不过现在他已经是格兰特将军了。这两年时间是我一生中唯一研究中断的时间，不过我度过了很美好的时光，拥有真挚的友情；我的这份工作与我勤俭节约的习惯，为我积攒了大量的财富，我认为我过上了独立的生活。我现在是一千英镑的主人，不过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我的大部分朋友都会笑而不语。
我一直这样认为，对于出版《人性论》成功的期望，更多的是缘于这本书的写作方式，而不是它的内容。对此我一直感到非常愧疚，觉得自己太早出版它了。这是为什么我重新出版了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即《人类理智论》（The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而这是我在都灵期间发表的。这本书一开始就比《人性论》更加成功一点。但是在我从意大利回来的时候，我非常悲观地发现，所有英国人都热衷于米尔顿（Middleton）博士的《自由论》一书，而我的著作完全被遗忘了。关于道德和政治的论文在伦敦再版后，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反响。
由于天性的原因，这些挫折并没有给我带来很大的影响，我于1749年，再次来到乡下，在哥哥的乡村别墅中住了两年，这时我的母亲已经去世了。在那里我写作了《人性论》的第二部分，我把它称为《政治对话集》（Political Discourse）。我的《道德原则论》（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一书是对我原来著作的另外一个部分的重新改写；同时，我的编辑米勒（A.Millar）通知我，我之前的著作（那本不幸的《人性论》）开始成为大家讨论的主题，这些书的销量也开始渐渐增加。这些新的版本也受到了欢迎，《教士的答案》（Answers by Reverends）和《正确的教士》（Right Reverends）在一年中再版了两到三次。之后我发现，在沃波顿博士（Dr.Warburton）的挑剔下，这些书开始得到好评。不过我有这样一个信念，我一直坚持不回复任何人的批评。虽然我是那种不容易被人激怒、不易陷入和批评者争吵的性格，但是这些越来越多的声誉也给了我极大的鼓励，更让我看到了生活中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一面，这种心灵的转变让我非常开心。这比出生就拥有一万英镑更开心。
1751年，我从乡下回到了城市，回到了一个作家应该待的地方。1752年，我的《政治对话集》在我曾经居住的爱丁堡出版了，这也是我唯一一部刚出版就成功的作品。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政治对话集》都受到了广泛好评。同一年，我的《道德原则论》也在伦敦出版了，在我自己看来（虽然我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作出判断），这本书是我所写过的书里面，不管是关于历史的、文学的，还是哲学方面最好的一本书，但是这本书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1752年，苏格兰律师公会（Faculty of Advocates）选我做他们的图书管理员，虽然这份工作基本上不给我提供任何报酬，但让我使用一个巨大的图书馆。接下来我计划写《英格兰历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因为害怕对超过一千七百年的历史进行连续的写作，出于妥协，我开始写作斯图亚特王朝（House of Stuart）这段历史。我认为从这段历史开始至以后的历史，都被后世进行了过多错误的解读。当时我极大地期待这本书的成功。我认为我是当时唯一一个可以完全忽视当时权贵的权势、利益和权威以及大众的偏见的历史学家。因为这个主题对于所有的读者都比较合适，我期待这本书受到极大的欢迎。但非常不幸的是，我受到了各方的批评，这些批评来自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辉格党、保守党，教会、自由思想者、宗教人士、爱国者和官员，我起先认为这些人会对查理一世（Charles I）和斯特拉福德伯爵（Earl of Strafford）的命运感动落泪。更加不幸的是，在这些人第一轮的愤怒之后，这本书石沉大海。米勒先生告诉我，在12个月内，他只卖出了45本。事实上，在这三个国家里，我没有听到一个官员或者知识分子喜欢这本书。英格兰的贺林博士（Dr.Herring）和爱尔兰的斯通博士（Dr.Stone）是特例，这两位受人尊敬的大主教分别给我写信，鼓励我。
不过我要承认，我确实受到了打击，如果不是爆发了法国和英国的战争，我肯定会退隐到法国的某个小镇上，改名换姓，从此远离我的祖国。但是，这个计划现在无法实行，而且《英国史》接下来的一卷已经写得差不多了，我决定一鼓作气，继续完成这部著作。(https://www.daowen.com)
在这期间，我在伦敦出版了我的《宗教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Religion）以及其他一些简短的著作，公众对这些著作的反应非常模糊，除了赫德博士发表了批评意见。这篇批评充满了自大和辱骂，这也是沃伯顿学派的一贯风格。与石沉大海的反应相较，至少这个批评给了我一些安慰。
1756年，在《英国史》第一卷出版失败两年之后，第二卷出版了，囊括了查理一世去世之后直到大革命期间的历史。这部著作并没有给辉格党带来很大的不爽，受到更好的欢迎。这部著作不仅享有盛誉，而且也提升了《英国史》第一卷的声誉。
虽然经验告诉我，辉格党插手所有的地方，不管是政府还是出版，不过我并没有屈服于他们毫无意义的抗议。基于研究、阅读和反思，在经过上百次的修改之后，我认为，在斯图亚特王朝最先两任的统治之下，他们是处于保守党的一边。我认为不可以把那个时期之前的英国宪法看作为对自由的正常的规划。
1759年，我出版了《都铎王朝史》（History of the House of Tudor），对这本书的批评基本上和对斯图亚特王朝最先两任历史的反应一样强烈，伊丽莎白（Elizabeth）王室尤其讨厌这本书。但是我现在对于公众愚蠢的反应，是不以为然的。我继续在爱丁堡安静而满意地度假，这期间我完成了英国历史更早部分的两卷本写作，并于1761年出版。这次出版还算成功。
不管怎么样，不论我的作品受到了什么样的反应，它们继续出版，我从出版商那里获得的版税，在英格兰，也是前所未有的。在物质生活上，我不但是独立的，也是富裕的。我决定回到苏格兰的家乡退休，而且再也不离开。对于其他名人我无所求，也不寄希望和他们发展友谊。这时，我刚刚步入50岁，打算以这种颇有哲意的方式度过我的余生，这个时候即1763年，我收到了赫特福德伯爵（Earl of Hertford）的邀请，对他我了解的并不是很多，他邀请我去他在巴黎的大使馆担任秘书，同时承担起相应的职责。不过最初收到邀请时，我是婉拒的，这既是因为我不愿意与这位贵族建立联系，也是因为担心巴黎的各种社交活动，这些活动对于我这个年纪和脾气的人，可能不是特别合适。但是在伯爵的不断邀请之下，我最终还是接受了。我有各种基于快乐和利益考量的理由，在与这位贵族的交往中，我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光。以及之后，与他的兄弟康威将军（General Conway）的交往也是如此。
那些没有受到过时尚的神奇影响的人，是没有办法想象我在巴黎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人及其对我的态度。与他们接触越多，我越受到他们的影响，不过生活在巴黎真正的满足感，来自认识这个城市中各种各样的人，这种满足感超越在其他任何地方。我曾经想过，在这里度过余生。
我被任命为大使馆的秘书，1765年的夏天，赫特福德伯爵离开了，他被任命为爱尔兰副伯爵。我成为事实上的负责人，一直到里奇蒙公爵（Duke of Richmond）在年底上任。1766年年初，我离开了巴黎，在接下来的夏季去了爱丁堡；和之前的想法一样，准备在哲学中度过余生。我回到了故乡，有了更多的钱，更多的收入，这是因为赫特福德伯爵，不过相较于我离开的时候，我并没有更加享受富裕。我希望尝试生活富足可以带来的享受，正如之前，就是把它看作我能力的一种实验。但在1767年，我收到了康威先生的邀请，去做他的副大臣（Undersecretary）。他的品格以及我与赫特福德伯爵的关系，使我无法拒绝这个邀请。最终，我在1769年，再次回到爱丁堡，这时我非常的富裕（每年有一千镑的收入），身体健康，虽然没有享受到期望的长期的安静生活，但是看到了自己的声誉不断提升。
1775年春天，我的肠胃不舒服。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很在意，但后来我发现，这个疾病有生命危险，且无法治愈。我现在寻求一个迅速的解决办法，这个疾病并没有给我带来太多的痛苦。更奇怪的是，虽然健康每况愈下，但这对我的精神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因此，如果我定义我人生的最好的时光，如果可以再一次做出选择来度过某个阶段，我可能会选择这一阶段的人生。这期间，我对自己的研究具有极大的热情，同时身边的人也很好。我认为，作为一个65岁的人，虽然死之将至，但只是减少了一些疾病的年数。尽管我看到我的学术声誉最终有很出色的表现，我也知道我只有为数不多的时间来享受它。在我目前的阶段，没有什么比超然于生活更困难的事情了。
如果对我的品格做一个历史性的总结，我是或者过去是（这是我现在谈论自己的时候必须使用的方式，这鼓励我更多地讨论我的情感）：我提到我过去是一个脾气温和的人，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脾气，是比较外向、开朗、乐观的，不太容易产生敌意，在情感方面比较温和。即使我对学术声誉充满热情，这是我主要的追求，而这也从来没有影响到我的脾气。即使这种追求通常给我带来了很多挫败。我可以和那些年轻人做朋友，也可以和那些学者和知识分子做朋友。同时，我乐于和谦虚的女性交往，在同她们的交往中，我也很开心。总而言之，很多杰出的人通常有理由埋怨他人的诽谤，但我从来没有受到那些诽谤的攻击。虽然我经常处在世俗和宗教社会成员的愤怒之下，但是他们这些人在面对我的回应时，也平息了自己的愤怒。我的朋友们从来没有机会总结我的品格和行为的特征，但是我们也许可以认为，那些狂热的人可能非常想去制造并宣传对我不利的故事，但是他们不会找到任何具有可能性的故事。我不能说在这段类似于葬礼上的自我介绍没有虚荣的成分，但是我希望它没有什么不恰当的地方，而这点是非常容易得到澄清和确证的。
1776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