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隐的标记
在《创世记》中,我们读到,该隐在谋杀了弟弟亚伯[1]之后,被神逐出社会,成为大地上的逃亡者和流浪者。由于害怕凡遇到他的人必杀他,所以他向上帝抗议,为什么给他如此悲惨的命运。上帝怜悯他,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到他就杀他”。[2]那么上帝给这第一个杀人犯立的是什么记号呢?或者说,上帝为他指定的符号是什么呢?
对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回忆杀人者遵从的某种古老习俗,我们才最有可能得到答案。虽然我们不能指望确认那究竟是什么记号或符号,但与这种由杀人者奉行的习俗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进行比较,至少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其基本含义。罗伯逊·史密斯认为,那个疑问中的记号是部落的记号,是部落的每个成员都戴在身上的一种标记,它能够表明这个人所归属的集体,意指该集体将对杀他的人实施报复,从而使他得到保护。[3]确实,在那些依然保留着部落制度的民族中,这样的标记是很常见的。比如,今天的贝都因人[4]的一个主要部落标记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发饰。在世界的许多地方,特别是在非洲,身体某些部位的一种模式化的文身或切口就构成了部落标记,[5]这样的标记将发挥对部落成员的保护作用,即可能像罗伯逊·史密斯所推测的那样。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还应该想到恰恰相反的情况,即在一个敌对的部落,这样的标记容易暴露身份,从而增加危险。但是,即使我们承认部落标记具有保护作用,把这样的解释应用到该隐那里,仍然不能有效地解决疑问。这样的看法太一般了。一个部落的每一个成员都受到这种标记的保护,无论他是不是杀人者。该叙事的整个倾向就在于显示上帝立的那个标记不是给部落里的每个成员,而是专门给杀人者的。这样看来,我们不得不寻求另外一种方式的解说。
从《创世记》的叙述本身可以知道,该隐被认为最易遭受的危险就是,作为逃犯,凡遇到他的人必杀他。叙述者还写到上帝问他:“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下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诅咒: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须流离飘荡在地上。”这里,非常清楚的是,认为被他杀害的兄弟的血,对于杀人者的身体构成一种危险。那血感染了土地,使土地不再为耕种效力。就这样,杀人者被认为毒化了生命的来源,因而要冒这样的风险——为自己,也许还要为他人,供应食物。从这一点可以知道,国家应当回避并驱逐杀人者,因为他的出现对国家形成持续的威胁。他就是灾祸之根,被有毒的气氛笼罩,感染了能够传播死亡的恶疾,他的每一次接触都使大地变得干枯。我们由此可以理解雅典法的某些规则。一个被放逐的杀人犯,当他不在却发生了对他的第二次指控时,就允许他回到阿提卡为自己进行申诉。但他不能把脚踏上土地,只能从海上的一艘船上说话,那船也不得抛锚,不得从船上伸出跳板。[6]法官要避免与犯人的一切接触,因为审判举行的场所就设在岸边。很显然,这些法律条文的意图就是要彻底隔离杀人者,不让他接触阿提卡的土地,甚至连抛锚和伸出跳板这样的间接接触也不行。由于同样的原因,如果这样一个人在出海时不幸被漂流到他曾犯下罪过的国度,他就被允许在海岸边扎营,等一艘船来接走他。但他的双脚必须始终放在海水中[7],以免他身体的毒性沾染或灌注到土地之中。
雅典法对杀人者所规定的这种隔离措施,在新几内亚最东南端的多布岛(Dobu)上的蛮族中还可以找到对应的情况,他们仍对杀人者实行强制的隔离。有一位曾在该岛上居住了17年之久的传教士写道:“可以和妻子的亲属方打仗,但不许吃被杀者。一个杀死了姻亲的人,此后永远不能吃来自他妻子村庄的食物和水果,唯有他的妻子为他做饭吃。假如他妻子的火熄灭了,不许她在村里的房子里拿出火把。触犯了这条禁忌就要受到惩罚:让她的丈夫死于血中毒!杀死一位血亲将使杀人者承受更加严厉的禁忌。当酋长嘎嘎努莫尔杀死他的表兄弟时,人们不许他再回到自己的村子。他只能给自己另建一个村子。他必须拥有自己独自使用的葫芦、刮铲,还有水瓶与杯子以及一套特殊的炊具。他必须到别处去采摘他饮用的椰子和食用的水果。他用的火要尽可能长久地燃烧下去,假如他的火熄灭了,那就只能用摩擦法生火,不得用其他火种来点燃它。如果这个酋长打破了禁忌,那么他死去的兄弟的血将毒化他的血,乃至让他身体肿胀,最后非常可怕地死去。”[8]
在多布岛的这些例子中,被害死者的血对杀人者具有一种身体的毒性。假如他冒险踏入被害者的村子,或者甚至间接地与该村子有所接触,都不免会中毒。因此,对他的隔离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的预防措施,而不是为了他要回避的共同体的利益。很可能,雅典法中关于杀人者的规则也应该按照同样的方式来解释。然而,更可能的是,那种危险被确信是相互的。换言之,无论是杀人者还是他接触的人,都要遭受由接触传染而引起的血毒症的折磨。杀人者会使他人感染上致命的病毒,这种观念在英属东非的阿基库尤人(the Akikuyu)中也确实流行。他们认为,如果杀人者来到村里而且睡了觉,还和一家人在屋里吃了饭,与他共餐的人就会传染一种危险的毒素,如果没有被巫医及时祓除,毒素就可能要他们的命。那个杀人者睡过的被子沾染了毒素,会感染任何一个再在上面睡觉的人。于是,要找来一位巫医,请他给小屋和屋内的人消毒。[9]
与此相似,摩洛哥的摩尔人(the Moors)认为,杀人者的余生“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洁净的。毒素从他的指甲下面渗出来,任何人如果喝了他洗过手的水,就会患上重病。他猎杀的动物之肉不可吃,与他在一起吃的任何食物也是如此。如果他来到一个地方,人们正在打井,那井水就会立刻干涸。在希艾纳(Hiaina),有人告诉我,不准杀人者进入菜园或果园,不准他进入打谷场、粮仓或羊群里。还有一种常见的规则,虽然不是普遍的——不准他在祭祀宴会上用自己的手献上祭品。在某些部落,尤其是讲伯伯尔语的部落,有一种类似的禁规,针对的是杀死狗的人,因为狗是不洁动物。所有从血管中流出的血都是不洁的,都萦绕着鬼魂(jnun)”[10]。
然而,在《圣经》关于杀死亚伯的凶手的叙述中,被杀者的血并不是唯一被人格化的无生命物。如果说那血被表现为能够大声叫喊,那么大地则被表现为张开大口接受牺牲者的血。对于这样的人格化的大地,埃斯库罗斯[11]也曾提供过相应的说法,他说到大地喝了被杀死的阿伽门农[12]的血。[13]不过,在《创世记》中,关于大地人格化特征的表现又进了一步,因为叙述者告诉我们,杀人者被“从这地受诅咒”,而且当他耕种的时候,那地不会为他效力,他必须流离飘荡在大地上。显然,这个情节蕴含的意义在于,被血污染的地,被罪行冒犯的地,拒绝接受由杀人者播下的种子,不给它生长和结穗的机会。不仅如此,还要把他从开垦过的土地中驱逐出去,这些土地曾给他食粮,把他赶到不毛的荒野里,使他成为在那里游荡的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对于《旧约》来说,那种作为人格化生物的土地的观念,是并不陌生的,那种土地要对居住在其上的人的罪过进行反抗,而且要唾弃之。在《利未记》[14]中,我们就读到,由于人的邪恶行为之污损,“大地将她的居民吐出去”。同篇中还警告以色列人要遵奉上帝的法令和判决,“当你们污损它时,那土地也会吐出你们,就像它吐出在你们之前的民族”。
古希腊人显然也有类似的观念,即人血的流出具有污染土地的效果,尤其是亲族的血。希腊的传说讲述了弑母者阿尔克迈翁[15]被自己所杀死的母亲厄里费勒(Eriphyle)的鬼魂追逐,在世上无休止地四处流浪,直到最后,他来到德尔斐[16]神庙领受神谕,那里的女祭司告诉他,厄里费勒的复仇的鬼魂停止追逐他的唯一的土地,就是被他母亲的血污染了以后,从海水中露出来的最新的土地。[17]或者如修昔底德[18]所说:“除非他找到一个国家并在那里安居下来,否则他将永远无法摆脱他的恐惧,而那个国家是在他杀死母亲的时候还没有被太阳光照耀过的,也就是说,那块地方当时尚未形成干燥的土地。因为所有的土地都被他污染了。”按照神谕指示的方向,阿尔克迈翁在阿谢洛奥斯河河口找到了一个不毛的小岛厄奇那颠,该岛是在他犯下弑母罪行以后才由河水冲刷岸边的土地而形成的。他就在那里安了家。[19]根据这个传说的另一种说法,这个凶手在索菲斯(Psophis)山谷的一个荒凉的高地上找到了自己的安歇之处,这个山谷位于阴冷的阿卡迪亚山之中。但即便在那里,土地也拒绝为弑母者提供食粮。他只好也像该隐那样,被迫重新开始他的疲惫不堪的流浪。[20]
在上塞内加尔(Upper Senegal)的一些部落中,流行着或者直到最近还曾流行过一种观念,即土地是一位有生命力的神,人血的流出会污损和冒犯这位神灵,必须通过献祭、仪式或后来的礼仪性的耕种来安抚被冒犯的神灵。甚至在发生了并没有丧命而只是流了血这样的伤害时,也要向神赎罪。例如,在博博人(the Bobos)的拉罗(Laro)地区,“杀人凶手要向酋长献上两只山羊、一只狗和一只鸡。酋长将这些供奉在立于地面上的一块木板上,献祭于土地神。对受害者一家则什么也不给。随后,所有村民,包括酋长在内,都要参加分享献祭物品的宴会,只有杀人者和受害者的家人除外。如果仅仅是一般的攻击和伤害,没有造成流血,那就无须进行补偿赎罪活动。然而,一旦流出血来,土地神就不高兴看到这种场面,于是就必须通过献祭来安抚她。犯过失的人要向酋长交上一只羊和一千只子安贝。酋长将羊献祭于土地神,将子安贝分给村里的老人。那只羊在献祭给神以后,也由村中的长老们分享。但是,那受伤害的一家却在整个献祭活动中被全然忘记,毫无所获。这也是合乎逻辑的,因为赎罪的目的不是为了补偿受害一方而惩罚犯过失者,而是为了平息土地,一位伟大的令人敬畏的神,她不喜欢看到那种流血场面。在这些场合,对于受伤的一方来说,当然也就得不到什么了。大地女神享用了献祭给她的山羊的魂灵,也就平息了。这样也就满足了献祭的意义。因为在博博人中,如同在其他黑人部落中一样,大地被尊奉为一位伟大的正义女神”[21]。
在上塞内加尔的另一个部落努努马人(the Nounoumas)中,关于流血的习俗与信仰也很相似。杀人者被驱逐出去达三年之久,还要交很重的罚金——子安贝和牛,这当然也不是给他的血腥罪过的受害者一家,而是为了平息因为看到血腥而被冒犯的地母神和其他地方神。那公牛或牛群由一位祭司来献祭给愤怒的地母,这位祭司的名字叫地母之主。那些牛肉与子安贝一起,由村里的长老们分享,受害者一家却什么也得不到,或者顶多也就是分享一份牛肉和钱。如果发生争执乃至流了血却没有伤害生命,那么,攻击的一方就要付出一头公牛、一只绵羊和一只山羊,还有四只鸡。所有这些牺牲都是献祭给看到流血场面的地方神灵们的,目的是平息他们的愤怒。那公牛由代表所有村落长老的地母之主来献祭,那绵羊是献祭给河神的,鸡则是献祭给岩石神和森林神的。至于那只山羊,则由村落的酋长献祭给他自己的迷恋对象。如果不提供这些赎罪的牺牲,人们确信,愤怒的诸神就会杀死犯罪人和他的全家。[22]
上述事实表明,杀人者的标记主要是有意而为,这不是为了保护他,而是为了保护被他碰到的人,不然的话,由于接触到他的污染,这些人自己会被污损,而且激怒杀人者所冒犯的神灵,或者也会被追逐杀人者的鬼魂所侵害。简而言之,那标记是一种危险的符号,警示人们远离,就像在以色列人中给麻风病患者用的特殊装束一样。[23]
然而,也有另一些事实倾向于表明:如同该隐的故事中显示的那样,杀人者的标记只是为了杀人者自身的利益而设。进而言之,那标记要为他防御的真正危险,不是他的受害人的亲属的怨气,而是他的受害人的神灵的愤怒。这里的情形和前面提到的雅典习俗一样,我们似乎接触到了阿提卡的迷信基础。柏拉图告诉我们,根据一种非常古老的希腊信仰,刚被杀的人的鬼魂会对杀人者产生愤怒,给他造成麻烦。当鬼魂看到杀人者随便出入于鬼魂熟悉的老地方时,便会勃然大怒。所以,杀人者有必要离开他的国度一年,直到鬼魂的愤怒平息下来为止。在没有举行献祭仪式和洁净礼仪之前,他也不能回到他的国家。假如受害者是外邦人,那么杀人者既要避免接触自己本土的土地,也要避免接触受害人的土地。在流放的旅程中,他要遵循一条指定的路线[24],这显然是为了不让他后面紧跟着愤怒的鬼魂,在国内四处游荡。
此外,阿基库尤人(the Akikuyu)也相信,杀人者带有一种危险的污染(thahu),能够通过接触传染给其他人。从为此举行的一个赎罪仪式可以看出,这种污染与受害人的鬼魂有关。村里的长老们要在那神圣的无花果树旁献祭一头猪,那种无花果树在部落的宗教礼仪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当场享用动物身上肉多的部分,而将脂肪、肠子和部分骨头留给鬼魂。人们认为鬼魂会在当天夜里来到这里,像一只野猫那样吞食这些祭品,它可能吃不饱,但它还是会忍住,不会再回到村里来干扰居民。[25]值得注意的是,阿基库尤人的杀人者,只有在杀死自己氏族的人时才会引发正式的污染(thahu),如果杀的是其他氏族或其他部落的人,就不会引发正式的污染。
在英属东非的埃尔贡山(Mount Elgon)地区的巴格舒人(the Bagesu)中,如果某人犯了杀人罪,而他的受害人属于同一个氏族或村子,那么即使他能与死者的亲属讲和,他也必须离开村子,到别的地方去找一个新家。不仅如此,他还要杀死一只山羊,将它胃里的东西涂抹在自己的胸膛上,将剩下的羊尸挂在被害人家的屋顶上,“以便平息那鬼魂”。[26]在这个部落里,战斗中杀了人的武士也要举行非常相似的赎罪仪式。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定,这个仪式的目的就是平息该武士的受害者之魂。那武士回到他的村子,但第一晚他不能歇在自家屋里,而必须租住到某个朋友的屋里。在那天晚上,他要杀死一只山羊或绵羊,将羊胃里的东西存放在一口锅里,涂抹在自己的头上、胸前和手臂上。假如他有孩子,他们要和他一样涂抹。为自己和孩子做好这样的防卫以后,武士才壮着胆子走向自己家的房子,用那些东西涂抹每个门柱,将其余的抛掷在房顶上,也许是为了取悦要来这里栖息的鬼魂。一整天,那杀人者都不得用沾过血的手触碰食物,而是用两根特意削制的筷子往嘴里送食物。第二天,他得以回到自己的家中,并恢复他的日常生活。[27]这些限制规则并不用于他的妻子,她还可以去对死者表示哀悼,并参加他的葬礼。这样一种悲伤的表现会有效地平息死者鬼魂的情感,使他不再伤害她的丈夫。
在英属东非另一个部落——尼罗河流域的卡维龙多人(the Kavirondo)中,杀人者要同本村的人分离开来,和一个老妇人一起住在一个小棚屋里。由那老妇人照顾他,给他做饭,还要喂他,因为他自己不得用手接触食物。这种隔离要延续三天。到了第四天,一个本身也是杀人者或曾在某次战斗中杀过敌人的男人来到这里,把杀人者引到一条河边,让他彻底洗浴。然后男人杀死一只山羊,煮熟羊肉,用四根棍子每根插上一块肉,将四块肉依次递给那杀人者吃。随后,男人又给四根棍子插上四个米团,也必须让杀人者吃下去。最后,男人将山羊皮割成条状,用一条围住杀人者的脖子,再给杀人者的每个手腕上缠上一条。这个仪式就这样由他们两人在河边完成。仪式结束后,杀人者就可以回家了。据说,在这个仪式完毕以前,那鬼魂不会从死者那里离去,还要追逐杀人凶手。[28]
在上刚果的博洛基人(the Boloki)那里,如果被杀者是邻村人,杀人者就不会害怕他杀的人的鬼魂。因为博洛基人的鬼魂能够游走的范围非常有限,杀人者在那样的场合没有太多顾忌。但是,如果杀的是同村人,情况就要复杂得多,因为杀人者知道自己就在鬼魂的攻击范围之内,对鬼魂报复的担惊受怕会使他感到沉重的精神压力。不幸的是,还没有一种可以举行的仪式使他减轻恐惧。但正因为没有这样的仪式,他才要参加受害者的哀悼活动,好像他是死者的兄弟似的,他不修边幅,剃光头,斋戒,流着鳄鱼泪悲痛哀悼。[29]这样的一些悲伤的表征,纯朴的欧洲人会看成是真诚的悔过和良心的发现,其实只不过是蒙骗鬼魂的人为表演而已。
此外,在北美洲的奥马哈(Omaha)印第安人中,一个被受害者亲属饶了命的杀人者要在一定时期内遵守一系列的严格规定。这个时期从两年到四年不等。在此期间,他必须光脚走路,不能吃热食,不能高声说话,不能四处乱看。他必须用长袍裹住身体,即使是炎热的天气里,也要在脖颈处系紧。他也不得让长袍松开或飘起来。他不得让手臂随意活动,而要保持它们贴住自己的身体。他不得梳头,也不能让头发随风飘动。没人可以和他一起吃饭,只允许他的一位好友和他住在小棚屋里。当部落外出打猎时,他不得不在距离他人四分之一英里以外的地方搭起帐篷,“免得他的受害者的鬼魂掀起大风,给人们造成伤害”。[30]这里宣称的将杀人者逐出营地的理由,或许可以给在原始民族中实行的针对杀人者的所有类似限制提供一个理解的线索。将这样一个人隔离在社会之外,并不是由于某种道德上的厌恶,而是纯粹出于审慎的动机,也就是要解决对危险的鬼魂的单纯恐惧心理,因为人们确信那鬼魂在追逐并缠扰着杀人者。
在新几内亚东北海岸的雅宾人(the Yabim)中,被杀者的亲属如果接受了调解而不再为死者复仇,就一定要由杀人者的亲属给他们前额上抹上白垩标记,“不然的话,鬼魂就要找他们的麻烦,夺走他们的猪或者让他们掉牙,因为他们不能为死者报仇”。[31]在这种风俗中,要被标记的人不是凶手而是死者亲属,不过其原因还是一样的,被害者的鬼魂自然地把怒火转移到他的那些无情的亲属身上,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血债血还。但是,正当他要向他们发起突然的攻击以便击落他们的牙齿、夺走他们的猪或者用其他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快时,一旦看到他们黑色或咖啡色的额头有白色标记,就停止了行动。这标记就是完全偿还了血债的收据!这也就是他的亲属提供的证明:他们已经获得了杀人者一方的补偿,虽然不是流血的补偿,却是金钱的补偿。有了这样一种补偿,他就满足了,将来也不会给他的家人带来任何骚扰。这同样的标记也可以为了同样的目的而用于杀人者的额头,证明他已经付出了现金或者是任何在当地相当于现金的东西。既然他已经做了这样的行动,那鬼魂也就不会再向他索要什么了。该隐的标记就是这样一种标记吗?那是不是证明他已经偿还了血债呢?那是一种付出现金的收据吗?
也许就是如此,但还需要考虑另一种可能。从我刚才讲到的理论层面上来看,既然只有对于同一个部落或共同体的成员才赔付杀人的补偿,那么该隐的标记显然只有当他的受害人是和他同属一个部落或共同体时,才能印在杀人者的身上。然而,被杀敌人的鬼魂的可怕程度显然不亚于被杀朋友的鬼魂,而且,如果你不能给他的亲属一笔赔偿金来安抚这些鬼魂,你又能对他们做什么呢?为了保护战士免遭被他们提前送出这个世界的人的精魂之害,人们已经采取了许多办法。这些预防措施中的一种就是给杀人者以某种伪装,让鬼魂认不出他。另一种办法是使杀人者变得非常可怕或非常具有侵犯性,以使鬼魂不再找他的麻烦。[32]这些动机中的某一个或许能够解释下面的风俗,这是我从大量类似的事例之中挑选出来的。
在刚果自由邦的班图民族中,有一支叫做巴亚卡人(the Ba-Yaka),他们认为,在战斗中被杀死的人,会派幽灵去找杀他的人复仇。然而,杀人者头发上戴上鹦鹉的红色尾羽,并把前额涂成红色,就能逃脱死魂灵的报复。[33]非洲东南部的聪加人(the Thonga)相信,一个人在战斗中杀死了敌人,他就暴露在死者鬼魂的巨大威胁之中。鬼魂会追逐他,甚至将他逼疯。为了保护自己免遭鬼魂攻击,杀人者必须在几天内保持禁忌状态,在此期间,他不得回家见妻子,必须穿旧衣服,用特殊的勺子和特殊的盘子吃东西。在早先的时候,还流行文身的习惯,在杀人者的两眉之间刺青,在切口中涂进草药,使皮肤长出小脓疱,这样一皱眉时就使他的面相如同一只水牛。[34]在巴苏陀人(the Basutos)中,“在战斗中杀死敌人的战士们要实施净化礼仪,酋长要给他们洗浴,在全军面前献祭一头公牛,还要用公牛的胆囊来给他们举行涂油礼仪。这样可以防止被杀敌人的鬼魂再追逐他们”。[35]
在英属东非的卡维龙多人的班图部落中,如果有人在战斗中杀死一个敌人,他在回家之际就要剃光头,他的朋友用通常含有母牛粪的草药擦拭他的身体,以防止被他杀死的人的鬼魂来骚扰。[36]在卡维龙多人的尼罗河部落中,“如果战士在战斗中杀了人,他就从村落里被隔离出来,在一个独立的小棚屋里住上四天。有一位老妇人为他做饭,还要像喂养婴儿那样喂他,因为要禁止他的手接触食物。在第五天,由另一个人领他到河边,给他洗浴,为他杀死并烹煮一只白色山羊,用羊肉喂他吃,将羊皮撕成条状,挂在他的腰间,围在他的头上,让他再回到他的临时住处过一晚上。次日,再带他去河边洗浴,然后给他杀死一只白色的鸡,把鸡肉煮熟,再让他把肉吃了。随后宣布他已经洁净了,可以回家了。有时碰巧有某个战士在战斗中刺伤了另一人,后者因为伤势严重而在后来死去。当死亡发生时,有亲属来到那杀人的战士这里,告诉他死讯,他就立即被社会隔离出来,直到以上描述的仪式活动宣告完成。人们说,为了平息被杀者的鬼魂,有必要举行这种净化仪式。除非仪式圆满结束,否则那鬼魂就一直追着那战士,不会善罢甘休。假如战士拒绝完成仪式,那鬼魂就会发问:‘你为什么不完成仪式,让我离开呢?’如果那个人依然拒绝完成仪式,鬼魂就会抓住他的脖子,掐死他”[37]。
我们已经看到,在卡维龙多人的尼罗河部落中,由杀人者举行一种非常类似的仪式,为的是防止受害人鬼魂的侵扰。如果没有仪式,那鬼魂将追逐杀人者。由于这两种情况下的仪式极为相似,再加上明确表示出的仪式动机,这就最清楚地揭示了杀人者——不论他是一位战士还是一个凶手——举行净化仪式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杀人者摆脱死者鬼魂的追逐。不然的话,那将是他的失败原因。将山羊皮的条子围在他的头上和腰上,其目的也许是伪装他,使鬼魂认不出来。即使我们的权威不提到被害者的鬼魂,我们还是有把握地推测出,由犯了血腥之罪的战士举行的净化仪式,或者是为他们举行的同类仪式,目的就在于平息、驱赶或欺骗那些愤怒的鬼魂。例如,在英属中非的恩戈尼人(the Ngoni)中,当一支凯旋的军队接近王室的村落时,就在一条河的岸边停下来,所有杀死过敌人的战士要用白泥涂抹自己的身体和手臂,不过,那些只是胁从杀人而没有最先将矛头刺进敌人身体的人,则只需涂白他们的右臂就可以了。在那天晚上,杀人者们和牲口一起睡在露天的畜栏里,不得冒险接近他们自己的家园。次日一大早,他们在河水中洗掉身上的白泥。有一位巫医过来给他们一种有法力的饮料,再给他们的身体涂上一层新鲜的泥土。这一程序要在接下来的六天里不断重复进行,直到他们的净化彻底完成。那时就剃光他们的头,宣告他们已经洁净,可以自由地回自己的家了。[38]在博拉纳加拉人(the Borana Gallas)那里,当一队战士回到村里时,杀死过敌人的胜利者要由妇女用掺和着油脂和黄油的涂料擦洗身体,他们的脸要被涂成红白相间的颜色。[39]马赛人(Masai)的战士如果在战斗中杀死了野蛮人,要把他们的右半身涂成红色,左半身涂成白色。[40]同样,如果一个南迪人杀了另一部落的人,也要把半身涂成红色,另外半身涂成白色。杀人后的四天,他都被看成是不洁的,也不得回家。他必须在河边搭建一个住处,住在那里。他不得和妻子或亲爱的人有联系。他只能吃粥、牛排和山羊肉。在这四天结束之时,他必须通过饮用由瑟格特(segetet)树制成的强泻剂来使自己恢复洁净,还要喝下掺了阉牛血的山羊奶。[41]东非的瓦戈戈人(the Wagogo)在战斗中杀死了敌人,要在自己的右眼上涂上一个红色圆圈,在左眼上涂一个黑色圆圈。
英属哥伦比亚的汤普森印第安人有这样一种习俗,即杀死敌人的男人要涂黑自己的面孔。如果忽略了这种预防措施,人们相信死者的鬼魂就会弄瞎杀人者。如果一位皮马(Pima)印第安人杀死了一个他们世袭的敌人阿帕切人(the Apaches),就要经过一场严格的隔离和净化,一共要延续十六天。在整个净化期间,他都不得接触肉和盐,他也不得看闪烁的火苗,不得和他人说话。他要独自住在树林中,由一个老妇人给他带来很少量的食物。几乎在这全部时间里,他的头上都要涂抹着泥膏,他不得用手碰这泥膏。有一支廷内(Tinneh)印第安人,由于曾在科珀河(the Copper River)屠杀了无助的爱斯基摩人群落,所以认为他们自己是不洁的,因此,在随后的很长时间里实行一系列奇特的、相应的严格戒律。那些实际沾染了杀戮血腥的人,被严格禁止为他们自己或他人做饭。他们只能用自己的盘子吃饭,只能用自己的烟斗抽烟;他们不得吃煮熟的肉,只能吃生肉或在火上烤干、在太阳下晒干的肉。每次用餐之前,他们要用红赭石涂抹面孔,从鼻子到下颚,穿过面颊直至耳根处。[42]
在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的奇努克(Chinook)印第安人中,杀了人的男子要用油脂和木炭将自己的脸涂黑,要在头上、腰上、踝上和膝上戴雪松树皮环。五天以后,将脸上的黑色洗掉,换上红色。在这五天里,他不得睡觉,甚至不得躺下。他不得看小孩,不得看人吃饭。在他的净化仪式结束时,他将自己头上的树皮环挂在一棵树上,人们认为那棵树随后就枯萎了。[43]在朗顿湾(Langton Bay)的爱斯基摩人中,杀死一个印第安人和杀死一只鲸鱼被看成是同样光荣的成就。一位杀死印第安人的勇士,要从鼻子到耳朵进行文身;一位杀死鲸鱼的勇士,要从嘴巴到耳朵进行文身。两类勇士都要脱离工作五天,一整年里只吃固定的食物,尤其是,他们不得吃动物的头和肠子。[44]澳大利亚中部的一支阿龙塔人(Arunta)在从杀死一名仇敌的复仇之旅归来时,害怕死者的鬼魂报复。当地人相信鬼魂会化作一只小鸟来追逐杀人者,并且发出悲伤的叫声。在他们回家后的数日内,不会讲到他们的行动,并要不断用木炭粉把身体涂抹成黑色,还要用绿色的树枝来装饰前额和鼻子,最后,他们用亮色来涂抹身体和脸,这时他们总算可以随意谈论他们的复仇行动了。但在晚上休息时,还必须保持清醒,以便听那冤魂鸟的悲伤叫声,他们幻想着可以从中听到被他们杀死的人的声音。[45]
在斐济,任何在战斗中用棍棒打死了敌人的人,都要被圣化或遵守禁忌。由部落首领用葁黄根将他从头到脚涂抹成红色。还要为杀人者搭建一个小屋,随后的三个晚上他需要住在里面。在这期间,他不能躺下,只能坐着睡觉。在这三个晚上过完以前,他不得换外衣,不能去掉葁黄根的涂色,也不得进入其中有女人的任何屋子。[46]这些规则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斐济战士免遭死者鬼魂的侵害。这一目的即使没有得到明确证实,也可以从斐济人的另外一种习俗得到强烈的暗示。该习俗是这样的:这些野蛮人在埋葬了一个活人(他们经常这样做)之后,要在黄昏时用竹竿、法螺和诸如此类的器物制造出巨大的喧嚣声,为的是吓走死者的鬼魂,不然的话,他就会回到他过去的家。为了使他家的房子对他不再有吸引力,人们干脆拆散它,再用某种东西盖住它,只要这种东西被他们看成是最令人厌恶的。[47]与此类似,北美洲的印第安人在将敌人折磨致死之后,带着可怕的呼喊飞跑着穿越村子,敲击着棚屋里的家具、墙壁及屋顶,以便驱走那被害者的愤怒鬼魂。[48]在新几内亚和俾斯麦群岛(the Bismarck Archipelago)的许多地方,至今也还流行着类似的风俗。[49]
这样看来,该隐的标记可能就是伪装杀人者的方式,或者是使他的外表看上去令人厌恶或非常可怕,让被他杀死者的鬼魂不能认出他,或者至少能够放过他。我在其他场合曾经推测,一般的哀悼习俗起源于一种伪装,目的是保护仍然活着的亲属免遭新鬼的攻击。[50]不论是否真的如此,下面这一点是确定的,即活着的人有时的确要用伪装自己的办法来逃避死者的注意。在印度群岛的帝汶岛的西部特区,在某人的尸体放入棺材以前,他的妻子们站在旁边为他哭泣,村里的密友也必须出场,“所有人都披头散发,让死者之魂尼图(nitu)无法认出他们”。[51]还有,非洲西南部的赫雷罗人(the Herero)将要死去时,他要对一个他不喜欢的人说:“你怎么会来呢?我不希望在这里看到你。”在说这话的同时,他将左手的手指捏在一起,使拇指尖从指缝中伸出来。“被说到的那个人,现在知道对方已经决定在死后带他走(okutuaerera)。那也就意味着他必须死。然而,在许多场合,他能躲开死亡这种可怕的危险。为此,他要尽快离开将死之人的所在地,去寻找一个onganga(意思是医生、巫师),给自己脱去衣服,洗浴,并重新涂抹油脂,然后穿上另外的衣服。现在,他对死者发出的死亡威胁已经相当坦然了。因为他说:‘现在,我们的父亲不认识我’(Nambano tate ke ndyii)。他没有理由再害怕死者了。”[52]
我们可以按同样的方式认为,当该隐被上帝赐予标记时,他的内心十分平静,相信被他杀死的兄弟的鬼魂不再认识他、麻烦他了。至于神圣的上帝为了保护而加在第一个杀人者身上的标记究竟是什么,我们已经无从知晓,顶多只能推测出一个大概。如果可以依据现存原始人的类似习俗来判断,那么上帝也许用红色、黑色和白色的颜料来装饰该隐,或许用的是这些颜色的一种有趣的混合色。比如,上帝可以像斐济人那样,把该隐涂成红色;或者像恩戈尼人那样,把他涂成全白色;或者像阿龙塔人那样,把他涂成全黑色;或者像马赛人和南迪人那样,将他的身体涂成一半红一半白。还有一种可能,假如上帝将他的艺术工作限制在该隐的面部,那么他会像瓦戈戈人那样,在该隐的右眼上涂一个红圆圈,在左眼上涂一个黑圆圈。或者,上帝会像廷内印第安人那样,要用柔和的朱红色涂抹该隐的面孔,从鼻子到下颚,从嘴巴到耳根处。上帝也可以按皮马人的方式,给该隐头上涂抹泥膏。或许,上帝会学着尼罗河流域的卡维龙多人的样子,用母牛粪涂抹该隐全身。还有,上帝也可以像爱斯基摩人那样,给该隐文身,从鼻子到耳朵;或者如同聪加人那样,在杀人者该隐的两眉之间刺青,让皮肤长出小脓疱,使他的面相如同一头皱着眉头的水牛。经过这样的装饰,第一位铁匠先生——该隐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铁匠[53]——就可以在大地的荒野中流浪了,丝毫不用畏惧他的受害者之鬼魂能够认出他或骚扰他。
对该隐的标记的这种解释非常有利于解除圣书叙事的荒谬性,因为按通常的解说,上帝给该隐戴上标记是为了让他不受人们的攻击,可这样的解说显然忘记了根本没人攻击他,因为那时的大地上只有那个凶手自己和他的父母。由此可以推断,第一位杀人者畏惧的不是活人,而是死鬼。这样,我们就能避免如下的不敬之举——把一种严重的记忆错误强加给上帝,这样的错误与神的无所不知是完全无法吻合的。因而,在此,比较的方法再次证明了它本身是一个强有力的神的辩护者(advocatus Dei)。
[1]这是《圣经》中著名的兄弟相残的故事:亚当与夏娃有两个儿子,长子该隐,幼子亚伯。身为农人的该隐向耶和华献祭的是农产,不蒙悦纳,而其弟亚伯却作为牧人献祭给耶和华头生的羊与油脂,受到赞许。该隐因妒生恨杀死了亚伯,最终被神惩罚。新的解释将这一故事作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冲突的现实反映。——译注
[2]见《创世记》第4章第8—15节。——译注
[3]参见罗伯逊·史密斯(W.Robertson Smith):《阿拉伯半岛早期亲属关系和婚姻》(Kinship and Marriage in Early Arabia),1903年,第251页。——译注
[4]贝都因人(Bedouins,亦作Beduin),是对以游牧方式生活的阿拉伯人的一个族群的称呼。——译注
[5]参见弗雷泽(J.G.Frazer):《图腾制与外婚制》(Totemism and Exogamy),1910年,第1卷,第28页以下;第4卷,第197页以下。——译注
[6]参见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演讲集》(Orat.),第23卷,第77—78页;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雅典政制》(Constitution of Athens),57;保萨尼阿斯:《希腊志》,第1卷,第28章,第11页。——译注
[7]参见柏拉图(Plato):《法律篇》(Laws),886C—D。——译注
[8]参见布罗米洛(W.E.Bromilow)的文章,见《澳大拉西亚科学促进会第12次会议报告》(Report of the 12th Meeting of the Australasi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1910年,第478页。——译注
[9]参见霍布莱(C.W.Hobley)的文章,见《皇家人类学研究所杂志》(JRAI),第40卷,1910年,第431页。——译注
[10]韦斯特马克(E.Westermarck):《摩尔人的神圣观》(The Moorish Conception of Holiness),1916年,第130—131页。——译注
[11]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公元前6世纪到前5世纪),古希腊著名悲剧诗人,代表作有《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阿伽门农》等。——译注
[12]阿伽门农,古希腊迈锡尼王,以给弟弟夺回被拐走的弟媳海伦为名,率希腊联军攻陷并焚毁了特洛伊,得胜回家后被妻子及其奸夫所杀。他的形象主要出现在荷马史诗中。——译注
[13]参见埃斯库罗斯:《阿伽门农》(Agamemnon),第987行以下。——译注
[14]《摩西五经》的第三本,主要是记录祭司的事宜及向全民的教训。——译注
[15]阿尔克迈翁(Alcmaeon),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七将攻忒拜的参加者。他认为自己的母亲厄里费勒应为自己父亲之死承担责任,在胜利归来后将母亲杀死,因此受到复仇女神的追究。——译注
[16]德尔斐(Delphi),古希腊城市,因为有阿波罗神庙而著称。——译注
[17]参见修昔底德(Thucydides):《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卷,第102页;阿波罗多洛斯(Apollodorus):《书库》(Bib.),第3卷,第7章,第5页。——译注
[18]修昔底德(Thucydides),生于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译注
[19]参见阿波罗多洛斯(Apollodorus):《书库》(Bib.),第3卷,第7章,第5页;参见希罗多德(Herodotus):《历史》,第2卷,第10页。——译注
[20]参见阿波罗多洛斯(Apollodorus):《书库》(Bib.),第3卷,第7章,第5页。——译注
[21]陶克西尔(L.Tauxier):《苏丹黑人》(Le Noir du Soudan),Paris,1912年,第73页。——译注
[22]参见陶克西尔:《苏丹黑人》,Paris,1912年,第176—178页。——译注
[23]见《利未记》第13章第45节。——译注
[24]参见柏拉图(Plato):《法律篇》(Law),865 D—866A。——译注
[25]参见霍布莱(C.W.Hobley)的文章,见《皇家人类学研究所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第40卷,1910年,第438—439页。——译注
[26]参见罗斯科(J.Roscoe):《北部班图人》(The Northern Bantu),1915年,第171页。——译注
[27]参见罗斯科:《北部班图人》,1915年,第170页。——译注
[28]参见罗斯科:《北部班图人》,1915年,第279—280页。——译注
[29]参见威克斯(J.H.Weeks):《在刚果的食人族中》(Among the Congo Cannibals),1913年,第268页。——译注
[30]参见欧文·多尔西(J.Owen Dorsey):《奥马哈社会学》(Omaha Sociology),见《美国人种学管理局第三个年度报告》[Third Annual Report ofthe Bureau of(American)Ethnology],1884年,第369页。——译注
[31]参见哈根(R.Hagen):《在巴布亚人中》(Unter den Papuas),Wiesbaden,1899年,第254页;察恩(H.Zahn):《雅宾人》(Die Jabim),见诺伊豪斯(R.Neuhauss)《德属新几内亚》(Deutsch Neu-Guinea),第3卷,1911年,第318页。——译注
[32]参见弗雷泽(J.G.Frazer)和加斯特(T.H.Gaster):《新金枝》(The New Golden Bough),New York,1964年,第168节。——译注
[33]参见托尔代(E.Torday)和乔伊斯(T.A.Joyce)的文章,见《皇家人类学研究所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第36卷,1906年,第50—51页。——译注
[34]参见朱诺德(H.A.Junod):《南非一个部落的生活》(The Life ofa South African Tribe),第1卷,1912—1913年,第453—454页。——译注
[35]参见波特神父(Father Porte)的文章,见《天主教传教团》(Les missions catholiques),第28卷,1896年,第371页。——译注
[36]参见约翰斯顿(H.Johnston):《乌干达受保护国》(The Uganda Protectorate),第2卷,1902年,第743—744页;霍布莱(C.W.Hobley):《东部乌干达》(Eastern Uganda),1902年,第20页。——译注
[37]罗斯科(J.Roscoe):《北部班图人》(The Northern Bantu),1915年,第289页。——译注
[38]参见弗雷瑟(D.Fraser):《赢得一个原始民族》(Winning a Primitive People),1914年,第39—40页。——译注
[39]参见保利奇克(P.Paulitschke):《非洲东北部民族志》(Ethnographie Nord-est-Africas),1893年,第258页。——译注
[40]参见霍利斯(A.C.Hollis):《马赛人》(The Masai),1905年,第353页。——译注
[41]参见霍利斯:《南迪人》(The Nandi),1909年,第74页。——译注(https://www.daowen.com)
[42]参见赫恩(S.Hearne):《从哈得孙湾威尔堡的普林斯到北海之旅》(Journey from Prince of Wale's Fort in Hudson Bay to the Northern Ocean),1795年,第204—206页。——译注
[43]参见博厄斯(F.Boas):《奇努克原文》(Chinook Texts),1894年,第258页。——译注
[44]参见斯蒂芬森(V.Stefánsson):《我在爱斯基摩人中的生活》(My Life among the Eskimos),1913年,第367页。——译注
[45]参见斯宾塞(B.Spencer)和吉伦(F.Gillen):《澳大利亚中部的土著部落》(The Native Tribes of Central Australia),1899年,第493—495页;斯宾塞(B.Spencer)和吉伦(F.Gillen):《澳大利亚中部的北方部落》,1904年,第563—568页。——译注
[46]参见威廉斯(T.Williams):《斐济和斐济人》(Fiji and the Fijians),第1卷,1860年,第55—56页。——译注
[47]参见约翰·杰克逊(John Jackson)引自埃斯金纳(J.E.Erskine):《西太平洋诸岛航海日志》(Journal ofa Cruise among the Islands of the Western Pacific),1853年,第477页。——译注
[48]参见沙勒瓦(Charlevoix):《新法兰西史》(Histoire de la Nouvelle France),第6卷,1744年,第77页,第122—123页;拉菲托(J.F.Lafitau):《美洲野蛮人的风俗》(Moeurs des sauvages amériquains),第2卷,1724年,第279页。——译注
[49]参见吉斯(R.E.Guise)的文章,见《人类学研究所杂志》(Journal of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第28卷,1899年,第213—214页;罗森贝格(H.von Rosenberg):《马来群岛》(Der Malayische Archipel),1878年,第461页;哈根(R.Hagen):《在巴布亚人中》(Unter den Papuas),第266页;布朗(G.Brown):《美拉尼西亚人和波利尼西亚人》(Melanesians and Polynesians),1910年,第142页,第145页。——译注
[50]参见弗雷泽(J.G.Frazer)的文章,见《皇家人类学研究所杂志》(JRAI),第15卷,1886年,第73页。——译注
[51]参见里德尔(J.G.F.Riedel)的文章,见《德国地理学学刊》(Deutsche Geographische Blätter),第10卷,第286页。——译注
[52]参见维埃(G.Viehe)的文章,见《(南非)民俗学杂志》[(South African)Folk-lore Journal],第1卷,1879年,第51—52页。——译注
[53]另有一说,该隐作为人类始祖亚当与夏娃的长子,其名字意为“得到”。参见布朗(F.Brown)、德赖弗(S.R.Driver)和布里格斯(Ch.A.Briggs):《希伯来语和英语〈旧约〉辞典》(Hebrew and English Lexicon of the Old Testament),1906年,第883页。——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