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金铃铛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第五章 金铃铛

祭司法规定,祭司的外袍应该全部做成紫罗兰色的,它的底边应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织物做石榴穗,每对石榴中间有一只金铃铛。祭司在圣所供职时要穿上这种漂亮的外袍,金铃铛是为了让他在进出圣所时可以听见袍上叮当的响声,让他免除死亡之虞。[1]

为什么穿着紫罗兰色外袍的祭司,脚跟旁有艳丽的石榴穗垂荡,如果在他进出圣所时听不见金铃铛的响声就怕得要死呢?最可能的答案似乎是,人们认为,这些圣铃的鸣奏赶走了潜伏在圣所门口的嫉妒而邪恶的精灵,当衣着华丽的牧师跨过门槛处理圣务时,它们本会攻击他并掳走他。至少通过类推,可以有力地支持这种为现代学者赞同的观点。[2]因为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共同的看法,即金属的声音可以使恶魔和幽灵飞走,无论它是小铃铛的悦耳铃声、大钟深沉而洪亮的叮当声、钹的尖利锵锵声、锣的当当声,还是铜盘或铁盘碰在一起或用榔头或棍子敲它们而发出的单纯的丁零当啷声。因此,在驱魔仪式上,通常的习惯是由司仪神父摇响手里的铃铛,或者他身上的某些部位戴着铃铛,只要他一动就会发出声响。[3]有些实例将表明这些信仰和习俗的古老程度以及流传的广泛程度。

吕西安告诉我们,幽灵听见铜和铁的声音就跑,他还将这些金属的叮当声给幽灵造成的排斥力与银币的丁零声对某类妇女的吸引力作了对比。[4]在罗马,当亡灵每年5月光顾旧宅并享用俭朴的黑豆膳食时,房主通常指着门,请求它们说:“先父先祖们的幽灵,走吧!”与此同时,还要用青铜的锵锵声来强调这种恳求或命令。[5]幽灵不喜欢金属的丁零声,这种观念并没有与奄奄一息的异教一起消亡。在基督教的推进下,这些观念完全有效地进入了中世纪和后来很长一段时期。博学的基督教学者约翰·策策斯(John Tzetzes)告诉我们,在驱鬼时,铜器的锵锵声与狗叫一样有效,[6]大概没有多少通情达理的人会对这一意见持有异议。

然而,在基督教的时代,人们认为,最让魔鬼和妖魔的耳朵反感的声音,就是甜美而神圣的教堂钟声。科隆[7]的第一次大教区会议把神父们的看法确定为:召唤基督教徒祈祷的钟声一响,恶魔就被吓跑了,风暴精灵和风神都躲了起来。[8]但是,与会者们自身显然倾向于把这种幸运的结局归因于信徒的热情调解,而不是钟的悦耳响声。此外,名为《罗马主教仪典》(the Roman Pontifical)的祈祷书认为,无论在哪里听见教堂钟声,它的好处就在于把恶魔、唧唧喳喳扮怪相的鬼魂以及所有风暴精灵都赶得无影无踪。[9]在名噪一时的论圣职的论文中,13世纪伟大的宗教法规学者迪朗[10]告诉我们:“钟声连续敲响,就会吓跑恶魔。因为当它们听见教堂战士的号角,也就是钟声时,它们就害怕了,就像暴君在他的领地害怕听见他的敌人即强大的国王的号角一样。正因如此,当看见风暴即将来临时,教堂就要敲它的钟,让恶魔听见永恒国王的号角即钟声便闻声丧胆,不再掀起暴风雨。”[11]关于这个问题,英国古文物学家、诗人拜伦的朋友弗朗西斯·格鲁斯(Francis Grose)上尉这样写道:“古代敲丧钟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求所有善良的基督徒为刚刚离去的灵魂祈祷;另一个是赶走站在床脚、在屋子里准备捕捉猎物的恶魔,或者至少要在恶魔经过时折磨并吓唬它们一下。钟声敲响(因为迪朗告诉我们,恶魔非常害怕钟声),恶魔就躲得远远的了,灵魂就像一只被四处追赶的野兔,赢得了先跑权或如运动员说的那种宽限的时间。因此,有时,教堂要想敲响最大的钟,需要的不仅是额外的劳力,也包括不菲的财力。因为它的声音更大,一定会把恶魔赶得更远;它的声音更清晰,可怜的幽灵就会赢得更多的先跑时间。此外,钟声传得越远,为垂死者赢得的祈祷者就越多。沃德(W.de Worde)在金色传说中提到了幽灵对钟声的厌恶。‘据说,他们那个地区的恶魔在听到钟声时非常害怕:正因如此,打雷时以及出现大风暴和老天爷发怒时,就要敲钟,为的是让嫉妒而邪恶的精灵落荒而逃,不再煽起风暴。’”[12]

在诗篇《金色的传说》[13]中,朗费罗[14]以出色的效果介绍了这种别具一格的迷信。在序诗中,他描绘了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尖顶,明亮之星[15]和风神在它上面徘徊着,试图扯倒十字架并消除讨厌的钟声。

明亮之星。低点!低点!

向下盘旋!

抓住那些大声喧闹的钟,

锵锵,当当,把它们从风中的塔上

扔到路上。

声音。你的所有雷声

不能给这里造成丝毫的危害!

因为这些钟已被涂了圣油,

并由圣水施洗!

它们可是挑战了我们力量的极限。

毕竟,喧嚣的风暴和地狱里嗥叫着的鬼魂也听见了庄严的钟声:

Defunctos ploro!

Pestem fugo!

Festa decoro![16]

而且,

Funera plango

Fulgura frango

Sabbata pango.[17]

直到这些手足无措的恶魔愿意消失在黑暗中,而它们身后的大教堂毫发未损,在那里,透过昏暗可见米迦勒天使长拿着出鞘的剑,闪出金光,映红了被照亮的窗格。它们飞行着远去时,还受到风琴的震耳乐曲声和唱诗班吟唱声的追随:

Nocte surgentes

V igilemus omnes![18]

在格罗斯为敲响丧钟确定的两个理由中,我们可以猜测,赶走恶魔的意图是主要的和原始的理由,而要求所有善良的基督教徒为刚刚飞走的灵魂祈祷,是次要的和派生的理由。总之,在从前,当病人还活着但死期将至时,钟常常就开始敲响了。[19]这一点,可见于古物学家从古代作家的著作中辛勤收集来的不少段落之中。施图贝斯在其《恶习的解析》中讲述了一位异教宣誓者倒在林肯郡的可怕结局:“最后,人们感到他的末日已近,就让钟声鸣响。他听到丧钟为他而鸣,就非常激动地要从床上坐起来,说:‘神的血,他还没有收留我呢。’说话之间,他的血就从他的脚趾、指尖、腕部、鼻子和嘴中,从身体的各个关节上流个不停,最后,他体内的所有血都流了出来。这样就结束了这位血淋淋的发誓者的生命。”[20]当伦敦塔[21]里的俘虏凯瑟琳·格雷(Catherine Grey)夫人垂危时,该城堡的狱长感到,在没有王室的许可证的情况下,他的囚犯即将脱离他的管辖范围,于是就对博克哈姆(Bokeham)先生说:“是否最好派人去教堂敲响钟声?”她也感到自己末日已近,就祈祷说:“哦,主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中!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吧!”[22]因此,对她来说,就像对许多人一样,丧钟的声音就是Nunc dimittis[23]。此外,在谈到一位已经克制了激情的垂危基督徒时,18世纪前半叶的一位作家说:“如果他的感官能撑这么长时间,他甚至可以心平气和地听见丧钟的声音。”[24]

丧钟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赶走无形地徘徊在空中的邪恶生灵,而不是要告知远方的人们并请求他们祈祷。这种保留至今的古俗具有的明显的原始形式,强烈地暗示出了这一点。例如,在莱茵河畔普鲁士地区的艾菲尔山的某些地方,当病人垂危时,朋友们通常要摇响一只小手铃,称为《和散那颂》[25]铃,“以使恶魔远离快死的那个人”。[26]另外,在匈牙利北部的诺伊索尔,据说通常要在人快死的时候轻轻地摇小手铃,“以便让在死神引诱下即将离开的灵魂,可以暂时逗留在其僵硬的躯体附近”。人死之后,铃被一点一点地往远摇,然后离尸体越来越远,出了门,再绕着屋子摇,“为的是陪灵魂走上离别之路”。此后,有人给教堂司事传话说,村里教堂的钟可以开始敲响了。[27]据说,类似的习俗在波西米亚林山中也很流行,这座山是波西米亚与巴伐利亚的界山。[28]为它指定的动机——想用甜美的铃声暂时挽留离去的幽灵——过于伤感,不会是原始的动机,其最初的原始动机无疑是,像艾菲尔山中类似习俗的例子一样,赶走可能在关键时刻带走胆小的幽灵的恶魔。只有当小铃铛履行了善意的职责、为它的出发鸣响时,教堂尖顶上的大钟才开始轰鸣,其洪亮的声调,就像护卫天使一样,跟随这个逃亡者走过漫长旅途,来到神灵之地。

在《炼狱》的一个著名段落中,但丁用丧钟的构想出色地表现了航海者在海上听到晚祷钟声从远处传来,仿佛在为白天的死亡或太阳沉入殷红的西方而敲响。同样著名的是拜伦对这一段的模仿:

柔和的时辰啊!当远航海上的人们

第一天和他们心爱的友人分离的时候,

你使他们的愿望醒来,使他们的柔肠寸断;

或者你使正在途中的游子充满着爱,

当远处晚祷的钟声使他吃惊,

似乎要为白昼的即将消逝而流泪。[29]

我们自己的诗人格雷[30]用同样的想法也同样精彩地表现了夜晚在英国的一个教堂墓地庄严的紫杉树和榆树之间传来的晚钟声:

晚钟时刻响起了末日的丧钟声。

实际上,在这样的时间和地点听到的教堂钟声里,的确有某种特别庄严和感人的基调,用弗劳德[31]的话来说,它落在耳朵里,如同一个逝去世界的回声。当美国作家布雷特·哈特[32]听见或者不如说是在想象中听见奉告祈祷钟夜晚在早已废弃的西班牙传教团留在加利福尼亚的多洛雷斯的遗址响起时,他非常贴切地表达了这种感觉:

往日的钟声,它久被遗忘的乐音,

仍然充满了广袤的太空;

用传奇般的色彩,

震颤着今日素净的黄昏!

我听到你的召唤,看见太阳沉落

在岩石、波涛和沙滩上,

就像传教团的声音落在海滨,掺和,

包围着异教的大地。

在你的魔咒圈里,

落不进疫病和霉病;

狂热的骚乱或贪欲或卑鄙的野心,

过不了这些无形的墙壁。

在你一长串消退的波涛推拥之下,

我触摸到了遥远的往昔——

我看见西班牙的日华发出奄奄一息的余光,

落日之梦和最后之梦。

…………

哦,圣钟!它的信众

令人想起古老的信仰——

哦,丁零作响的钟!用黄昏的音乐抚慰了

精神的信徒![33]

在勒南特有的一段话中,也包含着对钟具有的触动心灵和圣化精神的威力的类似感觉。在这段话中,宗教怀疑论者的严格自信幸好被文学艺术家的敏锐感知冲淡了。在反对德国神学家费尔巴哈的枯燥无味的理性主义时,他指出:“但愿费尔巴哈先生沉浸在其中的生活的来源比他全部的和高贵的日耳曼精神的来源丰富!哦!如果坐在帕拉蒂尼山[34]或科埃列阿山(the Coelian)的废墟之上,他就会听到永恒的钟声萦绕并消失在古罗马一度坐落在那里的荒凉的山间。或者,如果他从利多孤寂的海滨听到了圣马可教堂的钟声漫过了泻湖,如果他已经见过阿西西(Assisi)极其神秘的奇迹和两个大教堂以及由契马布埃[35]和乔托[36]的笔触追溯的中世纪第二个基督的伟大传说,如果他凝视过佩鲁吉诺[37]的贞女们甜蜜而恍惚的神情,如果他在锡耶纳[38]的圣多明我教堂(San Domenico)看到了迷狂中的圣凯瑟琳[39],不,费尔巴哈先生就不会责骂人类诗意的那一半了,也就不会大喊大叫,仿佛要把加略人[40]的幽灵赶出自己的内心似的。”

这些证据表明了教堂钟声对听众产生的情绪效果,它们与这个主题的民俗并不矛盾。如果不承认人的观念具有深刻的情感和情绪色彩,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些观念,至少在宗教领域,无法让思想与情感泾渭分明。在理性的观念、身体的感觉和心灵的情操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在情感的波涛中,它们很容易融化并彼此融合,没有什么东西能比音乐的力量更有力地为情感推波助澜。还没有人尝试对民俗的情感基础加以研究,研究者们的注意力几乎完全集中在民俗的逻辑的和理性的因素,或者是某些人可能提出的非逻辑的和非理性的因素上。但我们可以预期,未来对激情在塑造人类制度和命运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的研究,无疑会有大的发现。

从整个中世纪到现代,急需用教堂钟声来赶走女巫和男巫,他们躲在空中看不见的地方,对人和牲畜玩他们邪恶的恶作剧。这些家伙特别留出一年中的某些日子作为他们亵渎神明的聚会或(如人们说的)恶魔聚会的日子,于是在这些天里,教堂的钟就专门为此敲响,有时会整夜响个不停,因为在夜幕之下,女巫和魔术师会为他们在阴间的勾当忙得不亦乐乎。例如,在法国,人们认为女巫在2月5日的圣阿加托[41]纪念日的夜里在空中频繁出没。因此,在那天晚上,为了把她们赶走,教堂的钟通常要敲上一宿。据说,西班牙的某些地方也奉行同样的习俗。一年里巫术闹得最凶的日子之一是仲夏夜,于是,在施瓦本地区[42]的罗滕堡,教堂的钟声从晚上9点到天亮要响一个晚上,而老实的民众要把他们的护窗板关紧,塞住裂缝和缝隙,以免那些可怕的家伙潜入他们的家中。[43]另一些恶魔聚会通常在主显节的前夜、著名的华尔普吉斯之夜[44]和五朔节之夜举行,在这些天里,欧洲各地的习惯通常是弄出巨大的噪音,驱除那些隐形的恶魔,还要用手铃的响声和鞭子的噼里啪啦声助威。[45]

不过,虽然女巫和男巫选择一年的某些季节庆祝他们邪恶的欢宴,但他们每晚在外面作恶时,总要碰见走夜路的人,他们每晚都想强行闯入平静却绝非安全地睡在床上的善民的家中。因此,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防止和平的市民在夜间担惊受怕。为此,在街上巡逻的更夫不仅要制止一般的罪行,还负有额外的责任,即驱除空中和黑暗中可怕的神灵,它们像咆哮的狮子一样四处寻找着可吃的东西。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更夫使用了两种具有同样威力的精神武器,他一边摇响铃铛,一边吟唱祝福,如果隔壁的入睡者被铃声吵醒并且心生怒气,那么,另一种低沉的声响也许会让他得到安慰,怒气全消,当他们重新沉入梦乡时,会回想起:用弥尔顿的话来说,只有——

更夫昏昏欲睡的咒语

保佑着各家各户免遭夜间的侵害。

打破夜的宁静的祝福,通常被投射在这种无比粗俗的诗歌形式之中,以至有一首更夫歌此后变成了谚语。[46]其要旨来自赫里克[47]让某个公共卫士说的话。与弥尔顿一样,这位诗人肯定经常受到这些晚间祈祷的骚扰:

更夫

全靠火焰吓人的喧声,你们才能远离

凶险的眷顾以及

所有骇人的厄运,

才有你们夜里惬意的酣睡。

仁慈护卫着你们所有人,使

小妖精离你们远远的,让你们睡过

一小时,快到两小时,

我所有的主人,“再见”。[48]

艾迪生[49]告诉我们,他听见更夫用通常的开头开始了午夜布道,近二十年来,他在每个冬夜都向听众重复着这样的开头:

噢!凡夫俗子,你生来有罪!

这种贬抑性的定位可能在艾迪生的心里激起了虔诚的反思,但在一般人的胸中,它似乎恰好激发了愤怒甚至义愤的情感,因为他们一觉醒来,却只是在一个不合时宜的时刻让他们想起了原罪说。

我们已经看到,根据中世纪一些作者的看法,教堂的钟通常在打雷时被敲响,为的是赶走被认为造成了这场风暴的恶魔。16世纪德国的一位老作家也说了类似的意思,他以诺吉奥古斯的笔名创作了一首诗,讽刺天主教教会的迷信和恶习,这首诗写道:

如果碰巧雷声大作,风雨飘摇,

想不到可怜的人们是何等心惊胆战,

他们根本没有信仰,也不再相信任何事情。

教堂司事立即敲响所有塔顶上的钟:

比他从前敲的声音更加奇特而深远,

直到雷声在晦暗的高空中不再吼叫,

因为他们认为施洗的钟就有这种威力和能量,

能平息暴风骤雨。

有一次我在托林海岸的尼默堡镇看见

一口钟上有这样大胆自我标榜的字样:

“我被叫做玛丽,我用声音吓跑了

轰隆的雷、造孽的风暴和各种邪恶的精灵。”

这些钟能做这样的事情,当属无可置疑。

一旦看见冰雹或任何凶猛的风暴、骤雨,

晴天霹雳或到处是迅猛的闪电,

天主教徒总要跑去把钟敲响。[50]

我们知道,在中世纪,整个德国教堂的钟在打雷时通常都会敲响。由于在这些紧急情况下费力拉动了钟绳,教堂司事通常可从教区居民那里得到谷物,作为酬劳。迟至19世纪,有些地方还在付这种酬劳。[51]例如,在阿尔特马克地区的朱巴尔(Jubar),一旦爆发雷声,教堂司事就必须敲响教堂的钟,每个农夫给他五“捆雷”谷,以酬谢他费力救了这些谷物,使它们免于雷灾。[52]在写到19世纪中叶施瓦本地区的习俗时,一位德国作者告诉我们:“在绝大多数天主教教区,尤其是在上施瓦本地区,下雷雨时要敲钟,以赶走冰雹,防止受到闪电的伤害。许多教堂专门为此挂钟,例如,阿尔特多夫附近的魏恩加滕修道院就有所谓的‘圣血钟’,在下雷雨时要敲响。在沃姆林根,他们敲响莱米吉乌斯山(Remigius)上的钟,而且如果他们的动作足够快,该地区的任何地方都不会遭到雷击。但相邻的一些村子,如耶辛根,就经常对敲钟不满,因为他们相信,雨和雷一起被赶走了。”[53]尤其是关于康斯坦斯镇,我们读到,一旦爆发雷雨,就要敲响该教区的城里以及周围所有教堂的钟,因为它们被奉为神圣,许多人相信,它们的声音完全可以防止闪电的伤害。实际上,不少人还热情地帮助教堂司事拉钟绳,使出全力抡绳,使钟摆得更高。我们得知,虽然有些志愿者在敲出这些响声的时候被雷击死了,但这并没有阻止其他人照样这么做。甚至孩子在这时候也会摇响用铅或其他金属做的小手铃,这些手铃饰有圣徒的图案,在施泰尔马克或艾恩西德伦的马利亚·洛雷托(Maria Loretto)教堂受过祝福。[54]封建所有制规定,在各种情况下,尤其是在雷雨期间,封臣必须敲响教堂的钟。[55]

这些钟被奉为神圣,而且人们普遍认为它们受过牧师的洗礼。当然,它们接受命名、受洗、受到祝福并被抹上圣油,“为的是驱赶恶魔”。[56]教堂的钟上镌刻的铭文通常表明,人们认为它们具有驱除雷电和冰雹的威力。有些铭文大胆声称这些钟本身就有这些威力;另一些铭文更谦和地祈求从这些灾难中被解救出来,例如,哈斯伦的一口钟就有这样的拉丁文:“主耶稣基督从闪电、冰雹和暴风雨中把我们解救出来!”[57]18世纪,在谈到弗林特郡的圣韦内弗雷德(Wenefride)泉时,旅行家和古物学家彭南特(Pennant)告诉我们:“属于教堂的一口钟被施洗,以表敬意。我无法知道这些教父的名字,但他们通常无疑都是有钱人。在仪式上,他们全都抓住绳子,给这口钟起一个名字,牧师把圣水泼在它上面,以上帝的名义给它施洗,等等,然后,他给它穿上漂亮的衣服。此后,教父们要大吃大喝,送大礼,牧师代表这口钟悉数收下。这样被祝福之后,它就被赋予了巨大的威力,在被敲响时可以消除一切风暴,移除雷电,赶走恶魔。这些被封圣的钟通常都刻有铭文。我们说的这口钟上的铭文是:

Sancta Wenefreda,Deo hoc commendare memento

Ut pietate sua nos servet ab hoste cruento.[58]

稍微下面一些是另一个请求:

Protege prece pia quos convoco.Virgo Maria.”[59]

但是,博学的耶稣会会士马丁·德尔里奥[60]曾出版了一部有关17世纪早期巫术的缜密著作,他义愤填膺地否认这些钟得到了洗礼,虽然他完全承认教会当局用圣徒的名字给它们命名,而且为它们祝福并涂油。在这位博学的耶稣会会士看来,教堂钟声缚住了恶魔,阻止或扭转了由这些人类的敌人掀起的暴风雨,这是日常经验的一个非常明白而难以否认的事实。但他认为,造成这些幸运结果的原因,仅在于为这些钟封圣或祈福,根本不在于铸造它们的形状或金属质地。黄铜的声音本身就足以赶跑恶魔,这种观念被他斥为异教的迷信。有人认为,教堂的钟一旦由牧师的姘妇命名——他不允许我们说施洗——就会失去它的神奇效力,他对这种观念嗤之以鼻。[61]培根也屈尊提到了这种信仰:“人口密集的城市的洪亮钟声赶走了雷声,也驱散了致疫的气息。”但他想对这种假定的事实提出物理的解释,他补充说:“所以这些大概也来自空气的混合,而不是来自声音。”[62]

尽管所有圣钟无疑都具有同等程度的神奇属性,能赶跑恶魔和女巫,防止打雷和闪电的侵害,但是,有些钟因为有效地释放出这种赐福的威力,比其他钟更为人称颂。例如,马姆斯伯里修道院的圣艾德尔姆钟和巴黎的圣热尔曼斯修道院的大钟就是这样的钟,它们被定期地敲响,以赶走雷鸣和闪电。[63]在古老的圣保罗大教堂,为了“在大风暴和闪电时敲响圣钟”,有一份特别的捐赠。[64]然而,与南美洲的卡洛托的钟相比,欧洲人的钟在这方面的业绩就相形见绌了。尽管卡洛托的钟有至高无上的声誉,但其声誉与其说来自内在的优势,不如说因为安第斯山(the Andes)区雷雨非常频繁,给该市的钟提供了更多机会,让它们显得出类拔萃。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引述西班牙一位著名学者和航海家的证据,他在18世纪前半叶曾在南美洲旅行过。他告诉我们,波帕扬(Popayan)辖区甚至比基多[65]更多地受雷雨、闪电和地震的影响,“但在这个辖区的所有地方中,人们认为,卡洛托受雷雨和闪电影响最多,这使卡洛托的钟很时兴,不少人用钟,而且坚信它们有抗闪电的奇效。实际上,有如此多的故事在讲述这个结论,我们不知道该信哪一个。我既不相信也不完全否认他们说的一切,还是把每个故事留给读者自己来自由裁决吧,我这里只讲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卡洛托镇从前非常大,它的领地里有许多印第安人,他们被称为派桑人(Paezes)。这些印第安人突然袭击了这个镇,很快就强行闯入并烧毁房屋,屠杀居民,被杀的还有该教区的牧师,他们尤其憎恶这位牧师,因为他传播福音,他们觉得这个福音与自己的生活方式相抵牾,他还揭露他们崇拜偶像的愚蠢和邪恶,在他们面前展示他们的卑鄙恶习。甚至教堂的钟也逃不过他们的仇恨,因为钟声让他们想起了接受神的引导的职责。经过多种努力,仍然无法砸烂它,于是他们想,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把它埋在地下,看不见它,他们也就不会把福音的训诫记在心上,因为这些训诫让他们的自由大打折扣。得知他们暴动后,卡洛托附近的西班牙人武装了起来,他们打了一仗,向这些暴动者痛快地复了仇,并且重建这个城镇,挖出那口钟,把它挂在新教堂的尖顶上。从此以后,居民们非常惊喜地发现,当暴风雨笼罩在空中时,钟声就可以驱散它,即使各地的天气都没有晴朗和变好,至少风暴散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个奇迹的消息传遍各处,人们强烈恳求得到它的碎片,用来做小铃铛的铃舌,以便分享它的效力的好处,在这样一个暴风雨既可怕又频繁的地区,这一定是最大的好处。因此,卡洛托就因为它的钟而享有盛名”。

仅仅敲钟就有可能消解雷声并铲除霹雳,这一重大发现并不限于欧洲的基督教诸民族及其在新大陆的后裔,至少非洲的有些异教野蛮人也有这样的发现。我们得知,“特索人(the Teso)用铃铛驱赶暴雨恶魔,一个因闪电或由此引发的大火而受伤的人,在此后数周要在脚踝周围戴上铃铛。乌干达的雨几乎总是伴有打雷和闪电,无论什么时候要下雨了,这个人就要在村里游走一小时,小腿上响着铃铛,手里拿着纸莎草的细枝,他的许多在近旁的家人也加入其中,但这并非他们必须的义务。按照一般的习俗,任何当场被闪电击死的人,都不能埋在屋里,而是要抬到远处,埋在森林地带的某条溪流边,墓穴上放着死者拥有的所有锅和其他家用器皿,在发生电击的小屋门口,后来当然留下了灼痕,放着锄头作为祭祀物,一直要放几天。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人们认为铃铛和流水具有的效力,与某些欧洲旧迷信如出一辙”[66]。

巴特索人(the Bateso)似乎不可能从传教士那里学到这些习俗,我们大概可以专门称赞他们独自发明了这种办法,用铃铛来驱赶暴雨恶魔,并在它的破坏现场和受害者墓穴上放上锅和锄头,以此来安慰它。中国人也求助于锣,它的实际意图可以认为就相当于钟,为的是对付打雷造成的不良后果,但他们这样做的机会很少。有人如果得了天花,就会起小脓包,但在第七天结束之前,一旦打雷,家人就替他敲锣或打鼓,这些早就准备好了,以应急需。敲的人有家里的其他人帮助,告诉他什么时候雷停了,因为敲的人本人弄出许多噪音,根本无法分清雷的隆隆声和锣的锵锵声或鼓的咚咚声。有人告诉我们,敲锣打鼓的目的是防止天花的脓包破裂或溃烂,但我们认为,关于敲锣打鼓如何产生这样的结果,中国人的解释几乎不能令人满意。[67]根据欧洲人见解的类比,我们可以推测,脓包破裂最初被认为是由雷魔造成的,锣的锵锵声或鼓的咚咚声可以赶走雷魔。

尽管野蛮人非常可能自己灵机一动想到了用巨大的噪音吓跑恶魔的方法,但有证据表明,只要他们认为能够达到同样的目的,他们也随时准备采纳欧洲人的任何习俗。有两位传教士,曾在英属新几内亚的莫尔兹比港的土著中工作并记录了这样一个借鉴的例子。他们说:“有天晚上雷雨交加,我们听见村里有一种可怕的噪音——土著们敲起他们的鼓,起劲地喊叫,以赶走风暴神灵。当他们的鼓声和喊叫声停下来时,风暴的确也没了,村民们感到非常惬意。在一个恶魔聚会的晚上,他们以同样的方式驱除已经使几个土著死去的致病神灵!当教堂的钟首次启用时,这些土著感谢劳斯先生已经——如他们断言的那样——赶走了来自内陆的许多幽灵。同样,他们对传教士屋里养的一条漂亮的狗(野狗不会叫)的叫声也感到高兴,因为他们肯定,所有幽灵现在不得不返回内陆。不幸的是,幽灵们习惯了钟和狗!所以,年轻人不得不在夜里出来——通常是胆战心惊地藏在树和丛林后面——手里拿着弓和箭,射倒那些讨厌的精灵。”[68]因此,莫尔兹比港的野蛮人完全同意博学的基督教学者约翰·策策斯的意见,防止恶魔的好办法,莫过于青铜的锵锵声和狗叫声。

亚利桑那的一些普埃布洛(the Pueblo)印第安人用钟声驱除女巫,他们可能是从西班牙老传教士那里借鉴了这种习俗,因为在欧洲人到来之前,除了金和银,美洲土著根本不知道其他一切金属,因此也不会铸钟。一位美国军官描述了他在莫基人(the Moquis)的一个村里见到的驱魔场面,这个村子就像普埃布洛人的许多村庄一样,坐落在高台地的顶峰上,可以俯瞰下面幽谷里果实累累的大地。

“莫基人对女巫和巫术有一种潜在的信仰,相信他们周围的空气里有许多作恶的精灵。这些生活在奥拉比(Oraybe)的人,用唱赞歌和敲钟的办法驱除精灵有害的影响。1874年秋,我与克鲁克(Crook)将军一起待在那个孤立而鲜为人知的小镇上,因而有幸目睹了这种奇怪的驱魔方式。全部村民似乎都聚集了起来,他们先以大声挑战的声调喊着一种赞歌或单调的音调,然后用精神饱满的钟声来烘托气氛,他们排成纵队迅速前行,沿峭壁顶端的小径下到下面的桃园。表演者中的重要人物多半是妇女,她们围着果园边缘欢跃,在各个角落暂时停顿一下,一边放声歌唱,一边从钟里拿出他们的钱财。领头的人发出信号之后,大家就冲向那些树,在不到一小时之内,树枝就被弄下,并被妇女和孩子们扛回村里。”[69]因此,围着果园跳舞,大声唱赞歌并使劲敲钟,无疑是要赶走女巫,人们认为她们就栖息在桃树枝上,用甘美的果实养肥了自己。

不管怎样,用钟和锣驱魔是许多民族都熟悉的办法,他们无须从欧洲基督教各民族借鉴这些工具或用法。在中国,“产生驱魔声音的主要工具是锣,这种著名的青铜圆盘是中国的特产。在这个国家的各处,尤其在夏天,当死亡率上升而引发驱魔活动增加时,每天都响彻着锣声。击铜钹,敲用木头和兽皮制成的鼓,会强化锣的有用效果。经常可见一小群男人甚至女人连续几小时敲锣、钹和鼓。听不见邻居有抗议声,他们也不会抱怨打扰了自己晚间的休息。在中国人的耳朵听起来,这种喧闹声一定悦耳动听,或者他们是心怀感激地把它当做一种善举,是那些心里惦记着个人和大家的福利和安康的善民做出的义务劳动”[70]。在中国南方,这些神圣的公众驱魔仪式主要在炎炎夏日举行,当此之时,霍乱猖獗,人们普遍认为,这种灾害是四处流窜的无形恶魔的恶意所为。这些仪式的目的是,把这些有害生灵赶出屋子和家里。整件事情由一个委员会来操办,费用来自捐赠,地方官吏一般要带头捐一大笔钱。实际的驱魔活动由一队队男人和孩子来完成,他们在街上游行,正儿八经地击界碑列队游行[71],用剑和斧击打看不见的敌人,用锣的锵锵声、铃铛的丁零当啷声、爆竹的噼里啪啦声、火绳枪的一起发射和旧式霰弹枪的爆发声来吓唬它们。[72]

在安南[73],如果要驱除私宅的病魔,驱魔者就要弹鲁特琴[74],在大脚趾上绑上一串丁零作响的铜铃,他的助手还要给他伴奏弦乐和鼓。可是,听众认为,这些铃声来自前来帮助主祭的那位神祇骑的动物脖子上挂的铃铛。[75]铃铛在缅甸的宗教仪式中起着很大作用,每个大寺庙都有很多,人们似乎非常喜欢其甜美而响亮的乐音。据说现在,它们的用途更多的不是赶走恶魔,而是昭示守护神:赞美佛陀的赞美诗已经唱起,因此,在祭拜结束时,崇拜者要在钟上敲三下,宣布他履行了自己虔诚的义务。[76]但我们推测,这种解释是事后的想法,一种发达的宗教可以以此为借口,替最初为了不太文雅和美妙的目的而设立的古老而野蛮的仪式遗迹开脱,并将它神圣化。大概在欧洲,许多虔诚的心灵都喜爱教堂钟声那内在的甜美和亲切的联想。祈祷者原先用它赶走家中的恶魔,后来才直接把它当做召唤崇拜者去圣地祈祷的单纯手段。

不过,在亚洲更原始的民族中,单纯用铃铛驱魔一直持续到现代。阿萨姆北部边境附近的米什米人(the Michemis)有一种在夜间举行的葬礼,祭司用虎牙、多彩的羽毛、铃铛和贝壳装饰自己,狂热地跳一种狂野的舞蹈来驱除恶魔,他身上的铃铛在丁零当啷地响着,贝壳在他周围噼里啪啦地晃着。喜马拉雅山中部的一个部落基兰蒂斯人(the Kirantis)把他们的死者埋在山顶,“祭司必须出席丧礼,当他和尸体一起前往墓地时,他用一根棍子不时地敲一个铜器,同时召唤亡灵,要它平安地离去,加入先它而去的那些亡灵”。[77]这种在丧礼上敲铜器的做法,可能是为了催促幽灵赶快离开他的家,或者是为了赶走干扰它上路的恶魔。大概同样是为了这两种目的之一,当古代斯巴达人的国王驾崩时,妇女们通常要在城市的街头敲着锅,四处走动。[78]在中非卡维龙多(Kavirondo)海湾的班图人(the Bantu)部落中,当妻子告别了死去的丈夫又回到自己人中间时,她认为自己仍有责任在他的村子里为他的死哀悼。为此,“她在自己后腰上绑一只牛铃,把她的朋友们召集在一起,一群人在村里小跑,铃铛一路上都发出忧郁的叮当声”[79]。这里的铃声是想让丈夫的幽灵保持在安全的距离之外,或者可能是让他注意到他的遗孀在哀悼他的死亡时恪尽了职守。在荷属婆罗洲的东南地区,只要尸体还在房屋里,迪雅克人(the Dyaks)通常就要白天黑夜地敲锣。一旦垂危的人断气,这种抑郁的乐曲就开始了。这种曲调由四个不同音调的锣奏出,它们以大约每两秒钟的定期间隔被交替敲响。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这种曲调保持不变。有人告诉我们,没有任何声音,甚至包括欧洲天主教堂的丧钟声,会比这种在婆罗洲宽阔的河流上单调地鸣响并消失的死亡之锣的庄重音符更不可思议、更扣人心弦。[80]

尽管没人告诉我们,在婆罗洲这个地区的迪雅克人为什么在人死后不断地敲锣,但我们可以推测,其意图是要避开恶魔,而不只是向远方的朋友表明丧亲之痛,因为如果其目的只是要把死者的消息传递给左邻右舍,为什么只要尸体还在屋里就要夜以继日不停地敲锣呢?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在婆罗洲,金属器具的声音有时专门用来驱魔。有一位英国旅行家描述了他在婆罗洲北部的经历。有一次,寄宿在杜松人(the Dusuns)的一间大房子里,里面大约有一百个男人和他们的家人住在一起,“随着夜幕降临,他们用手鼓奏起了一种奇怪的乐曲。其中明显有一种神秘的韵律和乐调,我问这是否就是main-main(即闹着玩),他们说不是,而是有人病了,他们必须敲一晚上,让恶魔离得远远的”。[81]此外,婆罗洲北部的杜松人每年都要有一次正式把所有恶魔赶出他们村子的仪式,在赶的时候,要敲锣打鼓,催这些恶魔赶快离去。当男人敲锣打鼓时,女人们在各个房子之间来回走动,伴着她们手中的铜响板发出的整齐乐音以及她们腕上的一串串小铜铃的叮当声,载歌载舞。把恶魔从家里赶走以后,这些女人们互相追逐着来到河边,那里准备好的一个木筏将载她们出村界。木筏上装饰着用椰子叶做成的男人、女人、动物和鸟的形象,筏上的厚板上还放着更具吸引力的食物、衣物和煮锅等供物。当这些神灵的游客都上来之后,锚被解开,木筏顺流而下,它绕过河的最远处,消失在森林中。这样,经过一个漫长的旅程,恶魔就被送到了人们一厢情愿地希望它不再回来的地方。[82]

1845年8月,休·洛(Hugh Low)爵士访问了瑟邦浩山丘(the Sebongoh Hill)迪雅克人的一个村子。作为那里从未见过的第一个欧洲人,他受到许多仪式性的礼遇。这个英国人耐心地参与了对太阳、月亮和沙捞越的拉甲[83]的祈祷,为的是让大米丰收,猪多产,保佑妇女生男孩,他还强调说,为了突出这些请求,还要频繁地向空中抛撒少量的黄米,可能是为了让这三个神祇关注其崇拜者的卑微请求。在参加了房前公共舞台上的这些训导式的祈祷之后,休·洛爵士回到走廊里,在那里,用这位旅行者的话说,该村的酋长“在我的手腕上绑了一只小鹰铃[84],要我同时绑上他为我准备好的另一只,绕着我右手的同一个关节。此后,喧嚣的锣鼓开始敲起来,这些锣鼓挂在走廊一头的椽子上,酋长把另一只小铃铛系在我的右手腕上,这时,所有在场的老头都仿照他的样子,每个人都对我说点什么,或者不如说他们是在自言自语,我根本不懂它们是什么意思。每个人现在都进来了,都带着几竹筒煮好的米,每个人到了之后都给我添一只铃铛,所以渐渐地它们就难以计数了,我求他们开恩,如果对仪式来说没什么区别的话,就把剩下的都系在我的左腕上。于是,他们就按我乞求他们的那样做了”。虽然休·洛爵士没解释而且大概也不知道这样给尊贵的客人系铃的意义何在,但我们可以推测,它旨在善意地使恶魔无法靠近。

米尔扎布尔的帕塔里人(the Patâri)祭司和整个印度的许多苦行阶层都戴着铁铃铛和报警器[85],他们在走路时会摇着吓跑恶魔。显然,出于同样的目的,贡德人(the Gonds)中特殊的魔鬼祭司(被称为Ojhyâls)总是戴着铃铛。[86]在特殊场合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身体各个部位尤其是脚踝、手腕和脖子上戴铃铛,这种习俗无论在什么地方大概都潜藏着同样的动机:我们可以设想,最初人们认为,铃铛的叮当声可以防止戴它的人受到妖魔的侵袭。正是出于这种目的,中国南方各省的孩子才普遍戴铃铛,北方各省的孩子戴得少些。[87]那不勒斯妇女把挂有小铃铛的银饰佩戴在衣服上,作为护身符,以防止魔眼。[88]耶西迪人(the Yezidis)固执地相信魔鬼的存在,在朝觐节结束时,他们要举行一个仪式,据说是为了让掠食的狼远离忠实的信徒。有一位老人脱光衣服,披上一张山羊皮,他的脖子上拴挂着一串小铃铛。这样装扮一番之后,他就围着聚集在一起的朝觐人群爬动并发出模仿公山羊咩咩叫的声音。人们相信,这个仪式使人群神圣化了。[89]但我们可以推测,它用精神篱笆把信众包围了起来,让狡猾的敌人无法跨进来。大概出于类似的意图,印度南部的巴达加人(Badaga)祭司在举行圣仪时,要先在腿上系上铃铛,再赤脚走过火坑中炽热的火炭,这显然是为了祈祷五谷丰登。[90]

在非洲,当地人多用铃铛来吓跑恶魔,我们不必假定他们总是或者一般来说从欧洲人那里借鉴了这种习俗,因为黑人们相信精灵,而且从无法追忆的时代以来,他们就非常了解金属,尤其是铁。例如,奴隶海岸[91]说约鲁巴语的民族相信,有某种被称为abiku s的恶魔,在森林和荒地流窜,饿得发慌,很想住进人的体内。为此,它们就瞅着妇女怀孕的时候,潜入子宫内的胎儿中,这个孩子生下来时就会很瘦弱,因为饥饿的恶魔吃光了给婴儿提供的好营养。为了让可怜的孩子摆脱这种麻烦的处境,妈妈要给恶魔提供食物祭品,在它吃的时候,她就趁它分心时把小铃铛和铁环绑在孩子的脚踝上,把铁环系在他的脖子上。人们认为,铁的叮当声和铃铛的丁零声可以让恶魔离得远远的,因此,许多孩子的脚上都坠着铁饰。[92]在中非的巴干达人(the Baganda)和巴尼奥罗人(the Banyoro)中,幼儿学走路时通常要在他们的脚上系上小铃铛。据说,这种风俗的理由是,这些铃铛可以帮助孩子走路或使他的腿有劲。[93]但其最初的动机大概是,在这个关键时刻,让小家伙免受恶魔讨厌的注意。或许出于同样的意图,巴干达人的迷信式信仰规定,生了双胞胎的父母要举行一个漫长而细致的仪式,在仪式过程中,他们要在脚踝上戴上铃铛,还要各备一只特制的鼓,日夜敲个不停。[94]

在阿比西尼亚北部的博戈人(the Bogos)中,如果有妇女生产,她的女性朋友们就在房门前点起火,那位母亲抱着婴儿围着火慢慢地走,同时用铃铛和棕榈树枝弄出很多噪音,我们得知,这旨在吓跑恶魔。[95]据说,印度的贡德人“总是在生孩子时敲一个铜碟,噪音可以进入孩子的耳朵,这样就可以祛除他听力中的任何障碍”[96]。这里为这个习俗指定的理由,可能并非原始的理由,像博戈人的铃铛声一样,敲铜碟的噪音可能主要意在保护母亲和新生婴儿免遭恶魔的侵袭。所以,在希腊传说中,据说枯瑞忒斯[97]围着婴儿宙斯跳舞,用他们的矛击他们的盾,以压倒孩子的哭声,防止他的哭声引起反常的父亲克洛诺斯的注意,后者习惯于在自己的孩子一出生时就把他吃掉。[98]我们可以猜测,这个希腊传说体现了人们对一种古老习俗的回忆。为了使婴儿不至于夭折,人们曾遵行这种习俗。原始人把夭折的诸多原因解释为恶毒而危险的精灵的作用。更明显的是,我们可以推测,在从前的时代,当希腊人的孩子出生时,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必须拿着矛或剑和盾,围着孩子跳一种战争舞,用他们的矛或剑击他们的盾。有一部分目的是为了盖过婴儿的哭声,以免引起周围潜伏的精灵的注意,但另一部分目的是为了用喧嚣声吓跑恶魔,为了完全挫败那些隐形的敌人,他们挥舞着手中的武器,使劲砍刺空气。至少下面的类比可以证实我们的推测。

18世纪初,有一位西班牙牧师描述了菲律宾群岛的他加禄人(the Tagalogs)在孩子出生时实行的一种习俗:“patianak,有些人称之为妖魔鬼怪(如果它不是虚构、梦或他们的想象),是通常骚扰他们的妖怪或恶魔……他们把生孩子的不良后果都归因于它。他们说,为了伤害他们或让他们迷路,它藏在树里,或者藏在离分娩妇女家较近的任何地方,在那里学四处闲逛的人的样子唱着歌,等等。为了阻止patianak的邪恶行径,他们把自己脱光,穿上铠甲,带上大砍刀、长矛和其他武器,藏在屋顶的横梁上,也藏在房屋下面,他们在那些地方猛击乱砍,做出许多姿势和动作,为的是同样的目的。”[99]按另一种叙述的说法,丈夫和他的朋友们带上剑、盾和矛,这样装备好之后,就在屋子上下的空中狂暴地砍杀空气(屋子高出地面的部分是用杆子支起来的),为的是吓唬并赶走有可能伤害母子的危险精灵。[100]这些武装起来的男人用他们的武器砍刺空气,以此从新生儿那里把恶魔赶走,他们似乎是古希腊枯瑞忒斯的蛮族同类。(https://www.daowen.com)

关于婴儿暴露给敌对精灵就有危险的类似信仰,也使缅甸野蛮的克钦人(the Kachins)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以保护母亲及新生儿。“在生的一刹那,接生婆就说‘这个孩子叫什么什么’,如果她不这么做,有些恶意的nat或精灵就会首先给这个孩子起名字,这样就会让他憔悴而死。如果母子都平安,大家就吃喝一顿,还要揶揄高兴的父亲。然而,如果孩子生得很费力,显然nats就在活动,就要请一个tumsa或预言家。这个人到村里的另一间屋子里求问竹竿(chippawt),以便确定,是那个屋里的nat不耐烦了,还是丛林里的nat来了并赶走了守护的nat。丛林nats被称为sawn,而且是难产的死婴或暴死者的亡灵,它们自然想有些伴,所以会进屋抓妇女和孩子。如果竹竿表明是屋里的nat生气了,人们就会以一般的方式用牺牲或神灵祭品来抚慰它。然而,如果某个sawn已经得手,就必须采取紧急行动,在屋子周围和通往村子的路上鸣枪,往屋子的地上射箭,用dhas(剑或大刀)和火炬在那个妇女的身体上方挥舞,最后是旧衣服、干辣椒和其他可能产生气味的东西,被堆在凸起的屋内地面上点燃,这样,除了最顽固难除的精灵之外,其他的都被吓跑了。”[101]克钦人中的一位天主教传教士告诉我们,只要难产,这些野蛮人“就指控sawn(死在产床上的妇女的幽灵)想杀掉这位母亲,他们就会照例追逐它们。他们翻查屋子的每个角落,挥舞着矛和刀,发出各种噪音,用最臭的东西发出的噪音是最有效的;除了受害者,他们都脱得精光,以吓唬恶魔;他们在屋子内外烧树叶,还有米、胡椒和所有能够产生恶臭的东西;他们向各个方向呼喊,放枪,射箭,用剑击打,沿森林的主要道路继续这种骚乱,远至最近的溪流处,他们想象他们在那里把sawn赶跑了”。

当卡尔梅克(Kalmuk)妇女临产时,她的丈夫要在帐篷周围罩一个网,然后跑来跑去,用一根棍子击打空气并喊道:“恶魔走开!”直到孩子生下来。他这样做是为了让可恶的恶魔走得远远的。[102]在鞑靼人(Tartars)的一个部落诺盖人(the Nogais)中,“当男孩生下来时,每个人都拿着锅来到其家门口。他们弄出巨大的噪音,并且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赶跑恶魔,让它无力支配这个孩子的灵魂”。在西里伯斯岛南部的一个叫波尼或称博恩的侯国,当妇女难产时,男人“有时要大喊或者鸣枪,这样做是为了驱赶阻碍生产的恶魔”,在生王子时,一旦婴儿脱离了胞衣,就要敲打一切用来驱魔的金属器皿,“为的是赶跑恶魔”。出于同样的目的,在新几内亚西南部的阿鲁群岛上,如果分娩时间拖延太长,就要敲鼓。附近的土著相信,某条溪流的精灵流进了坦噶尼喀湖上的伯顿湾,它对有孩子的妇女非常不友好,会不让她们生产。如果某个妇女感觉自己受到了它的坑害,就要安排一些献祭并举行某些仪式。村里所有居民都聚在一起,在受害者住的小屋附近敲鼓,并喊着跳着,“以赶走恶魔”。在锡兰的僧加罗人(the Singhalese)中,当有人生产时,“婴儿的哭声要被照料者的声音盖过,以免森林的精灵知道了他的存在并加害于他”。[103]所以,古罗马人相信,生了孩子的妇女很容易受到森林之神西尔维乌斯[104]的攻击,后者在晚上潜入屋里,折磨并袭击她。因此,在夜间,通常要有三个男人在屋子的门槛周围巡逻,手里分别拿着斧头、杵和扫帚,他们在每个门槛前都停下来,前两个男人用斧头和杵敲它,第三个男人用扫帚扫。他们认为,用这种方法可以防止这位母亲受到森林之神的攻击。[105]

同样,我们可以认为,在古希腊,从前的习惯是,为了使产床上的妇女免遭敌对神灵的侵袭,武装起来的男人要围着她们跳舞,用他们的矛击他们的盾,甚至当男人不再遵循这种旧俗时,传说仍在讲述枯瑞忒斯如何在婴儿宙斯的摇篮周围举行这种仪式。

然而,我们必须言归正传,回到铃铛的驱魔防害的用途上来。苏纳尔人(the Sunars)是印度中央邦的金匠和银匠,他们的孩子和年轻女子都戴着中空的脚镯,里面有丁零作响的铃铛。不过,如果已婚妇女有了几个孩子,她就不再戴这种中空的脚镯,而代之以实心的。“现在,据说女孩戴发出响声的脚镯的理由是,人们随时可以得知她们的下落,防止她们在阴暗角落里遭遇不测。但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它们可以吓唬精灵。”[106]在英属东非的南迪人中,当女孩要行割礼时,她会收到情人和追求者借给她的大铃铛,他们平时把这些大铃铛戴在腿上,但在这个仪式场合,他们暂时把它交给这位姑娘。通常,一位受人喜爱的姑娘收到的铃铛会有十个或二十个之多。当其下体实行那种痛苦的手术时,她把它们都戴在身上。一旦手术结束,她就站起来,摇摇头上的铃铛,然后去会她的情人,把借来的铃铛还给他。[107]如果知道南迪战士为什么要定期在腿上戴铃铛,我们就可能知道女孩子为什么在行割礼时要戴同样的铃铛了。在没有肯定的信息之前,我们可以推测,这些铃铛被当做护身符,凭借其特殊的功能,可以保护两性免于超自然的危险,这些都是他们或者永久或者暂时容易遭受的危险。

在刚果河地区,土著们担心,在他们喝东西时,恶魔会通过嘴进入身体,因此,在这些时候,他们挖空心思让这些危险的存在物远离自己,其中一种办法是在每次喝液体之前摇铃铛。有人看到一位酋长以这种方式一口气喝了十杯啤酒,每次在把他的杯子放到嘴边之前,他都要摇他的魔铃,为了格外小心起见,一个男孩在这位显贵面前挥舞着酋长的矛,以防恶魔和啤酒一起溜进他的胃里。在这个地区,拜物者施过魔法的铃铛也被人们当做护身符戴在身上,它可以避开发烧、子弹和蝗虫,可以使佩戴的人隐形。居住在维多利亚尼安萨湖(Lake Victoria Nyanza)最大的乌凯雷韦岛的巴克雷韦人(the Bakerrewe),通常在每家门上直接绑一个铃铛,每个进入这个住处的人都小心地用头碰响它,并非像在欧洲那样告诉主人他来了,而是要防止恶魔并驱除巫师的魔咒。[108]在西非,铃铛的叮当声有助于增强定期除妖仪式上整体的喧嚣声。[109]

不过,在非洲,祭司、先知和巫医在履行他们神圣的仪式时,尤其要带或戴铃铛,无论是为了驱魔、治病还是为了向凡夫俗子显示神的意志。例如,在英属东非的阿坎巴人(the Akamba)中,巫师把铁制牛铃绑在皮带上,他们在开始算命时就要摇牛铃,铃声被认为吸引了神灵的注意。其中有位巫医告诉霍布莱(Hobley)先生,他梦见神告诉他如何得到一只铃铛,所以,他走了一段特殊的路去吉库尤买了这只铃铛,在回来时,他请神灵喝啤酒并杀了一头小公牛慰劳神灵。在东非的加拉人(the Gallas)中,祭司阶层(Lubas)与驱魔师阶层(Kalijos)不同,但在履行他们特有的仪式时,祭司和驱魔师都要带着铃铛,此外,驱魔师还拿着一条鞭子,他毫不犹豫地用力抽打在患者身上,赶走被认为附在病人身上的恶魔。另外,在加蓬的范人(the Fans)中,在协助巫师查案时,巫医会在脚踝和手腕上戴许多小铃铛,他可以根据铃声的引导从焦急而兴奋的围观人群中挑出那个嫌疑犯。西非多哥兰的霍人(the Hos)相信存在着一种“苦魔”或“傻鬼”,它可以神奇地增加某人宝箱里的玛瑙贝和地里的庄稼。这种有用精灵的名字是Sowlui,非常奇怪,霍人把小铃铛的声音也叫做这个名字,他们的祭司就像古代犹太人的祭司那样,把这种小铃铛系在袍子下摆上。中非的巴尼奥罗人(the Banyoro)认为,艾伯特湖的神通过一位女先知的中介与人交流,这位女先知的皮衣上戴着一圈玛瑙贝和小铁铃铛,她走动时,这个圈饰像湖里的波纹一样上下波动。同一个部落还相信,名为Wamala的丰产神使人、牲畜和庄稼兴旺,有一位先知代表它并以它的名义讲出神谕。当预言的灵感在他身上附体时,这个人就在他的脚踝上戴上铃铛,在他的腰部绕上两块白色的小牛皮,牛皮下边悬挂着小铁铃铛。

这些例子足以表明,铃铛在巫术仪式或宗教仪式中的使用有多么广泛以及对它们的响声有除魔威力的信仰又是多么普遍。从我已经举出的一些例子中可见,有时铃铛的声音与其说是驱魔,不如说是吸引善良的或护卫的精灵的注意。[110]但从整体来看,在原始仪式中,这些乐器的吸引力远不如排斥力明显。铃铛用于吸引而非排斥,这可以与更发达的宗教意识阶段相对应,此时,对善的信任压倒了对恶的恐惧,此时,虔敬之心的欲望,与其说是逃避魔王,不如说是靠近上帝。本章收集的这些习俗和信仰,可以设法用来说明,大概也可以解释我们在本章开头提到的那种犹太人的习俗,无论祭司穿着紫罗兰色长袍跨过圣所门槛时让金铃铛发出的铃声和叮当声是为了驱除恶魔的侵袭,还是为了引起神灵的注意。

[1]见《出埃及记》第28章第31—35节。希伯来语“图示”在英译文中通常被译为“blue”,意思是淡紫色,以区别于另一个词“图示”,意思是紫红色,它近似于另一种可以逐渐变为紫色的深红色。——原注

[2]参见韦尔豪森(J.Wellhausen):《阿拉伯人的异教遗迹》(Reste d.arab.Heidentums),1887年,第144页;伊尔库(A.Jirku):《〈旧约〉中的恶魔以及对恶魔的防卫》(Die Dämonen und ihre Abwehr im AT),1912年,第85页。——译注

[3]关于铃铛的民俗,参见萨尔托利(P.Sartori)的文章,见《民族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Völkerkunde),第7卷,1897年,第113—129页,第270—286页,第385—369页;第8卷,1898年,第29—38页。泰克(G.S Tyack):《铃铛之书》(A Book about Bells),1898年,第170页以下。关于古希腊罗马文化对铃铛的信仰,参见库克(A.B.Cook)的文章,见《希腊化研究杂志》(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第22卷,1902年,第5—28页。——译注

[4]参见吕西安(Lucian):《谎言钟爱者》(Philopseud.),第15页。——译注

[5]参见奥维德:《岁时记》(Fasti),第419—444行。——译注

[6]参见《注疏家论吕哥弗隆》(Scholiast on Lycophron),第77页。——译注

[7]科隆(Cologne),又译科伦,德国中西部城市。——译注

[8]参见梯也尔(Jean Baptiste Thiers):《敲钟》(Traités des Cloches),1721年,第145页。——译注

[9]参见梯也尔(Jean Baptiste Thiers):《敲钟》(Traités des Cloches),1721年,第44页。——译注

[10]迪朗(Durandus,1230—1296),法国教士,教会法规学者,著有《圣经基本原理》综论崇拜仪式及其意义。——译注

[11]迪朗(G.Durandus):《圣仪基本原理》(Rationale Divinorum Officiorum),第1卷,第4章,1584年,第14页以下。——译注

[12]格罗斯(F.Grose):《外地词语汇编:附带辑录地方谚语和大众迷信》(A Provincial Glossary,with a Collection of Local Proverbs and Popular Superstitions),1811年,第297页以下。朗费罗把这种迷信引入了他的《金色的传说》。——译注

[13]《金色的传说》是朗费罗的长篇诗剧,全诗见《朗费罗诗歌作品集》(The Poetical Works of Longfellow,Oxford University,1904),第459—527页。——译注

[14]朗费罗(Longfellow,1807—1882),美国诗人,曾任哈佛大学近代语言学教授,诗集有《夜吟》《海华沙之歌》等,还翻译了但丁的《神曲》。——译注

[15]明亮之星(Lucifer),早期基督教教父著作中对堕落之前的撒旦的称呼。——译注

[16]拉丁文,意思是:“我哭泣亡故的人们!/我驱除灾难!/我装饰庆典!”此段和下文中的拉丁文均蒙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王焕生研究员帮助翻译,在此致谢。——译注

[17]拉丁文,意思是:“我为葬礼痛哭/我驯服霹雳/我指定了安息日。”——译注

[18]拉丁文,意思是:“夜晚起来的人们/我们全都一夜无眠。”——译注

[19]参见布兰德-埃利斯(Brand-Ellis):《大不列颠的大众古俗》(Popular Antiquities of Great Britain),第2卷,1882—1883年,第202页以下;泰克(G.S.Tyack):《铃铛之书》(A Book about Bells),1898年,第191页以下。——译注

[20]施图贝斯(Stubbes):《恶习的解析》(Anatomie ofAbuses),London,1836年,第153页。——译注

[21]指伦敦泰晤士河北岸的一组建筑群,原为古堡,曾先后用作王宫和监狱,后来为兵器库和博物馆。——译注

[22]参见布兰德-埃利斯(Brand-Ellis):《大不列颠的大众古俗》(Popular Antiquities of Great Britain),1882—1883年,第206页。——译注

[23]Nunc dimittis,拉丁语,意思是西缅祷词,指《路加福音》第2章第29—32节西缅的祈祷语,开头是“主啊……释放仆人安然去世”。——译注

[24]尼尔森(R.Nelson):《英格兰教堂节日和斋戒手册》(A Companion to the Festival and Fasts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1732年,第144页。——译注

[25]《和散那颂》,弥撒中所唱的以“Benedictus”一词开始的一首颂歌。——译注

[26]参见施米茨(J.H.Schmitz):《艾菲尔山区民众的习俗、歌谣、谚语和谜语》(Sitten und Bräuche,Lieder,Sprüchwörter und Räthsel des Eiflen Volkes),第1卷,1856—1858年,第65页。——译注

[27]参见费尔纳莱肯(T.Vernaleken):《奥地利民众的神话与习俗》(Mythen und Bräuche des Volkes in Oesterreich),1859年,第311页。——译注

[28]参见罗赫霍尔茨(C.L Rochholz):《德国人的信仰与习俗》(Deutscher Glaube und Brauch),第1卷,1867年,第179页。——译注

[29][英]拜伦:《唐璜》(上),朱维基译,第三歌第108节,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285页。——译注

[30]格雷(Thomas Grey,1716—1771),英国诗人,一生只写过十几首诗,最著名的是《墓园挽歌》(1750)。——译注

[31]弗劳德(Froude,1818—1894),英国历史学家,著有《卡莱尔传》等。——译注

[32]布雷特·哈特(Bret Harte,1836—1902),美国小说家。——译注

[33]此诗名为《奉告祈祷钟》,写于1868年,全诗见Bret Harte,Stories and Poems,Selected and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William MacDonald,pp.532-533,Oxford University,1915。——译注

[34]帕拉蒂尼山,古罗马建城于其上的罗马七丘之一。——译注

[35]契马布埃(Cimabue),原名本韦尼托·迪·佩波,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画家和装饰艺术家。——译注

[36]乔托(Giotto,约1266—1337),14世纪意大利画家,被誉为意大利第一位艺术大师,1305—1306年在帕多西瓦阿雷那教堂创作的壁画是其代表作。——译注

[37]佩鲁吉诺(Perugino,1446—1523),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拉斐尔的老师,主要作品有罗马西斯廷教堂的壁画《基督向圣彼得授钥匙》和宗教画《圣母和圣徒》等。——译注

[38]锡耶纳(Sienna,或写作Siena),意大利中部城市。——译注

[39]圣凯瑟琳(Saint Catherine,1347—1380),又称为锡耶纳的圣凯瑟琳,意大利主保圣人,多明我会三品教士,神秘主义者。——译注

[40]加略人(Iscariot),《圣经》中说加略人犹大出卖了耶稣。——译注

[41]圣阿加托(St.Agatha,577—681),意大利籍教皇。——译注

[42]施瓦本地区(Swabia),原指中世纪的一个公国,包括德国的斯图加特、巴伐利亚和瑞士的部分地区。——译注

[43]参见比尔林格(A.Birlinger):《出自施瓦本的民间习俗》(Volksthümliches aus Schwaben),第1卷,1861—1862年,第278页,第437节。——译注

[44]华尔普吉斯之夜(Walpurgis Night),指4月30日夜晚,民间传说这一夜女巫在德国的布罗肯山聚会狂欢。——译注

[45]参见弗雷泽(J.G.Frazer)和加斯特(T.H.Gaster):《新金枝》(The New Golden Bough),New York,1964年,第451节。——译注

[46]参见钱伯斯(R.Chambers):《节日之书》(The Book of Days),第1卷,1886年,第496页以下。——译注

[47]赫里克(Robert Herrick,1591—1674),英国牧师、诗人,著有《西方乐土》等,“好花堪摘须及时”是其名句。——译注

[48]罗伯特·赫里克(Robert Herrick):《著作集》(Works),第1卷,Edinburgh,1823年,第169页。——译注

[49]艾迪生(Joseph Addison,1672—1719),英国散文家、剧作家、诗人,英国期刊文学创始人之一。——译注

[50]诺吉奥古斯(T.Naogeorgus):《教皇制度的王国》(The Popish Kingdom),英译者:巴纳比·古奇(Barnabe Googe),1880年,第41页以下。——译注

[51]参见普凡嫩施密特(H.Pfannenschmid):《日耳曼人的收获感恩节》(Germanische Erntefeste),1878年,第90页以下,第394页以下,第396页以下;曼哈特(W.Mannhardt):《德国和北欧诸民族的神界》(Die Götterwelt der deutschen und nordischen Völker),第1卷,1860年,第93页;雅恩(U.Jahn):《德国耕作与家畜饲养的献祭习俗》(Die deutschen Opfergebräuche bei Ackerbau und Viehzucht),1884年,第56页以下。——译注

[52]参见库恩(A.Kuhn)和施瓦茨(W.Schwartz):《北德的传说、童话和习俗》(Norddeutsche Sagen,Märchen und Gebräuche),1848年,第454页。——译注

[53]迈尔(E.Meier):《出自施瓦本的德国传说、风俗和习惯》(Deutsche Sagen,Sitten und Gebräuche aus Schwaben),1852年,第260页以下。——译注

[54]参见比尔林格(A.Birlinger):《出自施瓦本的民间习俗》(Volksthümliches aus Schwaben),第2卷,1861—1862年,第443页;也可参见潘策尔(F.Panzer):《论德国神话学》(Beitrag zur Deutschen Mythologie),第2卷,1848—1855年,第184页,第417页。——译注

[55]参见普凡嫩施密特(H.Pfannenschmid):《日耳曼人的收获感恩节》(Germanische Erntefeste),1878年,第609页;雅恩(U.Jahn):《德国耕作与家畜饲养的献祭习俗》(Die deutschen Opfergebräuche bei Ackerbau und Viehzucht),1884年,第57页。——译注

[56]参见梅耶(C.Meyer):《中世纪及其之后几个世纪的迷信》(Der Aberglaube des Mitelalters und der nächtsfolgenden Jahrhunderte),1884年,第186页以下;沃尔特斯(H.B.Walters):《英格兰的教钟》(Church Bells of England),1912年,第256页以下。——译注

[57]参见梅耶(C.Meyer):《中世纪及其之后几个世纪的迷信》(Der Aberglaube des Mitelalters und der nächtsfolgenden Jahrhunderte),1884年,第185页以下;普凡嫩施密特(H.Pfannenschmid):《日耳曼人的收获感恩节》(Germanische Erntefeste),1878年,第395页。——译注

[58]拉丁文,意思是“圣韦内弗雷德,请记住把自己托付给上帝,凭我们的虔诚,听他保护我们免遭凶残敌人的伤害”。——译注

[59]拉丁文,意思是“请你保护我虔诚召唤的人们,处女玛利亚”。引自布兰德-埃利斯(Brand-Ellis):《大不列颠的大众古俗》(Popular Antiquities of Great Britain),1882—1883年,第215页。——译注

[60]马丁·德尔里奥(Martin Delrio,1551—1608),西班牙裔耶稣会会士和巫术理论家,曾于1599—1600年首次出版六卷本《研究巫术》(Disquisitionum magicarum libri sex),该书成为教会处理当时欧洲社会迫害巫婆问题的神学基础。——译注

[61]参见马丁·德尔里奥:《研究巫术》(Disquisitionum magicarum libri sex),1624年,第1021—1024页。——译注

[62]培根:《博物学》,第2卷,第127页。——译注

[63]参见奥德丽(J.Aubrey):《非犹太人和犹太人的遗迹》(Remaines ofGentilisme and Judaisme),1881年,第22页,第96页。——译注

[64]参见沃尔特斯(H.B.Walters):《英格兰的教钟》(Church Bells of England),1912年,第262页;也可参见胡安(G.Juan)和乌尔瓦(A.De Ullva):《南非之旅》(Voyage to South Africa),第1卷,1807年,第341—343页。——译注

[65]基多(Quito),厄瓜多尔的首都。——译注

[66]基钦(A.L.Kitching):《在尼罗河的逆流上》(On the Backwaters of the Nile),1912年,第264页以下。——译注

[67]杜利特尔(J.Doolittle):《中国人的社会生活》(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1868年,第114页。——译注

[68]湛约翰(J.Chalmers)和吉尔(W.W.Gill):《在新几内亚的工作和历险》(Work and Adventure in New Guinea),1885年,第259页以下。——译注

[69]伯克(J.G.Bourke):《亚利桑那莫基人的蛇舞》(The Snake-dance of the Moquis of Arizon),1884年,第258页以下。——译注

[70]格鲁特(J.J.M.de Groot):《中国的宗教制度》(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第6卷,1910年,第945页。——译注

[71]击界碑列队游行(beat the bounds),原为英国古俗,在耶稣升天节由教士率学童沿教区属地游行,边走边以柳条击界碑,意在警戒顽童越界。——译注

[72]参见格鲁特(J.J.M de Groot):《中国的宗教制度》(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第6卷,1910年,第981—986页。——译注

[73]安南(Annam),越南东部一个地区的旧称。——译注

[74]鲁特琴(the lute),14—17世纪使用较多的一种形似吉他的半梨形拨弦乐器。——译注

[75]参见迪古(E.Diguet):《安南人》(Les Annamites),1906年,第280页。——译注

[76]参见尤萧(Shway Yoe,即G.George Scott):《缅甸人及其生活和观念》(The Burman,His Life and Notions),第1卷,1882年,第241页以下;巴蒂安(A.Batian):《东亚诸民族》(Die Voelker des Oestlichen Asien),第2卷,1866—1871年,第33页,第105页以下。——译注

[77]参见霍奇森(B.H.Hodgson):《印度文化主题杂集》(Miscellaneous Essays relating to Indian Subjects),第1卷,1880年,第402页。——译注

[78]参见希罗多德:《历史》,第6卷,第58页。——译注

[79]霍布莱(C.W.Hobley):《东部乌干达》(Eastern Uganda),1902年,第17页。——译注

[80]参见佩勒拉尔(M.T.H.Perelaer):《对迪雅克人的民族志描述》(Ethnographische Beschrijving der Dajaks),1870年,第220页以下。——译注

[81]参见哈顿(F.Hatton):《婆罗洲北部》(North Borneo),1885年,第162页以下。——译注

[82]参见艾弗·埃文斯(Ivor Evans)的文章,见《皇家人类学研究所杂志》(JRAI),第42卷,1912年,第382—384页。——译注

[83]沙捞越的拉甲(the Rajah of Sarawak),拉甲指马来、爪哇等地的酋长、首领等。——译注

[84]鹰铃(hawk-bell),一种内含小丸的小空心铃,常系于鹰胫。——译注

[85]报警器(rattles,又写作watchman'rattle),一种装有簧片的造声装置,原为看守人使用,现在多为取乐者使用。——译注

[86]参见克鲁克(W.Crooke):《印度北部的大众宗教与民俗》(Popular Religion and Folk-lore of Northern India),第1卷,1896年,第168页。——译注

[87]参见德尼斯(N.B.Dennys):《中国的民俗》(The Folk-lore of China),1876年,第55页。——译注

[88]参见埃尔沃西(F.T.Elworthy):《魔眼》(The Evil Eye),1895年,第356—358页,第368页。——译注

[89]参见赫德(W.B.Heard)的文章,见《皇家人类学研究所杂志》(JRAI),第41卷,1911年,第214页。——译注

[90]参见瑟斯顿(E.Thurston):《印度南部的种姓和部落》(Castes and Tribes of Southern India),第1卷,1909年,第98页以下。——译注

[91]奴隶海岸(the Slave Coast),指西非贝宁湾沿岸一带,因16世纪至19世纪末西方殖民者由此大量贩运非洲黑人到美洲为奴而得名。——译注

[92]参见埃利斯(A.B.Ellis):《西非奴隶海岸说约鲁巴语的民族》(The Yoruba-speaking Peoples of the Slave Coast of West Africa),1894年,第112页以下。——译注

[93]参见罗斯科(J.Roscoe):《巴干达人》(The Baganda),1911年,第444页;罗斯科(J.Roscoe):《北部班图人》(The Northern Bantu),1915年,第46页。——译注

[94]参见罗斯科(J.Roscoe):《巴干达人》(The Baganda),1911年,第65页。——译注

[95]参见蒙青格尔(W.Munzinger):《博戈人的习俗与法律》(Sitten und Recht der Bogos),1859年,第37页。——译注

[96]拉塞尔(R.V.Russell):《印度中央邦的部落与种姓》(Tribes and Castes of the Central Provinces of India),第3卷,1916年,第88页。——译注

[97]枯瑞忒斯(the Curetes),又译库列特,希腊神话中的女神瑞亚的祭司们。——译注

[98]这个传说是古代艺术家喜爱的题材,参见奥弗贝克(J.Overbeck):《希腊艺术神话学》(Griechische Kunstmythologie),1871年,第328页,第331页,第335—337页。—译注

[99]参见加德纳(F.Gardner)的文章,见《美国民俗学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第19卷,1906年,第192页以下。——译注

[100]参见布卢门特里特(F.Blumentritt)的文章,见《维也纳地理学会通报》(Mitt.der Wener geograph.Gesellschaft),1882年,第178页;马拉(J.Mallat):《菲律宾群岛》(Les Philippines),1846年,第65页。——译注

[101]斯科特(J.G.Scott)和哈迪曼(J.P.Haidiman):《上缅甸和掸邦公报地名词典》(Gazetteer of Upper Burma and the Shan States),第1部,第1卷,1900—1901年,第339页。——译注

[102]参见帕拉斯(P.S.Pallas):《俄罗斯帝国各省游记》[Reise durch verschiedene Provinzen des Russischen Reichs(1771-1776)],第1卷,第36页;格奥尔基(J.G.Georgi):《俄罗斯帝国古代民族描述》[Beschreibung alter Nationen des Russischen Reichs(1776)],第412页。——译注

[103]参见佩莱拉(A.A.Perera)的文章,见《印度文物工作者》(The Indian Antiquary),第31卷,1902年,第379页。——译注

[104]西尔维乌斯(Silvanus),拉丁语的意思是“森林的”。——译注

[105]参见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第9页。——译注

[106]拉塞尔(R.V.Russell):《印度中央邦的部落与种姓》(Tribes and Castes of the Central Provinces of India),第4卷,1916年,第527页。——译注

[107]参见霍利斯(A.C.Hollis):《南迪人》(The Nandi),1909年,第58页以下,第88页;参见霍布莱(C.W.Hobley)的文章,见《皇家人类学研究所杂志》(JRAI),第33卷,1903年,第351页以下。——译注

[108]参见胡特尔(P.E.Hurtel)的文章,见《人》(Anthropos),第6卷,1911年,第74页。——译注

[109]参见麦克唐纳(J.Macdonald):《宗教与神话》(Religion and Myth),1893年,第106页;关于西非定期举行的驱魔仪式,参见弗雷泽(J.G.Frazer)和加斯特(T.H.Gaster):《新金枝》(The New Golden Bough),New York,1964年,第444节以后。——译注

[110]参见罗斯科(J.Roscoe):《北部班图人》(The Northern Bantu),第90页。关于非洲祭司或巫医用铃铛的更多证据见斯皮克(J.H.Speke):《尼罗河之源发现日记》(Journal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Sources of the Nile),1912年,第419页以下;蔡鲁(P.B.du Chaillu):《赤道非洲探险记》(Explorations and Adventures in Equatorial Africa),1861年,第253页以下;塔尔博特(P.A.Talbot):《在丛林的阴影中》(In the Shadow of the Bush),1912年,第328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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