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触人的牛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第四章 触人的牛

《五经》中最古老的法典《约书》规定:“牛若触死男人或是女人,总要用石头打死那头牛,却不可吃它的肉,牛的主人可算无罪。倘若那牛素来是触人的,有人报告了牛主,他竟不把牛拴着,以致把男人或是女人触死,就要用石头打死那牛,牛主也必治死。”[1]在后来许多祭司法典中,有关惩罚杀人动物的法则,被更广泛地确立为血亲复仇[2]的普通法的组成部分,这个普通法是大洪水后耶和华向挪亚默示的律法:“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向各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3]

野蛮部落也以同样严厉的方式实行这种复仇原则,事实上,其中有些部落甚至把这种报复原则推进了一步,即毁掉碰巧致人死亡的无生命的东西。例如,印度东北部吉大港的库基人(the Kookies or Kukis),“像所有野蛮民族一样,极具报复习性,血债总是要由血来还,如果老虎在村子附近吃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整个部落就都武装起来,去追那只老虎。如果杀了它,死者的家人还要饱餐一顿虎肉,为他们的亲人复仇。如果部落里的人在第一次追捕时没能杀了这只老虎,死者家里的人必须继续追捕,因为他们只有杀了这只或另一只老虎,吃了它的肉,才在村里有面子,才可与其他居民相处。同样,如果一只老虎在某次外出时不够友好,吃了一群打猎的人或一群战士,剩下的人(无论他们已经取得什么样的战果)谁也不能体面地返回村子,除非他们杀了那只老虎。还有一种情况更明显地体现了这种复仇精神:如果有人偶然从树上掉下来摔死了,他的亲戚们就聚集起来,把树砍倒,无论这棵树多么高大,他们都会把它劈成碎片,撒在风中,因为就像他们说的那样,它是他们兄弟的死因”[4]。

同样,只要有人从树上掉下来摔死,日本的一个原始民族阿伊努人(the Ainos or Ainu)就要向树复仇。当这种事发生时,“人们非常生气,并开始向树宣战。他们聚集起来,举行一种他们叫做niokeush rorumbe的仪式。在问起这类事情时,阿伊努人说:‘如果有人爬树掉下来摔死了,或者有人砍树而树倒下来把人砸死了,这种死亡就叫做niokeush,它是由许多住在树干、树枝和树叶上的恶魔造成的。因此,人们应聚集起来,把树砍倒,把它劈成碎片,撒在风中。因为那棵树不毁掉,它就总是危险的,恶魔继续住在它上面。但如果这棵树太大,没法砍,那个地方就被做上明显的标记,让人们不要靠近它。’”在维多利亚西部的土著中,如果有朋友被敌人所杀,死者的亲戚总要烧掉杀人时用的矛或其他武器。同样,澳大利亚西部的某些土著,通常要烧掉杀死某人的矛头。他们解释这种习俗说,被杀的那个人的灵魂就附着在那个武器的头上,只有烧了那个头,它才能去它该去的地方。当英属东非的阿基库尤人(the Akikuyu)中的某个杀人犯已经认罪时,老人们拿着那刺死人的矛或剑,把它敲得非常钝,然后扔进附近河里的深水处。他们说,如果他们忘了这样做,那件武器就会继续带来凶杀。曾亲自调查过英属东非某些部落的一个作者给我们说的意思也差不多,“要过人命的武器被看做是可怕的。只要杀过一个人,它就永远具有招致死亡的邪恶倾向。因此,在阿基库尤人和阿特拉卡人(the Atheraka)中,老年人要把这种武器弄钝,然后埋起来。阿坎巴人(the Akamba)用另一种方式,这更典型地体现了他们狡诈的性格。他们的信仰是,杀了人的箭,从不会失去其致命的活力,这种活力就与箭的主人在一起,弓也有同样的活力。所以,一旦某个Mkamba[5]杀了人,他就用骗人的手段哄别人带着它。最初,被杀者的亲戚得到这支箭。他们会从伤口上拔出箭,在夜里把它藏在罪犯的村子附近。那里的人们要寻找它,如果找到了,他们就或者把它放到其他村里,或者放在路上,希望有路过的人捡到,把这种诅咒转移到他身上。但人们对这些发现非常警惕,所以,这支箭多半仍归凶手所有”。

在马六甲的马来人法典中,涉及有劣习的水牛和牛的那一节规定:“如果该动物被拴在森林里,在人们不常经过的地方把人触死了,它也要被处死。”[6]在西里伯斯岛中部说巴雷埃语的托拉查人中,“血亲复仇也延伸到动物:一头杀了人的水牛,必须被处死”。[7]这很自然,因为“托拉查人认为,动物与人只是在外形上有所不同。动物不能说话,因为它的喙或鼻子不同于人的嘴,动物用四蹄走路,因为它的手(前爪)不同于人的双手,但动物与人的内在特点是一样的。如果鳄鱼吃了人,被害者的家人就要杀了这条鳄鱼,也就是说,杀死它家里的那个凶手或成员。然而,如果多杀了鳄鱼,鳄鱼当然有权报仇,它们肯定会在某个人身上行使它们的权利。如果狗没有分到应得的猎物,下次它就会拒绝去打猎,因为它觉得自己受了委屈。托拉查人远比我们对动物的权利更敏感,尤其是他们认为取笑禽兽会非常危险。例如,如果他看到有人给猿穿上人的衣服,他就会强烈抗议并预言有大风暴以及由下雨造成的洪水。如果嘲笑了猫或狗,谁也难逃惩罚”[8]。在阿比西尼亚北边的一个部落博戈人(the Bogos)中,公牛、母牛或任何一头牛杀了人,都要被处死。[9]

在刚果河谷巴亚卡人(Bayaka)的一个村子的入口处,托尔代先生看到过一个构造简易的绞刑架,上面吊着一条死狗。他听说,这家伙是一个有恶名的窃贼,惯于袭击家禽,所以才被杀一儆百。[10]在阿拉比亚佩特拉[11]的阿拉伯人中,如果某只动物杀了人,它的主人就必须把它赶走,而且在它后面喊:“卑鄙,卑鄙!”他再也不能养这只动物,否则,他就必须为这只畜生犯下的杀人罪抵罪。如果羊群里的绵羊或山羊致人死亡,比如,从陡坡上猛然飞下来的大石头砸死了人,但不知究竟是哪只动物弄下了那块石头,人们就要把整个羊群都赶走,并边赶边喊:“滚开,你们这些卑鄙的家伙!”[12]

犹太人之外的古代民族也认可类似的报复性司法原理。波斯人的古代律书《阿维斯陀古经》中规定,如果“疯狗或狗没叫就咬死了绵羊或伤了人,则狗要按故意杀人罪论处。若第一次咬死了绵羊或伤了人,应砍下它的右耳;第二次,应砍下它的左耳;第三次,应砍下它的右脚;第四次,应砍下它的左脚;第五次,应砍掉它的尾巴。因此,应把它拴在桩子上,用颈圈的两边把它拴牢。否则,疯狗或狗没叫就咬死绵羊或伤人,则主人应按故意杀人罪受罚”[13]。大家都会承认,在这项法规中,古波斯的这位立法者以极大的克制态度来对待惹麻烦的狗,因为在给这个屡教不改的罪犯宣判法律的极刑之前,他给了它至少不下五次的机会,让它改良自己的习性。

古文明全盛时期的中心雅典,为审判伤害或杀了人的动物和无生命的物设立了一个特别法庭。这个法庭坐落在市政厅(prytaneum)里,法官直接就是所有阿提卡地区的虚衔国王和阿提卡不同部落的四个虚衔国王。既然除了雅典卫城要塞(其险峻的岩崖和嶙峋的城垛直接耸立在法院背后),市政厅很可能是雅典最古老的政治中心,而且,既然虚衔的部落国王是古代部落王的代表,而阿提卡居民在推翻君主制、采取共和制政府之前的数百年间,一直由这些古代部落王来统治,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位于古老建筑中并由这些威严的法官主持的法庭极其古老。这里要审理的案件的特点可以证实我们的结论,因为要找到与它们完全相似的现象,我们必须去印度、非洲和西里伯斯岛的未开化之地,看看野蛮部落粗鲁的审判。雅典特殊法庭的围栏里关的犯人,不是男人和女人,而是动物和石制、木制或铁制的工具或投射器,它们曾落下来砸破了人的脑袋,却不知道是谁的手投掷了它们。[14]我们不知道,这些被定罪的动物会受到怎样的处置,但我们得知,掉下来砸死人的无生命的东西,也被这些部落王逐出领地。每年,当着在法院的法官席上就座法官们的面,在雅典卫城为宙斯节杀牛用过的斧子或刀子,都要被庄严地宣判为凶手;每年,它都被庄严地定罪,被宣判,然后被扔进海里。为了嘲笑这些雅典人坐在陪审席上的激情,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在一个剧本中描述了一位可笑的老陪审员用法律的一切正式手续审一只偷吃了奶酪的狗。[15]这位雅典诗人在法院的旁听席上消磨闲暇时光时,忍俊不禁地看着那些关在法庭围栏里的狗、牛或驴之类的囚犯被指控蓄意并凶险地咬、触、踢或攻击了某个雅典市民,这时,他或许就萌生了这个著名场景的创作念头,拉辛在其唯一的喜剧《讼棍》中曾模仿了这个场景。

非常奇怪的是,唯心论大哲学家柏拉图提出,要把这种野蛮法学纳入他在生命最后时段仍在构想的理想国的律法之中,从而给这些野蛮法学的古怪遗迹披上他的权威外衣。不过,必须承认,在开始创作《法律篇》时,这位年迈艺术家颤颤巍巍的手已经灵巧难再,他用来描绘他的最后画卷的画布如此庞大,与《理想国》[16]空想的壮丽景象相比,这块画布的色彩显得苍白。很少有哪部著作能够如此清晰地印上衰退想象力的余晖和天才已老的痕迹。[17]在这部最后的著作[18]中,柏拉图的太阳透过厚厚地聚集在其背景周围的云团发出暗淡的光芒。这位哲学家提出,要以雅典市政厅为榜样建立一种司法程序,这段话是这样的:“如果一只驮兽或任何其他动物杀了任何一个人(除非它们在一场公共对抗的比赛中发生突然事故),那么亲属们必须控告谋杀者,近亲必须指定某些城市维护者(他高兴要谁就谁,要多少就多少),由他们审理案件。如果动物被判有罪,他们应该把它杀了,扔出国境线。如果有一样无生命的东西使人丧失了性命(但不是雷击或神使用的某种类似武器,而是其他东西砸着他,或者他倒在某一东西上),那么近亲必须指定一个近邻审理此物,从而实现他自己和死者整个家族系统的道德净化,被判的物件必须扔出国境线,办法同动物案。”[19]

控告无生命的东西杀人,并非古希腊的雅典独有的情况。萨索斯岛的一条律法规定,任何掉下来砸死人的无生命的东西,都要被带去审判,如果发现有罪,就应扔到大海里去。当时,在萨索斯市的中心还立着一位名叫泰格涅斯(Theagenes)的著名拳击手的铜像,他曾在一生的比赛中多次获奖,于是,市民们珍藏着关于他的记忆,把他的铜像当做当地最耀眼的装饰物之一。但有一个坏蛋对这位已故职业拳击手怀有恶意,他每天晚上都来狠狠地抽打这个塑像。该塑像一度对这样的待遇保持高贵的沉默,但终于还是忍不住垮了下来,掉在它胆战心惊的攻击者身上,把他压死了。死者的亲属起诉了这个塑像,指控它是杀人犯,它被定罪和宣判,并被扔到海里。奥林匹亚也盛行一种与杀人塑像有关的类似法律,或者说,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感到其中有类似的顾虑。有一天,一个男孩在圣区里立着的一个铜牛塑像下玩耍,这个小家伙忽然爬了上去,用他的头撞动物塑像坚硬的腹部,熬过几天之后,他因这次撞击而死。奥林匹亚当局决定,把这头铜牛从教区地上移走,因为它犯了故意杀人罪,但德尔斐神谕对此案件却采取了更加宽容的态度,裁定该塑像的杀人不是蓄意伤害罪。当局接受了这个裁定,按神谕的指示,他们给这个铜牛举行了神圣的净化仪式,依照惯例,非故意杀人案都要履行这种仪式。据说,当大西庇阿斯[20]去世时,罗马的一尊阿波罗塑像竟伤心地哭了三天。罗马人认为这次悲伤太过了,根据占卜师的建议,他们把这个过于多愁善感的塑像打碎,然后沉入海里。在罗马,动物常常不能免于法律的严厉制裁。传说出自王室立法者和改革家努玛(Numa)的一条古代法令或习俗规定,如果有人犁倒了一块界石,不只他本人,还有在这个渎圣罪中协助他并唆使他的牛,都要献祭给界神。换言之,人和他的牲畜都被置于法律的范围之外,任何人都可以杀了他们而不犯法。[21]

以此为根据的这些想法和习俗,不限于野蛮人的部落和古代异教的文明民族。在欧洲大陆,直到相对晚近的时候,人们仍然认为,更低等的动物在各方面都要遵从法律。家养动物在普通的刑事庭受审,它们受的刑罚是死刑;野生动物在教会法院受审,它们受的刑罚是用驱除邪魔的诅咒或开除教籍的方式被放逐或处死。如果圣帕特里克真的用驱除邪魔的诅咒把爱尔兰的爬虫都赶到海里或把它们变为石头,[22]而圣伯纳德通过把他周围嗡嗡叫的苍蝇逐出教会而真的把它们全都拍死在教堂的地板上,那么,这种刑罚就绝非轻刑。[23]受审家养动物拥有的特权,以《约书》的犹太人律法为依据,这种依据坚如磐石。在每个案件中,都要指定律师为动物辩护,整个诉讼过程,包括审判、宣判和执行,都以最严格的审判形式和法律尊严来进行。法国文物工作者的研究已经公布了12到18世纪法国法庭的92个诉讼程序的审判记录。这个国家的所谓犹太教规的最后一个受害者是一头母牛,它于公元1740年被这种律法判处极刑。另一方面,教会当局审判的那些野生动物以及老鼠、蝗虫、毛虫等害虫的权利,并不完全(至少初看起来不是明白无疑地)以《圣经》为依据,而是用一连串推论从《圣经》中推导出来的,其中最牢固的环节如下:因为耶和华诅咒蛇引诱了夏娃,因为大卫为了扫罗和约拿单的死而诅咒基利波山[24],因为我们的救世主诅咒无花果树在海那边结不出无花果,所以,以此类推,天主教堂显然有充分的权力和权威驱逐、诅咒、咒骂、咒逐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造物,或者革除其教籍,毫无例外。的确,有些博学的教会法规学者,用单纯的人类学问和假哲学的自负夸夸其谈,擅自对一般人看来肯定毋庸争辩的一系列论据吹毛求疵。他们认为,审判和处罚犯罪行为的权限,隐含着制定法律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与遵守它的国民之间的一种契约、条约或约定,而更低级的动物,由于没有智力,根本不能缔结任何一种契约、条约或约定。由于它们对法律一无所知,它们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的行为,也不能受法律的制裁。而且,他们声称,教会不能以任何审判的形式驱逐它拒绝洗礼的动物。他们特别强调由米迦勒天使长[25]提供的判例,他在与撒旦争夺摩西的尸体时并没有责骂撒旦,而是留待耶和华去惩罚他。但是,这种遁词和诡辩带有强烈的理性主义味道,根本不能对抗教会立法所依据的《圣经》权威和传统习俗的坚不可摧的力量。教会实施立法的方式一般是这样的:

当某个地区的居民受过多的有害动物或昆虫的侵犯时,他们就会去对口的教会法院起诉这些动物或昆虫,法院指派专家评估和报告它们造成的损害。然后指定一位律师替动物辩护,并提出它们之所以不应被传唤的理由。然后,传唤它们三次,但似乎都没有回音,于是,在它们缺席的情况下,作出审判。然后,法院正式通告这些动物,警告它们在特定时间内离开本地区,违者严惩。如果它们没在指定的日期之内或之前离开,就要郑重其事地用驱除邪魔的诅咒驱逐它们。但是,法院似乎极不情愿这样做把事情推向极端,他们寻求一切变通手法和便利条件来避免或者至少推迟这种痛苦的必然结局。在树立教会神威时的这种迟迟拖延的原因,大概是对被其破坏的动物情感的温柔眷顾,尽管有怀疑者声称,真正的原因是害怕这些动物根本不听这些禁令,而且在诅咒之下,它们非但没有减少,反而繁殖得更多更快,就像某些案例中说的那样。教会法院的律师们并不准备否认害虫在被开除教籍的命令之下超常增殖的情况,但他们有各种理由把这一点归因于魔鬼的诡计,就像我们从约伯的案例中得知的那样,魔鬼得到许可,徘徊在大地上,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烦恼和痛苦。

但照理说,不能指望这种诅咒的实施会给拖欠什一税的教区居民带来好处。因此,关于这个问题,一位法律权威规定,赶走蝗虫的最好办法就是交什一税,这是首要的原则,他用先知玛拉基[26]的高级权威来支持这个有益的学说[27]。后者描绘了上帝以最激烈的言辞谴责犹太人迟迟不交什一税,并以最为诱人的色彩描绘了上帝给纳税人播撒的祝福,只要他们交了税,上帝在收到欠税后,就会履约,毁掉吃庄稼的蝗虫。这种既求助于钱袋子又诉诸崇拜者的虔诚的迫切要求,表明在先知时代庙宇的财源已经退至低潮。他的振奋人心的告诫所提供的雄辩布道文句,在中世纪许多布道坛上的类似情形下被一再宣讲。[28]

欧洲从前审判和处罚动物的一般原则就这么多。有些民事案件和教会案件的范例,即使不会加深我们对法律威严的尊敬,也将有助于适当地阐明我们祖先的睿智。

在圣于连社区的全体居民与甲虫类昆虫(现在博物学家一般称为Rhynchites auratus[29])之间的一个诉讼案,断断续续持续了四十二年多。最终,疲于诉讼的居民们要对此事妥协,他们提议,永远放弃该地区的一块肥沃土地,留给昆虫独自享用和受益。这些动物们的律师坚决反对这种提议,因为它会极大地限制他的当事者的天然自由权,但法庭驳回了这一抗辩,并指定评审员去评估那块土地,证明那里有木有水,非常适合昆虫的生长,教会当局下令用正规的大字体写下并执行这个财产转让手续。人们为摆脱了昆虫和诉讼案而欢欣鼓舞,但他们高兴得太早了,调查又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在昆虫生活的那块土地上,有一个被用作颜料的赭石质的土矿或采石场,尽管这个采石场早就开采完了,但有人原来就拥有它的通行权,如果他行使这种权利,那么,这些新的昆虫领主当然就有极大的不便,更不要说,把它们踩在脚下它们还会有伤害身体的危险呢。这个障碍很要命——合同作废了,整个程序重新开始。它如何结束或者什么时候结束,大概从来没人知道,因为记录残缺不全。可以十分肯定的是,这个案子始于1445年,它或者是同类的另一个案子到了1487年仍在诉讼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由此推断,圣于连社区的居民们很可能没有得到任何赔偿,而昆虫仍占据着那块土地。

16世纪初,对欧坦教区老鼠的另一个诉讼案非常有名,因为有著名律师兼法官巴塞洛缪·德·沙瑟努(Bartholomew de Chasseneux)或称沙瑟尼(Chassenée)的参与,人们称他为法兰西的柯克[30],这次为老鼠作的精彩辩护,也为他的声名鹊起奠定了基础。那时老鼠大量偷吃粮食,吞噬了勃艮第大部分地区的庄稼。居民们提出起诉,老鼠被传讯到法庭上应诉。诉讼形式非常正规:为了防止一切偏差,它们称被告为灰色的、住在洞里的肮脏动物,法庭的一位办事员按常规对待它们,他在老鼠最常出没的地方宣读诉状。不过,在指定的那天,老鼠并没出现在法庭上。它们的律师代表其委托者辩护说,这些起诉过于局部和个别,既然涉及该教区所有老鼠,就应该从教区的各个地方把它们传讼过来。这个辩护得到批准,在后来的某一天,该教区的每个堂区牧师受命要传唤每只老鼠。到了这一天,仍不见老鼠,沙瑟努声称,由于他所有的当事者都要被传讯到,年轻的和年老的,生病的和健康的,大的准备工作需要就绪,某些安排需要实施,所以,他要求延期。这也被批准了,确定了另一天,但老鼠仍没有如期而至。然后,它们的律师对这次传唤在某些情况下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他貌似有理地指出,法庭的传唤意味着被传唤者来回都要有安全通行权,但他的当事者老鼠,尽管迫不及待地要响应传唤,却不敢走出它们的洞穴,因为它们害怕原告豢养的喜欢作恶的猫。他接着说:“让原告们订立契约,违则施以钱财方面的重罚,他们的猫就不会再骚扰我的当事者了,传唤马上就能得到执行。”法庭认可了这个辩护的有效性,但原告们拒绝为他们的猫的善举担保,所以,老鼠出庭的日期就被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1519年,蒂罗尔[31]的斯泰尔维奥社区的全体居民对鼹鼠或田鼠(Lutmäuse)提起刑事诉讼,认为它们“打洞并扬土,毁坏了庄稼,致使草和绿色植物都不能生长”。不过,“为了让所说的鼹鼠或田鼠能够说明它们的迫切要求和苦衷,从而表明它们这样做的理由”,一个名叫汉斯·格里嫩纳的律师被指定为它们辩护,“以便让它们对这些诉讼程序毫无怨言”。起诉方的辩护人是施瓦茨·米宁(Schwarz Mining),他从许多证人口中得到的证据无可辩驳地证实被告对原告的土地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实际上,被告方的律师出于职责,要尽力代表他的当事者来打这场对它们不利的官司。他站在它们的立场上提出,鼹鼠或田鼠给这个社区尤其是农业带来许多裨益,它们消灭了有害的昆虫和幼虫,松动并养肥了田地。在结束辩护时,他表达了一个希望,即如果他的当事者输了这场官司并被宣判离开现在的居住区,必须给它们另行指定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他出于单纯的公正进一步要求,应该给它们安全通行的权利,使其免遭猫、狗或其他敌人的危害或侵扰。法官认可了最后一个请求的合理性,而且出于宽大的仁慈,不仅给了它们安全通行权,而且允许所有怀孕的鼹鼠和幼鼠缓期十四天执行。

1478年,伯尔尼当局对一种统称为inger的害虫提起刑事诉讼,它大概就是一种豆象属甲虫类昆虫。据说,而且我们也相信,挪亚方舟上并没有发现这种昆虫的样本。该案由洛桑的主教来审理,但被拖延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些被告已被证明对田地、牧场和花园造成了很大破坏,它们以常规方式受到传唤,在发出传唤之后的第六天的下午一点整,要在威夫利斯堡(Wifflisburg)的洛桑的主教大人面前,由它们的律师为它们的行为申辩。然而,这些昆虫对传唤置若罔闻,它们的律师即弗赖堡的一个名叫让·佩罗德的人,在替他的当事者辩护时,似乎没有表现出多少能力或精力。总之,宣判对它们不利,教会的威吓措辞如下:“我们,蒙费朗的本尼迪克特、洛桑的主教等人,已听取了伯尔尼高贵而伟大的主人对inger的请求以及后者毫无成效并可以驳回的申辩,因此,出于我们被圣十字架坚定起来的意志,出于对我们眼中唯一能作出一切公正审判的上帝的畏惧,而且基于我们就此案向法律专家委员会的咨询,在此宣判中认可并公开宣布,对可恶的害虫和inger危害青草、葡萄、牧场、谷粒和其他果实的申诉有效,由它们的律师让·佩罗德亲自用驱除邪魔的诅咒加以驱逐。遵此,我们把我们的诅咒加于其身,命它们服从,并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谴责它们,责令它们离开所有田地、土地、圈地、种子、果实和出产。我以此项判决批准并宣布,你们被放逐并用驱除邪魔的诅咒加以驱逐,凭借全能的神的威力,你们将被称为该诅咒的,无论你们走到哪里都会日渐减少,除了为人利用和谋利外,你们将一无所剩。”人们焦急地等待着这个裁决,而且为这个判决欢呼雀跃。但他们高兴得太早,因为说来也怪,顽固的昆虫们似乎置宗教的威吓于不顾。据说,它们照旧侵扰并折磨着伯尔尼人,以示对他们的报应,直到这些“罪人”求助于通常令他们痛苦却有效的良方,即交了他们的什一税。

13世纪,瑞士格劳宾登州首府库尔的居民状告美因茨的选帝侯领地的一种名叫西班牙蝇的绿甲虫。传唤它们的法官出于对其身体之小和极端年幼的怜悯,批准为它们指定一个监护人和律师,此人为他们的案件辩护,并为它们赢得了一块驱逐之地。历史学家补充说:“直到现在,仍在及时奉行这种习俗,每年都要给这些甲虫留出明确的地盘,它们聚集在那里,没人受到它们的侵扰。”1451年,在洛桑审判水蛭的诉讼过程中,有许多水蛭被带上法庭,听取对它们发出的通牒,即在三天之内要所有水蛭离开该地区。这些水蛭竟然抗命,拒绝离开这个地区,它们被正式用驱除邪魔的诅咒加以驱逐,但这次驱逐的形式与平时略有不同,因此,它受到某些宗教法规学者的批评,虽然也得到另一些人的有力维护。尤其是当时的著名学府海德堡的学者,不仅表示他们完全一致地赞成驱逐,而且让所有声称反对此事的人变得哑口无言。虽然他们公开承认这与为此制定的公认程式有些偏差,但他们胜利地欢呼,驱除的效果已得到结果的证明,因为它实施以后,水蛭马上就开始一天天死亡,最后全部灭绝。

在法律起诉的动物虫害中,毛虫灾害大概是最频繁的一种。1516年,维勒诺斯(Villenose)的居民对这些毁灭性的昆虫提起了诉讼,此案由特鲁瓦的修道院长来主审,他在判决中,告诫毛虫在六天内离开维勒诺斯的葡萄园和土地,如若不然,他就用庄严的诅咒和咒语威胁它们。在17世纪,皮德蒙特的斯特兰比诺的居民深受毛虫或他们所说的gatte的危害,它们毁坏了葡萄园。这种灾害持续了数年,祈祷、列队行进唱赞美诗和圣水的一般方法都被证明无济于事,法警就以适当的形式把这些昆虫传唤到法官或市长面前,为它们给本地区造成危害的指控作出申辩。这场审判在1633年进行,其原始记录仍保存在斯特兰比诺市的档案馆。下面是这份文件的译文:

公元1633年2月14日,由最著名的杰罗拉莫·圣·马蒂诺·代·西尼奥里(Gerolamo San Martino dei Signori)先生和马泰奥·雷诺(Matteo Reno)、巴尔贝里斯(G.M.Barberis)、梅尔特(G.Merlo)诸先生及代表每个人的斯特兰比诺执政官依法进行审理。数年来,在每年3月和春季会出现名为gatte的小蠕虫,从它们出生开始,就在上面提到的诸先生和普通百姓的葡萄园中侵蚀并吞吃刚刚发芽的葡萄。一切权力均来自上帝,所有造物,包括那些没有理性的造物,都要服从他,当他人的帮助无济于事时,出于神圣的怜悯,就要诉诸世俗的审判加以补救。因此,我们提请阁下的部门尽快对付这些为害的动物,你们可以迫使它们停止上述危害,放弃葡萄园,传唤它们到理性的审判席上表明它们之所以不能停止侵蚀和破坏的理由,违者罚其被逐出此地并没收财产。执行的判决已被大声宣读,其副本已附送法庭。

鉴于这些事情已被证实,法官先生命令这些有罪的动物到审判席上表明它们之所以不能停止上述危害的理由。我们,罗拉莫·迪·圣·马蒂诺(Girolamo di San Martino)、斯特兰比诺的法官和这些在场者,依法传唤并指定这些叫做gatte的动物在5时来到法庭,在我们面前说明它们不能停止为害的原因,违者罚其被逐出此地并没收财产。本文件自公布时起开始执行,其副本附送列席法官,自1633年2月14日开始生效。

签名:圣·马蒂诺(法官)

在相邻的萨沃伊省,自16世纪以来,“有一种非常奇怪的古老习俗,当毛虫和其他昆虫造成严重破坏时,牧师们就把它们逐出教会。堂区牧师来到被毁的地里,有两个律师辩护,一个为昆虫辩护,另一个指控它们。前者提出的论据是,由于上帝创造动物和昆虫比人早,所以,它们对地里的出产有优先权,后者抗辩说,危害如此之大,即使这些昆虫有优先权,农民们也已不堪劫掠。在最终的审判中,牧师庄严地把它们逐出教会,并命令它们待在为它们划定的一块地里”。

对毁灭性的害虫采取法律诉讼的习俗,一直保留到18世纪前半叶,并且通过教会传到了新大陆。1713年,巴西马拉尼昂州的彼达迪省的小兄弟会修士们状告该地区的蚂蚁,因为这些蚂蚁在修道院的地基下恶毒地打洞,侵蚀了教友们的地窖,削弱了该修道院的墙壁,甚至可能让它整个坍塌。这些蚂蚁并不满足于挖掘这座圣殿的根基,还像夜贼似的潜入储藏室,偷走本该由教友们享用的面粉。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在其他所有方法都不能奏效时,有一位修士想出了一个主意,恢复他们天使般的创办人特有的那种谦恭和淳朴的精神,既然这位创办人把一切造物称为他的教友或姐妹,例如太阳兄弟、狼兄弟、燕子妹妹等等,那么,他们也应把他们的蚂蚁妹妹告到神圣的天命法庭,应为被告和原告指定律师,主教也应以最高法庭的名义听取这个案件并作出审判。

这个明智的提议得到赞许,在审判的一切准备都就绪之后,律师为原告提交了诉状。由于被告律师要辩驳它,所以原告律师开始他的诉讼,说明他的当事人为什么应受法律的保护。他表明,他善良的当事人修士们靠公众的仁爱过活,用许多劳动和个人的不便从信众那里得到施舍,而蚂蚁,其道德和生活方式显然与《福音书》的训诫相反,因而被兄弟会的创始人圣弗兰西斯视为可怕之物,它们靠掠夺和欺诈生存,而且不满足于小偷小摸的举动,还要忙着用公开的暴力在他的当事人修士们的耳畔把房子弄倒。结果,被告就不得不说明原因,否则就被判处法律的极刑,或者被时疫处死,或者被水淹死,总之,要从那个地区被根除。

另一方面,蚂蚁的律师认为,在从其创造者那里接受了生命的馈赠之后,它们受自然规律的支配,要靠它们固有的自然本能来保存自己。在遵循这些手段时,它们把人当做慎重、怜悯和其他美德的样板,并以此来侍奉上帝,为了证明这一点,它们的律师援引了《圣经》、圣哲罗姆、阿布萨隆大主教[32]甚至普林尼的段落。蚂蚁们的工作远比修士们辛苦,它们背负的重物常常大于它们的身体,它们的勇气比它们的力量还大。在造物主的眼里,人本身不过是蠕虫,他的当事者远在原告立足之前就拥有了大地。所以,是修士而非蚂蚁才应从土地上被赶走,他们的理由无非是强取豪夺。最后,原告应该用人类的手段来保卫他们的房屋和粮食,这一点被告并不反对,而它们,被告,也要继续它们的生活方式,服从它们自然禀有的规律,享有大地的自由,而且大地并不属于原告而是属于主,因为“大地及其上面的所有东西都是主的”。

这个答辩接着是回答与反驳,在此过程中,原告律师自己不得不承认,论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对被告罪行的看法。整个事情的结局是,法官在心里细细掂量了证据之后,宣判教友们应在附近指定一块适合蚂蚁栖居的土地,而这些昆虫也应马上从它们的住处搬到新的居所,违者将被大批逐出教会。他指出,这样安排,双方都会满意并达成和解,因为蚂蚁必定记得是这些修士们进入这块土地播撒福音的种子,而蚂蚁在其他地方很容易谋生,甚至付出的代价更少。这项判决的递交带有法律的严肃性,法院委派一位修士去把它送给蚂蚁,他在蚂蚁洞口大声宣读了这项判决。这些昆虫们忠实地接受了它,它们成群结队急忙离开蚂蚁窝,向着给它们指定的栖息地,笔直挺进。

1733年,硕鼠和小耗子给博兰顿(Bouranton)的村庄和土地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它们挤满了屋子和粮仓,毁坏了田地和葡萄园。于是,村民们状告这些害虫。1733年9月17日,法官路易·居布兰审理了这个案子。检察官代表原告,被告的代表名叫尼古拉·居布兰,他替当事者辩护说,它们也是上帝的造物,因此有生存的权利。对此,起诉人的律师回答说,他并不想妨碍上述动物的生命,相反,他准备给它们指定一个地方,让它们在那里歇息并寻求住处。于是,硕鼠和小耗子的律师请求三天的宽限,让他的当事者撤离。在听了双方的陈词之后,法官总结并作了宣判。他说,考虑到上述动物已经造成很大的破坏,他判它们三天之内从博兰顿的房屋、粮仓、耕地和葡萄园里撤走,但它们如果觉得合适,可以自由前往沙漠、未耕的土地和公路,只要它们不祸害田地、房屋和粮仓,否则,他就不得不求助于上帝,通过教会的谴责,宣布把它们逐出教会。这项判决按规定形式用大字体清晰端正地写成,由法官路易·居布兰亲笔签署。

很容易理解所有这类案件的判决执行为什么要交给教会而非民事的权威部门。对一个普通的执行者来说,即使他热情、积极而强壮,要对整个地区所有硕鼠、小耗子、蚂蚁、苍蝇、蚊子、毛虫和其他害虫实行绞杀和斩首,在体力上也是不可能的,但对人不可能的事情,对上帝来说就是可能的,实际上更是容易的事情,因此,把超越了民事执法官及其下属的行刑者能力的问题交给上帝在世间的牧师们来尽力解决,就是顺理成章、合情合理的事情。另一方面,当罪犯不是野生动物而是驯养动物时,处理它们的问题就更简单了,实际上,这就在民事权利的范围之内。因此,在所有这些案件中,审判都采取了正常的程序,在逮捕罪犯以及在公平审判之后,送它们上绞刑架、垫头木或火刑柱,易如反掌。正因如此,在那些年代,害虫还能享有牧师的开恩,而驯养动物却不得不承受民事审判权的严厉制裁。

例如,1457年,在萨维尼,有一个名叫让·贝利(化名瓦洛)的人的一头母猪和它的六只猪崽受到起诉,它们“杀害了萨维尼的让·马丁(Jehan Martin)的5岁的儿子,名叫让·马丁”。在充分考虑了证据之后,法官宣判“让·贝利(化名瓦洛)的母猪,由于杀害了萨维尼的名叫让·马丁的人,被萨维尼的女修道院长(Madame de Savigny)的法官充公,以便受到法律的极刑,倒着吊死在一棵歪脖树上”。这个宣判被执行了,因为在仍然保存的该案件的记录中,我们读到,“我们,尼古拉·夸罗里隆法官,昭谕所有人,在上述诉讼之后不久,我们确实而且实际上把所说的猪移交给住在索恩河畔沙隆的高级司法部长艾蒂安·普安斯奥先生,来按照我们上述宣判的形式和要旨执行。如上所述,我们已移交了那头猪,艾蒂安先生确实在萨维尼的女修道院长的法官的权限之内立即用大车把那头猪带到所说的一棵歪脖树下,艾蒂安先生把那头猪倒着吊死在那棵歪脖树上,按我们上述宣判的形式和要旨,执行了我们的上述宣判”。至于那六只小猪,虽然发现也沾上了血,但“由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小猪确实吃了所说的让·马丁”,它们的案子被延期了,它们的主人保证,只要有证据表明它们帮助它们杀人的妈妈吃掉了让·马丁,它们就会出现在法院的被告席上。在重审时,由于没有这样的证据,而且它们的主人拒绝为它们今后的善举负责,所以,法官宣判“这些小猪作为无主财产,的确属于萨维尼夫人,我们兹按照本国的理性、惯例和习俗决定,把它们判给她”。

1386年,有一头母猪在诺曼底的法莱斯抓破了一个男孩的脸和胳膊,根据“以牙还牙”的原则,它被判处以同样的方式残体,后来被吊死。罪犯被带到刑场,穿着马甲、长裤,戴着手套,头上戴着人的面具,完全就像一个普通罪犯。这次行刑要给行刑人10苏[33]、10个德尼厄尔[34]和一副手套,他在处理专职工作时不能弄脏了手。有时,动物的行刑开销更大。这里有一份处死1403年在巴黎附近的默兰吃了一个孩子的母猪时的账单:

它在监禁中的开销支出…………………6苏

账目:奉法警和国王检察官之命和安排

从巴黎来默兰执行上述刑罚的行刑人支出……………54苏

账目:载它行刑的大车支出…………………6苏

账目:绑它的绳子支出……………………2苏、8个德尼厄尔

账目:手套支出…………………………2个德尼厄尔

1266年,有一头母猪在巴黎附近的丰特奈—欧罗斯被烧死,因为它吃了一个孩子,行刑的命令由圣热钠维埃芙[35]修道院的法官发出。

尽管母猪似乎屡屡被处以法律的极刑,但它绝非唯一受此刑的动物。1389年,据蒙巴尔的地方行政官的报告,有一匹马在第戎[36]受审,并被判处死刑,因为它杀了一个人。1499年,博韦附近的博普雷的西多会修道院当局判一头公牛“上绞刑架受死”,因为它“在考罗(Cauroy)的领地即该修道院的属地残忍地杀害了一个14或15岁的小伙子”。另一次,在1314年,穆瓦西的一个农工让一头疯牛跑了,这头牛把一个人触得非常严重,他只活了几个小时。听说这个事件之后,瓦卢瓦的伯爵查尔斯下令抓捕并审判这头公牛。这也被照办了。伯爵的官员们收集了所有需要的信息,收到了证人的宣誓书,给这头公牛定了罪,它被判处死刑,被绞死在穆瓦西教堂的绞刑架上。后来,有人给议院递交了一份反对伯爵官员判决的上诉,但议院驳回了这个上诉,判定公牛罪有应得,尽管瓦卢瓦的伯爵干预此事时已经越权。迟至1697年,经过埃克斯议院的判决,有一匹母马被烧死。

1474年,在巴塞尔,有一只老公鸡受审并且被判犯了下蛋罪。原告律师证实,公鸡蛋是无价之宝,因为它混有某些巫术配料,巫师宁可要一只公鸡蛋而不愿成为点石成金的大师,在异教徒之地,撒旦雇佣女巫孵出了这样的蛋,并从中产生了绝大多数危害基督教徒的动物。这些事实非常明显而且尽人皆知,因而难以否认,囚犯的律师并不想对此持有异议。他承认了当事者被指控的所有行为,然后,他问道,它下了一只蛋会有什么邪恶意图呢?它对人或牲畜有什么危害呢?此外,他认为,下蛋是一种非自愿行为,所以,法律不能惩罚它。至于巫术的控告,如果是指他的当事者,他完全否认此事,他还举出了撒旦和禽兽缔结契约的一个例子来反驳这一起诉。原告律师抗辩说,虽然撒旦并没有与禽兽缔结契约,但他有时就进入它们中间,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引述了加大拉的猪[37]这个著名的例子,并颇有说服力地指出,虽然这些被魔鬼附身的动物是非自愿者,就像被告席上的囚犯在非自愿的情况下下了蛋一样,但它们仍然被罚从一个陡峭的地方猛跑到湖中,淹死了。这个著名的先例显然给法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之,这只公鸡被判了死刑,不是以公鸡的身份,而是以已经附形为家禽的巫师或魔鬼的身份,人们带着常规行刑时的一切庄严性,用火烧死了公鸡和它下的蛋。据说,这个案子的辩护状卷帙浩繁。

如果说撒旦折磨了旧大陆的动物,那么,并没有理由认为它会放过新大陆的动物。因此,我们毫不奇怪地读到,在新英格兰,“一只狗在塞勒姆莫名其妙地受到了折磨,那些有幻视能力的人说,审判员的一个兄弟通过隐身术骑在它身上,折磨这只可怜的动物。那个人跑了,但狗却被非常不公平地绞死了。另一只狗被控折磨另一些人,它一看他们,他们就昏死过去。它也被处死了”[38]。

在萨瓦[39],据说动物有时既出现在证人席上,也出现在被告席上,在权限分明的案件中,它们的证言具有法律效应。如果有人在日落到日出的这段时间里闯入另一个人的房屋,主人杀了闯入者,这个行为就被认为是合法的杀人。但也有可能是一个独自生活的恶人,引诱另一个人与他一起过夜,在把他杀了之后,又说受害人是强盗,他出于自卫杀了他。为了防止这种不确定性,给谋杀犯定罪,法律机敏地认定,在这些情况下,一旦有人被杀,独居的房主就不能被认为是无辜的,除非他出示一只狗、猫、公鸡或他屋里的一个居住人,他们能替杀人者作证并且根据自己的了解证明其主人是无辜的。房主必须在动物面前宣称自己是无辜的,如果禽或兽不反对他,他就被认为是无罪的。法律上认为理所当然的是,上帝会直接介入此案并开启猫、狗、公鸡的嘴,就像他曾打开巴兰的驴子[40]的嘴而不会让杀人犯逃之夭夭一样。[41]

在现代欧洲,正如在古希腊一样,无生命的东西有时似乎也因为它们的过失而受罚。1685年,在南特赦令[42]废除以后,拉罗谢尔的新教教堂被宣判拆毁,但大概考虑到其价值,钟被留下了。不过,为了弥补它曾为异教徒祈祷奏鸣的罪过,它首先被判鞭刑,然后被埋,再被挖出来,以此象征它在天主教徒的手中获得了新生。此后,它接受了问答法传授的教义,被迫认错并保证再也不会滑向罪恶。在进行了这些大量的和体面的改过自新之后,这口钟被恢复洁净,受到洗礼,并被送给或者不如说是卖给圣巴塞洛缪的教区。但当主管人把这口钟的账单送给教区当局时,他们却拒绝为它买单,认为那口钟最近才皈依天主教,他们想钻国王新批准的一项法律的空子,该法律让所有新皈依者延缓三年偿还他们的债务。[43]

在英国法律的奉献物[44]学说和惯例中,同样的古代思维模式一直残留到将近19世纪中叶。习惯法的一条准则规定,不仅杀了人的禽兽,而且任何致人死亡的无生命之物,比如轧了人的车轮或者砸着人的树,都是奉献物或献给上帝之物,其结果是被国王没收,卖掉赈济穷人。因此,在所有对杀人者的起诉中,致死之物通常由大陪审团来估价,以便将其币值转让给国王或他的受让人,用于敬神。实际上,所有的奉献物渐渐都被看做只是给国王的充公物。由此看来,它们就非常不受欢迎。后来,陪审团在法官们的纵容下,发现只有某些无足轻重的东西或者某个东西的一部分才是致死的原因,从而减少了充公的数量。直到1846年,法律才最终废止了这种原始蒙昧的奇怪残余。它在法庭上逗留了如此长的时间,这一点自然证明,哲学律师们的道路上有一块绊脚石,他们试图把英国律法的条例还原为自然理性和公正的第一法则,却不太明白,薄薄的一层现代法律和文明的基础,是岌岌可危的无知、野蛮和迷信的无底深渊。因此,布莱克斯通[45]指出,没收致死之物的初衷,是为偶然被杀的那个人置办弥撒筹款,所以,他认为,奉献物应给予教会而不是国王。哲学家里德(Reid)认为,这条法律的宗旨不是惩罚作为杀人之物的动物或东西,而是“激起人们对人的生命的神圣敬畏”。

爱德华·泰勒爵士推断,奉献物的做法以及所有这些由于伤害了人而惩罚动物或东西的习俗,与野蛮人咬绊倒他的石头或伤了他的箭,很可能出于同一种原始冲动,这种冲动促使孩子有时甚至包括成人踢或打让他遭殃的无生命之物。亚当·斯密用他一贯具有的清晰、洞见和机智表述了这种原始冲动的原则(如果我们可以称之为原则的话)。他说:“痛苦与快乐的原因(无论它们是什么,也无论它们怎样发生作用)似乎就是在所有动物身上直接引起憎恶和感激这两种情感的东西。这些刺激源既包括无生命的东西,也包括有生命的生物。有时,我们甚至对伤害我们的石头发怒。孩子会打它,狗会向它狂吠,暴躁的人会诅咒它。事实上,只要稍作反思就会纠正这种情绪,我们很快就会感觉到,没有情感的东西绝非复仇的合适对象。但是,如果危害很大,造成它的东西甚至在事后仍然让我们十分厌恶,我们必烧之或毁之而后快。我们会以这样的方式处置偶然把某个朋友致死的东西,如果我们没把这种荒唐的报复发泄在它身上,我们就会觉得自己犯了某种残忍的罪行。”

现代对人类进步的研究已经有可能表明,人类童年时的自然倾向可能容易将外物人格化,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换言之,就是给它们赋予人类的属性。更加高深的思想首先对有生命与无生命的造物之间的差别,其次对人与兽之间的差别作出反思,但这些反思根本不能纠正这种倾向,或者只能在非常不完美的程度上对它加以改进。在人类精神的迷惘状态中,很容易而且不可避免地要把驱使人的理性动机与引领兽的冲动甚至与推动一块石头或一棵树倒下的力量混为一谈。正是在这样的精神混淆中,野蛮人才对伤害或冒犯他们的动物和东西采取故意的报复行为,这种行为得以可能的智力迷雾仍遮蔽着原始立法者的眼睛,他们在各个时代和国家,以法律和正义的神圣形式,尊崇着同一种野蛮的报复制度。(https://www.daowen.com)

[1]见《出埃及记》第21章第28—29节。——译注

[2]血亲复仇(blood-revenge),指古时由受害死者的近亲寻觅并杀死凶手来复仇。——译注

[3]见《创世记》第9章第6—7节。——译注

[4]参见麦克雷(J.Macrea)的文章,见《亚洲记录(研究)》[Asiatic Records(Researches)],第7卷,1803年,第189页以下。——译注

[5]Mkamba是复数形式的Akamba(阿坎巴人)的单数形式。——原注

[6]纽博尔德(T.J.Newbold):《对马六甲海峡英国殖民地的政治学和统计学描述》(Political and Statistical Account ofthe British Settlement in the Straits ofMalaca),第2卷,1839年,第257页。——译注

[7]参见阿德里亚尼(N.Adriani)和克鲁伊特(A.C.Kruijt):《西里伯斯岛中部说巴雷埃语的托拉查人》(De Bare's-sprejende Toradja's van Midden-Celebes),第1卷,1912—1914年,第182页。——译注

[8]阿德里亚尼(N.Adriani)和克鲁伊特(A.C.Kruijt):《西里伯斯岛中部说巴雷埃语的托拉查人》(De Bare's-sprejende Toradja's van Midden-Celebes),第2卷,1912—1914年,第349页以下。——译注

[9]参见蒙青格尔(W.Munziger):《博戈人的习俗与法律》(Sitten und Recht der Bogos),1859年,第83页以下。——译注

[10]托尔代(E.Torday):《在非洲野地的露营和跋涉》(Camp and Tramp in African Wilds),1913年,第42页。——译注

[11]阿拉比亚佩特拉(Arabia Petraea),阿拉比亚是罗马的一个行省,其旧王都佩特拉曾是宗教中心。——译注

[12]参见穆齐尔(A.Musil):《阿拉比亚佩特拉》(Arabia Petraea),第3卷,1908年,第368页。——译注

[13]见《阿维斯陀古经》(The Zend-Avesta)第1部分。——译注

[14]参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Constitution of Athens),57。——译注

[15]参见《马蜂》(Wasps.),835—1082。——译注

[16]《理想国》(The Repulic),又译《共和国》。——译注

[17]弗雷泽曾说,柏拉图是他的旧爱,他在年轻时曾读过柏拉图希腊文版的全部著作。他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古典系的竞聘论文就是《柏拉图理念论的生成》(The Growth of Plato's Ideal Theory:An Essay,Macmillan and Co.,limited,Lodon),后来于1930年出版。——译注

[18]指《法律篇》(又译《法篇》),这是柏拉图最后一部作品,在他去世前若干年内写成。——译注

[19][古希腊]柏拉图:《法律篇》,张智仁、何勤华译,孙增霖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7—308页。——译注

[20]大西庇阿斯(Scipio Africanus,公元前236—前183),古罗马的执政官。——译注

[21]费斯图斯(Festus):《语词的含义》(De verborum significatione),第318页,参见词条“sacrae leges”。——译注

[22]参见泰勒(E.B.Tylor):《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第1卷,1873年,第372页。——译注

[23]参见米尔曼(H.H.Milman):《拉丁基督教史》(History of Latin Christianity),第4卷,1905年,第313页。——译注

[24]基利波山(Mount Gilboa),巴基斯坦北部的一个山脉。扫罗王及其军队在此北山与非利士人决战时,他和约拿单均被杀。——译注

[25]米迦勒天使长(the Archangel Michael),《圣经》中的天使长之一,曾率领他的使者与魔鬼撒旦战斗。——译注

[26]玛拉基(Malachi),《旧约》中公元前5世纪希伯来十二小先知之一,希伯来语的意思是“我的使者”。——译注

[27]见《玛拉基书》第3章第7—12节。——译注

[28]参见诺克(F.Nork):《德国人及其相邻民族的风俗和习惯》(Die Sitten und Gebräuche der Deutschen und ihre Nachbarvölker),1849年,第941页以下;巴林-古尔德(S.Baring-Gould):《旧时奇事》(Curiosities of Old Times),1869年,第50—71页;钱伯斯(R.Chambers):《节日之书》(The Book of Days),第1卷,1886年,第126—129页;韦斯特马克(E.Westermarck):《道德观念(1906—1908)》[Moral Ideas(1906-1908)],第1卷,第254页以下;埃文斯(E.P.Evans):《对动物的犯罪起诉和判处死刑》(The Criminal Prosecution and Capital Punishment of Animals),1906年,第1—192页,第257—371页。——译注

[29]Rhynchites auratus,拉丁文,意思是“樱桃虎象”或“杏虎”。——译注

[30]柯克(Sir Edward Coke,1552—1634),英国法学家,曾经任下议院议长和民事法院首席法官。——译注

[31]蒂罗尔(Tyrol,或写作Tirol),中南欧的一个地区,在奥地利西部和意大利北部。——译注

[32]阿布萨隆大主教(the Abbot Absalon,约1128—1201),丹麦大主教、政治家,先后任罗斯基勒和隆德大主教。——译注

[33]苏(sou),旧时法国辅币名,20苏等于1法郎。——译注

[34]德尼厄尔(denier),旧时在法国和西欧使用的一种小硬币,原为银质。——译注

[35]圣热钠维埃芙(422?—500?),巴黎的女主保圣人,传说曾劝说巴黎居民留城固守并击退了匈奴入侵者。——译注

[36]第戎(Dijon),法国东部城市。——译注

[37]加大拉的猪(the Gadarene swine),典出《圣经·马太福音》,说鬼入猪群,猪群闯湖而死。——译注

[38]赖特(Thos.Wright):《妖术与巫术的叙事》(Narratives of Sorcery and Magic),第2卷,1851年,第309页。——译注

[39]萨瓦(Savoy),前萨伏依公国所在地,曾属意大利,现在是法国东南部的一个地区。——译注

[40]巴兰是《旧约》中的著名巫师和先知,被派去诅咒以色列人,在遭到自己所骑驴子的责备后,转而祝福了以色列人。——译注

[41]参见钱伯斯(R.Chambers):《节日之书》(The Book of Days),第1卷,第129页。——译注

[42]南特赦令(the edict ofNantes),1598年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在南特城颁布的法令,在政治上给予胡格诺派教徒一定的权利。——译注

[43]参见布莱克斯通(Wm.Blackstone):《英格兰法律评论》(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第1卷,1829年,第299页以下;泰勒(E.B Tylor,):《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第1卷,1873年,第286页以下。——译注

[44]奉献物(deodand),英国法律曾规定,对直接致人死亡的私人动产或物予以没收,用于宗教、慈善事业,并称为奉献物。——译注

[45]布莱克斯通(Sir William Blackstone,1723—1780),英国法学家,当过法官、下议院议员,主要著作有《英格兰法律评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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