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再也忍受不了你了——不要轻易忘了！”

齐格弗雷德（Siegfried）就是对向他求爱的米茉（Mime）这样说的。所有反犹主义者的这种老一套反应，都无非是追求一种怪异乖张的厌憎罢了。能否把社会从反犹主义那里解放出来，这就要取决于这种厌憎的内涵能否上升到概念的高度，取决于它能否认识到自己的空洞乏味。但是，这种厌憎追随的是特殊性。与此相反，能够适于社会目的关系的普遍性却被当成了自然现象。然而，尚未通过概念秩序途径把自己转变成为一种目的的自然，铁笔划在石板上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声响，垃圾和腐烂之物散发的臭气熏天的气味，以及辛勤忙碌的人们额头上流淌着的汗水等——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保持或者违背积累了几个世纪进步经验的戒律——都只不过是令人生厌，叫人作呕的事实罢了。

这种表现为厌憎的动机始终能够让人回想起它的最终根源所在。它产生于生物学意义上的史前时期：即一种让人毛骨悚然，心有余悸的危险信号。这种厌憎，使每个器官都不再听从主体的指挥，而只是独立地遵从最基本的生物刺激。自我在经历这种反应作用时，例如，麻木的皮肤或肌肉，僵硬的关节，都不能完全自控。这种反应作用一度只能适应于周围静止不动的自然环境。但是，就像生命接近于非生命一样，生命形式的高等发展阶段越是接近于自然，就越是远离自然，这是因为，无生命的自然，比如鱼虫，是生命所要竭力追求的生命形式，它在完全外展的空间关系中显得游刃有余。空间就是绝对的异化。人们在想要变成自然的同时，就会对自然变得冷酷无情。把恐惧当作保护手段是一种适应环境的表现（Mimikry）。而人们那种僵硬木讷的反应也只是竭力维持生存的一种古老形式：即在适应死亡的过程中，生命为维持生存付出了代价。

文明通过对巫术时期的模仿形式实行有组织的控制，最后又通过一定历史时期的理性实践，即劳动，替代了适应其他一切以及与之相应的模仿行为的有机形式。不受控制的模仿被取缔了。手持夺光利剑的天使把人类驱逐出了天堂，踏上了技术进步的大道，而天使本身成了这种进步的象征。几个世纪以来，统治者不允许他的顺民和被征服了的大众返回到单纯模仿的生存方式，实行了对偶像的宗教禁律，流放了艺人和吉普赛人，使孩子变得不再像孩子，这些严厉之举成为了文明的条件。社会和个体的教育为人们强化了人在客观劳动关系中的地位，并使其不再与多样化的自然环境相互发生交流。所有的专注以及所有的献身都有一种戏仿的特征，而自我却在对这种戏仿的坚决抵制中被塑造了出来。正是在自我构成的过程中，反射性的模仿变成了有限性的反思。“抽象的认识”（Rekognition im Begriff）〔1〕，即同对异的把握，代替了对自然的生理适应过程。但是，一旦平等的状况被确立起来，模仿的直接平等性，综合的间接平等性，在盲目的生活过程中对客观事物的条件的适应，在科学概念的形式化过程中对客观事物的比较等，仍旧摆脱不了一种恐惧状态。社会继续把带有威胁力量的自然当作一种持续而有序的强制力量（Zwang），而这种强制力量正是个体自我持存的力量；与此同时，社会也作为一种支配自然的力量来反作用于自然。科学就是不断重复，它被精确化为可以观察到的规律性，被存留为一成不变的定式。数学公式就像原先的巫术仪式那样，成了一种有意识的不断还原，一种对戏仿的最高级的证明。技术为了促进自我的生存，也不再像巫术那样通过对外在自然的身体模仿，而是通过大脑的自动运作过程，通过将其转变成一种盲目的循环，来完成逐渐接近死亡的过程。正是在这种胜利的欢声中，人类的表现不仅成为可以控制的东西，而且也成为无法规避的强制力量。所有存留下来的对自然的适应力也只不过是对自然的冷酷无情。今天，所有关怀和厌恶的表情都是对自然的盲目支配，都是与颇有远见的目的性同流合污。

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中，所有实践经验中所固有的模仿痕迹都被遗忘抹平了。回归自然的无情禁律变成了一种宿命；这种否定是如此的彻底，以至于它再也无法得到有意识的实现。那些被文明刺花了双眼的人们，只有在某种行为举止和行为方式中才能感受到自己所具有的已经成为禁忌的模仿特征，而他们是从其他人那里才看到这些行为举止和行为方式，因此，它们是合理化环境中仅剩的一些个别行为举止和行为方式，是一些令人尴尬的残余因素。那些看似被排除在外的陌生东西，实际上却令人那么熟悉〔2〕。这些就是在文明压抑下相互直接接触所形成的传染性行为，诸如触摸、抚慰、偎依、哄诱等。今天，这些本能冲动显得十分的不合时宜，有失体统。它们似乎要把那些早已物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再度变成个人之间的权力关系：为此，它们总是试图对顾客阿谀奉承，对债务人威逼恫吓，对债权人苦苦央求，以求打动他们。最终，所有这些本能冲动都发挥了痛苦的作用，情绪也不再激动，渐渐平静下来。一切没有被操纵的表情，看上去却总像是怪相（Grimasse），这种怪相在电影中，在私刑中，以及在领袖的演讲中经常能看到，实际上是一种被操纵的表情。但是，放纵的模仿行为却是古老的统治方式的标志，它深深地烙在了被统治者的生活之中，并通过婴儿时期里的无意识的模仿过程，从衣衫褴褛的犹太乞丐到富得流油的银行家，一代又一代地继承下去。与此同时，这种模仿行为也会引起人们的愤怒，这是因为在新的生产条件下，它表现出了一种古老的恐惧形式，而人们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把这种恐惧彻底忘掉。文明人真正觉得愤怒的是强制性的因素，是迫害者和受害者在怪相中并无什么差别的愤怒。致命的现实映衬着的是无力的假象，游戏则衬托在严肃当中。(https://www.daowen.com)

这种扭曲的面孔看似不得已，实际上却是彻头彻尾的托词，因为它表现出来的是对一种积极作用的反感和厌恶，而不是将它尽心尽责地加以实行。它通过承认生活的严肃性，来逃避生活的严肃性：因而它是不诚实的。但是，意味深长的表情却是在满腔控诉中，向最高权力和暴力爆发出来的痛苦的回响。尽管这样的表情可能是诚实的，但它也往往有夸大的成分，因为每一种悲声哀调都似乎可以把整个世界表达出来，就像每一件艺术作品都可以把整个世界表现出来一样。只有劳动（Leistung）才显得比较适中。只有劳动，而不是模仿，才能摆脱苦难。但是，劳动的结果却只是呆板僵滞和无动于衷的面容，在这个时代行将结束之际，它又蜕化成为政治家、政客、教士、经理和骗子们的“多变表情”（Baby-Gesicht）。法西斯主义煽动家和集中营指挥官的声嘶力竭的嚎叫，表明了同一社会条件下的另一种实际特征。这种嚎叫就像生意场一样冷酷无情。它们剥夺了自然的悲凉之声，并把它变成了技术因素。他们在集体屠杀中发出的咆哮，真是与德国轰炸机引擎发出的噪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种能够带来恐惧的狂嚣被发动起来了。一开始就被冠以莫须有的暴力罪名，并以一字就被判处死刑的受害者们（法国人、黑人或是犹太人），他们的痛苦呻吟，说明他们在必须要以牙还牙的斗争中已经惨遭迫害，而最终陷入了悲观绝望的境地。受害者是可怕的模仿的虚假映照。他们再生出了他们所极端畏惧的权力的贪婪本性。一切都必须为他们所用，一切都必须为他们所有。一切其他的实际存在，都是一种挑衅。所有“不能安分守己”的“他”人，必须各就其位，这就是张狂的恐怖。任何寻求避难的人们都必须被阻止；那些一直在宣称要找回和平、家园和自由的人们，如游牧民族和杂耍艺人，都不许再有祖国。凡是让人恐惧的东西，都让他们心迷神醉。最终的安宁也决不允许。掘墓之举决不只是反犹主义者的暴行——它就是反犹主义的本质。犯有非法暴行的人们总是热衷于把他人宣布为非法，声称自己已不再具有暴力的人们，正在使暴力极度嚣张。要把一切都消灭在萌芽状态。在低等动物的混乱而又很有秩序的躲避反应中，在蜂拥而至的混乱人群中，在殉难者的惊厥和抽搐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永远无法根绝的模仿冲动。在物种的殊死搏斗中，在自由的绝对对立中，自由仍旧像物质的悲惨命运一样，不可抗拒地发出光彩。与此相反，厌憎则承认反犹主义就是它的动机。

政治上的反犹主义所驾驭的精神动力，就是这种理性化的厌憎。领袖及其追随者的借口，都表明它无法摆脱模仿的诱惑，他们不敢公开地，也就是说，不敢体面地违背现实原则。他们不能容忍犹太人，却不得不效仿犹太人。从根本上说，没有哪个反犹主义者不想效仿他们所说的犹太人。而这本身就是模仿的特征之所在：比如说，争执不下的手势，美妙动人的歌声，心照不宣的感觉，以及作为用观相的方法来判断一个人天性的相鼻术，即依据人的脸部轮廓而描绘出来的性格特征等。带着泥土的气息，人们细致入微的多重嗅觉总是体现为一种对低等生存方式的原始渴望，一种与自然环境直接和谐一致的原始渴望。因此，在所有感觉中，只有嗅觉——它可以不通过对象化的方式被吸引——才迷失在“他者”之中，并与“他者”认同。嗅觉能够把感知和被感知的事物融于一处，它比其他任何感觉都更有表现力。在视觉中，我们总是觉得自己就是自己；但在嗅觉中，我们却总是觉得自己升华了一步。因此，在文明制度中，气味就是一种耻辱，是社会底层的标志，是下等种族，低贱的动物。如果通行的禁律被理性化过程取消掉，以便实现具有实际意义或表象意义的目的的话，那么，文明人也只允许沉溺于这种快乐之中。只要人类的终极目标还能毫无疑问地存在下去，被禁止的欲望就会得到承认——这只不过是一句笑话或玩笑而已，或是一出满含悲怜的恶作剧。模仿作为一种被人鄙视和鄙视别人的行为，总是被人狡诈地加以利用。谁要是为了去掉“难闻的”气味而想闻闻它的话，谁就会模仿着学会嗅到他的内心，获得一种非理性的快乐经验。文明人“彻底净化”着被人禁止的冲动，他们考虑的是与禁止这种冲动的机制达成无条件的一致；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行动才能够被接受。但一旦人们越出了被允许的界限，欢笑也会接踵而至。这就是反犹主义的应变模式。反犹主义者总是在官方宣布一项通行禁令的时候，聚众欢呼，以示庆祝，禁令使他们成为一个集体，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他们的狂呼乱叫就是有组织的哄堂大笑。他们的诬告和威胁越是可怕，愤怒越是强烈，他们对别人的嘲弄就越是肆无忌惮。愤怒、嘲弄和刻毒的模仿，原本是同一回事情。法西斯主义常规、仪式中的纪律、制服以及一整套不合理的机构编制，其意义都在于促成模仿行为。他们挖空心思构想出来的标志（任何一种反革命运动都是这样做的）、骷髅和面具、疯狂的击鼓节奏、单调乏味的语言和手势，都只不过是巫术活动中有组织的模仿行为，都是模仿的模仿。掌管支配大权的领袖总有着扭曲的面容和近乎于癫狂的卡里斯马情结。他带领大家在欢快地跳着圆舞。领袖本身就是一个代表：他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出来的正是他禁止他人所做的一切。希特勒能够像小丑一样装腔作势，墨索里尼能够像外省头面人物那样错话连篇，戈培尔能够像他要斩尽杀绝的犹太代理商那样信口雌黄，科林（Charles Edward Coughlin）[5]能够像他所扮演的受难基督那样布施真爱——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进行更残酷的血腥屠杀。法西斯主义的极权特征还表现在，它竭力用受压迫的自然对统治的反叛来直接为统治服务。

这种体制是需要犹太人的。他们矫揉造作的翩翩风度，就像一个磁场一样，正在对异教文明的合法子孙产生着影响。异教徒对平等和人权的见解是与犹太人不同的，但这也诱发出了一种敌对和疏远的感情。因此，通常被禁忌的冲动，以及与通行的劳动方式之需要相对立的冲动，都会转变为与其相一致的厌憎。犹太人的经济地位，这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欺诈蒙骗的最后一招，绝不可能给犹太人提供任何安全保障。由于对产生这些心理诱导的倾向而言，犹太人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因此，他们不由自主地被用于发挥这样的作用。他们具有着法西斯主义所运用的那种自然的反叛命运：他们盲目却又敏锐地受到了利用。其实，不管犹太人作为个体是否真正具有那种使其身患绝症的模仿特征，不管这种特征是否被压制下去，这些都无关紧要。一旦经济权力的操纵者战胜了对培植法西斯主义行政长官的恐惧，犹太人就会挺身而出，打破民族共同体的和谐一致。如果统治者凭着与自然的不断异化重新使他们返回纯粹自然的话，他们就会遭到统治者的彻底抛弃。犹太人整体就会被指控为被禁止的巫术活动和血腥宗教仪式的参与者。以上述罪名作为伪装，土著居民返回模仿的献祭活动的无意识欲望，得到了有意识的满足。一旦被文明遮盖了的所有史前时期的恐怖，被改造为加在犹太人头上的理性旨趣，那么它就会畅行无阻了。这种恐怖也就会在实践中得以实行，并且它的实践手段也超出了它所确定的罪恶内容之外。对犹太罪行的民族主义虚构，包括杀婴、施暴、毒害国家、国际阴谋等活动，都恰如其分地指明了反犹主义的痴心妄想，它们永远也不会付诸实现。一旦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犹太人”这个词就变成了血淋淋的扭曲面孔，映射在用骷髅和十字组成的纳粹党旗上。一个人如果叫做犹太人，那就意味着要对他加以修理，直到他成为一种象征为止。

文明意味着社会对抗自然的胜利，意味着把一切都变成纯粹的自然。犹太人本身就亲身加入了这一历经千年的历史进程，他们既有着启蒙的精神，又有着玩世不恭的态度。目前还残存着的最古老的父权制，一神论的道成肉身，他们把禁忌转变成了文明的基本准则，而其他人还依附在巫术的身上。正是在基督教惨遭失败的地方，犹太人获得了成功：他们凭借巫术自身的力量祛除了巫术——而使它作为服务于上帝的仪式，与自身发生对抗。他们既没有抛弃适应自然的能力，也没有把它扬弃成仪式中的纯粹责任。因此，他们在适应自然时仍保留着中庸的记忆，而且没有因符号而回到神话中去。因此，对于先进的文明来说，他们总是落后的，但另一方面，他们却远远地走在了这一文明的前面：他们总是集睿智与愚蠢，相同与相异于一身。他们宣称，他们作为最早的一批资产者要承担最初犯下的罪过：诸如本能的诱惑，向动物性和土地的退化，作为偶像的附庸等。正是因为犹太人发明了洁净（Koscheren）[6]这个概念，所以他们就应该像猪猡一样受到迫害。反犹主义者俨然把自己当成是《旧约全书》的卫道士：他们负责将饱食知识大树的犹太人重新驱赶到肮脏的尘世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