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反犹主义是建立在一种虚假投射（Projektion）基础上的。它是真正的模仿行为的反映，在根本上与被压抑的模仿行为密切相关；事实上，它也许是被压抑的模仿行为的病态表现。如果说模仿本身是效仿周围世界的话，那么虚假投射则是把自身等同于周围世界。对于模仿行为而言，外在世界是内在世界必须努力加以遵从的一种模式，模仿的目的是把陌生的事物变成熟悉的事物；而虚假投射则把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混淆在了一处，并把我们最为熟悉的事物说成是敌对的东西。主体即使被最大程度地加以保证，却无法被证明是一种自我冲动（Regungen），它被划归到了客体范围内，成了未来的牺牲品。这种习以为常的偏执，除了服从于病态规律之外一无选择。但是，在法西斯主义制度下，这种行为却被政治利用上了；病态的客体总是被看作是符合现实；疯狂的制度变成了这个世界现实的合理规范，而对这种形式的任何一种反叛都被当成是神经错乱。极权主义制度所使用的机制与文明一样源远流长。类似的比如有人类被压抑的性冲动，它总是通过在头脑中把周遭世界转变为残暴制度的手段，来维护并延续个人和民族的生存。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反倒总把他的牺牲品看作是迫害者，即对他自己所极力保护的人的迫害；而那些拥有最高权力和最多财富的人们，在打倒和铲除他们软弱无力的近邻之前，总是把这些人说成是一种无法忍受的威胁力量。理性化（Rationalisierung）就是一种借口，但同时它又是摆脱不掉的。被选来作为敌人的人实际上已经被看作为敌人，其中的阻碍只在于，主体对于投射实体中自我份额与他者份额的区别还不够充分。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感觉都是投射。感官印象的投射就是我们史前动物时期的遗产，是自我持存和获得食物的一种机制，是人体准备用于斗争的器官的延伸。所谓作好斗争准备（Kampfbeteitung），实际上就是高级动物对周围动静的一种反应——不管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也不管对方有怎样的意图。人类的投射活动已经是一种自觉的活动，就像那些进攻行为和防守行为已经成为一种反射活动一样。因此，人所建立起来的对象世界是一种产物，它“是深藏于人类内心深处的艺术，我们无法完全真实地捕捉它的运动规律，无法完全把它呈现在我们的面前”。〔3〕如果我们依据康德在人类学意义上的认识批判，那么，事物的体系，即普遍的秩序，就会成为在生存斗争中动物器官及其自觉投射的无意识产物，而科学不过是这种体系的抽象表现而已。但在人类社会里，随着个体的形成，情感生活和理智生活区分了开来，并且需要个体对投射本身进行更加牢固的控制；个体必须同时学会对这种投射施以精炼和约束。由于人们在经济压力下学会了区分自己和他人的思想和感情，所以也就形成了内与外的区分，从而有可能形成距离和一致，形成自我意识和良知（Gewissen）。要想理解这种受到控制的投射，以及它使自己畸变成为虚假投射的过程（这正是反犹主义的本质所在），我们就必须做进一步的思考。

康德主义哲学把知觉的生理学说贬低为幼稚的实在论和落伍的循环论，而这种生理学说总是把感觉世界解释为大脑获得的有关真实对象的数据信息在理智控制下的反映。按照这种观点，已经获得的印象是由知性（Verstand）规定的。如果说格式塔心理学家同样也坚持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生理学意义上的实体不仅能够获得“点滴”印象，而且在获得印象过程中已经掌握了“预先设定”的结构，那么，叔本华和冯·赫尔姆霍尔茨（von Helmholtz）[7]——尽管是，甚至由于是循环论——比新心理主义学派和新康德主义学派的正规概念更了解主客体关系的有限性：即感知形象事实上包含着概念和判断。在货真价实的对象和不容质疑的感性材料之间，在内与外之间，存在着一条主体必须冒着生命危险才能跨越过去的鸿沟。为了能如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主体必须返回到事物本身，而不在于他从事物中得到什么。主体根据他在感觉中所投射的外部事物的迹象，来创造他身外的世界：即事物在纷繁复杂的特性和状态中所保持的同一性；同时，他学会了用既承认外在印象的综合统一性，又承认逐渐脱离于外在印象的内在印象的方式，在回忆中建构了“自我”（Ich）。真正的自我是投射的最终产物。在只有借助人类生理肌体的发达力量来加以完善的历史进程中，自我才能发展成为一种统一的，同时也是分散的功能。即便是一种被独自加以客观化的自我，也只能等同于专门为其设定的客观世界。主体内在的洞察力，也仅仅存在于精致和丰富的外在感觉世界之中。然而，如果这一约束被割断了，自我也就僵化掉了。按照实证主义的观点，如果自我成为既定事实的单纯记录，而不对这一事实加以反馈，那么它就浓缩为一个点；而按照唯心主义的观点，如果自我用它毫无根基的基础来创造世界的话，那么它只能把自身表现成为单调乏味的重复。这两种观点都把精神抛在了一边。只有通过某种中介，没有意义的感觉才能把思想变成它所能够发挥出来的全部生产力，而另一方面，思想也并没有通过保留显著印象的方式彻底抛弃掉自身。有了这一中介，就可以克服它在塑造被征服自然的时候所具有的病态的孤独心理。因此，调和的可能性，并不在于不受思想影响的某种确定性（Gewissenheit），也不在于知觉和对象之间前概念的统一性，而在于它们彼此长期酝酿而成的对立。这种区分发生在主体身上，而主体则已经把外部世界装进了自己的意识里，而同时却又把它认作是别的什么东西。因而，反思，这一理性的生命，便作为一种有意识的投射产生了出来。

反犹主义者不健全的方面并不在于投射行为本身，而在于它丧失了对这种行为的反思能力。一旦主体不能把从客体那里获得的东西归还给客体，那么它就会变得更加单薄，而不是更加丰富。主体在两个方向上丧失了反思能力：由于它不再反思客体，它也就无法再反思自身，它丧失掉了辨别力。它倾听到的并不是良知的声音，而是一种异样的声音；它并没有通过省察自身的方式来破译构成自己权力欲的秘方，而是把这种“犹太长者的秘方”强加在他人的身上。这样，主体同时既肆意泛滥开来，又不断衰落下去。它把自己内涵不断施予给了外部世界；然而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一些彻底的虚无而已：即是那些言过其实的手段、关系、阴谋诡计，或者是一些不带一点儿思想观念的盲目的实践。而统治本身，即使作为绝对法则，本质而言也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它在随心所欲的投射中同时成为了自身的目的和外在的目的；实际上，它就是这样的目的本身。一旦个体陷于病态，人类高等的智力器官就会反过来与人类本身作对，就像史前时期动物那种盲目的充满敌意的器官一样，按照人类的说法，它从未停止过对其他自然的抗争。自从人类产生以来，人类就向其他种类表明自己是最高进化的种类，也拥有最为可怕的毁灭能力；而在人类范围内，则是更为先进的种族反对更为原始的种族，技术装备更为先进的种族反对在这方面稍逊一筹的种族，同样，病态的个体针对其他个体总带有一种攫取权力，实施迫害的欲望。在这两种情形中，主体都占据着中心地位，而世界只不过是为主体的癫狂提供了机会；世界变成了将一切事物投射其上的软弱无力或无所不能的总体概念（Inbegriff）。偏执狂（Paranoiker）在牢骚不断中表现出来的反抗力量，只不过是毫无还手之力的结果，是时刻周缠其身的空虚。然而，他并没有善罢甘休。在现实中找不到任何确切根据的观念，始终坚守着，并且变成为一种顽固的观念（idee fixe）。

正因为偏执狂只是把周遭世界仅仅感受成为一种与其相关的盲目目的，所以他只能不厌其烦地重复自我，而他的自我也已经丧失掉了自然属性，成为一种抽象自我。赤裸裸的权力模式的支配对象包括正在衰落的自我，它把提供给它的以及包含着它的一切都牢牢抓在手中，并将其变成神话的虚构，而不在乎它有怎样的特殊本性。永远同一的封闭怪圈，变成了万能的替身。最早向初民们说“你们将会和上帝一样”的那条蛇，在偏执狂身上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他按照自身的意象创造一切。他似乎不需要任何活生生的东西，而只需要所有一切都来为他服务。他的意志遍布于整个宇宙，他不允许有任何事物对他表示冷漠。他的一切体系都完美无瑕。作为一名占星术士，他不管是在并不关系到本质的观测前期准备阶段，还是在只关系到自我的观测阶段，都认为点点繁星具有着把那些人们并不留意的事物带向毁灭的力量。作为一名哲学家，他使世界历史实现了命中注定的灾难和没落。作为一名彻头彻尾的狂人或者绝对理性的个人，他通过个人的恐怖行动，或者通过蓄谋已久的坚壁清野政策，彻底挫败了他的对手。正是借助上述一切手段，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正像妇女苦苦哀求那些无动于衷的偏执狂一样，国民也卑躬屈膝在了法西斯主义极权制度面前。对那些狂热之徒而言，偏执本身就像交付给魔鬼一样交付给了偏执狂本人；而良心的责备最终交给的是那些没有丝毫良心的人们，那些他们要感恩戴德的人们。他们所跟随的是那个已经把他们看穿的人，他不把他们当作个人，而把他们当作实现一切目的的物质。妇女们把具有大小不等权力地位的职业都看作是她们的宗教，同时又把自己变成带有社会印记的罪恶对象。因此，满含自由的凝望变成了一种充满着赤裸裸的诱惑的凝望，并深深地打动着她们。她们的世界已经乾坤颠倒。但与此同时，就像惧怕她们虔诚的凝望的那些古老神灵一样，她们清楚地知道，死神就躲在幕后。而那种不带偏执，信念坚定的凝望仍旧留守着在他们那里已经丧失殆尽的精神，因为他们已经看到，在他们身外剩下的只是自我持存的纯粹手段。这种触动使他们充满了羞愧和愤怒。但是，狂人并不同这些人产生什么关系，即使他在他们的眼里被看作是一位领袖。他只是简单地在他们身上煽风点火。他们眼里那种充满寓意的凝望，却不能把他们的个性保存下来。他只有通过把自己的个性封闭在单子般的狭窄空间里，才能牢牢地依附在他人身上，才能拥有一厢情愿的忠诚。他并没有唤起良知，反而招来了责任。入木三分的凝视和冷漠淡然的凝视，昏昏沉沉的观望和漠不关心的观望，实际上不分轩轾；在这两种情况下，主体都烟消云散了。正是因为这种凝望缺少了反思作用，它总能使那些没有头脑的人们兴奋异常。他们被出卖了。妇女被抛在了一边，民族的怒火被煽点了起来。狂人仍然保留着神圣权力的骗人形象。如同他专横跋扈的举止实际上没有一丁点创造力一样，他也像魔鬼似的失去了他所强占的原则的品质：即深层的爱和充满和平的自由。他就是以强制来驱动的恶魔，然而他的力量却又是如此虚弱。如果说神圣的权力能够带来创造作用，那么恶魔的权力相反却能使一切事物变得软弱无力。这就是统治的秘密所在。对自我的强行投射作用只能反映出自己的不幸——这正是由于它缺乏自我反思，并割断了自己特有的基础而造成的。这种虚假投射的产物，以及思想与实在的僵硬模式，都不过是罪恶的产物。正因为自我跌入了自己设定的无意义深渊，对象也就变成了包含着自身堕落意义在内的毁灭的寓言。

有关病态投射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其实质就在于把主体的社会禁忌冲动转移到客体身上。在超我（Ueber-Ich）的压力下，自我规划出由本我产生的带有侵犯倾向的意愿（甚至对本我来说也是剧烈和危险的），就像是施加在外部世界中的罪恶意向一样，它把自己作为向外部世界的一种精神发泄，不管是通过与想象中的罪恶达成一致的幻想，还是通过假想为自卫的现实行动。被禁止的行为转变成了侵犯行为，而大体而言，它本质上就是同性恋行为。由于对阉割的恐惧，对父亲的顺从在有意识地模仿少女柔情的过程中，被发展到了渴望阉割的极致状态，而对父亲那种真实的憎恨却受到了压抑。这种憎恨在偏执狂那里发展成为一种对阉割的渴望，一种普遍的破坏欲。病态个体由此返回到了远古时期那种爱情和强占混乱不分的状态之中。他不惜一切代价去关切在肉体上相互接近和相互占有的关系。既然他不能拥有由自己本能产生的快乐，他就用妒忌或迫害的方式来攻击对方，就像被压抑的兽奸者追捕和蹂躏动物一样。吸引力是在普遍约束中产生的，或者是在不由自主中得以确立的；它有可能是通过谋杀总统这样的大人物建立起来的，也可能是通过对低层民众的真实屠杀建立起来的。固恋的对象就像孩童心中的父亲形象一样可以被取代。于是，对参照的错觉便不带任何真实参照横冲直撞到了每个角落。病态投射就是自我的一种绝望状态，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自我内在产生的兴奋障碍要比外在产生的兴奋障碍微弱得多。在受压抑的同性恋侵犯行为的困扰中，思维机制忽视了种系发生学的最新成就，即自我感知，为了让自身有更好的发展，它把这种侵犯行为看作是这个世界的敌人。

但是，这种压力，作为一种不具有反思性，但具有侵犯性的天性因素，伴随着认识的健康发展过程。每当我们的智力自觉地去关注外部世界，每当我们卷入到迫害、惩罚和掠夺的行为中——我们具有把动物本性的原始压制作用理性化为控制自然的科学手段的本领——主观的发展进程都会很容易就在图式化过程中被忽略掉，体系会被确定为事物本身。客观化思想，像不健全的思想一样，包含了一种主观目的的绝对专制，这种目的与事物相对立，并忽略了事物的本身，最终把暴力行为付诸了实践。文明人性的绝对实在论在法西斯主义制度下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它不过是偏执般欺骗的一个特殊例子，这种欺骗使自然失去了人性，并且最终使民众本身失去了人性。偏执深深陷进了只能用每一种客观化行为连接起来的非确定性的深渊中。由于根本不存在反对虚假判断的绝对有力证据，因此，判断中潜藏着的扭曲感觉变得无可救药。如同每一种判断都包含着未完全澄清的现象学元素一样，每一种感觉在无意之间也都包含着概念因素。正由于真理总是暗含着想象力，扭曲人格的人总是觉得真理就是幻想，而他的幻觉也就是真理。扭曲的个人总是不遗余力地通过一种揭露手段，来饕餮存留在真理中的想象因素。他总是民主地坚持欺骗的平等权利，因为事实上真理也并不是严密有据的。如果资产阶级承认反犹主义是错误的，他仍旧需要把受害者说成是有罪的。希特勒打着捍卫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原则的幌子，要求为集体大屠杀正名，因为这一原则纵容了他在其他国家的一切暴行。就像每个偏执狂一样，希特勒把真理与诡辩混淆在一处，并在其中牟取暴利；真理和诡辩的区分并不像坚持的那样严格。只有当事物已经具有规定性，也就是说已经成为一种类的存在，感觉才有可能产生。感觉是在一定距离中的直接性，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充满诱人感受力的感官思想。正缘于此，主体总是盲目地被这种感觉变成客体自我的表面规定性。只有具有着自我意识的思想劳动，才能从虚幻权力中解脱出来，根据莱布尼茨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这种思想劳动就是哲学。一旦认识过程中的思想把直接存在于感觉之内，继而产生强制作用的概念因素确定为抽象的概念，思想就会不断使它们返回到主体之中，并去除了它们所特有的表面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包括科学阶段在内的所有以前阶段，与哲学相比都是感觉，都是一种未知的理性因素所揭示的异化现象；不加否定地坚持这一点，就属于认知病理学（Pathologie der Erkenntnis）。尽管对绝对的单纯崇拜活动自身可能具有普遍意义，但它仍旧是带有虚假直接性和蛊惑性的权力的牺牲品。(https://www.daowen.com)

然而，这种蛊惑正是所有判断的一种构成因素，一种必不可少的表象。因为每个判断，甚至是否定性判断，都是明确的。不管判断如何可以进行自我修正，并不断努力去超越其自身的孤立性和相对性，它都必须坚持认为，它自己的内容，不管它是如何谨小慎微地将其表述出来，不仅仅具有孤立性和相对性。这就是判断的真实本性，而要求则是它的附加条款。真理，与概率不同，它不分等级尺度。倘若把真理自身当作真理，也就是说使自己具有偏执本性的话，那么，它的否定性阶段要想超越把真理遮蔽起来的个人判断，则只不过是一个可能而已。真正的疯狂主要存在于故步自封之中，存在于思想不具有否定性的软弱无能之中，这里，思想与那些固定的判断对照起来，明显陷入了自成其身的境地。偏执狂始终坚守着理性，坚守着一成不变的判断及其贫困的无限性，这些都说明了思想结论的缺乏。偏执狂并没有去考虑其绝对论断的固有缺欠，并没有深入细致地去修正自己的判断，而是固守着这些判断一成不变的要素。整个思想进程也并没有去深入地捕捉事物的本质，而是服务于特殊判断的那种希望渺茫的目的。这种不容反驳的判断，实际上就是它一以贯之的武断，而偏执狂个人的软弱无力也正反映了思想本身的软弱无力。因为，一个健全的人所具有的打破直接权力的反思能力，实际上从来就不具有幻想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强制性。反思作为一种思想运动，并不是按照直线行进，而是带有否定性，并且要经过深思熟虑，它很少具有实在性所固有的残酷性。如果妄想狂的精神力量是来自于心理分析学家所揭示出来的那种里比多动力的话，那么，它的客观免疫力便只能以一种无法与对象化行为分离开来的含混性为基础；它的虚幻权力从一开始就成为一种决定性因素。物种选择学说（Selektionstheorie）明确认为，在人类感觉器官的形成阶段，只有那些反应机制的功能作用极其发达，并且能把这种机制扩展为逻辑基本能力的个体，或者是那些最低限度地受所有原始反应刺激影响的个体，才能够存活下来。只有在今天，由于实践科学的事业在其定义过程中，需要具有一种不被他人左右的能力——根据社会需要来决定思想立场的能力，以及把思想限定在局部领域内加以细致考察的能力，所以，偏执就很难超越被其心理学命运所限定的利益复合体。他的判别力也会在固定观念划定的圆圈里丧失殆尽，就像人类的天性在技术文明所决定的领域里付诸东流一样。偏执就是认识的黑暗面。

虚假投射的倾向注定要在精神中展现出来，而精神作为上述那种自我持存的孤立模式，始终威胁和支配着企图超越它的一切事物，即文化。虚假投射是自由王国和教育王国的篡夺者。偏执本身正是一知半解者的症候。对他而言，所有的语词都不过是欺骗体系的一部分，都试图把所有思想理解为少得可怜的经验，把所有意义强加在没有给它提供一点儿意义的这个世界之上；与此同时，还力图贬低把自己排除在外的精神和经验，并且也把将自己排除在外的社会冠之以罪恶之名。一知半解的人与完全没有教养的人不同，他总是把有限知识假想为真理，在现实中他无法忍受内在与外在、个人命运与社会法则、现象与本质之间难以弥补的裂痕。这种遭遇，包含着一种与苟且偷生完全相反的真理要素，而这正是优等民族所要发誓效忠的对象。在一种固定模式中，一知半解者在极度恐惧的状态下获得了最最适用的一套方案，他可以给已经发生的罪恶行为一个冠冕堂皇的解释，或者预见到以复兴运动的面目即将临现的灾难。这种把个人意愿说成是客观强权的解释，总像孤立的事件一样，充满了外在和虚无的意义；它既是愚蠢的，又是险恶的。今天，蒙昧主义制度正做着中世纪官方宗教的邪恶神话曾做出的罪恶勾当：他们就像以私人形式出现的独断孤行的偏执狂一样，采用别人不敢承担的绝对疯狂的方式，对外部世界进行武断的占领。因此，那些被当作科学，同时又远离思想的可怕的秘密宗教集会和灵丹妙药：诸如神智学[8]、数字占卦术[9]、自然疗法、韵律操、素食主义、瑜伽功以及不计其数的各种宗派，连同它们所有的学院制度、教会等级制度、专业术语以及各种拜物教化的科学和宗教形式等等，开始彼此竞争，相互转换。在历史进程里，也只有教育才曾使这些崇拜形式变得虚伪可疑，名誉扫地。但是在今天，一旦教育由于经济原因而奄奄一息，就为大众的偏执提供了无数新的条件。以前那种被完全认为是封闭的偏执形式的信仰体系，如今在更大范围内投下了罗网。正是由于它们具有理性的构造形式和精确形式，因而，它们——至少是在上层——为教育和精神留出了地盘，而教育和精神的概念形式则是它们自身的中介。在某种意义上，它们甚至是与偏执相互对立的。弗洛伊德的看法是正确的，他把精神病称作“反社会的教育形式”，“因为这种疾病总是试图用私人手段，做出那些只有通过社会集体劳动才能实现的事情”。〔4〕信仰系统还保留着防止个体染上疾病的集体特征。疾病是社会化的：在共同体的狂欢痛饮中，人们熟视无睹的正是一种关系运作，而引起偏执的机制在并没有失去恐惧和惊吓之可能的情况下，是可以得到控制的。也许这正是宗教为维持种族生存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之一。意识的偏执形式正在向形成同盟、党派和诈骗群伙的方向发展。这些团体的成员最害怕的就是相信自己编造出来的花招。他们在极度疯狂中，发现整个世界到处充满了秘商阴谋和改换门庭的丑恶行径。已经确立起来的群体总是对其他群体持有一种偏执态度。在这一方面，强大帝国，以至整个人类组织的所作所为，并不比直取敌人首级的原始行为更为逊色。那些并非出自自愿就被排除出去的人们，就像那些由于渴望成为人却又把自我排除在他人之外的人们一样，都很清楚，正是他们的迫害行为使这种病态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而社会普通成员通过加入到集体之中，消除了他们的偏执倾向，全心依附到客观化的，集体的，而且已经确定了的欺骗形式上去。正是由于他们在服从团体的过程中产生了恐惧和空虚，他们紧密地结合为一体，并被赋予了一种几乎不可战胜的力量。

随着资产阶级财富的增加，他们的文化教育也普及开来。这就使偏执狂本身被排挤到了社会和心灵的阴暗角落。但是，由于人类的真正解放并不是随着精神的启蒙一同出现的，因此，教育本身便疾病缠身了。教化意识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越大，它就越把自己暴露为一种物化过程。文化完全变成了商品，并且像信息一样到处传播，它不再能够弥漫在需要它的个人之间。思想也很气短，仅仅限于对孤立事实的探索。概念之间的联系常常被作为无趣和无用之功而遭到拒绝。思想中的发展因素，即原始的活力，也或是被遗忘了，或是被贬低为一种赤裸裸的外在因素。今天，生活秩序不再为自我得出的精神结论留有余地。引导知识的思想被中性化了，它只是作为进入特殊劳动力市场的先决条件，或者是作为提高个人商品价值的手段。因而，那种反抗偏执的自我内心省察遭到了彻底失败。最后，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一知半解变成了客观精神。在极权主义统治阶段，这些一知半解者聚集成一群政坛上的江湖骗子，并且把骗人的体制当成自己的最后手段，把它强加给已经被文化工业弄得麻木不仁的饱受奴役的大众。今天，健全的意识很容易看穿统治制度的矛盾所在，因此，这种制度正靠着一颗病入膏肓的心灵苟延残喘。只有那些曾经遭受迫害欺骗的人们才会接受这种统治所必然带来的迫害，因为他们本身也被容许去迫害别人。

在法西斯主义制度里，良心被加倍提防起来；资产阶级精心培植起来的对妻儿老小的责任，被个人遵从规定的持续必然性替代掉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德国使徒想象不同的是，良知表现为把自我彻底奉献给外部物质世界的，表现为占有他人真实利益的能力。这是一种反思能力，它兼蓄着接受力和想象力。由于大工业利益集团通过消除独立的经济主体，通过替代经营自主的商人，通过把工人变成工会的对象，彻底摈弃了道德选择的经济基础，因此，反思也不得不一步一步地走向萎缩。而可以带来自我罪责意识的灵魂，也会遭到彻底破坏。良心已经失去了它的对象，因为个人对自己和他人的责任已经被替代为个人对特定制度的遵奉，即使其中还残留着一种古老形式的道德评判。同时，良心法庭的发展也不再拥有内在的、本原的、发自内心的冲突所提供的基础。内在化的社会法令不仅使其内部的联系更加紧密，更加开放，而且能够使其从社会中脱离出来，甚至成为一种反叛力量，然而，代替它的是与固定僵化的价值尺度瞬间和直接的一致。被单纯奉为妇女标版的德国典型妇女，以及同样被推崇为标准男子汉的德国男人——在其他国家也有着同样的情况——都不过是符合反社会潮流的典范。尽管或是因为他们有着这种统治表现出赤裸裸的罪行累累的本性，这种典范才显得至高无上，畅行无阻，而每个软弱无力的人则只有在盲目顺从中诅咒自己的命运。

正是在这种权力中，给那个党留下了可乘之机，这也反映出了在寻求自我持存的绝望中所产生的自我恐惧罪恶的心理。犹太人似乎是对上述反映早有心理准备。他们占据着经济实力地位的流通领域开始出现萎缩。企业的自由主义形式仍旧允许分散的财产中心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治的影响。但现在，刚刚获得解放的人们却依附于与国家机器融为一体的垄断资本家。不管犹太人怎样作出让步，作出一副业已败落的姿态，极权主义统治者仍旧把他们作为全盘攻击的对象：他们没有权力却有幸福，无须劳动却有收入，没有国家却有小家，没有神话却有宗教。统治者憎恨犹太人的这些特点，正是统治者私下里渴望得到的那些特点。只有被统治者把他们渴望得到的东西变成对罪恶的一种憎恨形式的时候，统治者才会觉得相安无事。正因为贯穿于破坏行为中的憎恨感可以找到与自己相互契合的对象，所以，统治者的病态投射会导致一种极端行为。这正是和解（Versoehnung）的否定方面。和解本来是犹太教的最高观念，而期待（Erwartung）则涵盖了和解的所有意义。偏执的反应之所以能够产生，其主要原因就是没有能力去期待。反犹主义者企图通过他们所占有的权力，来实现一种绝对否定，他们把整个世界变成地狱，这是他们早就想好了的。这种变化取决于统治者是否能以绝对疯狂的面目来监督和控制自己，是否能做到稍纵即止。如果思想不受控制，如果暴力被取消掉，那么，长期存在的一个观念才会成为现实：即犹太人也是人。这种情况会使人们跳出那个把犹太人和其他人带向疯狂的反犹主义社会，而走向人类社会。这一进步同时也实现了法西斯主义的谎言，但是作为这一谎言的对立形式：犹太人问题实际上是历史的关键所在[10]。只有战胜那些在不带一点反思的繁茂土壤里培植起来的精神疾病，人类才能从一系列敌对种族中发展成一个类，它作为自然，又高于单纯的自然，它比自然本身蕴涵更多。从统治中脱离出来的个人和社会解放运动，正是与虚假投射相对立的反向运动。而每个清楚地意识到需要冷静地克服这种虚假投射的犹太人，都不会再承担降临在他头上的不幸，因为这种不幸和降临在所有被迫害者（包括人和动物）头上的不幸一样，已经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