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人与动物

在欧洲历史中，人的观念是通过与动物的区别而表达出来的。人们用非理性的动物来证明人的尊严。古代犹太人、斯多亚学派、教会中的神甫以及从中世纪到现代的许多资产阶级思想的前辈们，都一致坚持认为这样一种对立是存在的，不过，西方人类学却很少持有这样的观念。今天，人们还仍然接受了这种对立。行为主义者只是在表面上把它忘掉了。在令人作呕的生理实验室中，他们对那些毫无抵抗力的动物进行了实验，然后把得出来的公式和结果一股脑儿地用在了人类身上，这一事实表明，他们反而很巧妙地强化了这种对立。其实，他们从支离破碎的动物尸体上所得到的结论，并不适用于能跑能跳的动物，相反，这些结论倒更适用于今天的人。这说明，正因为他残害了动物，所以在所有生命中，只有他和他自己才会自愿像专家们那样，通过理解如何利用牺牲品正在抽搐的四肢，来机械、盲目和自发地这样做。解剖台前的教授把这种抽搐科学地称作反射，而祭坛边的占卜者则称之为众神施恩的征象。只有人类才有冷酷无情的理性，而人类用于得出血淋淋结论的动物，却只知道存在一种非理性的恐怖，知道当它要被宰杀的时候，应该撒腿就跑。

缺乏理性，也就无法言说。而占有了理性，则支配着一目了然的历史，同时也充满着能言善辩的腔调。整个世界都见证了人类的荣耀。不管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不管是角斗场还是屠宰场，从原始部落第一次有计划地将猛犸慢慢地勒死，到我们今天对动物界没完没了的掠夺，所有这些时期，没有理性的动物都不断遭遇到了理性。这种看得见的过程掩盖了看不见的刽子手：遮盖了没有理性的存在，也就是遮盖了动物自身的生存。只有动物的生存问题才是心理学的真正主题，因为只有动物的生命符合心理活动的规律。凡是用心理学来解释人类的地方，人类就已经陷入混乱状态了。凡是借助心理学来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的地方，本来就已经很罕见的人类之间的亲密关系，其范围就会变得更加狭窄，人在其中甚至被还原成了物。想用心理学去理解他人，多少会显得有些放肆；想用心理学去解释自己的动机，则纯粹是假作多情。然而，动物心理学在陷阱和迷宫的游戏中，却没有认清它的真正目的，忘记了只有动物才是它的研究对象，忘记了对灵魂进行检讨和认识。就连亚里士多德也曾经认为动物有灵魂，尽管这种灵魂还比较低级；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过多地注意到动物的实际生存状况，而是把大量精力花在了研究动物的身体和器官，动物的运动和生殖方式等问题上。

动物世界是很具体的。它们没有任何语言可以用来把握现象活动中同一的东西，用来在变化的实物中区别出同样的物种，以及在变化的情境中区别出同样的事物。即使动物不缺乏认知的可能性，但它们的认知非常有限，只能是那些已经被完全确定下来的事物。在事物的流变中，不存在任何可以被标识为恒久不变的东西。因为动物不知道过去，也不了解未来。动物虽然能听懂自己的名字，却从来没有自我；动物既是封闭的，同时又是完全敞开的。动物没有任何观念，所以很难超越每时每刻所产生的新的约束作用。没有舒适感，并不保证动物就能够消除恐惧感；意识不到幸福也不能保证它们就可以减轻痛苦和伤痛。如果把死亡赋予生命，幸福就会变成物质，这样，也就必然会产生清晰的记忆、稳定的认识、宗教的或哲学的观念，简言之，就是概念。幸福的动物是有的，但它们的幸福是多么的短暂啊！动物的生活始终是枯燥和艰辛的，并不会因为思维的舒缓作用而获得宽慰。要想脱离这种空洞乏味的生存状态，就需要具有抵抗力，而关键是语言。即使是那些最强壮的动物也终究是脆弱的。叔本华就把生活说成是在痛苦与无聊之间、在每时每刻被抑制的冲动与无休止的激情之间的无穷无尽的摆动，这种说法也适用于动物，因为动物很难用认识来控制自己的命运。人类各种各样的情感和需求，精神的基本因素，都是扎根在动物的灵魂之中的，然而，动物并不能产生控制作用，只有理性的组织力量才能提供这种作用。最美好的时光在忙忙碌碌中穿梭而去，犹如梦境，而动物是根本不可能把梦境同现实区分开来的。动物既不会从游戏活动转向严肃活动，也不了解从噩梦过渡到现实的苏醒所带来的快乐。

人受到惩罚而变成动物，是各个民族童话不断重复的母题。如果一个人被投入到动物的体内，就意味着他有罪。对所有人，甚至对孩子们来说，这样的变形既是一目了然的，也是最熟悉不过的事情。在最早的文化中，那些相信灵魂转世的人都把投胎在动物身上看作是一种可怕的惩罚和痛苦。动物总是一声不吭，面目狰狞，这正好说明这一转换过程中的人也同样是极其可怕的。每一种动物都可以使人联想到远古时期所发生的某些深重灾难。童话故事就暴露了人们的这种担心。不过，童话王子却把理性保留了下来，所以到了童话王子终于拨云见日的时候，就可以把他的困苦表达出来，童话仙子也就可以把他解救出来。动物则不然，命中注定它们不可能拥有理性，所以它们只能永远留存在它们的形式之中。除非那些曾经做过动物的人，找到一种破除咒语的办法，并最终成功化解了永恒性的铁石心肠。

然而，对理性存在来说，对非理性生物的关爱却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西方文明把这个任务留给了女人。效率是构成西方文明的基础，而女人在这个方面却没有什么作为。相反，男人则必须走出家门，融入了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不断斗争，不断进取。女人没有自己的权利，不是一个主体。除了去照看那些从事生产的人，她们什么也生产不出来；当家庭经济还是自给自足的时候，她们不过是一个慢慢消逝的时代的一种生动的纪念碑。男人施加在女人身上的分工，使女人一钱不值。女人变成了生物机能和自然图像的具体体现，成为了名声的奴隶，而后者恰恰构成了西方文明的主题。千百年来，男人们总是梦想去获得对自然的绝对占有权，把整个宇宙变成一个大猎场。正因为如此，男人的这种观念最适合于男权社会。这就是男人们竭力鼓吹的理性的意义。女人变得越来越弱小了。在男女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不可克服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自然决定的，是男权社会中最卑鄙可耻的差异。当征服自然成为真正的目的时，生物的低贱性就变成了一种醒目的印记，自然赋予生物的脆弱性也变成了引起侵犯行动的关键因素。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教会从来没有错过这样的机会，他们对诸如奴隶制、十字军和惨绝人寰的集体屠杀等公共制度施加了强有力的影响，尽管他们嘴里说着“万福玛利亚”（Ave Maria），但实际上却拥护着柏拉图对女人的评价。饱受苦难的圣母形象不过是母权制留下的最后一丝痕迹。这样的形象当然是需要救赎的。可是，教会在这种形象的帮助下认可了妇女的低级地位。教会真正的后继者是德·迈斯特（de Maistre）。他曾经呐喊：“在基督教国家中，我们只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神圣律法的影响，承认女人的自由，就会看到本来意义上的自由、高贵和活力很快堕落成十足的厚颜无耻。女人将会成为一股能够带来普遍衰败的致命的力量，不久以后，这种衰败就会扩散到国家的各个要害部门。这样，整个国家就会长出疽疮，慢慢地腐烂掉，到处充斥着丑行和恐怖。”〔25〕当勾结在一起的封建骗子们发现自己遭到威胁的时候，就利用巫术去吓唬大众，用巫术来欢庆和确认男性社会打败史前时期的母系阶段和模仿阶段的胜利。宗教裁判所的火刑就是教会异教徒点燃的篝火，它不仅是自然在自我持存的理性形式中获得的胜利，也是对征服自然这种荣耀的庆祝。(https://www.daowen.com)

资产阶级从女人的贞节和礼节那里得到了好处，贞节和礼节是母权制反抗留下的防御机制。女人本身只有代表所有被利用的自然，才能在男权世界获得一席之地，然而，她却始终是支离破碎的。在女人自发产生的逆来顺受之中，赤诚的奉献替代了失败，高贵的灵魂替代了绝望，漂亮的胸脯替代了被强暴的心灵，在她的身上，始终反映着她的征服者凯旋得胜的荣耀。同样，自然也从积极活动中完全脱离了出来，被抛入到严丝合缝的圈子里去，自然只有以此为代价，才能在造物主那里赢得自己的尊严。艺术、习俗以及崇高的爱情，都不过是自然转化成为自己的对立面的标志。正是通过这些标志，自然获得了语言；正是从这种扭曲过程中，产生了自然的本质。美是一条蛇，露出了曾经滋生痛苦的伤口。然而，在男人倾慕于美的背后，总是暗藏着下流的笑声、尖刻的嘲弄和粗野淫秽的语言，强者之所以会对弱者抱有这样的态度，是因为他们竭力不让自己成为惧怕无能、死亡和自然的牺牲品。早先，如果说支离破碎的自然能够把自己的许多忧愁寄托于那些欢蹦乱跳和系着帽铃的小丑，那么，一旦这些身材短小的宫廷小丑不再为国王效劳的时候，人们就找到了女人，把她们变成所有美的事物的看护者。现代的女性清教徒们，则迫不及待地接受了这样的角色。她们与现状完全融为一体，与家庭化的自然，而不是外部野性自然完全融为一体。罗马女奴原来的那种热情奔放、载歌载舞的形象逐渐消失了，到了最后，伯明翰的女人操起了弹钢琴、做缝纫以及类似的行当，直到原来残存下来的放荡举止也都被推崇为父权文明的标志为止。在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下，原来从艺妓那里传下来的口红和香粉，被当成了护肤品；浴衣也成了一件卫生用品。所有一切都被保留下来了。只有在男权社会经过严密组织的制度下，这一切才有可能出现，并且为爱情贴上商标。在德国，卷入其中的女人，完全可以通过乱交（就像她们曾经通过端庄的举止一样），来表明她们对权力的服从；通过混乱不堪的性放纵，来表明她们对理性法则的严格尊崇。

泼妇就是资产阶级在尊重妇女的过程中残存下来的遗迹，今天，她终于向社会发起了进攻。她总是在自己的家里唠叨个不停，并借此向自远古以来就强加在她这个性别身上的不幸进行报复。如果她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这个脾气暴躁的老女人就会在大街上骂个不休，如果哪个没心没肺的人没有站起来表示敬意，她就会敲掉他的帽子。无论如何，男人都应该点一下头，这是这个老女人常有的政治需要，不管是因为她回忆起了祭祀酒神的时代，还是因为她在无法抑制的愤怒中非得打败男人和男人的组织不可。在集体屠杀中，女人所表现出来的嗜血的欲望远远超过了男人。那些表面上把自己装扮成复仇女神，实际上却已经变得服服帖帖的女人们终于幸存了下来，尽管我们的统治者还在忙于塑造两性的身体，使这些身体训练有素，和谐统一，并借此消除自然残缺不全的形象，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女人还是显露出了自然残缺不全的样子。在这样一种大众生产的背景下，复仇女神的叫骂叱责，至少还保留了她自己的某些独特之处，因此，这种叫骂叱责逐渐变成了人性的标志，她的丑陋面孔也变成了精神的标志。如果说在过去几百年，少女的顺从是以忧郁的表情和深情的奉献等形式表达出来的，是一种自然的异化形象，是一个审美的文化产物，那么，复仇女神则最终发现了新的女性职业。她像一条鬣狗一样，匆忙地追逐着文化目标。她总是把贪婪的目光盯在名誉和公众焦点上，然而她对男性文化的感觉却不怎么样，她总要落个失败的下场，给自己再添一份心伤，不过，在男人的世界里，她却总是想着要避免跌跌撞撞，避免表露出她无家可归的形象。孤独的女人经常把科学和巫术的大杂烩当作自己的避难所，经常到枢密院的理想人物和北欧预言家的怪念头中去寻找安慰。她发觉自己已经跌入了灾难。这样，女性反抗男权社会精神的最后一丝痕迹，也被各种不起眼的小团体、宗教教派和业余爱好小组给吞噬掉了。她们在社会劳动的肆意侵犯中找到了发泄的渠道，在慈善团体和基督教科学派的丑陋恶行中找到了神智学的谈资。在这片不毛之地里，她们之所以表露出了对其他生物的同情，与其说是因为社会不许残害动物，还不如说是因为她们对新佛教和哈巴狗产生了兴趣，在今天，哈巴狗那张布满皱褶的脸，就像是一幅古老的绘画一样，令她们回想起了被进步的脚步碾过了的宫廷小丑。同样，这张小鼻子小眼的狗脸，也像突然隆起的驼峰一样，勾勒出了自然残破不全的轮廓。另一方面，大众工业和大众文化也已经学会了如何采用科学方法来制造身体，无论是纯种的动物还是纯种的人。失去个性的大众也不得不言听计从，逐渐忘记了他们所经历和促成的转变，他们不再需要这种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外表了。有时候，我们在报纸的第二和第三版上会看到各种小道消息，在头版上也会看到有关一个人名声的各种令人震惊的事实，除此之外，还会有一些马戏团起火和大型动物被毒死的标题新闻。这些动物再次勾起了我们的回忆，那些中世纪宫廷小丑曾经扮演过的动物，在饱受折磨之后便销声匿迹了，就像在钢筋混凝土的时代里，资本的主人如果没有采取有效的防火措施，也会丢失自己的资本一样。高大的长颈鹿和善良的大象“十分珍奇”，然而在今天，甚至那些最聪明伶俐的孩子都感觉不到它们的消失。在非洲，在地球的最后一个角落，即使为保护日渐缩小的动物种群而付出的努力最终是徒劳的，也还是避免了这片土地沦落成为最近一场战争的投弹区。然而，这些动物还是被彻底灭绝了。在这个理性的地球上，已经不再需要审美的反思了。非妖魔化成为了人类的一个典型特征。支配不再需要神秘的图像了；它只要以大规模工业为基础，就可以生产出这些图像，并把它们作为赢得大众的更可靠的手段。

这样，变形就成了艺术作品的本质特征，残缺不全也成了女性美的另一种光彩，美就是被征服了的自然用来识别自身的伤口，而变形则被法西斯主义所采纳，但不仅仅被当作是一种表象，它还直接得到了那些备受谴责的人的应用。在这个社会里，统治已经不再像在艺术当中那样拥有通过矛盾来表现自身的领域了，也不再用复制来表现歪曲。而这样的表现不仅是美，同时也是思想、精神和语言本身。今天，语言算计、描绘、暴露和煽动着谋杀；却什么也没有表达出来。文化工业也像科学一样，在各种事实中寻找着严格的标准。电影明星变成了专家；他们的表演也变成了自然行为的礼节和得体反应的指南。导演和撰稿人为恰当得体的行为创建了一整套模式。文化工业的精密产品也把变形当成一种纯粹的误差、偶然以及主观和自然方面不健康的东西抛在了一边。偏差只能在实践的意义上允许存在，而且还必须被纳入到理性的领域内。然后，它才获得宽恕。因此，既然自然本身就反映着统治，那么，悲剧和喜剧也就没有容身之地了。统治者极力渲染严峻的局势，似乎还有许多敌人需要被打败，他们极力营造幽默的气氛，似乎在他们眼前还有许多绝望需要被化解。精神的快乐总是与具有代表性的苦难联系在一起的，而他们本身却在玩赏着赤裸裸的恐怖。崇高的爱情总是使自己附着于恃强凌弱的现象，把自己等同于女性美；而统治者直接依附的则是强力。时下通行的社会偶像，就是一张既有智慧又显高贵的雄性的脸。而女人的生存则靠的是劳动，生儿育女，或者是用自己的魅力为自己的配偶争得名誉。她不能依靠自己的魔力超过男人；倾慕会损害自尊。这个世界连同这个世界的目的，都需要一个完整的男人。任何人都不能跳出这个范围去追求另一种理想。另一方面，在公众的眼里，自然却像是躺在大兵怀里的婊子一样，既被抛出了现实生活，又属于很低的层次。只有在权力意识到其本身就是权力的时候，感情才许保留下来。这样，男人也开始像女人那样，屈服于那些冷酷、阴森和倔强的人，用女人的眼光去凝视他的主人。在法西斯主义集团以及它的别动队和集中营里，每个人都从幼小的时代开始，过上独自一人的禁闭生活。从此以后，便埋下了同性恋的种子。只有动物还应当表现出一副高贵的样子。过于臃肿的脸庞，对从自然中降生、从自然中堕落的那段令人尴尬的回忆，变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使自己沉浸在为所欲为的屠杀之中。反犹主义的漫画家们始终了解这一点，而歌德对猿人的反感也可以证明他的人性论的局限。假如工业巨头和法西斯领袖想要些宠物围着他们转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会选择小猎犬，而会选择一些丹麦大狼狗和小狮子。在他们煽起恐怖气氛的时候，这些动物完全可以成为权力的佐料。凶残的法西斯主义巨人，竟然对自然不屑一顾，把动物仅仅看成是一种残害人类的手段。尼采对叔本华和伏尔泰的不公正批判，完全适用于他们：“他们知道如何把对某些人与物的仇恨伪装成对动物的怜悯。”〔26〕法西斯主义对动物、自然和孩子们所表现出来的强烈兴趣，深藏在迫害的欲望之中。他不经意地摸一摸孩子们的头，摸一摸动物的脊背，这说明：那只手具有毁灭力量。在处死一个人之前，他肯定会亲热地抚摸另一个人，但究竟怎样选择，却与受害者的罪过毫不相关。这种抚摸，恰恰说明在权力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人拥有自己的权利。对统治者的血腥目的来说，生物不过是一种物质。这样，领袖就可以把无辜的人当作自己的工具，不管他有没有价值，也不管有没有确切的理由，就把他们拘捕起来，斩尽杀绝。自然仅仅是一个垃圾堆。只有那些狡猾的权力才会八面玲珑，幸免于难。于是，这种权力再次完全变成了自然；同样，现代工业社会的整个精密机制也不过是被搞得支离破碎的自然而已。如今，已经不再存在任何可以表现这种矛盾的媒介了。在这个顽固强硬的世界里，一切艺术、思想和否定性因素都已销声匿迹，任何矛盾也都已荡然无存。人们不仅彼此完全疏离开来，同时也远离了自然，因此，他们所有人都只知道他们自己的要求和伤害。每个人都已经变成了一个要素，这种要素可能是某种实践的主体或客体，也可能是不值一提的东西。

在这个摆脱了幻想的世界上，人们丧失了反思能力，再次变成了最聪明的动物，并忙着去奴役宇宙间的其他事物（他们始终认为这些事物是不可分解的），他们不再把对动物的尊敬看成是感情上的，而是把它看成是对进步的背叛。根据新近出现的反动传统，戈林把动物保护与种族仇恨联系了起来，把德国路德宗对杀人取乐的喜好与贵族狩猎的高贵仪态联系了起来。两条截然对立的阵线被明确地界分开来；谁要是反对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7]和戈林，谁就同巴甫洛夫（Pawlow）和进行活体解剖的人站在了一起。谁要是犹豫不决，谁就是两个阵营共同攻击的对象。他不仅应该听从理性的安排，而且还一定要作出选择。如果想要改变这个世界，就绝不能陷入小团体的泥潭中不能自拔，而不管算命先生从中打出了什么政治宗派主义、空想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旗号。正因为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依附于某种行之有效的历史力量，也从来没有趋附于工业社会所趋向的哪个极端，所以，他最终丧失了其本质，他的思想也不可能具有牢固的基础。只有现实的，才能是合理的。这就是进步留下的遗产：谁要是躲在一边，谁就得不到丝毫的帮助。任何事物都似乎要仰仗社会，就连那些最精确的思想也必须紧紧维系着占据支配地位的社会取向，否则，它就会堕落成一种古怪的念头。要想形成这样的认识，就必须把现实中的所有势力全都联系起来，并从根本上把人类社会理解成一个大规模的团体。倘若这样的声音不符合某个社会部门的要求，就会使其全体成员产生无法控制的愤怒。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人们已经变得支离破碎，但还是要发出另一种声音，也就是说，一定要把自然从国家主义和民俗学者的谎言中解放出来。当人们掠过刺耳的嚎叫，听到了这种声音，哪怕只是转瞬之间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惊栗的震颤，这种声音在每个动物的内心中，甚至在其自身已经被理性化了的破碎心灵中发出了回响。尽管这种声音所揭示出来的方向是既是现实的又是盲目的。自然本身既不像古人所说的那样是善良的，也不像晚期浪漫派以为的那样是高贵的。既然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模式和目的，它就必然会是反精神，是谎言和兽性。只有当人们认识了自然的真实面目以后，自然才能成为生存对和平的渴望，成为这样一种意识：即它从一开始就激励着人们，毫不动摇地与领袖和他的集团展开一场较量。统治行为及其无法逃避的抉择，并不会受到与它同流合污的自然的威胁，只有当人们重新回忆起自然的时候，它们才会受到自然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