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养老基金拥有公司权力吗？

在发行的股票中，现在大约有一半掌握在所谓“机构投资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s），比如共同基金、银行信托部门、企业养老基金、工会养老基金以及公共雇员养老基金这样的实体手中，人们希望这些机构通过负责任的方式将别人的钱投资到其他金融机构中。从20世纪80年代晚期到90年代早期，好几家公共雇员和工会养老基金——它们的资产总额不低于所有养老金资产总额的15%——似乎开始努力进入企业的会议室，试图迫使公司做出政策上的改变，甚至改组管理层。它们的行为使得“投资者资本主义”（“investor capitalism”）的可能性陡然升高，在这种资本主义体制下，政府雇员和工会能够挑战企业共同体内部传统所有者和经理主管的特权和权力。[49]

这一努力开始于1985年机构投资者委员会（Council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的创立，该机构将公司改革者和来自加州、威斯康星以及纽约市的雇员养老基金的领导者团结到了一起。在加州退休系统主管的领导下，这些改革者做出了各种努力试图来影响公司的行为，包括引入各种股东决议（stockholder resolutions）号召对股东的关注给予更强烈的回应。虽然所有这些方案都被压倒性地否决了，但是，有一些公司确实改变了它们的政策，允许在就这些股东决议投票时采取保密措施。1989年，在“美国企业圆桌”成员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机构投资者秘密推动对通用汽车CEO低利润问题进行批判。在这场攻击开始后不久，通用汽车的CEO就被免职了，新的政策被采纳。接下来还发生了好几场公开斗争，针对的都是赢利状况不佳公司的CEO，而且这一运动似乎也受到了人们的称赞。[50]

但是公司养老基金和其他私人养老基金的经理人却从未参与到这场运动中来，而正是他们控制着绝大多数由机构持有的公司股票。此外，针对企业经理人的稚嫩挑战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达到高峰之后几乎夭折，因为公共养老基金的活动分子吸收了民选官员和董事会中某些官员的批评意见。1996年通过对机构投资者委员会的领导层进行更换，这种官员对公共退休基金的支配（reigning）得到了强化，后来又纳入了包括公共和工会基金在内的保险公司、共同基金以及公司养老基金。虽然公共养老基金会里的激进分子反对挑选公司养老基金的代表来领导“机构投资者委员会”，但是委员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对“行动主义”（activism）缺乏热情，他们还是选举了TRW养老基金会的一名董事作为自己的主席。[51]这次选举被普遍解读为对工会基金会的领导和公共雇员基金积极分子的一次断然拒斥。[52]

2000年9月，许多领头的激进分子对他们的努力进行了反思，对大多数机构投资者采取的谨慎路线表示失望。“机构投资者委员会”的执行董事声称他们已经“赢得了一些轻松的战役”，比如能够随着公司的授权书一道将没有约束力的股东提案派发出去，但是，有可能仅仅是因为给经理主管写信质问他们为什么忽视了改革者的提案，这一点小进步就结束了。因此，该执行董事认为这场运动正处在转折点上，并且谈到了“寿终正寝”（“closing up shop”）的问题。[53]到了2003年时，以对那些心灰气馁的领导人的访谈为基础，《纽约时报》报导这场运动为“不曾存在的革命”。[54]2004年，“机构投资者委员会”的执行董事宣布辞职，她对企业养老基金会和工会养老基金会代表之间的冲突已经心生厌倦，双方都只是为自己服务，为改革的努力设置障碍。[55](https://www.daowen.com)

这时再回顾一下这场运动最为兴盛的那段日子，也就是大约从1988年到1992年，几乎没有什么成果得以实现。得益于证券和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1992年通过的裁决，现在小股东们之间相互联系也许比以前要容易一些，但是人们并没有通过什么与企业治理有关的股东决议。

最终，负责公共雇员养老基金的积极分子的成功，取决于自由派—劳工联盟在选举时，支持或至少容忍对私营企业管理层进行挑战的议员和州长能否获得成功。当共和党的州长们和保守主义的议员们对养老基金领导人的活动提出质疑时——1994和2004年他们在加州就是这么做的——养老基金被迫降低其姿态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与公共养老基金积极分子的期望相反，在美国，大型公司仍然由下面这些人联合掌握：公司的高层经理主管、关注其掌握的公司股票价格的逐利型金融机构、个人大股东——而所有这些人在董事会中通常都有自己的代表。不过，日复一日地运营这些公司所需的权力，却掌握在CEO以及他或她在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一小撮支持者的手中。CEO和公司里的其他高管正是接下来两章要讨论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