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大图景

本书从两个看似悖谬之处开篇：高度竞争性企业的老板和经理人之间如何发展出一股政治合力来影响政府政策？大公司在这样一个民主国家如何能够拥有如此之大的权力？通过前面各章一步步逐层深入的论据和论证，本书提供了一个能够解释这些矛盾的理论基础，即美国权力的阶级支配理论。

支配意味着某一团体或阶级的命令能在相对较少反抗的情况下被执行，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一团体或阶级能够建立起日常生活中被遵守的规则和规范。支配，换个说法，就是大的分配性权力（distributive power）的制度化后果。以企业共同体为基础的，老板和高级执行官的上层阶级，在这一定义下就是一个支配阶级，因为他们拥有的各种分配性权力的累积效果导致了大多数美国人接受他们的政策。在美国，行为的例行方式依据的是企业共同体所需要的规则和规范，它们能够让企业共同体保持不断增长和获利。

支配阶级的总体分配性权力首先是建立在它所掌握的结构性经济权力的基础上，支配阶级之所以能掌握这种权力是因为它的成员都是各个企业的老板和高级执行官，这些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出售商品和服务以获取利润。企业共同体成员所掌握的投资或撤资，以及雇用或解雇员工的权力，导致了这样一种政治环境：由选举产生的官员试图尽其所能地创造一个有利的投资氛围，以避免因经济衰退而下台。这一结构性权力又通过复杂的政策研制网络制定新政策的能力而得到增强，而上层阶级之所以能制度化这一网络则是因为共同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关联使得企业共同体产生了足够的团结，在几十年里始终维系这样一种努力。

但是，如果宪法所包含的谈判和妥协不曾带来一个意料之外的两党制的话，即使是这些权力也还不足以产生一个极端的阶级支配体系。在两党制中，南北两方的富人分别控制了其中一党。无论在过去和现在，这都反过来又造成了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笔竞选献金的、个性导向的候选人竞选过程。政党初选制度就是对这样一个狭小的两党制的调适，而这又为某些反叛的自由主义者和工会主义者提供了机会。

结构性经济权力和两党控制，加上苦心经营的舆论塑造网络，导致了这样一种政体的形成，在其中很少或没有组织化的公共舆论可以超越权力精英内部经过辩论以后设置的限制。不存在相应的组织基础来形成替代性的公共舆论，而且直到现在，政治体系中也不存在一个将替代性信息传递给政府的渠道。

最后，国父们精心设计的分立和紧缩的政府体系导致了一个相对较小的联邦政府，很容易被富有的和高度组织的私人所渗透和影响，不管后者是通过国会、行政机构的各个部门还是立法机构。结果是，在“谁受益”“谁统治”和“谁获胜”这三种权力指标中，大公司的老板和经理人都得到了很高的分数。他们比任何其他资本主义民主制中的同类人获得的财富和收入都要多得多，他们通过权力精英在关键的政府职位和决策制定团体中都得到了广泛的代表。在那些政府立法考虑的议题上，他们赢的时候比输的时候要多得多——尽管在面对20世纪30年代的劳工斗争时，由于内部不够团结，他们曾经被击败，有组织劳工从此变得更加独立，收入和权力也比过去任何时候所拥有的都要多。

许多美国人都有一种赋权的感觉，这缘于他们所拥有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以及只要足够努力就能够在体制中上升的信念。那些拥有文凭和（或）稳定工作的人有一种受尊重的感觉，因为这个国家没有对普通收入者或低收入者的公开歧视。自由主义者和左派仍然能够保留希望，因为在最近的几十年里他们在帮助扩大妇女、有色人种和同性恋者的个人权利和自由方面获得了成功。但是个人权利和自由并不必然加总为分配性权力。在个人自由和权利增加的同一时期，公司权力也变得更加强大，因为工会数量骤减、自由派—劳工联盟陷入分裂。这一分析意味着，尽管存在个体自由和选举权的扩展，但是阶级支配仍然存在。

对几种理论的批判

现在我们可以根据本书所展现的经验发现对第一章所勾勒的三种理论——多元主义、国家自主论和精英理论进行评估了。多元主义者十分看重公共舆论影响政府官员的力量，但实际上甚至只有非常少的志愿组织会认为议论政治议题并借此形成任何团体意见是恰当的。[1]此外，多元主义者提供的例证几乎都是交互作用的，也就是说它并不能告诉我们任何因果联系。以交互作用为基础的多元主义者忽视了舆论塑造网络（第五章）在将公共舆论变成与权力精英的政策偏好相一致这一方面的角色，同时也忽视了公众对于一系列广泛的经济议程——如政府对失业者的雇用、政府支持的医疗保险、更高的最低工资——的自由主义偏好从来没有被完全满足过。

多元主义者还宣称，选举时的投票对于立法有着主要影响，但这只是建立在理论证明和其他国家的经验的基础上的，而不是基于美国选举的经验。它没有考虑到第六章所展示的一些因素冲淡了这一可能的影响。特别是，它忽视了两党制使得候选人有意模糊政策偏好以赢得中间选民，导致官员们在竞选时说的是一套，等当选后做的又是一套。它同样也忽视了南方富人直到最近都在民主党内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以及国会中的保守主义投票阵营的否决权。

多元主义者认为，公司老板和经理人内部四分五裂，因而无法形成对政府的主导，但是这一观点却被第三章所展示的公司经理人如何通过一系列的社会机会和经济激励被吸收到上层阶级之中这一证据否定了。他们声称公司之间只能形成狭隘的利益集团，但是却忽视了第四章所展示的通过共同所有权、连锁董事权和对政策研制网络的参与而形成的高度团结。

多元主义者最近还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观点是，一种“新自由主义”正在上升，其中公民的院外游说活动激增。[2]这一观点特别强调自由派和基督教右翼之间就文化价值展开的斗争，它注意到自由派总是获得了胜利，但是这种性质的自由派胜利却不能为分析公司权力提供任何东西。“新自由主义”版本的多元主义承认大的基金会，尤其是福特基金会，在很多公民团体起步之时资助过它们，但是却声称这些团体现在已经通过直接邮寄的筹款方式和其他方面的努力在资金上取得了独立。事实上，正如第四章和第五章所示，大多数自由派团体，包括低收入少数族群的倡议团体，仍然十分依赖基金会的资助。更概要地说，将基金会的资助对这些组织的影响最小化，也就忽略了余钱（discretionary money）在任何一个组织的运转中的重要性。

所有的环保组织都被当作这一新自由主义的一部分，但是在第二章中，我们已经揭示了，在匹兹堡和洛杉矶等大城市，企业共同体与增长联盟之间就干净空气的矛盾给了环保主义者首次真正上位的机会。[3]此外，第四章也揭示了，关心环保政策制定的核心团体仍然受到大基金会的赞助，同时也是政策研制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强硬的环保主义者在使舆论关注环保议题上获得了极大成功。他们创立了各种监督团体，这些团体的报告在发布时受到了大众媒体的极大关注。他们还发展出各种控制污染的新想法和新技术且被企业共同体勉强采用。他们的活动对于组织一些特定的开发项目以及保护原始森林来说至关重要。但是自1975年起，他们就再也没能够通过任何企业圆桌会议所反对的立法，他们还经常与温和的环保主义者之间闹不和。环保运动，特别是其中的自由派一翼，在权力这个层面要比它的公众形象所体现的边缘得多。[4]

从20世纪60年代的公民权和反战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消费者运动同样也被拿来作为新自由主义成功的一个例子。很大程度上受到拉尔夫·纳德所做努力的启发，1967到1974年，这一运动带来了很多新的消费者保护法案的通过。1976年，吉米·卡特上台以来，任命了美国消费者联盟的领袖为农业部副部长，任命纳德国会监督团体的领袖为全国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主席。除此之外，一个颇有威望的学者被任命负责职业安全和健康监察局，一名曾帮助起草过很多新消费者安全法案的参议院幕僚被任命为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主席。

然而，没有多少证据能够证明自由派权力在这里面的存在，因为相关的商业团体要么同意立法，要么强行修订使其可以被接受。尽管美国商务部记录了它日常的抗议，但是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消费者保护立法却很少或几乎没有什么商业上的反对。一个重要的例外，是汽车工业对《全国交通和机动车安全法案》（National Traffic and Motor Vehicle Safety Act）的反对，这项法案是一项成功的努力，迫使它们生产更加安全的汽车。[5]

消费者活动的深刻缺陷早在1978年就已经显示出来，当时它在通过一项旨在建立消费者保护局的温和提案上失败了。它构想的这个机构没有执行法律、颁布规则的权力，仅仅是收集信息和在消费者团体与联邦政府打交道或要求对政府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时帮助他们。即使这样，企业圆桌会议和其他企业组织也强烈反对这一构想，它们通过圆桌会议的消费者议题工作小组来表达不满。尽管这一提案在1975年在参众两院都获得通过，但是最终没有送到白宫，因为福特总统说他一定会投否决票。两年后，尽管新上任的民主党总统表示了支持，但是众议院的保守主义联盟却否决了它。

消费者运动寻求立法规定更大企业责任的努力也全都以失败告终。国会拒绝审议针对企业的联邦宪章构想，让企业得以继续在只有很薄弱的法律调控它们的情况下渗透到各个州政府。试图增强股份持有者权利和强化公司犯罪法的计划也都被否决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接踵而来的新议案激起了国会强烈的反弹，后者很快被汽车经销商、葬礼承办人和其他商业团体的抱怨给淹没了，这些商业组织感到自己的利益被牺牲了。每一个改革都失败了。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极端保守主义者甚至试图将联邦贸易委员会给整个取消，好在企业共同体中一些相信它还有些用处的中间派将其保了下来。[6]

从20世纪90年代的立场来审视消费者活动家的成败，一份对消费者运动最详细的研究显示，多元主义者关于70年代开始的“新”经济调控与之前的调节有所不同的观点是错误的，虽然它往往覆盖了更加广泛的产业目标。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说，该研究的作者们认为，商业才是利益群体间的支配性力量，尽管非商业性的利益群体在20世纪70年代有所增加。[7]

对团结起来的企业共同体来说，20世纪60年代以来唯一重要的败北，是70年代“职业安全和健康监察局”的建立。企业的领导们对此强烈反对，因为它不仅有可能成为扩大政府经济调控的先例，而且有可能成为工会的壁垒。然而，如同我们在第七章所指出的，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个机构反而让企业权力获益颇丰，使其得以超越某一具体法案的得失，而在总体上由权力精英主导整个政府。到了20世纪80年代，有详细的研究显示，企业共同体已经将这个机构变成了一个“政治囚犯”，它们在提供信息上拖拖拉拉，修改立法来限制它的权力，在获得法律胜利后进一步削减其权力和预算，使得它的监督能力越来越弱，越来越表面化。[8]就好像是为了让这个例子对多元主义者来说更加难以理解一样，这些变化发生的同时，却也是公众正强烈支持加强工作场所的安全法案的时候。

国家自主论者强调政府的独立权力，这是一个有用的入手点，因为历史和比较研究显示，政府的确具有自主的可能性。[9]然而，本书显示，这一可能性在美国却并没有表现出来。国家自主只有在政府是一个统一体，且相对不那么容易被私人组织的雇员和代表所渗透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但这两个条件美国政府都不符合。如下文中将要解释的那样，由于历史原因，美国政府是一个分裂的政府，且完全向各种外部势力开放，因而很容易受第六章所揭示的选举过程中的宰制关系的影响，以及第七章所描述的企业共同体和政策研制网络的任命的影响。权力精英在私有部门和政府之间的流动模糊了企业共同体和政府的界限，而这一点并不符合国家自主的理念。

国家自主论的理论家强调政府的制度结构——比如，它是议会制还是总统制，集权还是分权——在形塑政党制度和政治策略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10]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观点，它与美国的阶级支配理论十分相配。第六章显示，独立的行政分支的存在，以及基于州和选区的国会选举，是两党制如此有力的原因，这也使得自由派—劳工联盟很难发展出自己的组织基础。此外，在历史上，由于大多数执行部门缺乏大型的规划班子（planning staffs），从而使得私人政策研制网的繁荣成为可能。而且，美国政府在联邦、州和地方层面上的分工，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大多数城市中“增长联盟”会如此强势。

国家自主论者相信预算和雇员数目的增长意味着该政府部门或机构权力的增强。更加普遍的情况是，联邦政府的持续扩张有时被说成是国家官员权力的绝佳证明。但是，当国家自主性理论家使用联邦预算和雇员人数作为权力指标的时候，他们犯下了三个方面的错误。第一，政府的规模并不必然能够说明它是如何受到控制的。政府可以扩大，但是，可能仍然受到企业共同体的控制。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替代历史研究所使用的一个或多个权力指标。第二，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政府扩张是在州和地方层次，这与独立的联邦政府自身获得了更多的资源这一想象不符。第三，有关联邦政府预算的一项最为详尽和复杂的研究表明，从1950年到1977年，当各种偏差因素（比如通货膨胀）被考虑在内的时候，预算的规模在GDP中的比例实际上下降了8.8%。[11]1980年之后，这一下降的趋势仍然在继续：到2000年时，联邦开支已由占GDP的21.6%下降到18.7%。在21世纪的头4年里，这一比例又开始上升，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军费的疯狂增长（甚至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事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以及公办医疗保险支出和农业企业补助的增加。但是没有人会声称，布什政府是国家自主性理论的例证。

联邦政府雇员人数的数据也与国家自主性理论的期望相悖。在20世纪90年代，无论是在绝对人数上，还是占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联邦的文职和军事雇员的人数都有所下降。此外，大部分的政府雇员从事的是军事及其相关业务。一项针对执行层各个部门的比较研究发现，与国防部相比，其他所有的部门都相形见绌，在将军事人员包括在内的所有联邦雇员中，国防部雇用了超过一半的人员。即使只是计算文职人员，与其最接近的部门相比，国防部的人数也是它们的3到7倍。

国家自主论者关于专家在制定新公共政策上发挥独立作用的宣称也被第四章所讨论的专家作为政策研制网络的一部分这一事实所否定了。当国家自主性理论家指出这些专家提出了许多新政策思想时，他们是正确的，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大多数重要的专家都是由政策网络中的一个或更多组织所挑选和资助的，他们的思想在提交到报告和建议中之前，就已经过了企业领导的讨论和评估。

精英论者强调权力的组织基础，这为理解当代的权力结构提供了重要的洞见。组织的确是权力的基础，因为它们的领袖可以要求更多的资源，获得比科层制秩序中处在他们之下的人更多的信息，还可以奖励追随者、惩罚批评者。他们可以影响较低层级的职位，从而使雇员的灵活性和可获得的信息受到限制。他们可以与其他组织的领袖结成联盟以增强他们自己的地位。精英论者还强调上层阶级仍然受到其他精英利益的挑战，普通公民有时也有能力影响精英的活动，尤其是当精英之间相互冲突时。[12]

然而精英论者并不完全接受在美国企业老板和经理人支配着其他精英这一说法。第六章表明，大多数选举上台的官员都依靠富有的家庭和企业领袖作为他们最初的财政支持，而军事领袖则是由赢得了行政分支控制权的文官来任命。精英论者也不愿完全承认，植根于政策研制网络和其他非盈利组织的阶级偏见，使得这些组织的领袖和专家都从属于企业共同体的领袖。对阶级的忽视也导致了精英论者低估了企业支配的组织与工人阶级的组织，特别是工会之间的分歧。一旦工会建立起来了，工会领袖的确会与企业导向的组织的领袖一起共事，但是他们的很多目标却仍然是以阶级为基础的。还有，工会领袖自从20世纪30年代末以来就一次次地被企业共同体所打败，这使得他们已经沦为至多二流的精英。

因此，正如本书所展现的，只有把阶级和组织理论的洞见结合在一起，才能解释美国权力精英的强大。资本主义生产出一个拥有巨大经济资源、在政治权力上也潜力无限的所有者阶级。它同样也生产出不断发生的阶级冲突，这些冲突围绕工资、利润、工作规则、税收和政府管制而展开。作为回应，企业大亨建立了一系列的组织来制度化和合法化他们的阶级资源，使其得以能够容纳和消解阶级冲突。阶级之间的互动，以及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美国组织顶端的组织性强制，导致了美国现在的阶级支配的格局。

企业共同体为何如此强大？

这样一个高度集中的企业权力是如何成为可能的？我们可以通过比较美国的历史与欧洲一些民主国家的历史来回答这个问题。有两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历史原因可以解释美国的阶级支配。第一，企业共同体在美国之所如此强大是因为它不需要同封建贵族、强大的政府或者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教会科层制竞争。第二，工薪阶层作为一个阶级在美国比在其他民主国家要弱得多，因为他们从来不曾在经济或政治体系中建立起一个组织基础。

这些历史原因导致了一个分权且相对而言弱势的联邦政府，这一点对于理解现代美国的企业支配非常重要。美国在革命之前是作为一组各自孤立的殖民地而存在的，它只是被代表英国国王且由其任命的总督宽松地管辖着，因为殖民地政府非常小，这就给富有商人和奴隶主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作为殖民地资产阶级的代表，美国的国父们，为了适应南方奴隶主和北方商人与工厂主的要求，建立了一个权力分散的、有限的政府。他们特别照顾到南方富人们对于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可能会在工业化之后废除奴隶制的担心。尽管他们对于联邦政府的规划因为南北两方对于奴隶制扩张到西部上的分歧并最终导致自相残杀的内战失败了，但是内战之后南北富人又再一次地坐在一起，共同对抗联邦政府的任何部门或计划，只要后者可能会有助于在工厂或农田里靠自己双手工作的劳动者。南北富人之间的这一协定到了20世纪30年代就演变成众所周知的保守主义投票阵营。

联邦政府之所以一直弱小，也是因为在美国的周边没有任何危险的敌对国家存在。除此之外，英国海军的威慑也使得其他欧洲国家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不敢觊觎美国的土地，在一战中美国的参与也为时很短，且不用担负任何战后欧洲的军事义务。因此，美国直到二战之前都没有一个固定的军队体系。相反，那些从与敌对国家的残酷竞争中生存下来的欧洲国家都有一个很强大的中央政府，同时还有规模庞大的军队。这些国家带着与旧贵族纠缠不清的强大政府步入现代，因此资产阶级必须通过竞争来取得权力。结果造成了更加复杂的权力格局。

在这样的背景下，到了19世纪下半期，大的企业就已经出现了，远远早于任何所谓的国家层面上的“大政府”出现的迹象。这些大企业和它们所参与的政策研制网络能够在影响各种管制机构甚至白宫——它们在20世纪逐渐变得重要起来——上扮演主要的角色。在二战期间，权力精英还支配了庞大的军事机器的创建。[13]

与早期南北富人之间的分歧相比，普通美国人在建国之初的差距要更大——在北方是自由的白人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南方则是黑奴。这样的分化因为东欧和南欧移民在19世纪的到来而加剧了，这些移民被那些已经站稳脚跟的北欧血统的技术工人视为对他们所把持的供小于求的劳动力市场的威胁。[14]更糟糕的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克服这些分化，因为鲁莽的活动家难以在政府被资产阶级所主导的北方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工会。

尽管有这些问题，北方的工人阶级运动同英法工人阶级运动在19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的状况还是很相似的。此后，工人运动建立以阶级为基础的组织的努力被高度组织化和暴力倾向的雇主给挫败了，后者得到了在雇主主导的政党控制下的当地和州政府的支持。在这样的环境下，只有技术工人才能够成立工会，且通常是在存在着大量高度竞争的小业主的商业部门，如建筑业、煤矿和制衣业。相反，英法的资产阶级却受仍然由土地贵族和行政精英支配的政府的压力，而与工会达成妥协。[15]

更概括地讲，19世纪80年代到1936年间的多数大规模组织工会的活动都是被政府军队和企业控制的私人武装治安力量所破坏的。用来对付美国劳工运动的暴力要比其他任何一个西方民主国家的劳工运动所遭受的要多。直到1937年初，富兰克林·罗斯福竞选连任获得压倒性胜利后不久，同时伴随着自由派州长在宾夕法尼亚州和密歇根州的上台，工业工会才第一次得以在北方的某些州组织起来。受竞选成功的鼓舞，同时面对高度组织化的工会活动家，由选举产生的官员拒绝在工人占领工厂时派联邦军队或州警察去逮捕他们。[16]

对企业领袖要求武装干预——理由是静坐罢工是侵犯私有财产的一种形式——的拒绝标志着，在美国的历史上，政府力量第一次没有被用来镇压一场大罢工。[17]结果是汽车、橡胶和其他重工业中的工会组织者最终获得胜利。然而，仅仅在一年之后，俄亥俄、印第安纳和伊利诺斯等州的州警察就帮助工厂镇压了在钢铁业中组织工会的罢工者。[18]到了1939年，工会成员数目的增长中断了。直到二战期间，出于全国团结的需要，在政府的帮助下，工会的重新增长才成为可能。在一些亲工人的作者所进行的工会运动研究中，这一历史顺序时常被弄混了，他们忽视或者低估了政府的角色，而完全聚焦于工人的勇气和左派对草根阶层充满技巧的领导。有组织的劳工和富于技巧的领袖的确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正如一位专攻左派社会运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在很多对这一短暂的工会壮大浪潮的分析中，“政府干预以及与民主党联盟的核心重要性”被掩盖了。[19]

尽管工人获得了一些选举上的胜利，但是他们试图在政治体系中取得一席之地的努力还是失败了，因为政府结构和选举规则只能导致一个两党制的体系，正如第六章所诠释的那样。因此，没有什么途径可以让人们组织起来，创立新的方案，来超越黑人—白人以及新移民—老移民这样的区隔。再一次地，情况与欧洲国家有所不同，主要是因为在欧洲国家，议会制度让工人或社会主义政党的成长更具现实的可能性。[20]

美国工人还得承受这样一个痛苦的事实：他们无法与中产阶级和富足的自由主义者结成一个稳固的联盟。组建联盟的困难根源于欧洲国家所没有的两个特殊原因。首先，19世纪末发展起来的小型贸易工会运动强烈地反对政府，因为它认为政府被资本家所控制着。因此，自由派运用政府来规训和改革大企业的企图在他们看来就显得大为可疑。其次，自由派和工人政党的缺席导致没有一个潜在的让联盟可以借此“求同存异”的议事平台。[21]直到1935年之后，民主党才部分满足了这一需求，当时，在新政形成的更大范围联盟的背景下，新的产业工会运动的领袖与自由派组成了一个自由派—劳工联盟。[22]

由于在工会层面缺乏一个组织基础，同时又缺少一个政党可以形成和推广一种普遍的、亲政府的精神气质，因此美国的工人阶级就没有太大的可能，来克服主导美国社会的强烈的个人主义和种族偏见。于是，在没有加入工会的白人工人们中间，这些分化的导向历久不衰，且在组织工会和选举模式等事情上凸显出来。

在结束美国的企业共同体为何如此强大这一讨论之前，有必要强调一点，那就是美国这样极端的阶级支配情形并不意味着阶级支配在任何地方都存在。事实上，阶级支配的普遍性一直是社会科学争论的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学派认为统治群体通常都是掌握生产资料的经济阶级，尽管它也强调政府的自主性或复杂的权力结构在大规模社会变迁的时期也有可能存在。它还认为所有者和无产者之间的斗争是历史变迁的主要决定因素。[23]

非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家则质疑阶级支配和阶级冲突是否总是处在权力格局的核心。他们相信，有着各自独立的组织基础的政府、军队和宗教精英，都有独立的地位，在西方历史的某些时刻和地方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例如，他们认为文明化破晓时期的帝国就被国家统治者而不是有产者所支配，罗马帝国的军队要比有产者拥有更大的权力。即使在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之后，封建地主和国家领袖依然比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还要强大。[24]

本书不打算给这一长期论战下一个最终结论。这与本书仅仅试图展现和解释美国的阶级支配的主旨关联不大。本书的研究只是聚焦于一时一地，因而它得出的阶级支配的结论与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权力理论都不矛盾。

本书也并不暗示美国表现出来的阶级支配的极端程度在未来一定就是不可改变的。本书认识到，权力结构一直处在变动之中，苏联和平解体以及南非种族隔离和白人统治体制相对和平的终结就是以最戏剧化的方式表现了这一点的两个例子。显然，美国没有如此大规模的变迁，但是民权运动所创造的美国权力结构变迁的潜力，将在最后一节中得到讨论。

美国政治的变迁

北方富人控制共和党、南方富人控制民主党，由北方共和党人和南方民主党人组成的保守主义阵营在与阶级有关的议题上控制国会，在这样的情势下，在美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候，几乎没有什么机会通过选举制度来推动平等的社会变迁。那些对社会不满的人只好投身于选举体制之外的社会运动中去，试图以此来获得新的权利，某些时候还包括了选举权。在挑战企业共同体方面，反核运动的成功是最近一个体现了社会运动力量的例子。[25](https://www.daowen.com)

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也最广为人知的社会运动，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民权运动，它不仅改变了南方美国黑人的生活，使全国范围内黑人中产阶级的成长成为可能，而且还改变了美国权力结构的潜在本质。它为未来开创了新的政治空间。特别是，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使非裔美国人能够在南方的民主党预选时挫败公开的种族隔离者和其他极端保守主义者，使得后者被迫投向了共和党一方。这反过来又为将全国层面上的民主党塑造成自由派—劳丁联盟创造了机会。黑人选民对保守的民主党人施加的压力，加上二战之后南方逐渐工业化，使得南方的企业共同体与它北方的同行们更加相似。[26]当民主党再也不能满足其保持黑人弱势地位的历史功能时，富有的白人保守主义者投向共和党的阵营就显得十分顺理成章了。

尽管对白人富人来说，南方变化的政治经济使得对黑人的完全压迫变得不再那么重要，民权却并不是那么轻易得来的，也不是简单地通过改变公共舆论就可以实现，虽然大多数美国人到了1964年几乎都已支持黑人对公民权利的诉求。实际上，如果没有这场运动所激发的社会动荡，1964年和1965年的《民权法案》就不会通过，因为尽管存在着道德上的压力，以及舆论对黑人的明确支持，保守主义投票阵营还没有准备好妥协。北方共和党在这一议题上也一直没有打算抛弃南方民主党，直到面对国内各个城市即将到来的社会骚乱时，权力精英才决定采取行动让南方与全国其他地方在对待黑人的问题上保持一致。也只有到了这个转折点上，才有足够多的共和党人最终与南方民主党决裂，从而结束了为期13周的冗长发言——这也是参议院的历史上最长的一次。[27]

民权和选举权立法通过以后，南方白人富人又用种族歧视和宗教保守主义来吸引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的南方白人同他们一起加入共和党。在总统选举上，这一分流导致了在1932年到1968年间占据主导地位的新政联盟的解体。结果造成了共和党在随后的1968年到2008年的这么长时间里，只有12年的时间没有将总统宝座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还造成了，一个全国范围的保守主义共和党主流逐渐巩固并最终在1994年同时控制了参众两院。之所以在国会中民主党的败退没有发生得更快，首先是因为很多南方民主党人拥有的资历赋予了他们在全国政治上很大的权力，只要民主党能够维持住国会中的多数席位的话。

南方白人仍然在地方上控制着民主党，同时却在全国大选时投共和党的票。结果造成了民主党体系从1968年到1994年一直处于分裂。当共和党在1994年取得国会的控制权后，南方富人及其政客们很快团结到共和党周围，同时众议院中的一部分南方民主党人也改投共和党。南方共和党在2002年和2004年拿到了他们所在地区的参议院席位，同时在众议院中也增加了不少席位。

然而，从长远看来，民权运动在美国历史上首次开创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强大的、可以利用民主党作为组织基础的自由派—劳工联盟的可能性。它可以让民主党发展出一套独特的议程和形象，这些议程和形象比知名度、个性或是竞选资金等还要重要得多，因为它可以让选民对其产生更加强烈的认同。因此，民主党的开放在全国范围内规范化了美国政治。结果是，两党比以往任何时刻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取向上都要不同。与仅仅10年或15年前的情形不同，已经很少有民主党人比最温和的共和党保守了。[28]

全国性的自由派—劳工联盟如果想要成功，至少需要在参议院中得到60个席位，这是打破一个冗长发言所必需的数目，还要在众议院中占多数席位，同时要有一个持温和或自由主义取向的民主党人当总统。要想在国会中拿到这么多席位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有南方和大平原各州的保守主义阻碍。一个可能的机会是在南方14州建立一个“由黑人和白人自由派组成的投票联盟”，这14州拥有大概30%的国会席位，因此也就需要30%的选举人团票以赢得总统大选。另一个可能的办法是在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和内华达州所属的仙人掌地带（cactus corner）有所作为，在这些地方，倾向于民主党的西班牙裔移民人口正在大幅度增加。但是以上两种途径中，都必须考虑到社会议题的复杂性，因为南方的黑人（与白人）以及西南部的西班牙裔移民在社会议题上都没有北方民主党人那样的自由主义态度。

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财富分配上处于底层的那80%的人口其生活就一直不断地衰落，且与处于财富分配顶端的20%的人口相比只拥有后者所拥有财富的1/5，但是民主党内自由派、有组织劳工和左派的联合力量却没能很好地利用这样一个结构性的机会。这里有三点原因：首先，也是最明显的，从70年代起，在企业共同体的成功反击下，劳工运动就一直处在衰退和转型之中，随之而来的则是很多工会化的工作被转移到工资低的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国内对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越来越依赖。尽管工会仍然可以将1.5亿美元投入到全国政治竞选中，但是它们却只能代表所有雇员中的12.5%，和仅仅7.9%的私有部门雇员，这意味着它们难以对由选举产生的官员产生重大影响。它们在保持雇员之间的经济导向的认同上也做得没有以前那么好，这意味着某些工人的种族、族群或宗教认同开始在他们的投票行为中扮演一个更加重要的角色。

其次，自由派和有组织的劳工之间在民权运动时就产生了裂痕，基层工会成员常常拒绝接受黑人加入他们的工会，也反对对于如希望行动、拒乘公车运动和黑人承受的其他种族排斥和不公的修正。很多工会里的蓝领工人也对反越战运动期间使用的一些暴力策略和反政府口号非常不满，当时的民意测验显示，这种不满甚至比对战争本身的不满还要强烈。民权运动和越南战争之间的分化后来又包括了女权主义、环保主义，很多白人男性工人认为这是对他们所拥有的好工作的威胁。分裂后来甚至扩大到对一些热点议题的态度上，比如枪支管制、堕胎、死刑以及同性恋权利。

作为这些分歧的结果，自由派并不总是热心于支持工会对大企业的斗争，而工会成员有时也会因为他们的白人身份、爱国主义或强烈的基督教认同而投共和党的票。尽管在1992年之后，在共同为全国大选工作的过程中，有组织的劳工和自由派之间的分歧逐渐弥合（当时他们都热切支持克林顿—戈尔组合），但是很多创伤却已经埋下了。当然从一个更积极的角度来讲，工会成员的人口学组成已经与20世纪60年代或70年代大为不同，有更多的女性和有色人种参与进来。除此之外，大多数工会成员现在都接受了自由派的社会议程，这也带来了很大的和谐。但是同时，只有比以前更少的工会成员如今还支持自由派—劳工联盟。

最后，那些在一系列议题上寻求平等社会变迁的人们，可能并没有他们本可以做到的那样成功，因为他们难以制定出一项战略，让自由派、有组织的劳工和左派能够达成一致并结成共同联盟。与企业—保守派联盟的情形不同——在那里，温和保守派、极端保守派和基督教右翼之间的差别经常只是程度上的——一方面，自由派和有组织劳工在一些根本的问题上存在着很大分歧；另一方面，渐进的改良主义者与反资本主义的活动家之间又存在着很大分歧，这意味着潜在联盟作为一个整体，缺乏早期的左派活动家曾经带给产业工会运动和民权运动的那种能量和活力。更糟的是，他们之间通常是出于不同的目的在行动，比如，左派的某些行动可能削弱了自由派—劳工联盟的努力。三个核心议题将它们分化开来。

第一，自由派—劳工联盟希望在民主党的框架内工作并对其进行改变。但是，大多数的改良主义者和反资本主义者倾向于建立第三党，他们希望分流民主党的部分选民以建立一个新的党派。这一分歧的后果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最为戏剧化地表现出来，当时支持绿党候选人拉尔夫·纳德的选票导致了民主党的失利，因为前者抢走了民主党在新罕布什尔和佛罗里达的选票。

第二，自由派—劳工联盟和全球正义运动（The Global Justice Movement）[29]中的一些反资本主义者在是否将攻击私有财产作为社会运动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上存在分歧。自由派坚持认为策略性的非暴力才是在美国唯一具有道德和政治正当性的社会运动策略，但是在9·11恐怖袭击之前，全球正义运动的成员则经过一系列的深入讨论后拥抱了“战略多样化”的概念。[30]这一概念允许运动的某些成员去论证破坏财产的个人行为带来了个体赋权的必要感，而与警察在示威活动中的身体冲撞则会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运动中来。不过，自由派、劳工和左派之间的这场争论很快就因9·11而被抛在一边，因为小布什政府在9·11之后强力采取的军事力量上的先发制人战略，使得全球公平运动不得不小心行动。

第三，自由派—劳工—左派联盟的实现也因为三者在共同经济议程上不能达成一致而困难重重，这些经济议程已经超越了诸如提高最低工资、增加就业的新措施、政府为无业者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和全民医疗保险等具体议题。尽管大多数左派人士已经因为苏联、东欧等地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验的失败而放弃了一个非市场的中央计划经济的理想，但是他们对于资本主义和市场体制能否如自由派—劳工联盟所预期的那样被改变仍心存怀疑。尽管这一分歧还不至于如第三党或破坏产权那样导致直接的破裂，但是它的确剥夺了一个共同的愿景可能产生的能量。

即使通过一系列社会运动的结合（这些社会运动植根于非暴力策略，以及对民主党预选的合作性挑战），一个新建立的自由派—劳工—左派同盟能够改变民主党，也不能一定保证它就能赢得对联邦政府的控制和改变它的亲企业政策。本书所描述的企业共同体掌握着大量的财富，他们用金钱可以购买来最好的建议，并与政府官员做直接的沟通。它在政策研制网络和舆论塑造网络中的雇员早就将反政府的修辞和白手起家的成功故事打造成一门小小的科学。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企业共同体在政策和政治领域的成功使工会一直处于守势，同时它还制造了一个新的低工资、服务业导向的经济体，这一经济体带来了雇主和企业对劳动力市场的高度控制。

除此之外，权力精英继续被数不清的选民所崇拜，服务于他们的政客则熟练地通过操纵种族、族群、宗教、爱国主义以及9·11之后的对恐怖主义的恐惧等问题，而将经济议题压制住。最根本的是，如果没有非常具有创造性的新方案的话（这种新方案的基础是，当市场由政府所形塑时，市场潜在能给予的灵活性和更大的平等），企业共同体通过美国企业的个体权利体系以及最小化的市场监管所掌握的结构性的经济权力，将非常难以超越。[31]

当然，正如本章前面所强调的，社会变迁往往以预想不到的方式、在意想不到的时机发生，美国的情形也是如此。没有一个社会科学家在大萧条时代曾经预测到新政的到来，而正是新政导致了自由派—劳工联盟的建立；也没有一个社会科学家预测到在平静的50年代之后接下来的会是如此波澜壮阔的民权运动，而正是民权运动带来了反战、女权主义、环保和同性恋权利运动。也没有一个社会科学家预测到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反自由派社会议程的基督教右翼如今会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

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能够勾勒出权力结构并分析时代趋势。他们可以在经济、军事或文化动荡时对社会运动做出展望。但是我们所唯一确切知道的事情就是，预料之外的冲突和危机还将不断出现，给新的社会运动提供上场机会，从而有可能对阶级支配构成挑战。本书所提供的分析的基础，正是这样一个开放式结尾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