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共同体为何如此强大？
这样一个高度集中的企业权力是如何成为可能的？我们可以通过比较美国的历史与欧洲一些民主国家的历史来回答这个问题。有两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历史原因可以解释美国的阶级支配。第一，企业共同体在美国之所如此强大是因为它不需要同封建贵族、强大的政府或者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教会科层制竞争。第二，工薪阶层作为一个阶级在美国比在其他民主国家要弱得多，因为他们从来不曾在经济或政治体系中建立起一个组织基础。
这些历史原因导致了一个分权且相对而言弱势的联邦政府，这一点对于理解现代美国的企业支配非常重要。美国在革命之前是作为一组各自孤立的殖民地而存在的，它只是被代表英国国王且由其任命的总督宽松地管辖着，因为殖民地政府非常小，这就给富有商人和奴隶主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作为殖民地资产阶级的代表，美国的国父们，为了适应南方奴隶主和北方商人与工厂主的要求，建立了一个权力分散的、有限的政府。他们特别照顾到南方富人们对于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可能会在工业化之后废除奴隶制的担心。尽管他们对于联邦政府的规划因为南北两方对于奴隶制扩张到西部上的分歧并最终导致自相残杀的内战失败了，但是内战之后南北富人又再一次地坐在一起，共同对抗联邦政府的任何部门或计划，只要后者可能会有助于在工厂或农田里靠自己双手工作的劳动者。南北富人之间的这一协定到了20世纪30年代就演变成众所周知的保守主义投票阵营。
联邦政府之所以一直弱小，也是因为在美国的周边没有任何危险的敌对国家存在。除此之外，英国海军的威慑也使得其他欧洲国家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不敢觊觎美国的土地，在一战中美国的参与也为时很短，且不用担负任何战后欧洲的军事义务。因此，美国直到二战之前都没有一个固定的军队体系。相反，那些从与敌对国家的残酷竞争中生存下来的欧洲国家都有一个很强大的中央政府，同时还有规模庞大的军队。这些国家带着与旧贵族纠缠不清的强大政府步入现代，因此资产阶级必须通过竞争来取得权力。结果造成了更加复杂的权力格局。
在这样的背景下，到了19世纪下半期，大的企业就已经出现了，远远早于任何所谓的国家层面上的“大政府”出现的迹象。这些大企业和它们所参与的政策研制网络能够在影响各种管制机构甚至白宫——它们在20世纪逐渐变得重要起来——上扮演主要的角色。在二战期间，权力精英还支配了庞大的军事机器的创建。[13]
与早期南北富人之间的分歧相比，普通美国人在建国之初的差距要更大——在北方是自由的白人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南方则是黑奴。这样的分化因为东欧和南欧移民在19世纪的到来而加剧了，这些移民被那些已经站稳脚跟的北欧血统的技术工人视为对他们所把持的供小于求的劳动力市场的威胁。[14]更糟糕的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克服这些分化，因为鲁莽的活动家难以在政府被资产阶级所主导的北方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工会。
尽管有这些问题，北方的工人阶级运动同英法工人阶级运动在19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的状况还是很相似的。此后，工人运动建立以阶级为基础的组织的努力被高度组织化和暴力倾向的雇主给挫败了，后者得到了在雇主主导的政党控制下的当地和州政府的支持。在这样的环境下，只有技术工人才能够成立工会，且通常是在存在着大量高度竞争的小业主的商业部门，如建筑业、煤矿和制衣业。相反，英法的资产阶级却受仍然由土地贵族和行政精英支配的政府的压力，而与工会达成妥协。[15]
更概括地讲，19世纪80年代到1936年间的多数大规模组织工会的活动都是被政府军队和企业控制的私人武装治安力量所破坏的。用来对付美国劳工运动的暴力要比其他任何一个西方民主国家的劳工运动所遭受的要多。直到1937年初，富兰克林·罗斯福竞选连任获得压倒性胜利后不久，同时伴随着自由派州长在宾夕法尼亚州和密歇根州的上台，工业工会才第一次得以在北方的某些州组织起来。受竞选成功的鼓舞，同时面对高度组织化的工会活动家，由选举产生的官员拒绝在工人占领工厂时派联邦军队或州警察去逮捕他们。[16]
对企业领袖要求武装干预——理由是静坐罢工是侵犯私有财产的一种形式——的拒绝标志着，在美国的历史上，政府力量第一次没有被用来镇压一场大罢工。[17]结果是汽车、橡胶和其他重工业中的工会组织者最终获得胜利。然而，仅仅在一年之后，俄亥俄、印第安纳和伊利诺斯等州的州警察就帮助工厂镇压了在钢铁业中组织工会的罢工者。[18]到了1939年，工会成员数目的增长中断了。直到二战期间，出于全国团结的需要，在政府的帮助下，工会的重新增长才成为可能。在一些亲工人的作者所进行的工会运动研究中，这一历史顺序时常被弄混了，他们忽视或者低估了政府的角色，而完全聚焦于工人的勇气和左派对草根阶层充满技巧的领导。有组织的劳工和富于技巧的领袖的确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正如一位专攻左派社会运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在很多对这一短暂的工会壮大浪潮的分析中，“政府干预以及与民主党联盟的核心重要性”被掩盖了。[19](https://www.daowen.com)
尽管工人获得了一些选举上的胜利，但是他们试图在政治体系中取得一席之地的努力还是失败了，因为政府结构和选举规则只能导致一个两党制的体系，正如第六章所诠释的那样。因此，没有什么途径可以让人们组织起来，创立新的方案，来超越黑人—白人以及新移民—老移民这样的区隔。再一次地，情况与欧洲国家有所不同，主要是因为在欧洲国家，议会制度让工人或社会主义政党的成长更具现实的可能性。[20]
美国工人还得承受这样一个痛苦的事实：他们无法与中产阶级和富足的自由主义者结成一个稳固的联盟。组建联盟的困难根源于欧洲国家所没有的两个特殊原因。首先，19世纪末发展起来的小型贸易工会运动强烈地反对政府，因为它认为政府被资本家所控制着。因此，自由派运用政府来规训和改革大企业的企图在他们看来就显得大为可疑。其次，自由派和工人政党的缺席导致没有一个潜在的让联盟可以借此“求同存异”的议事平台。[21]直到1935年之后，民主党才部分满足了这一需求，当时，在新政形成的更大范围联盟的背景下，新的产业工会运动的领袖与自由派组成了一个自由派—劳工联盟。[22]
由于在工会层面缺乏一个组织基础，同时又缺少一个政党可以形成和推广一种普遍的、亲政府的精神气质，因此美国的工人阶级就没有太大的可能，来克服主导美国社会的强烈的个人主义和种族偏见。于是，在没有加入工会的白人工人们中间，这些分化的导向历久不衰，且在组织工会和选举模式等事情上凸显出来。
在结束美国的企业共同体为何如此强大这一讨论之前，有必要强调一点，那就是美国这样极端的阶级支配情形并不意味着阶级支配在任何地方都存在。事实上，阶级支配的普遍性一直是社会科学争论的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学派认为统治群体通常都是掌握生产资料的经济阶级，尽管它也强调政府的自主性或复杂的权力结构在大规模社会变迁的时期也有可能存在。它还认为所有者和无产者之间的斗争是历史变迁的主要决定因素。[23]
非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家则质疑阶级支配和阶级冲突是否总是处在权力格局的核心。他们相信，有着各自独立的组织基础的政府、军队和宗教精英，都有独立的地位，在西方历史的某些时刻和地方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例如，他们认为文明化破晓时期的帝国就被国家统治者而不是有产者所支配，罗马帝国的军队要比有产者拥有更大的权力。即使在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之后，封建地主和国家领袖依然比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还要强大。[24]
本书不打算给这一长期论战下一个最终结论。这与本书仅仅试图展现和解释美国的阶级支配的主旨关联不大。本书的研究只是聚焦于一时一地，因而它得出的阶级支配的结论与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权力理论都不矛盾。
本书也并不暗示美国表现出来的阶级支配的极端程度在未来一定就是不可改变的。本书认识到，权力结构一直处在变动之中，苏联和平解体以及南非种族隔离和白人统治体制相对和平的终结就是以最戏剧化的方式表现了这一点的两个例子。显然，美国没有如此大规模的变迁，但是民权运动所创造的美国权力结构变迁的潜力，将在最后一节中得到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