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5年夏天，驻莫斯科的英国大使馆报告它那儿缺人手，尤其是缺懂俄语的官员。有人建议可以由我来补四五个月的缺。我急切地接受了这项提议，我得承认，主要是因为我非常想了解俄罗斯文学和艺术的状况，当时西方对此相对来说知之甚少。当然，我了解一些二三十年代发生在俄国作家和艺术家身上的事。十月革命在俄国的各个艺术领域激起了一股巨大的创作浪潮；大胆的实验精神处处得到鼓励；只要能体现是给资产阶级趣味“一记耳光”，那些新的文化监控者就不加干涉，不管你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在视觉艺术领域掀起的新运动——包括康定斯基、夏加尔、苏汀、马勒维奇、克留恩、塔特林等画家和阿尔西品科、佩夫斯内、加博、利普希茨、查德金等雕塑家，以及梅耶荷德、瓦赫坦戈夫、泰罗夫、爱森斯坦、普多夫金等电影和戏剧导演在内的作品——造就了许多对西方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伟大作品；在文学和文艺评论界也同样出现了一股上升的势头。尽管国内战争激烈而又极具破坏性，而且带来的是一片废墟和各种混乱，但充满特殊活力的革命艺术作品仍源源不断地被创作出来。

我还一直记得1945年我与谢尔盖·爱森斯坦的会面；当时他的状态非常消沉：因为他的电影《伊凡雷帝》的初版遭到了斯大林的谴责。原因是斯大林经常自比的那位暴君，在面对镇压旧贵族叛乱的重任时，被错误地塑造成一个内心煎熬乃至有些神经质的人物，这也正是斯大林所不满的一点。我问爱森斯坦他觉得哪一段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时期。他毫不迟疑地回答：“二十年代初。就是那段时期。那时我们还很年轻，在剧院中干了许多惊人的事情。我记得有一回，几只浑身涂满油的猪被我们放进了观众中，吓得许多观众跳上座椅，大声尖叫。真是太有意思了。那时是多么幸福啊！”

显然，这样的幸福不可能持续得太久。它很快受到左派狂热分子的攻击，他们主张集体主义的无产阶级艺术。于是斯大林决定结束所有这些政治—文学争吵，因为它们纯粹是浪费精力，对五年计划根本没有任何帮助。1930年代中期成立作协以强化官方的正统思想。于是不再有争论，不再有人们思想的骚动。接下来是死水一潭的顺从。最终惨剧降临——大清洗、作秀的政治审判、1937—1938年间愈演愈烈的恐怖，野蛮地、不分青红皂白地摧毁个人和团体，然后是整个民族。我无需细述那个杀人时代的血淋淋的事实，这在俄罗斯历史上既不是头一回，恐怕也不是最后一回。有关那个时期知识分子生活的真实记录我们可以从比如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莉季娅·楚科夫斯卡娅等人的回忆录，以及在另一层意义上从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安魂曲》中找到。1939年斯大林停止了各种迫害活动。俄国文学、艺术和思想所表现出的境况就像一个刚刚遭受过轰炸的地区，只有几座像样的建筑还相对完好，孤零零地站立在已经荒无人烟、满目疮痍的街道上。(https://www.daowen.com)

随后便是德国的入侵，并且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面对外敌需要实现民族的团结，这使得政治控制有所缓解。在俄国爱国主义情感的洪流中，俄国的作家，无论老幼，尤其是诗人，在读者看来他们会为自己说话，会说出他们自己的感受和信念——这些作家被史无前例地偶像化了。那些诗人的作品曾经被当局看不顺眼，因而很少出版，甚至根本没有出版，现在他们突然之间收到了许多前线战士的来信，信中所引用的通常是他们那些表达个人情感的、与政治几乎无关的诗句。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和安娜·阿赫玛托娃，他们曾经长期生活在一种国内流放状态中，此时也开始收到数量惊人的战士来信，信中所引用的既有他们已经发表过的也有从未发表过的诗歌；甚至出现了一股搜求他们手稿、求证手稿的真实性以及寻求他们本人对各种问题的表态的潮流。最终这一现象深深触动了一些党的领导人。结果这些曾经让当局愁眉不展的诗人，他们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人身安全也获得了保障。诗人在公众场合诵读，人们在私人聚会上背诵诗歌，这些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曾经十分普遍。令人惊奇的是，当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大声朗诵他们的诗歌，偶尔在一个词上停顿时，在一大群聚集起来聆听他们朗诵的观众中，总会有几十人马上说出他们发表过或者还没发表过的，至少不是公开允许发表的作品中的句子来提示他们。没有哪位作家不会为此所感动，没有哪位作家不能从这种真正的敬意中获得创作的力量。

少数诗人显然已经远远超越了其他人，我觉得他们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无论是画家、作曲家还是随笔作家，甚至是最受欢迎的演员或是雄辩的爱国记者，都没有得到过如此深挚如此普遍的热爱和崇拜，尤其是受到那些我曾经提到过的经常乘坐电车、列车和地铁的人们的热爱和推崇，尽管他们中的有些人承认他们一个字也没有读过他们的作品。在所有俄国诗人当中，最著名最受推崇的是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他是我在苏联最想见到的人。有人提醒我要想见到那些当局不允许出席官方招待会的人非常困难，外国人只有在那里才能见到已经经过慎重筛选过的苏联公民，而其他人脑子里则形成了一个非常固定的印象，见外国人对他们既不可取也不安全，特别是私下会面就更是如此。我很幸运。凭借各种机缘巧合，在到苏联后不久，终于设法在莫斯科附近佩列杰利基诺的作家村，帕斯捷尔纳克的乡村小屋中拜访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