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45年秋天的一个温暖而又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去拜访他。诗人本人、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列昂尼德正围坐在别墅里屋的一张粗陋的木桌旁。帕斯捷尔纳克热情地接待了我。他的朋友、女诗人玛琳娜·茨维塔耶娃曾这样形容他，说他看起来像一个长着马脸的阿拉伯人——从他的许多照片和他父亲的画像中，我们已经很熟悉他的脸庞黝黑、忧郁、表情丰富，带有鲜明的民族特征。他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声音低沉而又单调，始终保持同一声调，介于蜂鸣和风笛低音管发出的声音之间，和他见过面的所有人几乎都提到了他的这个特点：每个元音都被拉得老长，就像在柴可夫斯基歌剧中凄婉哀怨的咏叹调里听到的一样，只不过底气和力道更足罢了。
帕斯捷尔纳克几乎是一口气说个不停：“你来自英国。我在三十年代曾到过英国——是在1935年，当时我到巴黎参加了一个反法西斯代表大会，返回途中路过英国。”随后他说那年夏天他突然接到当局打来的一个电话，对方告诉他有一个作家代表大会将在巴黎举行，要他一刻也不要耽搁马上准备动身。他说他没有合适的服装——那些政府官员说：“我们会打理的。”他们设法为他准备了一件正式的大礼服和几条有条纹的裤子，一件板袖翼领的衬衫和几双很合脚的黑漆皮靴。但结果他获准穿着普通的服装前往。他后来才得知是那次大会的组织者安德烈·马尔罗一直坚持要邀请他；马尔罗对苏联当局说虽然他充分地理解这么做他们有多么不情愿，但不派帕斯捷尔纳克和巴别尔来巴黎却很可能导致不必要的推测；他还说他们都是最著名的苏联作家，如今已没有多少这样的作家有可能让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如此感兴趣的了。“你一定想象不到来了多少名流，”帕斯捷尔纳克一一列举，“德莱塞，纪德，马尔罗，阿拉贡，奥登，福斯特，罗沙蒙德·莱曼，还有其他许多极其著名的人物。”我发了言，我对他们说：“我知道这是一次作家的聚会，目的是组织起来共同抵制法西斯主义。我只想对你们说一句话：不要去组织。组织是对艺术的扼杀。只有独立的个性才是最重要的。无论是1789年、1848年还是1917年，作家们都没有组织起来拥护什么或者反对什么。不要组织，我恳求你们，不要去组织。”
“我想他们一定很奇怪，但我还能说什么别的吗？我原以为说了这话回国后会惹来麻烦，但没有人再与我提起过这件事，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随后我到了伦敦，乘坐我们的一艘船回国。我和谢尔巴科夫住一个舱，他当时是作协的书记，颇具影响力，后来进了政治局。我没日没夜不停地唠叨。他求我停一停让他睡觉。但我还是不停地说呀说。巴黎和伦敦已经唤醒了沉睡的我。我无法停下来。他要我可怜他一会儿，但我却无动于衷。想必他一定以为我精神已经错乱：或许正是这一点后来救了我。”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被认为有点疯或至少行为非常古怪，对他在大清洗中逃过一劫可能有所裨益。
接着帕斯捷尔纳克问我是否读过他的散文，特别是他的那篇《柳威尔斯的童年》。“从你的表情上我能看出来，”他丝毫不容分说，“你觉得这些作品做作、读得让人头疼、自以为是、现代得让人恶心——不，不，不要否认，你确实就是这么想的，你的想法完全正确。我为写出这样的东西而脸红——我说的不是我的诗歌，而是我的散文——它受了象征主义运动中最微弱最混乱的那部分东西的影响，象征主义在那些年很流行，其中充满了各种离奇的混乱——当然安德烈·别雷是个天才——《彼得堡》、《科吉克·列达耶夫》都包含了精彩的内容——这些我都知道，你无需告诉我——但他的影响却是致命的——乔伊斯是另一个例子——当时我所写的一切都像着了魔似的，言不由衷、支离破碎、矫揉造作、毫无价值；但我现在正在写的东西则全然不同：它是新的，全新的，清新、典雅、比例得当，具有经典作品所必须的纯粹和简洁——完全符合温克尔曼，对，还有歌德的要求；它将是我的最后一部作品，也是我面世的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它是，是的，我希望它是一部能被大家牢牢记住的作品；我将用我的余生全力写好它。”
我不能保证所说的这些话全是一字不差的原话，但我所记得的就是这样。那部精心构思的作品便是后来的《日瓦戈医生》。到1945年他已经完成了前几章的草稿，他要我看看，并让我捎带给他在牛津的姐妹；我照办了，但直到很晚我都还不知道他整部小说的计划。说到这，帕斯捷尔纳克沉默了一阵，我们谁也没有说话。随后他接着告诉我们他有多么喜欢格鲁吉亚，格鲁吉亚的作家，亚什维里，塔比泽，还有格鲁吉亚的酒，他在那里总是那么受欢迎。之后，他友好地向我询问西方的现状；我是否认识赫伯特·里德，是否理解他的个人主义学说？这时他解释说他之所以信奉个人自由主要因为康德的个人主义学说——勃洛克的诗歌《康德》完全是对康德的误解。对于俄国的现状，他无话可说。我不得不意识到俄国（我注意到，不论是他还是我拜访过的其他作家都不曾说“苏联”这个词）的历史已经停在了1928年前后，那时它与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事实上都被切断了；比方说《苏联百科全书》对他和他的作品的描述仅仅停留在那时候，关于他后来的生活和著作，里面没有任何可资参考的内容。
他刚说到一半，著名的老作家莉季娅·谢芙琳娜突然闯了进来，打断了他的谈话：“我的遭遇和他一模一样，”她“说，百科全书关于我的文章的最后几行是这样写的：‘谢芙琳娜正处在一场心理和艺术上的危机之中’——这篇文字已经二十年没变了。对于那些想了解苏联的读者来说，我一一仍处在场危机之中，场生命暂时中止的危机。我们就像庞培人一样，·一你和我，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说到半就被灰烬所湮没。而且我们孤陋寡闻：我知道，梅特林克和吉卜林死了；但韦尔斯、辛克莱、刘易斯、乔伊斯、蒲宁、霍达谢维”奇呢，他们还活着吗？帕斯捷尔纳克看起来有些尴尬，便换了个话题。他已经读过普鲁斯特——他的法共朋友给他寄了他的整部作品——他说他很熟悉他的作品，还在最近重读了一遍。当时他还没有听说过萨特和加缪，对海明威也不甚了解[他说，“我想不通为什么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对他什么都知道”]。
他说起话来很是慢条斯理，偶尔也会突然冒出几句连珠炮。他说出的话经常跃出语法结构的限制——前面几句还明白易懂，接下来便不着边际，不可思议的是尽管如此却始终能给人留下生动、具体的印象——而且后面可能还跟着些让人费解的黑话——接着又突然会变得清晰明了起来。他的演讲，和他的作品一样，在任何时候都带有诗人的气质。有人曾说，有些诗人当他们写诗的时候是诗人，写随笔的时候便是随笔作家；另外还有一些人无论他们写什么他们都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无论他是谁也无论他做什么，他都是一位天才的诗人。至于他的谈话，我无法形容它的质量。在我拜访过的人中只有一个人说话和他一样，她就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和他一样，她也让人头脑兴奋，而且她还以一种与他相同的令人激动的、甚至通常是令人震惊的方式去颠覆一个人对现实的一般看法。
我用“天才”这个词是有用意的。经常有人问我用这么一个极易唤起人们想象但又不那么明确的词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我只能这样回答：有人曾经问过舞蹈家尼金斯基他怎么能跳得那么高。据说他的回答是他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大多数人腾空后马上就会落回地面。“你干吗要马上回到地面？为什么在你落回地面之前不在空中多待一会儿？”据说他是这么说的。在我看来天才的标准之一准确地说就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做到一些普通人做不到而且也清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普通人既不明白是怎么做到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自己做不到。帕斯捷尔纳克说话经常带有很大的跳跃性；他的用词在我所知道的范围内是最有想象力的；既灵活又非常感人。当然，还有各式各样不同类型的文学天才：艾略特、乔伊斯、济慈、奥登、罗素就不这么说话。我可不想打扰主人太久而讨人嫌。当我离开时，我已经被诗人的谈吐和个性深深地打动，事实上是被彻底地征服了。
帕斯捷尔纳克回莫斯科后，我每周都去拜访他，对他的了解也逐渐加深。我不打算描述他在外表、声音和仪态方面的改变。他谈论书籍和作家；他喜欢普鲁斯特，深深为他的作品所吸引，他喜欢《尤利西斯》后来的作品。他谈到法国的象征 至少在当时他还没有读过乔伊斯——主义者，谈到了凡尔哈伦和里尔克，这两人他都曾见过面。他非常推崇里尔克，无论是作为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他还深深为莎士比亚而着迷，对自己翻译的莎士比亚作品很不满意：“我曾试图完全把握莎士比亚，”他说，“但并不成功。”他说，他是在托尔斯泰的阴影下长大的——对他来说，托尔斯泰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天才，比狄更斯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加伟大，是一位堪与莎士比亚、歌德和普希金比肩的作家。他的父亲，也就是那位画家，曾在1910年带他到阿斯塔波沃车站托尔斯泰临终的病榻前看望他。他觉得几乎不可能对托尔斯泰提出批评：俄罗斯和托尔斯泰就是一回事。至于俄国的诗人，勃洛克当然是他那个时代举足轻重的天才，但他并没有从他那里找到默契。别雷更接近他，那是一位充满奇妙和闻所未闻洞见的人，一个充满魔力的、在东正教传统中被称为圣愚的人。布柳索夫在他看来就是一个自制的、精巧的、机械的音乐匣子，一个机灵的、工于心计的取巧者，根本算不上一位诗人。他没有提到曼德尔施塔姆。他对玛琳娜·茨维塔耶娃感觉非常亲切，多年的友谊已注定让他们心有灵犀。
他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感情则要复杂得多：他跟他很熟，他们一直是很亲密的朋友，而且他还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他当然是破除各种旧有形式的（泰坦似的）巨人，但，他补充说，他与其他共产主义者不同，他始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仅此而已，而主要不是一位诗人，不是像丘特切夫或勃洛克那样的永垂不朽的神，甚至不是像费特或别雷那样的半神。他已被湮没在时间的长河里。他那个时代需要他，他正是那些时期所召唤的人。他说，有许多诗人都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时光，比如阿谢耶夫、可怜的克柳耶夫（遭到清洗）、谢尔文斯基，甚至还包括叶赛宁。他们满足那个时代的迫切需要，他们的天才之作对他们国家诗歌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之后他们就不再辉煌。马雅可夫斯基就是其中最伟大的一位——《穿裤子的云》自有它重要的历史地位，但叫嚣得有些过头：他把自己的天赋吹得太大，直到吹破了牛皮。想拿五彩的气球充当可怜的遮羞布，但你是俄国人的话，你终究还是俄国人。他有天赋，有他的价值，但粗糙，还不成熟，最终只能做一个海报艺术家。马雅可夫斯基的爱情经历对他来说，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位诗人，都是致命的。他，帕斯捷尔纳克，一直很喜欢马雅可夫斯基这个人；他的自杀对他来说也是他自己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之一。
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位热爱俄罗斯的爱国者——他对自己与他的祖国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感受非常深。他一再地向我表示能到佩列杰利基诺作家村消夏对他来说有多么高兴，因为那里曾是伟大的斯拉夫派尤里·萨马林的庄园的一部分。真正的传统之链从“萨德阔传奇”开始，传给斯特罗加诺夫家族和柯楚别依家族，接下来又传给杰尔查文、茹科夫斯基、丘特切夫、普希金、巴拉丁斯基、莱蒙托夫、费特和安年斯基，最后传到了阿克萨科夫家族、托尔斯泰和蒲宁那里——是斯拉夫的传统，而不是自由知识分子的传统，正如托尔斯泰所强调的，后者根本不知道人们生存依靠的是什么。他这种近乎痴迷的渴望被看成是扎根于俄国土地上的真正的俄国作家的情怀，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他对他自己的犹太血统的反感。他不愿意讨论这个问题——不是因为他觉得尴尬，而是他不喜欢：他希望犹太人不要再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
他对艺术的趣尚在他的青年时代就已经形成，他仍保持着对那个时代的大师们的尊崇。斯克里亚宾——他自认为已成了一名作曲家——给他留下的印象是神圣的。我很难忘记帕斯捷尔纳克和涅高兹（著名音乐家，帕斯捷尔纳克的妻子季娜伊达的前夫）对斯克里亚宾和象征派画家弗鲁别利的赞美之词，他们将弗鲁别利，还有尼古拉·罗里赫，置于所有的当代画家之上。无论是毕加索和马蒂斯，勃拉克和博纳尔，克利和蒙德里安，还是康定斯基或马勒维奇，比起他们来似乎都不算什么。
话中给人一种感觉，阿赫玛托娃和她的同时代人古米廖夫、玛琳娜·茨维塔耶娃是19世纪最后的绝响——而帕斯捷尔纳克或许可以占据世纪之交的位置，曼德尔施塔姆或许也可以。也许只有他们才能够被称为是第二次俄罗斯文艺复兴运动最终的代表，这场运动基本上与现代运动无关，与毕加索、斯特拉文斯基、艾略特、乔伊斯和勋伯格无关，尽管他们对他们推崇备至；因为俄国的现代运动已经由于诸多政治事件而夭折（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则是另一回事）。帕斯捷尔纳克深爱着俄国，心甘情愿地包容祖国的所有缺点，除了斯大林的野蛮统治；尽管如此，他还是把1945年看作是黎明前的黑暗，他睁大双眼来发现那黑暗中的晨曦——他在《日瓦戈医生》的最后几章中表达了这一希望。他相信自己将与俄罗斯民族的精神生活交融在一起，共同分担她的恐惧，分享她的希望和梦想，将像丘特切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和勃洛克一样，以他们各自独特的风格，表达出她的心声。（这时我才知道他对涅克拉索夫一点也不认同。）
在我访问莫斯科期间与我的谈话中，我们总是单独待在一起，坐在一张油光发亮的桌子前，桌上别说一本书，就连一张纸片也找不着，他不断地重申他的信念，确信自己已经非常接近国家的精神核心。他还坚决且不懈地否认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做到了这一点，特别是前者。他觉得他有话要对俄国的领导人说，一些只有他能说出来的非常重要的话，但他所要说的话——他经常说——对我来说既模糊不清又语无伦次。这很可能是因为我这方面缺乏理解——但安娜·阿赫玛托娃告诉我，当他用这种先知似的语调说话时，她也听不懂他要说什么。
有一回，他正是在这种亢奋的情绪中向我讲述了他与斯大林通电话谈论曼德尔施塔姆被捕一事。这段著名的对话流行有许多不同的版本，而且至今还在流传。我只能靠记忆来复述他在1945年向我讲述的这段往事。据他说当时他正与妻子和孩子待在自己在莫斯科的公寓中，家里没有其他人，突然电话响了，电话里的声音告诉他电话是从克里姆林宫打来的，斯大林同志想和他通话。他以为这是别人开的一个愚蠢的玩笑，于是把电话挂了。但电话铃又响了，电话里的那个声音不知怎的让他相信这次是真的。接着斯大林问他是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吗，帕斯捷尔纳克回答我就是。斯大林问曼德尔施塔姆朗诵一首讽刺他斯大林本人的诗时他是否在场。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说他在不在场在他看来并不重要，但能和斯大林通话，他感到非常荣幸；他说他一直相信这一天会到来；他还说他们必须就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进行面谈。随后斯大林问曼德尔施塔姆是否称得上是一位大师。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说作为诗人，他们有很大不同；说他很赞赏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但感觉不是一个路子；但无论如何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https://www.daowen.com)
在他向我讲述这段插曲的过程中，帕斯捷尔纳克又开始了他的一个关于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点的形而上学畅想；他希望和斯大林谈的正是这些——他应该这么做，这才是至关重要的。我很容易想象他也是以这样的口气对斯大林说的。至少斯大林又问了他一次，当曼德尔施塔姆朗读那首讽刺诗的时候，他是否在场。帕斯捷尔纳克再次回答：最重要的是他必须与斯大林见面，而且必须马上见，一切都在此一举，他们必须谈一些有关生和死的根本性问题。“如果我是曼德尔施塔姆的朋友，我会更清楚如何来为他辩护”。斯大林说完挂断了电话。帕斯捷尔纳克试图拨回去，但不出意料，无法接通。显然这段插曲一直深深地困扰着他。他至少在两个不同的场合重复向我说起过我刚才叙述的那个故事版本，但很显然他还以其他各种不同的形式向来访者讲述过这段故事。尽管他多方设法解救曼德尔施塔姆，特别是向布哈林求助，这些努力或许至少有助于保护他一段时间——几年后曼德尔施塔姆最终还是被摧残至死——但帕斯捷尔纳克显然察觉到，也许换一种方式回答可能给受害的诗人带来更大的帮助。这无需讲什么理由，只要是一个没有被自大和愚蠢蒙蔽双眼的人都会这样觉得。〔1〕
说完这个故事他又谈起了其他几位受害者。皮利尼亚克焦急地等待着（“不时地朝窗外看”）一位特使，要他在一份谴责一个1936年被指控为叛徒的人的公开信上签名，但没有任何人来，他意识到他自己也要大难临头。帕斯捷尔纳克提起1941年茨维塔耶娃自杀时的处境，他觉得如果不是那些文学官僚对她如此绝情，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这种事情或许也不会发生。他还讲了一个故事，一个人跑来要他在一封声讨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公开信上签名。帕斯捷尔纳克拒绝了并解释了拒绝的原因，那人听后失声痛哭，说诗人是他见过的最高尚最圣洁的人，还热烈拥抱了他；但随即他便径直去找秘密警察告发他。
帕斯捷尔纳克接着说，尽管共产党在战争期间，不单在俄国还在其他国家，都起到过一些积极的作用，但他发现任何与其有关系的想法正日益令人厌恶：俄国就像一艘大船，一艘奴隶船，党员就是监工，他们用皮鞭抽打着划手。他很想知道为什么当时在莫斯科的一位英联邦的外交官，我肯定认识，那个人懂一些俄语并自称是诗人，有时会来拜访他；为什么这个人老是建议他，帕斯捷尔纳克，在一切可能和不可能的场合都应该向党靠拢？他不需要来自世界另一边的绅士来告诉他应该做什么——他问我，我能否告诉那个人他不欢迎他来访？我答应了他，但我并没有那样做，部分是因为我担心这样做会使帕斯捷尔纳克本来就不太安全的处境变得更不稳定。
帕斯捷尔纳克也指责过我；倒不是因为我试图将我的政治观点或什么其他观点强加给他——而是由于一些在他看来同样糟糕的事情。当时我们俩都在俄国，你无论往哪儿看，所有的一切都让人厌恶、令人震惊，简直就像一个让人作呕的猪圈，而我看起来却为之激动不已：“你到处闲逛，”他说，“看什么都觉得迷惑”——我也不比（他断言）其他外国访问者好到哪里去。那些人什么也没看见，为荒谬的错觉所蒙蔽，对可怜而又可悲的当地居民怒其不争。
帕斯捷尔纳克对于指责他本人顺应党或国家的要求极其敏感——他似乎担心，只剩下他还活着，有人会把这归结为他为摆平当局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为逃避迫害不惜让良心做出一些卑鄙的妥协。他不断地回到这个话题，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否认他会这么做，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人会认为他有罪。一天他问我，我是否听谁说过他在战时发表的那本诗集《在早班列车上》是他向主流看齐的一种表示。我如实告诉他我没有听说过，这完全是谬论。
安娜·阿赫玛托娃，他的挚友，也是他最敬佩的人。她告诉我说，战争临近结束，当时她正从塔什干返回她曾从那儿被疏散的列宁格勒，她在莫斯科做了短暂的停留并顺便造访佩列杰利基诺。她刚到没几小时就接到帕斯捷尔纳克叫人捎来的口信说他不能来看她——他发烧了——正卧病在床——完全不可能来。第二天她又接到了同样的口信。而第三天他便出现在她的面前，气色看起来非常好，没有任何生病的迹象。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问她，她是否读过这本他最近发表的诗集。他提问时脸上的表情显得如此痛苦，所以她故意说她没有，还没有看；闻此他脸上的疑虑顿消，如释重负，他们谈得也很愉快。显然他对这些诗感到羞愧，这完全没有必要。在他看来一写市民诗歌是种三心二意的行为——没有什么比这种类型的诗歌更让他反感的了。
然而直到1945年他依旧对俄罗斯的伟大复兴抱有希望，因为战争带来的那场横扫一切的风暴，在他看来是一场以它自身的可怕形式表现出来的、与十月革命一样具有改天换地力量的风暴，是一场超越我们孱弱的道德范畴的巨大突变。他强调，如此巨大的突变不能轻易做出评判。你必须反复思考，尽最大的可能充分地去理解它们；它们已经超越了善与恶、接受与拒绝、怀疑与肯定的范畴；我们必须把它们看作是一些根本性的改变，是地震和海啸，是一系列超越了所有道德和历史范畴的改天换地的事件。因此，那些关于背叛、清洗、对无辜者进行大屠杀的梦魇，和紧随其来的一场令人恐惧的战争，在他看来似乎也变成了实现某种不可避免的、前所未闻的精神胜利的必要前奏。
此后十一年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到1956年，他与他的国家的政治当局之间的对立关系结束。一提到它，或它的代表人物，他就不寒而栗。在此之前他的朋友奥尔加·伊文斯卡娅已经被捕、受到审讯和虐待，并被送往劳改营待了五年。“你们的鲍里斯，”国家安全局局长阿巴库莫夫曾对她说，“你们的鲍里斯讨厌我们，是不是？”“他们说的没错，”帕斯捷尔纳克说，“她无法否认也没有否认。”我和涅高兹还有他与首任妻子（如今已经嫁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一个儿子一起前往佩列杰利基诺。涅高兹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说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个圣徒：他太不谙世故了——他指望苏联当局会允许出版他的《日瓦戈医生》，这简直太荒谬了——牺牲作者反倒更可能。帕斯捷尔纳克是这几十年俄国涌现出的最伟大的作家，因而他也会像许多人一样遭到政府的迫害。这是独裁政治的内在要求。传统俄国和新俄国之间无论有什么样的差别，对作家和艺术家的怀疑和迫害则是共同的。他的前妻季娜伊达——如今已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妻子——曾告诉他帕斯捷尔纳克已经决定在什么地方公开出版他的小说。他曾试图劝阻他，但他的话不管用。如果帕斯捷尔纳克向我提到这个问题，我会不会——这很重要——至——关重要你可以说或许事关生死，甚至就在这些天？——我会不会去劝他罢手？在我看来涅高兹是对的：帕斯捷尔纳克或许真的需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这时我们已经来到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家。他正在门口迎接我们，他先让涅高兹进屋，然后一边热烈地拥抱我一边对我说，在我们分别的十一年间发生了太多的事，大多数都糟透了。他顿了顿接着说“：想必你也有些事想对我说吧？”我的回答愚蠢至极（简直就是愚蠢得无可救药）：“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看到你气色这么好我真的很高兴。但最重要的是你挺过来了。在我们有些人看来这简直就是奇迹。”（我当时满脑子想的是斯大林晚年针对犹太人的迫害。）他的脸色顿时铁青，怒目相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他说。“我在想什么，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我知道，我明白是什么，你心里想什么我一清二楚，”他有些声嘶力竭——这太可怕了——“不要支支吾吾的。你想什么我能看得很清楚，比我自己的还清楚。”“我在想什么？”我又问了一遍，我被他的话搅得越来越糊涂。“你心里想——我知道你心里这么想——我为‘他们’办过事。”“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我向你保证，”我回答，“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且我也从来没有听任何人这样说过，哪怕是愚蠢的笑话。”终于他似乎相信我了。但看得出他有点心烦意乱。直到我让他确信，全世界有教养的人都非常钦佩他，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位作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位自由而独立的人，这时他才开始逐渐地恢复常态。“至少，”他说，“我敢像海涅那样说：‘作为诗人，我或许不值得被记住，但作为为人类自由而战的战士，我必将被人们永远铭记。’”〔2〕
他把我带进他的书房。在那里他把一只厚厚的大信封塞到我手里：“我的书，”他说，“全在这。我的封笔之作。请指教。”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一天我都在读《日瓦戈医生》。两三天后，当我再次见到他时，我问他他打算如何处理这本书。他告诉我他已经把这本书给了一位在苏联广播电台意大利分部工作的意大利共产党员，他同时还是亲共产主义的意大利出版社菲尔特里内利的代理人。他已经将全世界的版权都授予了菲尔特里内利。他希望他的小说、他的绝笔，是他的所有作品中最标准、最成熟的——相比起来，他的诗歌就算不上什么（尽管他认为这部小说中的诗或许是他写过的最好的诗）——他希望他的小说能够传遍全世界，用火去焚烧（他引用普希金曾引用过的《圣经》中的名句），去摧毁人们的心灵。
午餐结束后，他的妻子季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把我拉到一边，眼泪汪汪地恳求我，要我劝他不要在国外发表《日瓦戈医生》。她不希望她的孩子们受罪；我当然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事。我被这一恳求所打动，不失时机地和诗人谈了此事。我答应将他的小说做成缩微胶片，并把它们分别藏在地球上四个不同的地区，把一些副本藏在牛津，一些藏在瓦尔帕莱索（Valparaiso），一些藏在塔斯马尼亚、开普敦、海地、温哥华和日本，这样即使爆发了核战争，一些副本也能够保存下来——他真的打算和苏联当局对抗吗？他想过后果没有？
一周内我第二次和他谈起此事，在与我的谈话中他显出一丝不快。他对我说，我所说的当然是好意，他对我对他本人的安全和他家庭的安全（这被他讥讽地说成是小事）的操心也很感动，但他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他说我比十一年前那位没完没了的英联邦外交官还要啰嗦。他已经和他的儿子们谈过。他们也已经做好了受罪的准备。我不要再提这件事了。我已经读过那本书，我当然知道这本书，特别是它一传播，对他将意味着什么。我只能惭愧地缄口作罢。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如往常一样谈论起法国文学。自我们上次见面后他设法弄到了萨特的《恶心》，但觉得它艰涩难懂，它的淫秽描写更是叫人作呕。在拥有了四个世纪的创造性天才之后，难道这个民族就再难产生出伟大的文学作品了吗？阿拉贡只会趋炎附势，杜哈梅和盖埃诺则无聊透顶；马尔罗是否还在创作？我还没有回答，他的一位一客人，位彬彬有礼、沉默寡言的女士，略带羞涩地问奥尔德斯·赫胥黎在《针锋相对》之后是否还写了什么作品。她是一位教师，在劳改营待了十五年，最近才刚刚回来，她被定罪仅仅因为她教授英文。弗吉尼亚·伍尔夫还在创作吗？——她还从未读过她的书；但她从一份在她的劳改营神秘现身的法国旧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她觉得她可能会喜欢她的作品。
能够将外部世界的文学和艺术信息带给那些像这样真正如饥似渴，但又极难从其他渠道获得信息的人们，这种喜悦之情真是难以言表。我把我知道的所有英国的、美国的和法国的作品都告诉了她和聚在一块的客人，就好像在一座荒岛上向一群与文明世界隔绝了几十年的海难幸存者讲述一样。他们感觉听到的一切都是新的，都让人觉得兴奋和欣喜。格鲁吉亚诗人基奇安·塔比泽，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挚友，已在大清洗中殒命。他的遗孀尼娜·塔比泽当时也在场，她想知道莎士比亚、易卜生和萧伯纳是否还在西方戏剧界声名显赫。我告诉她对萧的兴趣已经有所减弱，但契诃夫却得到了极大的推崇并且还经常被搬上舞台。我加了一句，阿赫玛托娃曾经对我说她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推崇契诃夫。他的世界完全是灰暗的，从未闪耀过阳光，没有刀光剑影，一切都被可怕的灰雾所笼罩，契诃夫的世界就是一潭泥淖，悲惨的人物身陷其中，无依无靠。这是对生活的扭曲。帕斯捷尔纳克说，阿赫玛托娃大错特错。“你见到她的时候告诉她——我们无法像你一样能随意到列宁格勒去——是我们这里的所有人对她说的，所有的俄国作家都在对读者进行说教：连屠格涅夫都告诫我们说时间是一剂良药，是一种可以治愈伤痛的药物；契诃夫却没有这么做。他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完全融入艺术——他就是我们的福楼拜”。他接着说，阿赫玛托娃肯定会对我说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她还会抨击托尔斯泰。但托尔斯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是对的，他的小说是一锅糟糕透顶的大杂烩，掺杂了沙文主义和歇斯底里的宗教情绪：“告诉阿赫玛托娃，是我说的！”但是当我再次见到阿赫玛托娃时，那是1965年在牛津，我想最好还是不提他曾下的断言：她或许早就希望对他做出回应。但帕斯捷尔纳克已经躺在他的坟墓里了。实际上，她确实怀着无比热烈的崇敬之情向我说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