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三

这让我想起了我与阿赫玛托娃的会面。莫里斯·鲍勒的引介让我认识了她的诗歌，我一直都期待着能够见到她。1945年的11月我从莫斯科前往列宁格勒。自1920年起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这座城市，当时我才十一岁，我们全家获准从列宁格勒返回我们的家乡里加，当时里加还是一个独立共和国的首府。到了列宁格勒，我对童年的回忆突然变得格外鲜活起来。看着眼前的街道、房屋、雕像、河堤、市场，还有突然闪入眼帘的一家熟悉的小店，我的激动之情无法言表，小店的扶栏还是残缺不全，店里的茶炊已经修补过，我们家就曾住在这家店房的下面。这栋房子的内院看上去就像十月革命头几年一样脏乱不堪，无人料理。这些真景实物勾起了我对那段突发事件、那些场景和经历的回忆。我就像是走进了一座传说中的城市，我自己转瞬成了那个依稀记忆中的鲜活传说的一部分，同时还能从置身事外的有利位置对它进行观察。这座城市虽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到1945年她那难以言传的美丽风貌尚存（直到十一年后我再次见到她时，她才完全得到修复）。我设法找到了位于涅瓦大道（大街）的作家书店。在看书的过程中，我偶然与一位正在翻看诗集的读者攀谈起来。他原来是一位著名的评论家和文学史家。我们谈起了近来发生的事情。他向我描述了列宁格勒被围困期间的惨状和许多市民英勇战斗为国捐躯的故事，他还告诉我，一些人被冻死、饿死，而活下来的大多数是年轻人。还有一些人被疏散走了。我问他在列宁格勒的作家命运如何。他说：“你指的是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吗？”对我来说，阿赫玛托娃是一个属于遥远过去的人物。莫里斯·鲍勒曾翻译过一些她的诗，他向我谈起她的时候对我来说就好像在谈一位自一战后就销声匿迹的人物。“阿赫玛托娃还活着？”我问“”，阿赫玛托娃，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他说：“为什么不，当然还活着。她就住在离这不远的喷泉河上的喷泉宫；你想见见她吗？”这就好像突然被邀请去见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小姐〔3〕。我激动得简直说不出话来。我嘟哝着说，我实际上很想见到她。“我会给她打电话，”我那位新结识的朋友说。不久他回来告诉我说她可以在下午三点接待我们。我先到书店，然后我们一块去。

我按约定的时间到了书店。我和那位评论家一起走出书店，向左拐，穿过阿尼奇科夫桥，接着再向左拐，沿着喷泉河的河堤一直向前走。喷泉宫，原是谢列梅捷夫伯爵的宫殿，是一座华丽的巴洛克晚期风格的建筑，围绕宽敞的庭院（和牛津或剑桥中一个比较大的学院的方庭差不多）而建的精致铁门是列宁格勒一个著名的标志。我们爬上一段昏暗陡峭的楼梯，来到上一层，并得到许可进入阿赫玛托娃的房间。屋内布置得非常简陋——我猜屋里的所有东西事实上在围城期间都被洗劫一空——不是被抢走就是被卖掉。屋里放置了一张小桌子、三四把椅子，还有一个木柜子和一张沙发，壁炉没有生火，在壁炉的上方还挂着一幅莫迪里阿尼的画。一位仪态高贵、头发灰白的女人，肩上搭着一条白色的披肩，款款起身迎接我们的到来。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极为雍容高贵。她举止从容，道德高尚，容貌端庄而又略显严肃，而且表情总是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忧郁。我向她鞠躬致意。看起来我做得非常得体，因为她的尊容和举止就像悲剧中的一位女王。我感谢她的接待，并对她说西方的人们如果知道她还健在一定会很高兴，因为许多年都没有听到关于她的任何消息。“是吗，不过《都柏林评论》最近发表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她说，“据说谈的是我在博洛尼亚的作品。”她身边带着一位朋友，看起来是那种颇有学问的女人，她们偶尔会友好地交谈一阵。之后阿赫玛托娃问我伦敦遭轰炸的情形：我尽可能回答她，但迫于她远远的女王般的威仪我还是真切地感觉到害羞和紧张。突然间我听见外面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我愣了一下——这只可能是幻觉——但喊声却越来越大，已经能很清楚地听到“以赛亚”的声音。我来到窗前向外张望，看见一个人在那里，我马上认出那人是伦道夫·丘吉尔。他正站在宽敞庭院的中央，看起来就像一位喝醉酒的大学生，高声喊着我的名字。一时间我的脚像钉在了地板上。当我缓过神来后，匆匆道了个歉，便冲下了楼梯。我唯一想的就是不要让丘吉尔到这间房间来。我的同伴，那位评论家，也急匆匆地跟我冲了下来。当我们冲到院子里，丘吉尔迎面走来向我热情地打招呼。“X 先生，”我的嘴变得有些生硬，“没想到你还认识伦道夫·丘吉尔先生？”那位评论家呆若木鸡，脸上的表情也由迷惑不解变得恐怖，随即便急匆匆地离开。我不知道我是否被秘密警察跟踪，但肯定是被伦道夫·丘吉尔跟上了。正是这件麻烦事在列宁格勒引起各种谣传，说有一个从国外派来的特使已经到列宁格勒，准备劝阿赫玛托娃离开俄国；说温斯顿·丘吉尔一生都很崇拜诗人，正派一架专机来接阿赫玛托娃去英国云云。

伦道夫，从牛津毕业之后我就再没见过他。后来他解释说他现在是北美报业联盟驻莫斯科的记者。他来列宁格勒办公务。当他到阿斯托利亚饭店时，他首先关心的是拿到他那罐鱼子酱，他已经事先让人把它放进冰箱：但因为他不懂俄语，他的翻译又不见了踪影，最后他不得不找英国大使馆的一位代表求助。她帮他找到了鱼子酱。在聊天的过程中他才得知我也在列宁格勒。他说他本可以找一位更出色的翻译，但不幸的是从英国大使馆的那位女子那里获悉到哪里可以找到我。接下来就发生了上面那一幕。当他到喷泉宫时，他采用了他在基督学院（他的牛津大学）时很管用的一种办法，我敢说在其他时候是这样的；“结果”，他带着胜利的微笑说，“真的管用”。我尽可能先把他打发走，随后从书店老板那里打听到阿赫玛托娃的电话，立即给她打了电话，解释我为什么不辞而别，并为此向她道歉。我问她我是否可以再给她打电话。她回答说：“我今晚九点恭候你。”

我到她家的时候，有一位知识渊博的女子也在场，她是一位亚述学专家。她向我询问了许许多多有关英国大学和它们是如何组织运作的问题。阿赫玛托娃显然对此没有多大兴趣，一直没怎么说话。临近午夜，那位亚述学者起身告辞，阿赫玛托娃才开始向我询问那些流亡国外的老朋友的情况——我可能认识其中的某些人。（她后来告诉我，对此她敢确信。她向我保证，在对私人关系的判断上，她的直觉——只要看上两眼——从来没有错过。）我也的确认识他们中的一些人。我们谈到了作曲家阿图尔·卢里埃，战时我们曾在美国见过面。他们原来一直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他曾为她的还有曼德尔施塔姆的一些诗歌谱过曲。她问起鲍里斯·安列普，那位镶嵌专家，我从未见过此人，对他了解甚少，只知道他曾用伯兰特·罗素、弗吉尼亚·伍尔夫、葛丽泰·嘉宝、克莱夫·贝尔、莉季娅·洛波科娃等这些著名人物的画像来装饰国家美术馆前厅的地面。如果时间推到二十年后，我还可以告诉她，她本人的画像也被安列普加入到那些著名人物之列。她拿出一枚镶有黑宝石的戒指给我看，那是安列普1917年赠给她的。

她说自一战以后她只见过一个外国人，还是一个波兰人。她又关切地询问了其他各类不同朋友的情况——莎乐美·安德罗尼科娃，曼德尔施塔姆最著名的一首诗就是献给她的；斯特拉文斯基的夫人，薇拉；诗人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和格奥尔基·阿达莫维奇。我尽可能地回答她。她提起一战前她访问巴黎的经历，提到她和阿美迪奥·莫迪里阿尼之间的友谊，壁炉上方还挂着他为她作的画像——那只是其中的一幅（其他的画像已在围城期间被毁）。她向我描述了她在黑海沿岸的童年生活。她把那儿称作是一片未受洗礼的异教的土地，待在那里，你会觉得自己贴近一种古代的，带着些希腊因素又有种野蛮人味道的，完全非俄罗斯的文化。她谈到了她的第一任丈夫，著名诗人古米廖夫。她确信他没有参与君主派的密谋，而他却因此而被处决；许多作家都请高尔基出面相救，但他却完全袖手旁观。在他陷罪之前，她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他了，就在几年前他们已经离婚。说到他死亡的惨状时，她的双眼噙满了泪水。

一阵静默之后，她问我是否愿意听听她的诗。但在读之前，她说她要先背诵两章拜伦的《唐璜》给我听，因为它们与后面要读的诗有关。虽然我对这首诗很熟，但我还是无法说出她选的是哪两章。因为尽管她的英文读得非常流利，但她的发音至多只能让人听懂一两个单词。她闭上双眼，凭着记忆深情地念着诗句。我站起身来朝窗外望去好不让她看出我的窘迫。我后来想，这也许就是我们今天读希腊和拉丁的古典作品的样子。我们一样也被那些文字所感动，但我们读它们的时候，它们原来的作者和听众或许也一样完全听不懂。随后她朗诵了几首她诗集里的诗——《耶稣纪元》、《白色的云朵》、《六书选》——“类似这样的诗，远比我的诗更好的诗”“，她说，却成为导致我们时代最好的诗人毁灭的罪名，我爱着他，他也爱着我……”——我还来不及问她说的是古米廖夫还是曼德尔施塔姆，她就已经泣不成声，无法再读下去了。

她的朗读有录音，所有我不打算做过多的描述。她朗读了（当时）尚未完稿的诗《没有主人公的长诗》。一听到这首诗，我马上就意识到这是一篇杰作。我想当时我还无法像今天一样完全领略这首诗的多重内涵和绝妙之处，以及其中包藏着的许多个人典故。她毫不隐讳写这首诗的目的，就是想对她诗人的一生做一总结性的回顾，献给圣彼得堡的过去——这座城市是她生命的一部分；献给她的朋友，就像《第十二夜》中许多戴着滑稽面具的人汇成的狂欢游行队伍一样，献给他们的生活和命运，包括她——自己就像是一种艺术家在无法逃避的厄运即将来临之前所做的“西缅之颂”（《路加福音》2：29─32）。这是一篇神秘而又触动灵魂的作品：它很快就被汗牛充栋的评论所掩埋。

后来她又看着手稿朗读了《安魂曲》。她突然停下来，念叨起1937 和1938年那两年。那时她的丈夫和儿子都被抓起来送进了集中营（这已经是第二回了），她也加入到那些苦苦等待着她们的丈夫、兄弟、父亲、儿子的女人们的行列，她日日夜夜地等，一周又一周，一一月又月，期盼着他们的消息，期盼着能获准为他们送些食物或信件。但什么音讯也没有盼来，什么消息也没有送去。苏联的城市笼罩在一张死亡的大幕之下，数百万无辜者还在经受着折磨和屠杀。她说话的声音异常的平静，就像在陈述一个事实，有时会打断自己：“不，我不能再说下去了，这不太好，你来自一个由人构成的社会，而在这里，我们被区分成人和……”接着是一段长长的静默：“而即使是现在……”她又一次沉默了。我向她询问曼德尔施塔姆的情况：她的声音哽住了，眼中噙满了泪水，她恳求我不要提他：“他打了阿列克谢·托尔斯泰一巴掌之后，一切都无法挽回了……”好一阵工夫她的情绪才缓了过来。她接着说，完全变了一种声音：“我们在塔什干的时候，阿列克谢·托尔斯泰老是穿着淡紫色的俄罗斯衬衫，他说等我们回来后，我和他都会迎来一段美妙的时光。他是一位才华横溢而又不失风趣的作家，一个脾气暴躁但又魅力十足的恶棍。他现在不在了。他无所不能，没有什么他做不到的。他是个疯狂的冒险家。他只喜欢年轻人，喜欢力量和活力。他没有写完《彼得一世》，因为他说他只会写年轻时的彼得；当这些人物变老之后他又将如何处理呢？他是又一个多洛霍夫（《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他叫我安娜什卡。这让我有些尴尬，但我确实非常喜欢他，尽管我们时代最杰出的诗人之死与他有关。我深爱着他（那位诗人），他也深爱着我。”（她这里的用语和她前面所用的完全一样，现在我明白这两处她所指的都是谁了。）

这时大概已是凌晨三点。她还没有要我离开的意思，而我也听得入神，一动不动。她走出房间端来一盘煮西红柿。拿这么寒酸的食物招待我她有些不好意思，但她也只有这些。我请求她同意我抄下《没有主人公的长诗》和《安魂曲》这两首诗，她说不必了。她有一本诗集预计在明年2月出版，现在正在看校样，到时她会送我一本。我们都知道这是党的另一种统治方式。她被日丹诺夫斥为（这话并非他的首创）“半是修女，半是荡妇”。〔4〕她因此也被排除在官方作家之外。

我们谈起了俄国文学。我们略过了契诃夫，因为他的作品缺乏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缺乏深刻性、厚重感和崇高感。我们谈到《安娜·卡列尼娜》。“托尔斯泰为什么要让她自杀？她一离开卡列宁，一切都变了。她突然变成一个堕落的女人，一个‘茶花女’，一个妓女。是谁在惩罚安娜？是上帝？不，不是，是社会，是托尔斯泰一直批判的这个伪善的社会。最终他告诉我们安娜连沃伦斯基也抛弃了。托尔斯泰在撒谎。他比谁都更清楚。《安娜·卡列尼娜》的道德观念就是托尔斯泰那些在莫斯科的姨妈的道德观念，满脑子低俗下贱的陈规陋习。这一切都与他个人的命运波折有关。当托尔斯泰还沉浸在结婚的幸福中的时候，他写下了《战争与和平》，颂扬家庭的意义。当他开始对索菲亚·安德烈耶夫娜怀恨在心，但又迫于社会的谴责，可能还会招致乡下人的耻笑，不能和她离婚的时候，他创作了《安娜·卡列尼娜》，并因安娜离开她的丈夫而惩罚她。当他上了年纪，为自己还对乡村姑娘怀有强烈的性欲冲动而感到内疚的时候，他完成了《克莱采奏鸣曲》，实行完全的禁欲。”

这些都是她的原话。我不知道这些话有多认真，但阿赫玛托娃不喜欢托尔斯泰的说教却是真的——她把他看作自负的魔鬼，自由的敌人。她崇拜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且和他一样鄙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是卡夫卡，她读他的英译本（。“他写书献给我并写关于我的故事，”多年后她在牛津告诉我“——卡夫卡是一位比乔伊斯和艾略特还要伟大的作家。他并非无所不知；那是普希金才能做到的。”）接着她向我说起了普希金的《埃及之夜》，说起故事中那个脸色苍白的陌生人即兴为观众提出的主题赋诗。她认为这个人物的真实原型是波兰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普希金与他的关系变得喜忧参半。波兰问题让他们分道扬镳。但不管怎么说普希金总能在他的同时代人中发现天才。勃洛克也是如此——用他毒辣的慧眼和超凡的天资，他也可算作是一位即兴诗人。她说勃洛克从来没有爱过她，但俄国所有的女教师都相信，而且肯定还会一直这么相信下去，说他们之间有一段恋情。文学史家也是这么认为的。在她看来，这一切完全根源于她献给勃洛克的那首诗《拜访诗人》；或许还有讲“灰眼睛的国王”之死的那首诗，尽管写这首诗的时候离勃洛克的死还有十多年。勃洛克不喜欢所有的阿卡梅派诗人，她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也不喜欢帕斯捷尔纳克。

于是她又谈起了她所深深挚爱的帕斯捷尔纳克。在曼德尔施塔姆和茨维塔耶娃死后，他们都成了孤身一人。得知对方还活着而且还在创作对他们两个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安慰。他们彼此自由地批评，却不允许其他人这样做。在苏联有无数热爱他们的男男女女传抄着他们的诗歌，用心去体会他们的诗歌，这一点足以让他们感到自豪。但他们俩却都还在被流放。流亡的想法他们俩都无法接受。他们渴望去西方访问，但如果这意味着他们再也不能回国，他们也不会去。他们深深的爱国之情不带一丝民族主义的色彩。阿赫玛托娃不打算离开。无论将遭受怎样的苦难，她也绝不抛弃她的祖国。

她还谈到她的童年，她的婚姻，她与其他人的关系，谈到一战之前在彼得堡那段充实的艺术生活。她不否认西方的文化，特别是到1945年这个时候，要远远超过苏联。她说起了伟大的诗人安年斯基，她从他身上学到的东西甚至比古米廖夫还要多，他去世的时候大多数编辑和评论家对他还没怎么注意，他是一位被遗忘的大师。她说起了她的形单影只、与世隔绝。战争结束后，列宁格勒对她来说就是一片朋友的墓地——就像经历了一场森林大火，剩下的几棵孤零零的焦木只能让原本的荒凉显得更加凄楚。她靠翻译过活。她曾请求允许她翻译鲁本斯的书信，而不是罗曼·罗兰的。经过一番难以想象的波折，终于获得了批准。我问她如何理解文艺复兴——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还是一种理想化的幻象，一个想象的世界？她的回答是后者。她怀念那个世界——正如歌德和施莱格尔曾经构想的，它渴求一种曼德尔施塔姆所说的普世的文化——渴求那些已经变成艺术和思想的东西：本性、爱情、死亡、绝望和牺牲——一种不受历史限制，没有任何例外的（放之五湖四海而皆准的）真实。她说话时声音平静而又镇定，俨然像一位遭到放逐的冷漠的女王，高傲、郁郁寡欢、难以接近，说的话往往难以置疑。

她向我讲述的她一生中经历的一个又一个悲剧，已经远远超出了以往任何人对我的口述；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让人辛酸。我问她是否打算为自己的文学生涯留下一篇记录。她回答说她的诗就是记录，特别是那首《没有主人公的长诗》，她又为我朗读了一遍这首诗。我再次恳请她允许我把它抄下来。她还是拒绝了。我们的谈话，触及到彼此生活的隐私，徜徉于文学与艺术之间，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的凌晨。当我取道列宁格勒和赫尔辛基离开苏联回国时，我顺路又拜望了她一次。1946年1月5日下午我前去向她道别，她送了我一本她的诗集，诗集的衬页上写有一首新诗——这首诗后来成为一组名为《诗五首》的组诗的第二首。我发现诗集里这首诗的原型，其灵感直接来自我们早先的那次会面。在《诗五首》和别的诗中，还能见到许多我们会面的影子。

1956年当我再次访问苏联时我没有见到她。她的儿子一年前刚从劳改营释放，如今又被关押起来。帕斯捷尔纳克告诉我，除非是官方的安排，否则她对见外国人非常敏感，但她希望我能给她打电话；这要安全得多，因为她的所有电话交谈都是被监听的。在电话里她向我讲述了一些她作为一个戴罪在身的作家的经历；讲述了她怎么被一些她曾认为值得信赖的朋友所抛弃；讲述了其他许多人的高尚和勇气。她重读了契诃夫的作品，并跟我说起码在《第六病室》这部作品中他准确地描述了她的处境，也包括其他许多人的处境。与此同时她翻译的朝鲜古典诗歌也已经出版“——你可以想象我懂的朝鲜语有多多；这是一个选本；不是我自己选的。你倒没必要去读它。”(https://www.daowen.com)

1965年我们在牛津见面时，阿赫玛托娃告诉我斯大林本人曾为允许我去拜访她这件事大发雷霆：“这么说我们的修女如今在接受外国间谍的访问啰。”当得知已经报告过，他随即便是一通谩骂，言语之难听她自己最初都不知如何复述给我听。事实上我从未在任何情报机关工作过，不过这无关紧要。所有外国使团的人在斯大林看来都是间谍。当然，她说，那个老头子之前已经患上了疑心病，有些神志不清。在牛津她对我说，她确信正是我们惹得斯大林暴跳如雷最终促使了冷战的爆发——我和她不经意间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她真的完全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始终深信无疑。她把她自己和我看作是世界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命中注定要在一场惊天动地的冲突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这在她当时的诗歌中也有所表现。这是她整个历史哲学观的核心，她的大多数诗歌也都遵循这种观念。

她对我说，去年她获得了一项文学奖，去了一趟意大利，回国后便遭到了苏联秘密警察的调查，他们问她对罗马有何印象。她回答说在她看来罗马就像一座异教与基督教仍在进行战争的战场。“什么战争？”他们问她。“提到美国了吗？俄国移民有没有卷入？”当被问到英国和牛津时，类似的问题摆在她面前，她又该如何回答呢？因为无论有什么在俄国等着她，她都会回去。苏联政体只不过是她的祖国的现行体制。她曾生活于此，也愿长眠于此。作为一个俄国人就应如此。

我们又回到俄国诗歌的话题。她说起那些得到苏联当局赏识的著名的青年诗人时多少有些不屑。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当时也在英国，他发了一份电报到牛津给她，祝贺她获得荣誉博士头衔。收到电报的时候我也在场。她读过后，气愤地将它扔进了纸篓。——“他们都是些小混混，糟践自己的天赋，都是些利用公众趣味投机取巧的家伙。马雅可夫斯基对他们的毒害太深了。马雅可夫斯基声嘶力竭地呐喊完全是出于他的天性。他是情不自禁。而他的模仿者们则是作为一个流派来效仿他的风格。他们都是些平庸的诵读者，在他们身上找不到一星半点真正诗歌的影子。”

当今俄国也有许多很有天赋的诗人：其中最杰出的要数约瑟夫·布罗茨基，她说是她一手把他带大的，他有一部分诗歌已经出版。他是一位被深深埋没的伟大诗人，在他身上包藏着伟大诗人的一切特质。还有许多其他天赋惊人的诗人——但他们的名字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他们的诗歌无法出版，但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证明了俄罗斯的文学活动尚未枯竭：“他们会让我们这帮人都黯然失色，”她说，“相信我，包括帕斯捷尔纳克、我、曼德尔施塔姆还有茨维塔耶娃，我们这帮人是从19 世纪开始经过长期苦心孤诣的结果。我和我的朋友们都认为我们说的是20 世纪的声音。而这些新一代的诗人正在开启一段新的篇章——尽管现在他们还难脱羁绊，但他们迟早会挣脱绳索，并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她以这样一种预言的口气说了一阵，然后又转回到马雅可夫斯基，朋友的背叛把他推向了绝望的深渊，然而，有一度，他仍是民族的号角，代表着人民的心声，但对其他人来说却是个失败的例子；她本人没有从他身上学到什么，却从安年斯基那里获益良多，一那是位最纯粹最优秀的诗人，远离文学政治的喧嚣，遭到前卫记者的极大漠视，幸运的是当他受关注时他已经离开了人世。生前他的作品并没有得到广泛的阅读，而随后这也成为其他伟大诗人的命运——今天这代人对诗歌要比她自己那一代人敏感得多：在1910年，有谁关心，有谁会去真心关注勃洛克、别雷或是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或者说，关注她本人和她流派的诗歌？而今天的年轻人对所有这些都了然于心——她还收到很多年轻人的来信，其中许多还是些痴迷的小姑娘，但单从数量上也足以说明一些问题。

帕斯捷尔纳克收到的来信甚至更多，也更喜欢它们。她问我见过他的朋友奥尔加·伊文斯卡娅吗？我没见过。她觉得无论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妻子季娜伊达还是他的情妇一样都让人难以忍受，而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本人却是一位有魅力的诗人，是俄罗斯这块土地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写的每一个句子，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都是他的肺腑之言，不像她听过的其他人。勃洛克和帕斯捷尔纳克都是超凡脱俗的诗人；没有哪位现代法国人或英国人可与之相比，瓦莱里不行，艾略特也不行——波德莱尔、雪莱、列奥帕第方可与他们比肩。与所有伟大的诗人一样，他们对其他人的品质缺乏认识——帕斯捷尔纳克就经常称赞一些差劲的评论家，发现一些想象中的隐藏的天才，鼓励形形色色的小人物——称职但缺乏才气的作家——他有一种历史的错觉，觉得一些微不足道的人物有时也会扮演意想不到的重要角色——就像《日瓦戈医生》中的叶夫格拉夫（她坚决地认为这个神秘人物的原型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不可能是斯大林；显然她觉得这是无法想象的）。他真的没有读过当代作家的作品，他乐于称颂的不是巴格里茨基或阿谢耶夫，甚至也不是曼德尔施塔姆（他忍受不了他，当然在他身陷困境的时候他还是竭尽所能去帮助他），也不是她本人的作品——他写给她许多热情洋溢的信谈论她的诗歌，但这些信谈的是他自己，而不是她——她明白它们是些美好的幻想，与她没有多大关联：“或许伟大的诗人都是如此”。

帕斯捷尔纳克的恭维自然让那些领受者非常得意，但这只是自欺欺人；他从不吝惜他的赞美之辞，而实际上对其他人的作品根本不感兴趣：当然他感兴趣的是莎士比亚、歌德、法国的象征派诗人、里尔克，或许还包括普鲁斯特，而不是“我们中的任何人”。她说她生活中没有一天不在思念帕斯捷尔纳克这个人；他们之间从未有过恋情，但他们又彼此深深爱着对方，这让他的妻子气愤不已。接着她谈起了从1920年代中到1930年代末这段“空白”时期，这段时期她完全从官方的报道中消失了。她说她除了翻译，就是读俄国的诗歌：当然经常读的是普希金，也读奥多耶夫斯基、莱蒙托夫和巴拉丁斯基——她认为巴拉丁斯基的《秋》是一篇完美的天才之作；她最近还重读了韦利米尔·赫列勃尼科夫的作品——感伤但不失精妙。

我问她是否会为那首《没有主人公的长诗》作注：那些不熟悉它所描述的那段生活的读者可能无法理解其中的各种典故；难道她希望让它们一直不为人知吗？她回答说当那些了解我所说的那个世界的人都变得老态龙钟或行将就木时，这首诗的生命也就走到了终点；它将伴随着她以及她的那个世纪一起变为历史；它不是写给永恒的未来，甚至不是写给子孙后代的：唯有过去对诗人才有意义——尤其是童年——那是他们渴望重生、渴望复活的情结。预言、对未来的颂歌，甚至是普希金致恰达耶夫的伟大诗篇，都是一种慷慨激昂的浮华词藻，用冠冕堂皇的观点来吸引眼球，是诗人用眼睛在端详模糊难辨的未来。她瞧不起这样的装腔作势。

她说她知道自己已经来日无多，医生已经清楚地告诉她她的心脏不好。首先她不希望被怜悯。她已经面对过各种恐怖，也体会过最让人悲痛欲绝的不幸。她要求她的朋友们允诺不准对她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怜悯；仇恨、侮辱、轻蔑、误解、迫害，她都能忍受，但无法忍受掺杂着怜悯的同情。她高傲的自尊心非常强。

她谈话中所表现出来的超然和客观只能部分地掩饰她的感情倾向和道德判断，这一点显然无可置疑。在她对各种人物性格和生活的描述中，都带着她对各种人物的核心道德和处境的深刻洞见（在这方面她从没有和她的朋友们说过），以及她无法摆脱的固有观念。她知道我们的会面已经导致了重大的历史结果。她知道诗人格奥尔基·伊万诺夫曾经有一段时间是领取沙皇政府薪水的密探，她谴责他移居国外后所写的回忆录是在撒谎。她知道诗人涅克拉索夫在19 世纪也曾为沙皇政府工作过；诗人安年斯基是被他的文学对头逼死的。她的这些信念并没有明确的事实根据——它们完全是直觉，但它们也并非毫无意义，并非纯粹的空想；它们构成了关于她自己生活与命运的一贯观念，也构成了她关于自己民族的生存与命运的观念，它们也是帕斯捷尔纳克要跟斯大林谈论的核心问题，是支撑和构成她的文学和艺术的想象要素。她不是一个好幻想的人；总体来说，她有着很强的现实感。她在描述一战之前圣彼得堡的文学和社会图景以及她在其中的活动时，运用的生动细节和冷静的现实主义眼光，使她的描述完全让人信服。

阿赫玛托娃生活在一个可怕的时代，但如娜捷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所说，她表现得非常英勇。她从未公开地，或对我私下地说过一句反对苏联政府的话。但她的一生，如赫尔岑描述俄国文学状况时曾经说过的，在不断地对俄国的现实进行控诉。今天在苏联，对她的怀念和崇拜虽然没有公开表达却非常广泛，据我所知，无人可比。她一直坚持抵制她认为对她的祖国和她自己来说是可耻的事，使她（如别林斯基曾经对赫尔岑的预言）不单成为俄国文学界的重要人物，而且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俄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我与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和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会面和谈话，对他们简直无法形容的生活和工作处境以及他们所遭受的对待的认识，还有我得以和他们两人建立起来的私人关系甚至是友谊，都深深地影响了我并根本改变了我的观念。当我在出版物上看到他们的名字，或听别人提到他们的时候，我会生动地回忆起他们脸上的表情、举止和他们说过的话。直到今天，当我读他们的作品时，仍然能够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