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社会科学声称能够越来越准确地预知组织或个人的行为，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行为。所以，当我们发现有一种政治进程仍然引起极大的困惑时，会感到奇怪。它既不是发生在某些尚未探索的自然领域，也不是发生在连心理分析也解释不清的个人灵魂的隐秘深处，而是发生在一个明显受到理性铁律支配的领域，据说，所有由偶然因素、人们的突发奇想、不可预知的情绪波动、自发性、不负责任、一切缺乏严格逻辑关联的事物所带来的影响，都已经被无情地排除到这个领域之外。我所指的进程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共产党的“总路线”。它在方向上的急剧变化，不仅让外界感到莫名其妙，也使苏联自己的公民觉得困惑；不仅苏联的普通公民困惑，就连国内外的共产党员自己也摸不着头脑。屡次弄得他们心惊胆颤、手足无措。

不能预判变化无常的路线对共产党员来说是最大的失败。轻则打乱他所有的个人计划；重则把他整个人彻底毁灭。莫斯科经常突变的“路线”连累了许多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深受其害，这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的历史中就可以看出来，尤以德国共产党最为明显。一批由熟悉内情的前共产党员巴尔明、西里加、罗西和路特·费舍尔写的书，以及由转向反对苏联政体的天才作家阿瑟·库斯勒、汉弗莱·斯莱特和维克托·塞尔日写的影射小说，都对这一现象进行过生动的描述。无论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是在共产党对外政策中具体的经济和政治方面，大多数的这种不确定性必然都能被归结为俄国的国家利益高于世界共产主义的整体利益或个别地方共产党的利益。此外，就算是苏联的领导人也不是都跟火星人一样，肯定也避免不了有失算、犯糊涂、无能为力和不走运的时候。但即便我们可以理解像民族主义、人无完人以及难以把握整个人类事务等这些不同的因素，可是贯穿在苏联意识形态政策中的这种毫无规律的变化仍然让人感觉非常困惑。

苏联或许不可避免有些依赖马克思主义学说，因为我们有理由认为苏联的领导人不仅仅是口头上承认依据某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评判事物，而且实际上通常也是这么做的。尽管政治局里的成员肯定更擅长经验性思维而非理论性思维，但他们一直据以理解外部世界、规划各项政策的基本范畴，则都是来自马克思和黑格尔提出，并经过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铁托等人改造，也曾被法西斯独裁者以一种歪曲甚至颠倒的形式加以利用的那套理论体系。按照这种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你必须区分“高潮期”和“低潮期”——前者是指“历史”看来正处于一种热情高涨、渐趋革命高潮的时候；后者则更为常见，指的是万事都归于沉寂而安定的时期，至少看上去如此。虽然这个理论一定会告诫人们在平静的表面背后总存在着一些矛盾，这些矛盾最终将导致不可避免的冲突（这些冲突就构成了社会的进步），然而这个过程可能通常还一直是隐蔽的，看不见的——革命，用马克思（和黑格尔）从《哈姆雷特》中所引用的形象来说，就像地下的老鼹鼠一样还在不停地掘地。〔2〕这正是革命党派应该携起手来和衷共济而不是耗费精力相互争斗的时候。这种阶段交替的理论，早在圣西门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过，它似乎是对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斯大林政策的唯一合理的解释。

清算托洛茨基在中国实行的进攻路线被认为是暂停实行“激进主义”政策的最好例子。按照斯大林及其支持者的逻辑似乎已经得出结论：一个新的“平静”时期已经开始，因此在这个时候开展或支持暴力革命“注定”会失败。与之相反，要求诉诸武力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发生在1932年对德国共产党做出的那个臭名昭著的指示，要求他们集中火力对付社会民主党，因为他们是比希特勒还要危险的敌人。斯大林在这个时期的讲话对此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显然他似乎已经认为在经历了漫长的1920年代令人失望的低潮之后，新一轮的革命高潮将再次兴起。他将1929—1931年的经济危机看作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最显著的标志，标志着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终将完成它们的历史使命——最终摧毁整个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大厦。（顺便说一句，并不止他一个人把形势说得那么可怕；还有许多远在别国、持不同政见的评论家把这段时期说得更加耸人听闻。）在所谓的“革命”形势下，共产党开始发起进攻。在平静的潜伏期共产党不得不让潜在的对手和敌人产生虚假的安全感，但潜伏期已经过去；一切所谓的与其他左翼势力和“进步”力量团结一致的假象都已经结束。一旦资本主义秩序内部开始出现崩裂的迹象，决定性时刻的到来就不会太远了，接下来列宁在1917年9月和10月间精心策划的那种所谓的最后一击就成了固定的模式。勇敢无畏、坚定刚强的共产党，只有它明确自己的目标和前进方向，如今要与那帮“软弱”、糊涂的同路人、同行者、临时的盟友和暧昧的同情者断绝那种不真实的（但在前一阶段从策略上来说却是必要的）关系。它经过重重艰难险阻已经向最后的夺权跃进了一大步，只有它——也只有它知道——为夺权做好了充分的准备。(https://www.daowen.com)

1932年斯大林向他的德国盟友下达的进攻命令致使他们遭到致命的打击，对他本人的打击几乎也是致命的——全世界都非常清楚，其结果在此之后造成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损失。即便如此也没有动摇共产党人对这种简单模式的信念。他们依然毫不修改地一再宣扬：在革命形势来临的时候，肃清那些对你已经没有价值的盟友，然后发起进攻，实施打击；在革命形势尚未到来的时候，则通过临时性的结盟、建立人民阵线，利用自由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的掩护，引证那些提出可能实现乃至渴望实现相互宽容、和平共处的古老文本来聚集力量。最终希望能产生双重的效果：一方面可以通过投其所好或加深认识与潜在的对手达成妥协，同时又可以把右翼的对手——反动势力——置于所有最坚定最真诚地拥护自由与博爱、进步与正义的人们的对立面，使之陷于尴尬境地。

事实上，或许这一简单的教条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解释1946年之后苏联为什么会在宣传政策上摇摆不定。当初苏联的领导人以为会发生一场大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与之相应态度也就变得咄咄逼人，毫不妥协。后来才逐渐地很不情愿地意识到（苏联经济学家瓦尔加早有预言，他本人也因这个不合时宜的预言而遭到指责）危机不会来得这么快，目前可能不会来，或不会像预计那样来得那么猛烈。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在过去的两年中，苏联要改变（至少对外的宣传是这样）用老一套的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术语进行的直接宣传，而代之以某些非共产主义的价值观，例如呼吁普遍的向往和平，或面对美国的指手画脚而激发地方或民族的自豪感，或发展比方说俄法之间所谓的传统友谊，截然不同于英法之间只有传统的敌对关系。苏联对这种平静与危机相互交替的历史模式（它有一个值得尊敬的前马克思主义的渊源）的信奉，或许并不能完全解释它错综复杂的对外思想政策，但脱离这样的假设，这些政策将变得根本无法理解，否则只能解释为莫斯科方面有些盲目、愚蠢或无谓的固执己见，另一方面，这也很难归咎于苏联今天的统治者。这充分说明了相信这个假设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