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们的理论源于这样的假设：任何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政权毫无例外地都会受到两种主要威胁。

其一是革命可能进行得过头——过分狂热的革命者可能造成过度的破坏，甚至那些最终依靠其智慧和才干革命才得以胜利、革命果实才得以保留下来的开国元勋们，也难逃厄运。几乎没有哪场革命能够给它们狂热的拥护者带去他们想要的结果；原因很简单，因为造就出那些最优秀最成功的革命者的性格恰恰容易让他们过分地简化历史。胜利所带来的最初的兴奋感一过，在胜利者中间就开始萌发一种失望、受挫以及随之而来的不满情绪：可能是由于那些最神圣的目标尚未实现；或是因为世间仍然充满了不幸；有些人必须受到指责；有的人缺乏热情，态度冷漠，可能还有人暗中破坏，甚至背叛革命。所以就出现下面的景象：许多人因为没有做到事实上任何人在现实中都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而遭到指控、判刑和惩罚；人们因为引发了一种实际上与任何人都毫不相干的，事实上根本无法避免的，那些目光敏锐、头脑冷静的观察家（正如后来所看到的）早已有所预见的局面，而受到审判并被处决。无数的审判与惩罚也无济于事。不满变成了愤怒，随之而来的是恐怖和越来越多的死刑。没有外界的干预或出现什么实质性的变化，这一过程是不会自动停止下来的，因为要抵偿一项无中生有的罪过，或弥补因总的来说甚至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对形势的误判而产生的危机，搭上多少受害者都不算够。然而一旦形成了人人都相互猜疑、互相指责、以牙还牙的可怕局面，再想挽回就已经太迟了：整个体制在几乎波及所有人的疯狂的猎杀异端所引起的动荡中开始瓦解。所有在校的学生都知道1794年法国大革命的高潮有多疯狂。

第二种威胁恰恰相反：它通常是第一种威胁的自然结果。革命最初的心气一过，热情（包括精力）就会减弱，动力也变得不那么强烈和纯粹，对英雄主义、牺牲精神、献出生命和财产产生厌恶，正常的习惯又重新恢复，一开始那种大胆而又骄傲的试验气魄将慢慢减退，并最终在卑鄙的腐败和堕落中消失殆尽。这在督政府时期的法国也发生过，它经常标志着革命阶段的终结。它似乎是每一次拉丁和拉丁美洲国家浪漫主义起义过后不可避免的结局。

所有的革命领袖都不希望看到他的政权被自己点起的烈焰所吞噬，也不愿看到自己刚刚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政权又退回到老路上去，因此避免这两种极端的威胁——既要防止雅各宾派自我毁灭式的狂热，又要避免革命后的厌倦与悲观——就成了所有革命领袖的首要任务。但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革命者自视有所不同。按照马克思主义从黑格尔学说中发展出来的要义，世间万物——不论有生命的还是没有生命的——都处于一种永恒的内在冲突之中，冲突不断发展，直到在一个新的层面上产生新的对抗——一种新的“层次”上的紧张和冲突。因此“辩证法”本身——由于这是所谓的过程——理应确保一切真正的革命运动充满活力。因为既然辩证法不可避免地“根植于事物的内在性质”，既不可阻止也无法回避，所以革命后的政权路线就必须——也只能——遵循它的规律。就像法国大革命爆发本身遵循着那些规律一样，它的由盛转衰以及在督政府时期的搁浅，乃至后来出现的帝国和复辟，大概也遵循着同样的辩证过程。无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被认为包含有多少的决定论色彩（而且该学说无论是在黑格尔那里还是在马克思那里都远算不上清晰，而在恩格斯的后期著作中则变得尤为晦涩），斯大林似乎已经下定决心要打破以往革命的宿命，不让悲剧降临到自己的政权。尽管世界图景自我实现的宏伟进程不可阻遏，也不会为顺应多变的人心而偏离正轨，然而历史（据以往的表象看）似乎并不很确定是否一定能够保留下俄国革命中斯大林及其政党最想保留的那些特征。自然本身（虽然通常都很可靠）有时候也会失灵；稍加调整或许就能使她的发展更加接近正轨，更加可测。因此人类的技巧将被用来帮助宇宙更严格地按照自身的“内在规律”来运行。

因此，斯大林采用了一种原始的策略，完全契合我们时代的创新精神，特别是以人工产品替代自然产品的新风尚。别人制造人工橡胶和机器人，于是他也发明出一种人为的辩证法，让实验者本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操控和预测它的结果。他不是让历史自发地按照辩证的螺旋曲线上下波动，而是要将这一过程置于人的掌控之下。问题是要在冷漠与狂热这一对“辩证两极”之间找到一种平衡的方法。〔4〕问题一旦明确，他的政策的实质就变成准确地把握时机，估算在特定的环境下要把政治和社会的钟摆摆向任何他想要的结果所需要的作用力。

让我们拿这个假设来说明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情形。1941年，当时苏联体制看上去运行得还算平稳，人们允许充分地表达爱国主义情感。对于此前被迫压抑了二十年的郁闷心情而言，它起到了一个安全阀的作用。党的领导人很清楚这股激昂的民族感情在激励人民抵御外敌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心理作用。局势的发展显然已经不容许像战前那样不遗余力地灌输共产主义的教条；赢得这场战争靠的是对祖国而不是对意识形态的一片赤诚之心。人们开始感觉到一种宽松的气氛。作家的创作更加自由；对外国人，至少对那些与盟国有关的外国人的猜疑也稍稍有所缓和，至少当时是如此。各种早已过时的带有大俄罗斯情绪的陈词滥调，以及对纯粹的民族英雄的崇拜又重新流行起来。而到后来，从国外凯旋而归的苏联军队，对国外的习俗和自由充满了（如同历次进军欧洲之后所经常发生的一样）美好的印象，这让当局开始感到紧张；毕竟1825年在经历了类似的情形后爆发了伟大的十二月党人起义。显然对当局来说重新强行灌输共产主义学说——从根本上说是将种族不同的苏联各民族维系在一起的唯一纽带——可谓当务之急。归国的士兵——无论是胜利者还是在德国等地获得解放的战争俘虏，以及那些在国内可能与他们有接触的人——将受到严格的监控，即便尚未形成反抗中央政权的中心。如果不迅速地进行这样的再教育，苏联的整个生活模式——所有集权国家仰仗的都是不停的规训和一刻也不放松的管束，很可能马上面临垮塌的危险。众所周知这是一切集权政府走向灭亡的开始。到1945年岁末，一项更严格的正统要求被提了出来。严厉地禁止一切宣扬民族主义的政策。铭记在心的只能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当局觉得各个民族的杰出代表在美化当地历史方面已经做得有些过头，并明白无误地严肃要求他们遵循正统。地方史遭到查禁。这个国家再次笼罩在无所不包的正统意识形态的巨大斗篷之下。要求全党揭露和开除各种机会主义者和那些在战乱期间混入革命队伍的流氓无赖。猎杀异端的运动又开始了（尽管没有达到1937—1939年那么骇人听闻的程度）。

此类运动的危险在于它将权力置于一群狂热分子手中，他们剪除一切旁枝异端，不断地致力于保持教派的纯洁性，如今凡是对生长没有多大促进作用的都成了他们的剪除对象。如果说不是他们，起码是他们的那些核心成员，盲目执着，像他们这种人是掀不起风浪的；可是此类事件一旦发生，过分的举动也就在所难免。那些检察官在肃清了大大小小的反对者之后，已经完全为自身宗教般的狂热所驱使，直到发现他们正逐渐把矛头伸向那些伟大的党的领导人本人的生活和著作。此时必须迅速地制止他们，否则整部国家机器将因此陷于瘫痪。之所以停止清洗，批判那些始作俑者是些已经丧心病狂的极端分子，还有一个原因是它能取悦于党内和政府官员中那些战战兢兢、因绝望而不得不铤而走险的普通成员（更不用说广大的老百姓）。一只巨手从天而降阻止了调查。克里姆林宫听到了人民的呼声，看到了它的子民所处的困境，不允许他们再受到它殷勤过度的公仆的层层盘剥。那些逃过一劫的人长舒了一口气；迸发出一片由衷的赞誉之声。一度在大屠杀中有过动摇的对善良、智慧、洞悉一切的领袖的信仰，如今又得以重新确立。(https://www.daowen.com)

1937—1939年的大清洗过后发生过这种情况。1947年又再度出现，只不过程度要轻得多，当时纯理论学说上的迫害有所放松，随即迎来了一个吹捧本民族，猛烈抨击过去与现在的一切外来影响的时期。这种极端的沙文主义尽管从国外的角度看荒谬至极，尽管它对那些在苏联还幸存的少数广义上的文化代表来说是毁灭性的，但依然很可能会得到大多数老百姓的拥护（曾几何时，又有哪个民族会不热衷于宣传民族主义？）；更不要说它掌握在那些对本民族传统更为亲近的忠实的马克思主义检察官手中。此刻钟摆摆向了为俄国骄傲和自豪的方向。但正是由于先前在肃清意识形态的方向上走得太远，这次的回摆自然也要过头。

苏联政府希望至少在它依仗的精英分子中能够保持起码的头脑清醒；因此任何一次钟摆的剧烈摇摆最终都需要进行校正。在正常的社会中，舆论的变化，无论是自发的还是人为煽动的，都不会发生在真空里。它会遇到各种已有习俗和传统的抵制，并在某种程度上淹没或稀释于因自由社会中相对不受控制的思想感情倾向与各种陈规旧俗之间碰撞所激起的无数漩涡中。但在苏联几乎不存在这样的随机因素，主要是因为党和政府一直致力于将独立思想消灭于萌芽状态。于是出现了某种真空，任何人为煽动的观点都很容易过头，达到荒谬的地步，最后以自我否定收场——不但从外部世界看是这样，即使从苏联内部看也是如此。这个时候它又必须借助人为的方式摆回去。这就是我们在排外的民族主义运动发展到与沙俄时期残酷的“俄化”政策同等炽热的程度时所看到的情景。（近来对世界主义知识分子的批判所用的语言与1905年革命被镇压之后反革命、反犹太人以及盲目地反自由的出版社和警察的语言几乎如出一辙。）显然必须采取某些措施恢复苏联统一的框架。按照一般的假设，党是从来不会犯错误的；要错也只可能是因为对路线理解错误或执行不力。而且，在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核心教义的体制中，任何触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举动都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公然企图在政治理论甚至哲学这样核心而又关键的领域修改马克思主义原理都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取消了：因为那样会有相当大的危险，那些忠诚卫士在经历了这么多年受到严格控制的生活之后，会在他们心中产生混乱和恐慌。一个雇佣了成千上万职业鼓动家，并要求他们必须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教育孩子和文盲的体制，不可能允许对它的核心真理有任何的怀疑和含糊不清。即使是斯大林，要想不危及到整个体制，也不能破坏那些意识形态的基础。

因此必须寻找一些更安全的领域，因为意识形态上的调整需要一个看起来略为宽松的环境。音乐、诗歌、传记乃至法律均属边缘地带，在这些领域发表一些修正“路线”的学术声明不至于扰乱核心的关键区域。（如今）其他那些通常研究偏僻冷门、耳聪眼慧的知识分子立刻便领会了如此公开声明的个中寓意。语言学离核心区还要更远些，所以也就更安全。或许这就是斯大林选择语言学作为暗示，告诉我们追求纯粹马克思主义的“响亮号召”已经产生了足够的影响该，到缓一缓的时候了。尽管这种方式在外行看来是如此的不可思议。在语言学领域要求微调路线的口子一开，其他许多相对“非政治性”的专家势必满怀希望地自问，他们封闭的世界是否也能指望略微放松一些——哪怕只是一道通往外界的缝隙，至少在其中能够获得一些呼吸的空间。语言学家获得的恩赐意味着音乐家、杂技演员和小丑以及数学家、童话作家甚至物理学家和化学家都不必那么谨小慎微了。一连历史学家也抬起头来；位作者〔5〕在1951年夏季的一份苏联历史杂志上怯生生地主张，既然斯大林对历史研究没有说什么，那么他们是否也可以像语言学一样，跳出马克思主义的“超级结构”，拥有一种“客观性”和一些永久的原则？斯大林曾经严厉地拒绝将这种客观性和永恒原则赋予艺术或法律机构。物理学家、化学家，就连险些要颠覆历史辩证法的发生学家如今也得以松一口气；当然可以肯定的是，路线在这些学科中的反复无常主要是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而非出于形而上学的考虑，或是对这样或那样的哲学或科学“唯物主义”不可救药的癖好。而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的一些更乐观更天真的西方同行，对苏联的科学理论感到困惑时，却一再地试图将之归结于此。

“和平”“共处”的主题明白无误地暗示在经历了朝鲜问题的错误冒险之后，辩证机器正在转向何方：因此那些对他们的学科的热爱并没有完全被扼杀的教授们又怯生生地重提“西方”的价值。而如果最初的几个谨小慎微的试探者没有遭到太粗暴的反对，那些尝试者就知道他们终于可以指望一个相对宽松的时期的到来。而那些更有经验的人知道这种情况不可能持续很长。如今已经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迹象，表明约束放得太松了——对于一部机器来说放得太松了，如果不开始慢慢地收紧，它将根本无法继续运行下去。如今又重新主张一致性、纯洁和正统；又开始严禁任何的怀疑〔6〕，新的循环又开始了。

然而有些事取决于推动钟摆的力量：恐怖施行得太过分（譬如1930年代末叶若夫统治时期那样），结果会把人们吓得什么话也不敢说。人们除了说些最老套的表忠心的套话，谁也不会和人谈论稍微有点“危险”的话题，而且说的时候还非常的节制，因为谁也无法肯定从今天到明天哪些话变得可以说，哪些话又变得不能说。这种因恐惧而带来的沉默也有它的危害。首先，虽然大范围的恐怖统治能够确保广泛地遵从和执行各项命令，但也有可能把老百姓吓懵：长此以往，严厉的镇压最终会把人们变得完全麻木，没有任何知觉。一旦意志变得麻木，便会产生一种彻底的绝望，从而势必会放慢前进的脚步，减缓经济的发展。其次，如果人们一言不发，政府雇佣的大批情报人员将无法充分地了解人们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以及他们会对政府的各项政策做出何种反应。如果水异常的平静，而且一眼望不穿水面，那么这汪水可能非常深。俄罗斯有句谚语：“静湖出水怪。”如果对人们所想的事情一无所知，政府将无法运行。虽然通常意义上的公共舆论可以说在苏联并不存在，尽管如此，统治者也必须通过被统治者的情绪来认识自己，从最原始的、行为科学的角度上说，这与动物饲养员能够判断他所养的动物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十分类似。因此必须采取一些措施鼓励人们畅所欲言：禁令被解除，“共产党员的自我批评”，“同志般友好的讨论”，这类看起来酷似公共辩论的行为一再得到倡导。一旦个人和团体敞开心扉——肯定有人会露出底细——领导也就更清楚地了解他们的立场，如果他们打算不受各种不可控因素的干扰坚持“总路线”，他们知道首先应该排除谁。断头机又被重新启用，打开的话匣子又变得没声了。生活在这种严酷体制下的人们，刚经历过对美好生活的短暂幻想之后，背上又被压上了沉重的负担，而且被禁止沉迷于一切尽管不会妨碍劳动但可能分心的兴趣爱好——只有全神贯注，竭尽全力才能实现伟大的工业目标。事实上与外界的交流已经中止。出版界又重新意识到它的第一要务——提高公众士气，不断明确地重申正确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法。当沉闷的局势发展到让苏联人都感到无法忍受时，“路线”再次发生转向，在很短的一段时期内（在倒数第二次的时候往往是最危险的时候），生活又有了更多的盼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