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然而无论指导苏联当局对外政策的是哪种历史理论，它都无法解释党的路线在苏联国内为什么也会摇摆不定。苏联政策的威力使它本国的公民也为之战战兢兢，尤其是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学者以及各类知识分子，他们的职业要求他们公开表达自己的立场；因为他们的前途乃至命运取决于他们能否迅速而又准确地使自己适应这个变化多端的普罗透思式的政权千变万化的政策。当然，变化的规律并非完全不可预测。因此，1920年代决定“在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就肯定会改变党的整个工作方向。所以看到早先所谓“托洛茨基主义”路线的追随者，乃至与那位被驱逐的领袖有过私交的人果不其然受到迫害或遭到流放，明智的评论家也不会大惊小怪。同样，看到1939年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禁止一切反德反法西斯游行示威，也没有什么好惊讶的。看到在反抗德国入侵的卫国战争中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在官方鼓励下勃然兴起，也不会诧异。

另一方面，没人想到或能事先预言会发生公开批判党的官方哲学家格奥尔基·亚历山德罗夫这种怪事。原因是他坚持认为卡尔·马克思只不过是西方思想家中的佼佼者而已，与历史上其他思想家相比，照他的话说，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或高人一筹的地方。党的权威始终坚信仅仅把马克思称为哲学家是不够的，简直就是对他的诋毁；给人的印象是如果把马克思说成是最杰出的哲学家，就好像说伽利略是最出色的星相学家，或人类自身是最高级最聪明的猩猩一样。而且也没人料到或能事先预见到会爆发出（在发生纳粹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和残酷迫害后那么近的时间里）强烈抵制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情绪，主要是针对那些有着犹太血统的作家和艺术家，一“”认为他们是帮无根的世界主义者〔3〕和卑鄙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没想到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在此后不久就草草解散。而且也不能责怪那些多年来一直赞成已故院士马尔的空想（但得到官方的认可）学说的语言学家无法预见他的突然陨落。世界上有谁能想到如此忠心效命党和国家的知识和知识分子会遭遇如此古怪的命运，最高统帅斯大林本人以一种权威的语调宣布了关于语言、方言和社会结构相互关系的至高真理。(https://www.daowen.com)

所有曾与苏联作家、记者或那些苏联的驻外代表有过接触的人，都知道这些人都长有一双异常机敏的耳朵，能够听出党的路线在语气上的最细微的变化。然而这对他们来说并非完全都是好事，因为它会让你不由自主地忽视路线在大方向上可能出现的转变。所以他们对每个人有意或无意的一个踉跄或前冲，自然就会产生无休无止的猜测；在苏联国内，他们则通常表现出那种深入骨髓的爱嘲讽、爱绝望的性格，没有这种典型的苏联式的临危不惧的幽默，就不会产生那些苦涩而又难忘的机智调侃。但我们似乎还没有就所有这些事实提出一个总的解释。既然苏联的统治者都是些头脑冷静的人，他们根本不可能偏离衍生一切、决定一切的中心路线，而一去冒险或按时的仓促决定办事，因此我们觉得提出一种可以详尽解释这一特殊现象的假设，并非完全是无聊的消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