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完成独立

1954年初，没有人理解到随后十年将是热带非洲（除葡属领地和西属领地以及南罗得西亚外）处于从属地位的最后十年。虽然苏丹早已实行自治，不久黄金海岸就效法在后，但是肯尼亚仍处于“茅茅”紧急状态的漩涡之中，包括坦噶尼喀和刚果在内的其他各地，这时甚至还没有表现出举国一致的政治愿望。[16]好意的非洲人、欧洲人和美国人预见到在热带非洲大部分地区，将有一种几乎觉察不到的、循序渐进的权力让渡。他们是从半个世纪的角度、而不是几年的角度来预言独立的，他们无法理解到第一批权力让渡，对所有其他殖民地的转化，有着决定性的示范作用。

苏丹轻而易举地取得了独立。阿扎里领导的、得到埃及支持的、取代阿希卡党的民族联合党，在当地议会的上下两院获得绝大多数的席位。乌玛党[17]不得已成为反对党。在1954年第一周，阿扎里出任总理。阿扎里及其政党表面上致力于尼罗河流域统一的纲领。但是，国内的强烈反对，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上校在埃及掌权，以及阿扎里领导的政党自然不愿意放弃执政的权利，所有这一切都促使他们首先要关心苏丹的完整。1955年，议会要求英埃两国军队撤离苏丹；在这一行动实现之后，又在取得英埃两国政府的普遍默认之后，议会就接着宣布苏丹独立，并于1956年1月1日改名为苏丹共和国。不过，议会和政治家们的权势仅仅维持了三年；1958年末，由于乌玛党阿卜杜拉·哈利勒领导的联合政府接替了阿扎里政府，同埃及的关系再度变得紧张，又由于国内进入经济危机阶段，易卜拉欣·阿布德将军和一个军官小集团逮捕政界人士，占领喀土穆的行政和立法机关以及乌姆杜尔曼的广播电台，并以军人的名义治理这个共和国，直到1964年末为止。

恩克鲁玛一旦参与国家事务，黄金海岸改组为加纳，遇到的阻力极小。从他1951年同意在早先被他描写为“虚假的”体制内工作起，恩克鲁玛和他的阁僚们便逐步更多地担负起一直由总督和英国文职官员所行使的职责。在立法会议，他的多数党着手改革地方政府，使“土著当局”建立在民主基础上，而且除了北部地区以外，都由选举出来的行政官员取代酋长。同时，黄金海岸政府逐渐把非洲人提升到高级行政和技术岗位，设立各种训练学校，以加速从监护走向独立的过渡。总之，人民大会党的领导人表现出有治理国家的才能；因此，英国于1954年批准黄金海岸从“责任政府”过渡到“自治政府”。在同年的选举中，人民大会党在立法会议获得三分之二以上的席位。它的主要对立面，则是来自北部和阿散蒂的保守的地方主义分子。

在此后三年的自治期间，占支配地位的人民大会党的支持者及其反对派之间的鸿沟愈来愈深了。在阿散蒂，由“阿散蒂王”支持的民族解放运动把这种不满集中在恩克鲁玛的政策上，而且有力地开展地方自治运动。但是，恩克鲁玛断然拒绝所有这种分离主义的建议。尽管人民大会党在阿散蒂和北部地区印象不好，但它在1956年选举中所获得的压倒优势的胜利，却大大加强了恩克鲁玛的地位，并于1957年导致独立加纳的诞生。在政治舞台侧翼经过短暂等待观望的恩克鲁玛，因此成为非洲主要的民族主义者。在以后几年，英属非洲其他各地的政治家力争仿效他的成功，并把他对殖民主义的“特殊”反应作为政治斗争的理论。

在西非和赤道非洲，法国政府已经逐渐同新一代的土著领袖共同管理各领地的当地事务了。1956年，法国国民议会通过的“根本法”，同意以后授予海外领地议会更多的权力，实际上是解除了两个总督的权力，并给予非洲人占优势但尚未最后成形的内阁在各自殖民地内一定程度的实质性权力。“根本法”还推广普选。但是尽管这样，统治者仍然是法国，而且在1958年以前，唯有萨摩利的后裔、几内亚民主党的领袖塞古·杜尔和多哥统一党的领袖西凡虞·奥林匹欧公开要求独立。其他人（特别是帮助起草“根本法”的乌弗埃-博瓦尼）继续珍视同法国的联系，而且与其说关心反殖民的斗争，倒不如说继续关心各领地之间的对抗。当1958年戴高乐将军让所有的海外领地投票赞成或反对第五共和国宪法，以及在作为新法兰西共同体成员问题上表示“同意”或“反对”的时候，唯有几内亚（多哥和喀麦隆不在共同体内，因为它们是联合国托管区）投票反对，宣告独立。而其他领地都投“同意”票，实行自治（塞内加尔和马里成立了为时不长的马里联邦），并与多哥、喀麦隆一起在1960年分别在不同时期获得独立。

1958年，独立的车轮以愈来愈快的速度滚滚向前。卡穆祖·班达博士在离别四十多年后回国，担任尼亚萨兰非洲人大会的领导工作；他在邓杜祖·希西扎、马骚考·希埃姆贝赖和卡尼亚玛·丘梅的积极协助下，大力开展运动，反对他的人民继续在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联邦政府以及英国政府的统治下卑躬屈膝。在邻近的北罗得西亚，肯尼思·卡翁达同恩坎布拉决裂后，成立赞比亚国民大会，也采取相类似的立场。在南部，乔舒阿·恩科莫成为南罗得西亚非洲国民大会的主席。由朱利叶斯·尼雷尔和奥斯卡·坎博纳在1954年成立的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在一次关键性的“多民族”选举中在该托管区的立法会议中获得席位，于是此后迅速地向独立的目标推进。在乌干达，七名在选举中获得众议院席位的非干达人，成立了乌干达人民联盟，不久便同由一个在肯尼亚做过工的兰戈人米尔顿·奥博特领导的更有战斗性的乌干达国民大会党合并。这两个组织合并组成乌干达人民大会党。该党在乌干达的主要反对力量是受到罗马天主教大力支持的民主党，以及为布干达政治领导人利益服务的乌干达国民运动。虽然孤立的“茅茅”恐怖分子继续威胁着吉库尤地区的安宁，可是，肯尼亚紧急状态在丧失了一万三千名非洲人和九十五名白人的生命之后，实际上已经结束了。此后，克莱门特·阿格温斯-科德赫克和汤姆·姆博亚等非洲人，在内罗毕，后来在肯尼亚其他各地，重新恢复民族主义政治活动。

长久以来在政治上安稳的刚果，也在同时动起来了。1955年末，比利时教授安东尼·范·皮尔森公布了一个“刚果和卢旺达-布隆迪政治解放三十年计划”。该计划承认非洲人的愿望，批评刚果政府的各项政策，提出二十世纪的“殖民帝国主义”已经行不通了，并且要求迅速创立由土著掌握的代议制政治机构。刚果人热烈欢迎这个计划，而比利时国内的人也同意其中若干建议。该计划还促使一群信奉罗马天主教的非洲知识分子，在这个三十年计划的框框内提出温和的要求。他们要求欧洲人废除种族隔离，使刚果人不再受到屈辱。他们写道：“我们可不愿老是被人当作儿童一样。”在1952年创立“维护、统一和传播基刚果语协会”（即阿巴科党）的约瑟夫·卡萨武布在答复中宣称，三十年太久，不能等待。他要求立即给予全部政治权利、集会自由、思想自由和出版自由。他还预见到在比属刚果将成立一个由非洲人管理的联邦。

尽管比属刚果政府的敌视，在以后几年里还是迅速地出现了政治变革。比利时创立了一个把土著愿望和外国妙计交织起来象蜘蛛网似的上层建筑：一方面，鼓励土著发泄暂时的不满；另一方面，相信只要使温情主义的统治方式现代化，比利时至少还能继续统治刚果三十年。当1957年比属刚果实行地方选举的时候，卡萨武布领导的党获得利奥波德维尔市议会的大部分席位。当中央刚果各部族参加1958年法国公民投票时，卡萨武布和别的民族主义发言人在一旁不胜羡慕。这时候，比属刚果的一些非洲政治家专心致力于全面反对殖民统治的运动了。

1958年末，非洲各地民族主义者前往阿克拉，参加第一届全非洲人民大会。代表刚果的是帕特利斯·卢蒙巴（刚果政府不让卡萨武布前往参加会议，因为政府当局认为他是“最危险的”人物），尼亚萨兰的班达也参加了会议，卡翁达和恩坎布拉各自率领了一个北罗得西亚代表团。除了恩坎布拉是例外，他们都怀着前所未有的把反对白人统治的战斗进行到底（不管其结局如何）的决心，回到各自的国家。在阿克拉，他们受到非洲其他民族主义者在道义上的大力支持；恩克鲁玛、纳赛尔和别的领导人，可能还答应过提供一些必要的经费。班达在国内说，万一所有通往自由的途径都走不通的时候，今后他就要用暴力同联邦政府战斗。他宁愿坐牢，而且反复强调只要能促进非洲人反对白人的统治，即使牺牲自己生命也甘心。卡翁达告诉他的追随者说：“不管后果如何，我们准备为自由付出代价。”[18]接着，卢蒙巴回到刚果，深信唯有全国性的运动才能战胜比利时。他还开始鼓吹整个殖民地“立即独立”。

在1959年前夕，刚果发生暴动。虽然只死了几个欧洲人和非洲人，但是暴动者所表现出来仇恨白人的凶猛力量吓倒了比利时人，并有助于以后加速刚果政治让渡的步伐。到1959年年底，卢蒙巴领导的刚果民族运动和官方支持的国家进步党，在各地区选举中获得胜利。（卡萨武布领导的党，因为比利时仅仅同意将权力逐步让渡，已抵制选举。）1960年初，博杜安国王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会议，决定下一步对策。比利时在这次会议上同意让刚果独立。比利时人指望博杜安依旧是刚果的国王，还指望在正式独立前签订一系列协议保证将来比利时-刚果的友好关系。比利时政府还设法孤立卡萨武布，并逐步移交权力。但是到最后，独立突然实现了，以致使两国未来的关系极不明确，领导人又毫无经验，因而刚果处于混乱状态。此后，刚果接连不断地发生危机。中央政府很快就控制不了各省事务；第一任总理卢蒙巴被杀害；加丹加在莫瓦泽·冲伯控制下宣告退出；联合国为了恢复必要的服务机构而进入刚果。后来，联合国还采取了终止加丹加的分裂运动和统一刚果的行动。但是，在1964年，叛乱分子威胁着要重新分裂这个年青的国家。

1959年，不安和骚乱牢牢地钳制住尼亚萨兰和北罗得西亚。尼扬扎人开始有意向政府挑战，未经许可举行集会，无视政府颁布的保护资源法令，回击官方的报复行动。后来成为内政部长的亚图塔·希西扎说：“我们就是要用我们的要求……使尼亚萨兰政府和英国政府为难。这是唯一的办法。谈判不管用。我们硬是要制造骚乱……即使这意味着国内每一个人都得死去。”[19]非洲人焚烧教会的建筑物，向警察扔石头，破坏政府产业，堵塞道路。到了3月初，他们证实他们有能力束缚住国内一切治安防卫手段。他们还使南罗得西亚的军队投入战斗。因此，邻近殖民地的总理宣布处于紧急状态，禁止恩科莫领导的大会党，并逮捕大约五百名大会党党员。最后，1959年3月，尼亚萨兰政府在当时罗得西亚联邦总理韦伦斯基的怂恿下，也采取了同样措施。尼亚萨兰政府也宣布处于紧急状态，禁止尼扬扎人运动，逮捕班达及其一千多名追随者。而暴动继续不断地发生，在军队恢复平静之前死了五十名非洲人。北罗得西亚也表现出不满情绪（尽管比较温和），卡翁达要求非洲人抵制即将举行的地区立法会议选举。但是，在投票日之前，保护国总督却说赞比亚国民大会好比美国的“杀人公司”，于是拘留卡翁达及其赞比亚同胞。

白人希望生活照旧继续下去。他们在三个中非政府的行动中，看到他们长期来一直希望能够看到的——民族主义的告终和拥护成立联邦的决定。而他们完全没有觉察到，1959年的暴力和报复，实际上标志着民族主义斗争的开始，而不是其终结。此后，英国内阁懂得，只有指望在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下，才能统治其非洲属国。英国内阁最后还懂得，非洲人抗拒联邦，亦即抗拒白人移民统治，到了何等深度。而班达、卡翁达、肯雅塔等人也知道，对于英国臣民中实际表现出斗争素质和有潜在的领导能力的那些人，英国政府历来表示尊重。班达和卡翁达满怀信心地期望：几个月的牢狱生涯，将使他们（象许多人一样）有资格在适当的时候就任总理职务。

尼日利亚自1957年到1958年间已享有全面的区域自治，并从1957年开始在总理巴勒瓦领导下成立“国民政府”。1960年庆祝尼日利亚独立之后，英国政府接着就促进塞拉利昂和坦噶尼喀向这方面发展。塞拉利昂从1958年起就享有一个全面的责任制政府，并在1960年实行自治。同年，尼雷尔领导的党获得压倒多数的选民支持，他成为坦噶尼喀首席部长。塞拉利昂在1961年春取得独立；坦噶尼喀经过短期的“自治”也达到了同样独立的地位。

同时，尼亚萨兰、乌干达和肯尼亚举行选举。在尼亚萨兰，班达领导新成立的马拉维（国民）大会党取得近乎全面的胜利。此后，他逐步把愈来愈多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并在没有接受总理名义之前，早已执行了总理的职务。1961年，民主党组成乌干达政府。在肯尼亚，虽然非洲民族联盟获得了立法会议大多数席位，但是，在英国把肯雅塔从拘留中释放出来之前，它拒绝参加政府。相反，少数派肯尼亚非洲民主联盟参加了政府，并且发起“地方化运动”，以预防得到广大吉库尤、卢奥等部族支持的民族联盟，有朝一日可能统治独立的肯尼亚。在同年稍晚的时候，肯尼亚总督释放了肯雅塔，并于1962年劝说民主联盟和民族联盟一起组成联合政府。几个月后，在乌干达的新选举中，奥博特领导的大会党和布干达卡巴卡的支持者所组成的联盟，已在国民议会获得绝大多数选票。奥博特出任总理，入秋，乌干达加入了非洲其他独立国家的行列。

1962年到1963年间，肯尼亚和北罗得西亚的选民，显示出他们对战斗的民族主义的信念。肯雅塔领导的非洲民族联盟在1963年初选举中获得绝对胜利，此后就乘着这股胜利的浪潮，终于在同年稍晚的时候把肯尼亚引向独立。而卡翁达领导的联合民族独立党，则同恩坎布拉领导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组成联合政府，以便防止在保护国立法会议中仍拥有相当多席位的白人移民取代它的位置。在1963年全部剩余时期，班达和卡翁达都坚持各自的独立要求，并在这过程中推翻联邦的结构，联邦到这年年底就不复存在了。

桑给巴尔，在1961年凶猛的暴动中显示出存在着普遍的种族和政治仇恨，也在1963年年底以微弱的多数选票，再度肯定谢赫阿里·莫辛领导的（阿拉伯人占优势的）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的政治优势之后取得了独立。但是，在该党开始统治之前，一位自封的革命将领约翰·奥开罗，发起了推翻谢赫阿里·莫辛政府的运动，并于1964年初把政府权力交给一直为反对党非洲-设拉子党的领袖阿贝德·卡鲁姆（这个党声称代表占优势的非洲人民群众）。卡鲁姆随后把桑给巴尔同坦噶尼喀合并，组成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后为坦桑尼亚），由尼雷尔总统领导。

在桑给巴尔人反抗的同时，北罗得西亚人进行选举。在1964年初举行的一次选举（这次选举非洲人投的票，终于象白人投的票同样计算）中，卡翁达领导的党证实它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于是，卡翁达成为北罗得西亚第一任总理。几个月以后，尼亚萨兰去掉它的殖民名称，成为一个独立的马拉维国家。入秋，北罗得西亚取得了同样的地位，并立即改为共和国，一扫殖民地的遗迹，从此称为赞比亚共和国。唯独冈比亚（预料到1965年才能独立）、南罗得西亚（现在通称罗得西亚）、葡属各领地（在安哥拉和几内亚反抗始终没有止息），以及西属非洲，还仍然处在白人统治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