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克鲁玛的崛起

丹凯及其同事们反映了黄金海岸的情绪。他们着手组织大会党成为一个有效的政治运动，并且迅速地对随后现代加纳的成立迈出了关键性的重要一步。他们认为，唯有一个毫不分心的专职书记和组织者，大会党才能有效地迅速实现其自治的愿望。丹凯长期以来担任各种联盟、协会和团体的行政工作，似乎是当然人选。但是，他宁愿以非专职的身份指导大会党的关键性行动，而让一个青年人去直接掌握那些无疑需要充沛精力的活动。他后来说：“我觉得我当书记时间太久了，应该换一下人，以便给这个组织增添新鲜血液。”[5]丹凯把这个职位交给新近从英国回来的青年律师阿科·阿杰伊，但是，阿杰伊（后来担任加纳外交部长）却要求大会党把这个职位交给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同他一起在美国林肯大学读书的克瓦米·恩克鲁玛。

大会党的工作委员会经过一番犹豫之后，同意请还相当无名的恩克鲁玛担任书记。恩克鲁玛当时正在伦敦从事流亡国外的非洲人的政治活动。接着，恩克鲁玛勉强决定回国。工作委员会同恩克鲁玛在薪俸上发生了争执。而且，这位新书记究竟应当是个主管成员，或仅仅是个组织工作人员，尚未最后肯定。为此，工作委员会成员调查了他的政治派系，最后深为满意地了解到：恩克鲁玛深信“地域团结先于各地域内的团结”，对大会党来说又没有过于激进的思想色彩。[6]

丹凯、恩克鲁玛和大会党其他领导人，在1948年头几个月里，曾在公众集会上作了关于自治问题的演说。至少恩克鲁玛还称赞过抵制、罢工和示威，是对黄金海岸自治能够施加支持压力的唯一武器。也许他和另外几个人“浑水摸鱼”；他们在阿克拉支持消费者反对物价高昂的运动，并且怂恿退伍军人联合会把会员们的不满对准政府。在1948年2月底一个不祥的星期六下午，由于阿克拉商人显然不肯降低物价，以及人们普遍不满，激起了暴动，暴动立即转化为群众自发性的政治行动。人们成群结队地抢劫欧洲人经营的商店，攻破中央监狱，放走犯人，当他们直逼克里斯琴堡总督府，引起总督府警察开枪的时候，显然其中也有退伍军人参加。阿克拉在整个周末处于骚乱之中，在随后的一个星期，附近的城镇和遥远的库马西也都掀起叛乱的高潮。同时，丹凯和恩克鲁玛声称，大会党愿意代替英国出面恢复秩序，治理黄金海岸。[7]结果，丹凯和工作委员会的另外五位成员受到短期监禁。

恩克鲁玛同大会党内比较保守的老领导人，从二月骚乱到十四个月后他们的最后分裂，一直保持着一种至多是尴尬的联合。恩克鲁玛的风度和明显的才干，投合了居民中年青的、带着刻骨仇恨的反殖民分子的心意。恩克鲁玛在暴动后几个月内，组织了若干新的大会党分部，这样一来，他的个人影响遍及整个保护地。他为海岸角在某次政治性罢课中被开除的学生，主办了一所加纳民族学院。1948年秋，他创办了阿克拉《晚报》；这份报纸成为他发表个人意见的有效工具。同时，工作委员会对恩克鲁玛的怀疑日益加深，即怀疑他的所谓共产党的观点，怀疑他谋求个人支持而不是支持大会党政策的倾向。

当一个英国调查委员会后来指控大会党煽动暴乱的时候，恩克鲁玛立即给予反击，而工作委员会的某些成员却是畏缩不前。[8]　黄金海岸总督为审议调查委员会报告中宪法草案而设立了一个新委员会，上述成员居然还表示同意参加。这样一来，丹凯、格兰特、埃本尼泽尔·奥达尔特·奥贝特西比·拉姆特和爱德华·阿库法·阿道，也就赞同采取合法的，因而也是温和的道路进行改革。正如丹凯后来理解到，这一行动把大会党老的成员束缚在该委员会轮番不休的会议上，从而“降低了他们本年初在拘留中所赢得的巨大威望”。恩克鲁玛由于被总督有意排斥在该委员会以外，因此无拘无束地采取了越离常规、更为激进的方针了。

恩克鲁玛同考姆拉·阿格贝利·格伯德马赫、科佐·博齐一起在大会党的体制内，组织了一个青年组织委员会。他们迅速同大会党其他领导人疏远起来了，虽然在理论上还保持着联合。这个青年委员会鼓吹“现在、现在、现在”就实现自治的使命，而大会党工作委员会则拒不承认这种思想情绪。恩克鲁玛的报纸无休止地批评工作委员会的成员；他同格伯德马赫到黄金海岸各地发表演说，他们发现群众对迅速的政治变革已经有了思想准备。(https://www.daowen.com)

1949年春，大会党领导人最后决定把长久以来给他们添麻烦的人清洗出去。他们满以为只要把恩克鲁玛一开除，再加上不承认青年委员会，就可以万事大吉。但是，他们的对手早已预料到这次破裂，并且制定了计划，脱离这个迄今已是死气沉沉、实质上声名狼藉的大会党行列。在阿克拉大约有六万人参加的大会上，恩克鲁玛“……代表青年组织委员会，以各地酋长、人民、大会党普通党员、工人运动、英勇的退伍军人、全国青年运动、普通居民、儿童以及那些尚未诞生的婴儿、未来的新加纳……1948年暴动期间在克里斯琴堡十字路口牺牲的同志们的名义，并以全能的主和人类的名义”，把青年委员会改组为一个政党，其宗旨为“立即实现完全的自治而斗争”。[9]虽然恩克鲁玛同老政客们的最后决裂实际上发生在几个月以后，但是，他早已下定决心，要进行政治变革。

黄金海岸人民大会党适时地诞生了。城乡广大群众、一部分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员、若干知识分子和某些受过教育的酋长——他们都赞成自治。恩克鲁玛的天才就在于他懂得运动兴起的规律，使自己顺势登上权力的高峰。他遵循马哈特马·甘地的重要教导，开始威胁黄金海岸政府如果在1949年底还不让人民自治，他就采取“积极行动”：罢工、抵制和根据“绝对非暴力”原则的真正不合作。可是，总督却把选举推迟到1951年，于是恩克鲁玛领导了在1950年初开始的一次并非完全非暴力的罢工。总督下令逮捕恩克鲁玛和他的几个同僚，封闭《晚报》。不过，当恩克鲁玛在狱中心焦如焚的时候，格伯德马赫等人为了人民大会党在全国各地奔走。他们非常成功地使“现代派”的政纲获得人们的拥护，该政纲要求改善教育设施，政治上和经济上机会平等，以及立即批准自治。1951年初，人民大会党在殖民地立法会议三十八个席位中，获得三十四个席位。在狱中进行竞选的恩克鲁玛，获得代表阿克拉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席位。而大会党仅仅在三个选区获得选民的拥护，另一个地区则选出了一个无党派人士。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的黄金海岸总督查尔斯·诺布尔·阿登-克拉克爵士了解到，违反选民的意愿将是愚蠢的。他后来写道：“我是作为‘大赦’释放恩克鲁玛的。”

我的选择很简单：如果我不释放他，我们甚至不能开始制定宪法的工作；我若释放了他，制定宪法的工作虽可以说是“弄虚作假”，但是，他也会感到很难表示拒绝，或者不得不试一试。所以我释放了他。这样，他就前来求见我，于是，我就请他组织政府。[10]

阿登-克拉克在立法会议上指定恩克鲁玛为“政府首脑”，并按照新宪法的规定，任命人民大会党另外五名成员担任部长职位。因此，黄金海岸进入了所谓“责任政府”的监护阶段。随后，其他一些英国殖民领地也仿效这种过渡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