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保卫和平运动——为国际和平年而作

马克思主义与保卫和平运动——为国际和平年而作

苏绍智　　王逸舟

在今日世界，和平与战争的问题是关系到人类共同前途的一个严重问题，保卫和平运动已成为一个强大的群众性的进步运动。以解决现代社会基本矛盾为己任、以实现全人类彻底解放为最高目标的马克思主义者本身，必然是积极的保卫和平运动者。阐明马克思主义对待和平与战争的问题的看法，对于组成最广泛的保卫和平运动的统一战线，从而对争取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恶魔”；随着科学技术和军事工业的发展，战争必然具有日益增大的毁灭性作用。在现代条件下，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来自军备竞赛。

马克思在他去世前三年（1880年），根据当时的情况，曾一般地叙述了战争的恶果。他指出：“战争无疑会造成相当长期的、没有益处的力量衰竭”[1]。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恩格斯已对未来战争的规模和破坏后果作了深刻的预见。他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那时会有八百万到一千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2]。

科学技术和军事工业的飞跃发展，在为人类创造出巨大财富的同时，也造就了毁灭自身和整个人类的手段。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使武器的杀伤率成千百倍地增长，而且使普通非军事平民遭受越来越大的损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事人员有一千七百万人死亡，而平民因空袭、饥饿、疾病和法西斯暴行而死亡的人数大大超过了军事人员。[3]今天的世界已受到了核武器以及生物、化学和光学武器的可怕威胁；其中，核武器已成为人类头上的“达摩克里斯剑”。一颗相当于几千万吨普通炸药当量的原子弹，可以在瞬刻之间置千万人于死地；而现在仅两个超级大国拥有的核武器，已足以使整个世界毁灭几十遍。一旦爆发了核大战，出现了“核冬天”，战争双方连同整个人类有可能一齐遭到彻底的和无情的毁灭。从这个意义上讲，比起十九世纪，人类今天的生存环境和条件更为严酷，抉择的余地更为狭窄和明确——要么维护世界和平，要么共同毁灭。世界战争，核战争，这是真正的“蝗虫群”，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恶魔”。今天，马克思主义关于保卫世界和平的立场的确定，正是以此为核心根据和出发点的。

（二）马克思主义认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现代战争的主要根源；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结构和不正常的国际政治关系为各种战争的酝酿和发生提供了温床。

仅仅知道战争的破坏作用是不够的，还必须找出战争的根源，象列宁所说的那样，弄清楚“战争是由于什么打起来的”、“为了什么政治目的进行的”；[4]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提出制止战争的办法。

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分析了普法战争欧洲大陆新的战争格局形成的原因。他认为，德国吞并法国的亚尔萨斯和洛林，使法国变成俄国反对德国的同盟者；而沙皇对君士坦丁堡的野心，又把奥地利甚至意大利变成德国反对俄国的同盟者。大陆上的军事强国由此分为相互敌对又相互威胁的两大军事阵营；激烈的领土争夺、称霸地区的野心、以及由此形成的全面而尖锐的军事对峙和空前规模的军备竞赛，决定了“下一次战争，只要一爆发，就绝不会限于局部地区，它在头几个月里就会把大国——至少是大陆上的大国——都卷进去”[5]。

列宁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他指出，当列强在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开始争权夺利、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斗争时，战争便不可避免。对于这种帝国主义战争、一切侵略战争和剥削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阶级统治而进行的战争，是必须坚决反对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无条件地反对一切战争。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人类划分为阶级的现象，消灭一个民族剥削另一个民族的现象，从而使得战争不能发生。因此，我们赞成革命战争、民族解放战争，和维护民族独立和保卫社会主义的战争，而这一切都是剥削阶级强加的。

当前世界局势的动荡和不稳定，国际关系中种种危机和战争“热点”的出现，首要的原因就在于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即有明争，譬如竟相在欧洲部置新式核武器、在太空试验打击、摧毁对方的新式激光武器；又有暗斗，譬如出钱、出武器、出军事顾问，在中东等“热点”上扶植代理人，削弱对方势力和影响；在今天世界各地所发生的大部分战争和各种冲突的背后，都可以见到超级大国的巨大阴影。其次，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不公正、不平等的国际关系，即大国、强国竭力追求对小国、弱国的霸权主义统治，实施国与国关系中的强权政治。这方面，美国对格林纳达的军事入侵、对利比亚的封锁、恫吓和轰炸，对尼加拉瓜内政的赤裸裸的干涉，苏联对阿富汗的武装占领，都是极为明显的事例。再次，还应看到，旧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和分工，工业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许多不发达国家之间鸿沟的急剧加深，也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激化了矛盾，诱发了冲突，为干涉者提供了种种借口；正象马克思主义古典作家一再指出的那样，不平等、不合理的政治关系是不平等、不合理的经济关系的集中体现，经济的剥削为政治上的压迫创造了前提。

（三）马克思主义认为，保卫世界和平必须同争取社会进步联系在一起，反对战争冲突必须同改造旧的国际政治关系和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结合在一块。

十分清楚，揭露战争的罪恶性质，是制止战争的一条重要途径。马克思曾经在他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说过：“还有一个信念鼓舞着这次大会的参加者。工人阶级的解放既然要求工人们兄弟般的合作，那末当存在着那种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时，他们又怎么能完成这个伟大任务呢？”[6]马克思主义古典作家在自己的著述中把追求罪恶目的而进行的掠夺战争，算作“非正义的”战争，并予以淋漓尽致的揭露。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获得巨大进步的今天，全世界人民更有理由要求制止战争冲突的爆发，更有理由共同抵制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径，更有理由希望生活在一个更加宁静、安定、更加公正、合理的环境中。它首先要求拥有最大量和最尖端毁灭性武器的两个超级大国承担裁减军备、率先停止试验、生产和部署一切类型的核武器，直到削减并销毁核武器的主要责任，正视全人类生存、延续的权利。它也要求改善旧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改造不合理、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结构和分工安排，克服国与国交往中的霸权主义，使争取民主、平等和公正权利的要求事实上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共同接受。这是正义的要求，也为世界和平与稳定所需要。要实现这个要求，归根结底，就要消灭剥削压迫的制度，因此，保卫和平运动必须要与争取社会进步和社会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就其本质来说，必然要求和平，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消灭了剥削阶级，不存在贪婪地向外掠夺的社会集团，劳动人民作为新社会主人，就要全力建设自己的新生活，必然反对战争，维护和平。

（四）马克思主义认为，对于无产阶级和革命者来说，武装斗争、暴力革命并不是唯一的革命手段；在现代条件下，特别在发达国家中非暴力的方式日益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诬蔑说，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然需要战争，仿佛非如此便达不到革命和改造的目的。这是极其荒谬的。革命者总是在反动阶级首先采取武力镇压的情况下，才被迫拿起武器的。

事实上，即便是在革命危机时期，当反动阶级逼得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不得不使用武器进行反抗和斗争时，马克思主义者也清楚地意识到：暴力革命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它不是革命的唯一形式，甚至不是最好的形式，它仅仅是无产阶级和革命者在特殊时期和特殊条件下可能运用的一种“革命的杠杆”（马克思语）；如果可能的话，共产主义者也会是最不反对“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的人（恩格斯语）。

恩格斯在他晚年所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已经看到：“斗争的条件也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一个革命者，如果自愿选择柏林北部和东部的新建工人街区来进行街垒战，那他一定是个疯子了”。他得出结论：“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末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在列举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普选制取得的进展后指出，在变化了的条件下，“我们采用合法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7]。

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核武器以及其他先进的、高精度的和杀伤力极大的武器的使用，使战争的后果发生了质的改变。世界大战的后果将导致世界的毁灭。在这种情况下，已不能完全象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是政治的延伸和继续”的名言那样来理解战争了。寇兹（Kenvcoates）说：“这种政治的继续现在已经是种族灭绝因此战争已经脱离了政治行为的领域而成为犯罪行为了”[8]。在今天，如果有哪个革命者试图利用新的世界大战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建立更多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产生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产生了更多的社会主义国家那样，那末这不仅是幻想，简直是荒诞。新的世界战争的真正后果——不论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开战，还是相反的情形——将可能出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曾经讲过的那样，即“斗争的结局”是“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9]。毋庸置疑，在今天，非暴力的斗争方式更适应于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新的革命要求。

（五）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不能“输出”，改造社会的变革不能靠外部力量“推动”；一个国家的革命，只能是那个国家大多数群众自愿选择的结果，是主客观条件成熟的反映。

恩格斯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就已经指出：共产主义者十分清楚，“革命不能预先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都是完全不以个别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10]

列宁也坚决地否定了从苏维埃国家“输出革命”的论调，尖锐批评了企图从外部“推动”革命的人。1918年6月，他在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上说道：“有人以为，革命可以在别的国家里按照定单和协议来进行。这些人不是疯子就是挑拨者。”[11]他一贯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和实现，是这个国家内部主客观革命形势成熟的产物，即统治和压迫阶级不可能照原样继续统治下去，受压迫阶级无法在桎梏下继续生存下去。当主客观条件尚不成熟之际，从外部“输入”域“推动”革命或斗争的努力，只能起到相反的效果。与此同时，列宁也明确提出：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并不是应当放弃对仍在受资本压迫和剥削的人民的责任，但是，“我们主要是用我们的经济政策去影响国际革命”[12]。

在今天的世界上，仍有少数国家在“援助世界革命”、“支持别国“反帝斗争”或“改造社会的变革”的种种借口下，或者干涉别国内政，或者直接出兵入侵其他主权国家。不论其真实动机如何，当“受援国”本身不具备真正的革命条件、人民群众的大多数不情愿甚至反对这种外来的“援助”时，“输出革命”是对世界和地区稳定局势的破坏，是对国际和平关系的威胁，是对主权国家的侵犯和蔑视；即使在思想原则方面，这种做法也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抵制和反对“输出革命”的主张和行为。

（六）马克思主义认为，和平共处各项原则是避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发生冲突、维护持久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证。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多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他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和平的报告以及他起草的有名的《和平法令》中，把争取和平的方针宣布为苏维埃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苏维埃政府建议所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国立即开始就缔结公开和民主的和约，即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进行谈判，从而，正如列宁其后在《给美国工人的信》中所写的那样，“在全世界面前举起了和平的旗帜和社会主义旗帜”[13]。

他还强调：苏维埃共和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进行国内建设，使自己能在苏维埃制度基础上把生产、运输和社会管理工作纳入轨道”[14]；“我们将用一切力量来维护今后的和平，我们要把和平保卫住”，“我们既已从事和平建设，我们将不惜用一切力量来把它不断地进行下去”[1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坚定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1954年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把“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作为我们的总任务的一部分，直到198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把“维护世界和平”作为我国八十年代的三大历史任务之一。

列宁认为，为了反对战争，实现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必须坚持一些重要的原则：

首先，应当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他在谈到同德国在拉巴洛签订的条约时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正确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维护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主权的完整”[16]。他同时要求苏维埃政府迅速处理沙俄政府在以往遗留下来的问题，废除与弱小的邻国签订的不合理的条约，归还占领的外国领土，撤出仍在别国的沙俄军队。

其次，不干涉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内政，承认各国有权独立地解决内部问题。如前所述，他否定了“输出革命”的荒谬主张。他也驳斥了某些人攻击苏维埃政权具有“侵略性”的观点，说道：“有一些蠢人在叫喊什么赤色军国主义；这是些政治骗子，他们装出一副真正相信这种蠢话的样子，从各方面责备我们，用他们那种辩护士的本领来捏造假证据，蒙蔽群众的眼睛”[17]。从而再次肯定苏维埃国家决不会干涉他国内政。

最后，完全平等和互惠互利是有效合作的基础，列宁说：“我们要给自己定一个规矩：如果国际资产阶级不向苏维埃俄国或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其他国际无产阶级队伍作或多或少的等价的让步，我们也决不向国际资产阶级作任何政治让步”[18]。他懂得，如果失去了平等的原则，合法与共处是不具有真正的意义的。

今天，在国际事务和交往中，中印等国倡导的彼此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成为基本的准则。近年来中国政府在解决香港问题时所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主张，也为解决国际间一些重大的争端提供了范例，即依靠谈判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只有依据这些原则和主张，才有可能在意识形态不同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各地区之间避免和减少战争冲突，实现持久的世界和平。(https://www.daowen.com)

（七）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和平既取决于各国政府的相互信任和合作，也依赖于全世界人民，尤其是进步力量的共同努力。

1922年10月27日，列宁在答《观察家报》和《曼彻斯特卫报》记者法尔勃曼提出的问题时说：“我们的经验使我们坚信，只有对各个民族的利益极其关心，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才能消除互不信任，才能消除对某种阴谋的顾虑，才能建立语言不同的人们、特别是工人农民的互相信任；没有这种信任，无论各族人民之间的和平关系，或者现代文明中一切珍贵事物的比较顺利的发展，都是绝对不可能的”[19]。这种信任反映到国家关系上，就是遵守协议、履行义务。因此列宁要求：“我们决不允许嘲弄和约，决不允许破坏我们的和平工作”[20]。他很清楚，在现实世界，和平共处是有客观基础的，即，“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心，这种力量就是迫使他们走上同我们往来的道路的全世界的共同经济关系”[21]。只要各国发展和扩大经济、技术和贸易往来，建立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正常而有效的经济关系，加强政府间的信任和合作，消除毒化国际气氛，加剧军备竞赛的因素，各国之间是可以避免冲突和战争的。

马克思主义更强调，争取世界和平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事业，只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进步力量，反对战争因素（尤其是那些企图利用战争来达到罪恶目的势力），世界总的和平态势是完全可以保持下去的。在争取世界和平的运动中，工人阶级应当是最积极、最有力的组成部分，因为它的本性决定了它对残杀人的战争的憎恶，这正象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里所阐述的那样：“英国工人阶级向法国工人和德国工人伸出了友谊的手。他们深信，不管当前这场可恶的战争怎样结束，全世界工人的联合终究会根绝一切战争。官方的法国和官方的德国彼此进行同室操戈的斗争，而法国的工人和德国的工人却互通和平与友谊的音讯。单是这一件史无前例的伟大事实，就使人们可以展望更加光明的未来。这个事实表明，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愦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22]！”

（八）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理性和人道主义信念应当而且可以制止自相残杀的野蛮争斗，最终彻底根绝一切战争，实现崇高和美好的大同境界——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古典作家的著述表明，他们既是坚定的革命斗士，又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和伟大的理性主义思想家。人们可以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压迫民族（即以强力征服、欺凌和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本身是不会最终得到解放的著名思想中看到他们那种崇高的人道主义理想；在他们大量的有关英国对印度、对中国的关系、沙皇俄国对波兰、对弱小斯拉夫民族的关系的文章和讲演中，清晰地显示出这一追求。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明显地和一贯地体现了人类近现代社会最先进思想中有关人文主义的那些极为精辟和深入人心的世俗道德主张，他们把自己的高尚的和经过批判承继下来的人道主义理想同对他们认为是违背了这种理想的行为（特别是资本主义中的掠夺和侵略的批判）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深刻而先进的人道主义信念和社会主义大同思想。譬如，《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了这种影响整个世界和人类命运的要求：“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23]。正是这种信念使他们认为，剥削和压迫终将被消灭，“那种不成其为人”的人必将消灭，人必将作为“真正的人”而生活。在名著《资本论》中，关于“两极”的积累和分化的论述，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马克思对违反人性和人的尊严、摧残人的生命的世界的憎恨，对人的命运的关切。然而，他们对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抱有乐观主义态度。这种乐观主义的理由在于，作为理性主义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人类的理性力量，相信人类能够控制自己的命运，保证社会的延续和人的生存，相信和平、平等、自由是人类理性成熟的结果；所谓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的预见，正表明他们对人类可能有而且应该有的发展前景的肯定。实际上，当今天人们说他们有信心制止世界大战的爆发、实现持久的世界和平之时，正是把这种想法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揭示的信念之上的。

因此，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和平，本身具有新的政治内容。它不单纯是意味着不打枪、不放炮，终止战争行为，它也包含了一个向更加美好、更加进步、更符合人的本性和尊严的世界转变的环节，显示出向人类文明的新的阶段过渡的方向。这种世界和平，是符合未来世纪发展要求的和平，是具有真正永久价值的和平。这种和平，无疑将受到进步力量和地球上绝大多数居民的真诚拥护。当然，目前战争的危险并没有消灭，持久和平不会自行到来。因此，有必要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制止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可以相信，只要全世界人民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就一定能够防止世界战争、赢得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