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唯物史观思想内容的特色

二、列宁唯物史观思想内容的特色

富有特色的前提造成了特色鲜明的内容。我们认为，列宁唯物史观思想内容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列宁在坚持历史的唯物主义和历史的辩证法相统一的前提下，注重历史的辩证法，发展了历史辩证法；另一方面，列宁在坚持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基础上，强调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功能，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具体表现在：

〈一〉列宁从方法论入手对唯物史观的根本方法进行了理论概括，进一步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唯物辩证的性质。

在同民粹派的斗争中，列宁批判了主观社会学的方法，概括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方法，指出“马克思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并且，“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1]列宁还说道，这种方法“把社会看做处在经常发展中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搭配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必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2]“以及这一机体由另一更高机体来代替的特殊规律（历史规律）。”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运用唯物史观根本方法的一个典范。它是专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把建立在机器大生产基础上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骨胳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结构和发展。但是，《资本论》不满足于这个骨胳，”又随时随地探究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使骨胳有血有肉。”[3]《资本论》正是这样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活生生的东西表明给读者，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阶级对抗、政治上层建筑、自由平等思想、生活习惯、家庭关系都充分表现出来，从而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已不再是什么假设而是经过科学检验的理论了；十分自然，这种方法也必须应用于其余各种社会形态。”[4]

列宁对唯物史观基本方法的概括，既坚持捍卫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又为人们如何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指明了方向，使恩格斯晚年提出的把唯物史观当成行动的指南、方法，而不是教条的思想具体化，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恩格斯遗留下来的任务。

〈二〉列宁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活动中，从历史的具体的条件出发，正确处理了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关系。

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不仅运用“两个划分”、“两个归结”的方法来分析俄国社会的现实，而且着力于探究社会形态发展中，“这一机体由另一更高的机体来代替的特殊规律。”[5]为推动俄国社会的发展和丰富唯物史观的内容作出了巨大贡献。

1.十月革命前，列宁在方法论上概括唯物史观基本方法的同时，捍卫了马克思运用这一方法的基本原则。他认为，马克思研究社会历史的伟大成就，在于摒弃了“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议论，”而是“从研究历史上一定的特殊的社会关系开始，”“对一种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一种进步（资本主义进步）做了科学的分析。”[6]从事实出发，从具体的特定的社会形态出发，这是研究社会历史的基本原则，也是唯物史观基本方法的立足点。马克思正是坚持了这一原则，才使唯物史观得到验证，并进一步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的空想变成了科学。

2.在领导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列宁从分析俄国社会和帝国主义时代的诸种矛盾出发，破除了“多国胜利论，”提出了“一国胜利论，”使社会主义从科学理想变成了直接现实。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大多数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共同起义才能成功，这是针对当时状况而言的。历史发展到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有可能使一国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提上议事日程。列宁没有固守马恩当时的设想，而是分析客观的具体的条件，根据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分裂，进而形成资本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的事实，果敢地提出在经济文化上相对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可以首先发动革命并取得胜利的“一国胜利论”，并以此为指导思想，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列宁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是从马恩的一般结论出发，不是从简单的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的公式出发，而是立足于时代现实，具体分析各种矛盾的相互作用，抓住一般规律的特殊表现，才把握了“天赐良机，”成功地领导了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变为直接的现实。

3.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列宁对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和总结，并提出了一些设想，可以说为社会主义制度从现实存在到发展壮大开辟了道路，为当代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多样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立即提出了党的工作中心要从“夺取俄国”转变到“管理俄国”。但是，在1918年到1920年年底，由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的反革命叛乱，列宁又不得不领导俄国人民进行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为了保证战争的需要，苏维埃政权实行了以余粮征集制和国家垄断制为主要内容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使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度过了三年战争中的经济困难。在战争结束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并未停止，因而直接妨碍农民的经济利益和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的领导下，审查并终止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实行以粮食税，个体经营工商业、贸易自由、租让制和租借制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使经济得到恢复，生产得到发展。列宁肯定地指出：“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7]“新经济政策并不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然而却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8]列宁在最后口授的五篇著作中，既对过去的革命建设作了一定的总结，又对社会主义的建设进一步作了设想，提出了文化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的特殊形式（这种形式有别于苏联后来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集中统一模式）。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关系。列宁明确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9]他预言：“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10]事实证明了列宁的预言，当代各国特色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正是遵循着列宁指出的方向，按照各国的特殊情况进行的。列宁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法，是建设具有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

〈三〉列宁从社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揭示了人们活动的辩证性质。

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批判民粹派时，就明确指出：唯物史观的“决定论思想确定人类行为的必然性，推翻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为的评价。……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在评价个人的社会活动时会发生的真正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保证这种活动得到成功呢？有什么东西能担保这种活动不致成为孤立的行动而沉没于相反行动的汪洋大海中呢？”[11]在这里，列宁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人作为特定的活动主体，其活动内容的辩证关系问题；二是主体中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的辩证关系问题；三是主体活动实现程度的辩证关系问题。列宁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和实践活动中，紧紧抓住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这个有决定意义的活动主体，在一定范围内创造性地解决了上述三个问题。

在主体活动内容上，当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准备条件而人们忽视理论的作用时，列宁提出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2]当工人运动内部出现崇拜经济斗争而忽视政治斗争倾向时，列宁提出摧毁反动政权的政治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当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但尚未巩固时，他又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13]显然，列宁强调理论和政治的作用，是有条件的，也并未否认经济的作用，而是在具体的情况下来处理它们的辩证关系，为把握人们活动内容的辩证性提供了科学方法。

在主体活动中群体与群体的关系上，列宁明确指出，社会是由群众组成的，群众又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又是由领袖集团来主持的。领袖和政党代表着阶级的利益，反映着各自群众的要求。他们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共同构造着历史的活动。历史是辩证发展的，活动主体的构成部分的关系也是辩证的，活动主体内辩证关系是历史辩证发展的内容之一。

在主体活动实现的程度上，列宁揭示了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自发性和自觉性的辩证关系，阐明了社会革命只有在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都具备的条件下，才会取得成功，论述了无产阶级由于不能创立科学的理论体系，它的革命和斗争开始都是自发的，而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促使自发性向自觉性转化，从而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

〈四〉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强调在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揭示了技术发展的辩证性质。

技术与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相联系，又与生产关系发展的间断性相联系。所以，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列宁认为必须学习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管理方法等等。在1918年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大纲中写道：“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社会主义。”[14]他还指出：“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15]因而，“要向德国人学习！……德国人除了体现残暴的帝国主义而外，同时还体现了纪律、组织和在最新机器工业基础的紧密合作以及极严格的计算与监督原则。”“这正是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再做又贫穷又软弱的国家，而永远成为又强大又富绕的国家所需要的东西。”[16]

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目的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要求。所以列宁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公式。虽然今天的物质技术状况远远不是电气化的问题，但列宁的论断揭示的却是一个普遍真理：新的物质技术是使新的社会形态赖以巩固的可靠基础，是区分不同的社会形态的标志之一。

技术的辩证发展还在于它的中介作用。这种中介作用，一方面表现在从生产到科学和从科学到生产的转化过程中，另一方面表现在从生产力引起上层建筑、生活方式变化的过程中。在第一个过程中，列宁认识到技术是生产到科学的中间环节，科学的发展依赖于技术和生产，科学揭示的真理也必须接受实践和技术的检验。列宁说：“真理是过程，人从主观的观念，经过‘实践’（和技术）走向客观真理。”[17]同样，在从科学到生产的转化过程中，“技术革新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生产的发展。在第二个过程中，列宁认为，技术发展必然会改变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内容，造成“更高的物质需要水平与精神需要水平。”列宁在当时就已经看到电力和交通的发展将会改变人们的精神生活和思维方式，预言美国的技术发展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变化，工人家庭收入会增长，工作时间会缩短[18]。当代新技术革命引起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变化完全验证了列宁的科学预见。总之，列宁在革命实践中，运用和发展了历史的辩证法，并进一步揭示了社会运动、人的活动、技术发展的辩证性质，使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又具有了新的特色。

（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系研究生）(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