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单位联合召开纪念“双百”方针三十周年座谈会
为了纪念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三十周年，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政治学研究会、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等六个单位，于五月二十九日下午在首都北京联合召开了关于“双百”方针的座谈会。
出席座谈会的有：中央宣传部部长朱厚泽、副部长王大明，以及于光远、王惠德、宦乡、陈荒煤、吴明瑜、李宝恒、姜思毅、冯兰瑞等三百多位学者、专家和各界代表。
会上发言踊跃，大家回顾了“双百”方针提出三十年来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深感这一方针确实是繁荣我国文艺和科学的必由之.路。与会者都一致热烈拥护党的“双百”方针。座谈会上还集中谈了对“双百”方针的理解及如何真正贯彻这一方针的问题。
于光远同志在发言中指出：“双百”方针的目的，是为了科学的繁荣。科学要繁荣，就得搞研究。我们的目的不是为百家争鸣而百家争鸣，目的是为了取得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对我们的改革有用的科学成果。于光远同志还建议：为了推动对科学的研究，在我国要采取有效步骤建立以社会科学为对象的科学学研究。
许良英同志在发言中讲道：一九五六年“双百”方针的提出使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感到欢欣鼓舞；为了动员鸣放，一九五七年二月和三月毛主席曾连续作了两次公开报告，特别是三月十二日的那一次，强调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但是，紧接着的“反右”斗争扩大化，使我们国家、广大知识分子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一喜一悲的历史教训是无限深刻的。百家争鸣中的百家，为什么会变成“两家？”为什么会出现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社会学、批判人口论、批判胡风集团、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等等，这是现代社会科学史研究上有头等重要意义的课题，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我们有责任对这段历史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总结。
严家其同志认为：实行“双百”方针，对于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和理论工作者来说，就是要保证他们的学术自由。学术自由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则基础上的：就是追求真理和追求美的愿望优于其它一切愿望。而只有这样，才谈得上真正的学术自由。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学术研究，我们的学者经常不得不把其他的考虑放在追求真理的愿望之上。
“学术自由”不仅是科学发展的重要条件，而且它本身也是所有追求真理的学者所极为珍视的一种精神财富。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说过：“科学的发展，以及一般创造性精神活动的发展”，不仅需要“外在的自由”，而且还需要“内心的自由”，“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在于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如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今天，我们的“内心自由”不是为了追求真理和追求美来进行选择，而是为了防备一些可能的攻击和迫害去精心选择使自己获得政治上安全的词句，怎可能用丰富的智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服务呢？怎可能创造出中国当代灿烂的文化呢？
陈荒煤同志以《双百方针是一项基本国策》在发言中讲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学艺术创作的繁荣、理论的活跃和人材辈出的情况都是历史上空前的。确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双百”方针是有利于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近几年来，一些有争议而又恰恰受到广大群众关怀和欢迎的作品，如《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沉重的翅膀》、《高山下的花环》、《新星》等，正好证明：作家应该面对现实，揭示矛盾，有所创新。现在看来，如鲁迅讲的：“没有冲破一切传统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在今天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应该更加明确：双百方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唯一正确的方针，是一个基本的、长期的战略性的方针，是一项基本国策。
鲍昌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双百”方针是辩证的统一，越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越是应该贯彻“双百”方针；反过来，越是坚持“双百”方针，就越能发展马克思主义。比如，文学作品包括艺术内容、艺术形式等几个方面，艺术内容有主题、人物、题材、情节、细节等等，形式方面有体裁、样式、表现手法、风格、流派等等，这本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而且包括多层次；文学效果也有多值性，文学效果的全面体现是在创作、评论、鉴赏的三元认识中完成的；另外，某些文艺现象有测不准性，至于文艺理论，它本身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学科，而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本身也是极为复杂的认识对象，对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本身不可能迅速清晰地作出结论，古今中外，所以有那么多人研究《红楼梦》，有那么多人研究莎士比亚的作品，其原因在此。
因此，对待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的态度只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敞开让大家讨论，如果需要讨论一千年，就讨论一千年。(https://www.daowen.com)
青年理论工作者马丁以《愿为繁荣社会科学而努力》为题讲道：作为一个青年理论工作者，我期望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应该真正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而不应该是短期的、暂时的、时断时续的权宜之计，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使社会主义的创作自由、研究自由、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在制度上真正确定下来，在法律上得到充分的保障；真正做到学术平等，在学术批评和学术讨论中，任何人都不能享有特权，正如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一样；在学术问题面前，也要人人平等；在学术平等的基础上，真正实行学术自由，并具体表现为：理论工作者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参加辩论的自由，创作和批评的自由、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
张健同志在讲话中回顾了我国教育战线在执行“双百”方针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从1951年5月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起始，涉及到批判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生活教育，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把心理学批成伪科学，用简单粗暴的方法进行“红专辩论”和批判所谓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1960年进行教育改革时，对于教育学中量力性原则的批判，1963年对于小学特级教师斯霞“童心母爱”的批判，等等。以上这些简单粗暴的作法，大大阻碍了科学研究的开展，使我国原来就很落后的教育科学曾一度基本上陷于停顿状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1979年4月，原教育部党组就为对心理学和斯霞同志的“童心母爱”的批判平了反，1985年9月党中央对电影《武训传》涉及到的对陶行知的批判平了反；以后，又对党的教育方针的科学表述、人的全面发展等各方面的理论问题，开展了自由平等的讨论。总之，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对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至关重要。
姜思毅同志以《军事学术研究也要贯彻“双百”方针》为题讲道：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军事理论发达的国家，有的外国人甚至认为中国是“兵法之国”，古代兵书，见诸目录的约二千部以上，现存的约有五百部，其中，著于二千四百多年前的《孙子》一书，是举世公认的世界上第一部战略名著。而古代兵学家，细分起来有一百八十二家之多，这正是百家争鸣的产物，而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军事名篇，无一不是在不同理论观点的争论中诞生的，这就极大地丰富了马列主义军事理论的宝库。
荣敬本同志讲道：“双百”方针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得到贯彻，其原因是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担心“资产阶级自由化”，其实，这是国际共运史上左派右稚病的继续。这种幼稚病在历史上大概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把机器大工业当作“资产阶级”加以反对，捣毁机器，幻想回到小生产中去。其实，没有发达的生产力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第二阶段是：把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知识及其承担者知识分子当作“资产阶级”加以反对。现在我们认识到了，没有知识和人才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第三阶段是：把现代化的生产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当作“资产阶级”加以反对，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其实，没有现代化的组织文化，同样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越来越认识到，贯彻“双百”方针，就要克服这种左派幼稚病。
于浩成同志以《双百方针与法制保障》为题，讲道：有一种观点认为，“双百”方针过去未能顺利实行的原因归结为混淆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似乎只要我们今后划清了两者的界限，“双百”方针就会畅通无阻地贯彻了。其实，二者是很难划分清楚的，比如：政治学，研究的对象就是政治，而且同其他学科一样也要理论联系实际，如果划清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那么政治学就应该被取消，正如建国初期我们曾把它取消了那样。因此，政治问题不能讨论的主张显然同党和政府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立一个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纲领相违背。因为我们的宪法明文规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如果人民连就政治问题发表意见的权力都没有，还算什么国家的主人？所以，我们要依法治国，依靠法律的武器，同违反“双百”方针的各种表现进行坚决的斗争。
黄青禾同志在以《关于百家争鸣的争鸣》为题的发言中，探讨了中国出现一系列对待科学家简单、粗暴、甚至野蛮的做法，以及落实“双百”方针阻力较大的原因：其一是：最直接的、表面的原因是在一面倒学习苏联的过程中，把错的东西也一起学来了。例如：把学术问题上纲为政治问题的做法；其二是：文化不发达和经济不发达，导致缺乏鉴别能力、容易上当受骗或简单化；其三是：更深一些的原因是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二千年来除春秋战国时学术思想比较活跃外，长期是独尊儒术。所以，“双百”方针做为一场改革，必然会有阻力，甚至会有反复，我们的思想准备必须更加充分些，对“双百”方针的期望也必须更加实际些。（根据发言稿和录音整理）
（李长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