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这本书形成于1971年在加拿大哲学学会西部分会上发表的一篇论文。该论文概述了第二章的内容以及第五章的主要论点。此后，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我发表了这个材料的几个过渡性的版本。我非常感谢有关参加者、听众和机构的热情友好以及批评的建议。

现在的这篇论著同时面向两类不同的读者。第一类读者包括我的专业同事、其他学者、学生以及非专业的读者，他们不太熟悉通常称作“科学实在论”的哲学立场。对于这些读者，我在这里力图以相当简洁的途径，使他们获得关于这个立场的一个协调和全面的说明，以及阐明它对于知觉哲学、意义理论、心灵哲学以及系统认识论的影响。尽管如此，我提出的看法不仅仅是折中的。所产生的这个综合体在各个方面都是新颖的，而且支持它的论证很大部分也是新鲜的。因此我恳切地希望，对于我的同事中的那些已经熟悉一般科学哲学特别是科学实在论的人来说，这个讨论将会被发现既是有趣的，又是富有价值的。这个群体构成了这篇论著面向的第二类读者，并且我特别关心引起他们关注某些一般尚未认识到的科学实在论的后果，它们涉及认识论理论和理性方法论必须采取的未来的方向。在最后一章，我得出并探讨了这些后果，我认为，正是在那里，读者将会发现这篇论著最重要的贡献。

我非常感谢我的老师威尔弗里德·塞拉斯（Wilfrid Sellars）在我于匹兹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学习期间以及其后岁月中对于我的巨大的激励与鞭策。并且，我必须对卡尔·波普尔爵士（Sir Karl Popper）、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W.V.奎因（W.V.Quine）以及T.S.库恩（T.S.Kuhn）的著作致以同样程度的感谢。在我同辈的哲学家中，我必须首先提到我的夫人和同事帕特里夏·史密斯·丘奇兰德（Patricia Smith Churchland），她的有益的影响是难以用论文的篇幅来估量的。虽然他们的建议很少被采纳，但是我也非常愉快地感谢诺莱格（Nollaig）、安·麦肯奇（Ann Mackenzie）、克里夫·胡克（Cliff Hooker）、杰伊·罗森堡（Jay Rosenberg）、查尔斯·摩根（Charles Morgan）、比尔·哈珀（Bill Harper）等在各种各样的访问、见面和会谈中的许多富有价值的讨论。这里，我特别要感谢克里夫·胡克，他不仅睿智地独立得出了与第五章中得出的全部或大部分相同的结论（参见C.W.胡克：《心脑的信息处理方法的哲学分野》，载《哲学与现象学研究》，1975年第36卷），而且友好地让我分享他的热情，并且在通常看来似乎是毫无希望的逻辑论证的工作上主动地提供最及时的鼓励。

我也要感谢我所在系的同事罗伊·文森特（Roy Vincent）、利昂·埃尔斯沃思（Leon Ellsworth）、肯·沃姆布罗德（Ken Warmbrod）以及迈克尔·斯塔克（Michael Stack），感谢他们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所给予的在各个方面富有教益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总体看来，我从所有这些哲学家那里采纳了（同时也无视了）许多建议，但是既然我已接受的只是他们好的建议，因此余下的错误完全由我个人负责。(https://www.daowen.com)

我也要感谢我的兄弟马克·T·丘奇兰德（Mark T.Churchland）参与了第三节与第四节中使用的许多理论例子的讨论，并且，我还要感谢我的朋友肯尼思·休斯（Kenneth Hughes）愉快地阅读了最后的书稿。

最后我要向各种机构致谢，我必须感谢《科学哲学》的编辑允许我使用来自早先发表的一些材料；曼尼托巴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anitoba）给我提供了公休假，在此期间我写作了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感谢加拿大艺术委员会给我提供了假期研究员职位以及研究资助，以支持这里呈现的工作。

P.M.丘奇兰德

锡谢尔特半岛（The Sechelt Peninsula）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ritish Columb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