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实在论的观点
对于分子、星球、原子核以及电磁波的科学知识和理论理解(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来说,一般的观点是,它是与我们关于苹果、桌子、橱具以及沙子等的知识完全不同的一类知识。虽然理论知识只有通过有创造力的天才的某种行为,或者通过另一类天才的勤奋学习才能获得,而后一类知识却可以由任何人通过随意的观察而获得。人们会说,理论理解在后者是自然的地方,它却是人为的;在后者是显然的地方,它却是推测的;在后者基本上是稳定的地方,它却是流动的;在后者是自主的地方,它却是附属的。
尽管这些似是而非的对比完全是胡说,但这并不能阻止在本世纪浩如烟海的哲学文献中找到支持它们的表述。在那里,理论“知识”被表征为在真正的人类知识整体上建立起来的、本质上是次要的上层建筑。这种方法的确预示了某些优点。人们可能希望,通过阐明理论概念必定与非理论概念之间具有的特定种类的关系,做出一个理论概念语义学的说明;人们也可能希望,通过阐明理论信念必定与非理论知识之间具有的关系,从而做出一个理论信念的根据或者辩护的说明。也就是说,把非理论的东西视为暂时的所予,人们也许希望,在没有完成构造一般人类理解(human understanding)的说明这个更为艰巨的任务的情况下,提供一个理论理解的成功说明。
现在看来,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已经提出的各种说明的失败构成了部分理由,然而主要的理由更加有趣。较陈旧的方法所基于的前提——即在理论的东西与非理论的东西之间确实存在真正的区别——似乎是错误的。一旦仔细考察,我们就会发现,那些被当做是支持这种区别的各种对比就不复存在了。倘若谨慎地思考,构成我们常识概念架构(conceptual framework)的那些原理和假定的网络,就会被看做与任何显然的理论系统一样是纯粹理论的和人为的。如果人们从适当长远的观点看,它甚至展示出流动性。另一方面,全部理论都证明在本质上不是附属的,凭其自身就是潜在自主的架构。简言之,看起来所有知识(甚至是知觉知识)都是理论的知识,根本不存在诸如非理论理解的东西。我们的常识概念架构本身是毫无遮掩地作为一个理论,或者一组相关理论而出现的。以前在我们看到理论的东西与非理论的东西之间区分的地方,留给我们的不外乎是新产生的理论与那些已完成文化同化的彻底过时的理论之间的区别。
因此,对于新理论架构的学说与本体论,我们不能采取工具主义或其他非实在论的态度,除非我们准备完全放弃谈论真、假以及真实的存在。进一步的推论就是,我们的常识架构必须承认,它容易遭受同样的一般来说解决理论问题的各种批评。
尤其是,我们被迫承认,在理论信念与知觉信念之间的类似区别也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知觉信念的集合必须看做是理论信念集合的子集:粗略地说,它们可以看做是那些单称的理论信念,而那些单称的理论信念是作为对知觉者感觉状态的自发的非推论反应而获得的。一般来说,由于有了单称的理论判断,我们知觉判断的适当性问题部分就是一个背景理论(概念架构)适当性的问题,这里,知觉判断恰恰是根据背景理论的术语表达的。我们的知觉判断不再被赋予诸如有关世界存在的东西的独立的和理论中立的仲裁者的优越地位了。理论的优点只有作为所有本体论的基本尺度,才显现出来。因而,科学的作用就在于向我们提供一种优越的,以及(从长远看来)也许是意义深远的不同的世界构想,甚至是在知觉的层面上。
作为科学实在论的主要论题之一.这最后的立场通常受到指责,理由是它完全不考虑客观性。如此表达的批评,就成了一个不敏感的批评。各种经验论赖以提供客观性的方式(把理论与在某种程度上稳固的和理论上无偏见的知觉知识进行比较),同时就是关于客观性是什么的一种分析。如果提供的方式是值得怀疑的,那么这种分析也是如此。科学实在论使如此解释的客观性成为不可能,因此这至多是一个窃取论题的指责。
这里我们需要强调一下实际的情况。一方面,我们具有经典的经验主义的图景:一个单称判断构成的特殊集合,对它来说,客观性的失败,至少普遍的失败,是不可能的,并且任何其他事物的客观性都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然而,经验主义者从未提供关于这种“基础”关系的令人满意的说明,更为重要的是,它也没有提供关于这种“基础”判断独立辩护的令人满意的说明。也许因为这个问题是复杂的,并且失败也一直不是完全的,第一点的失败是较易容忍的。尽管如此,第二点的失败则是难以容忍的,因为在这里失败是完全的。当这种劳动分工本身变得令人怀疑时——由于证据明显承载理论以及我们甚至无力分离出这个中立的基础,更别说说明它——很显然,是到了我们不因主流论点而气馁,来寻求其他方法的时候了。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方法论问题——思考理智过程的客观性/完整性/合理性究竟在于什么的问题——仍然是有待解决的,即使在(特别是在)同情科学实在论的这些人们之间,也丝毫看不到任何集中共识的迹象。〔1〕为了帮助我们在约定主义的教条主义和虚无多元论的无政府主义之间开通一条无可争辩的理性航道,一个思想学派继续坚持或者坚信独特的规范的原则。另一个学派则论证说,在这个问题上,知识社会学与知识心理学是我们所能期望得到的最好东西。第一种方法已经被一些人描述为空想的,而第二种方法被人描述为是不相关的。在我看来,我并不愿意承认规范认识论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于那些主张认识论应该被“自然化”的人,我也怀有不可更改的同情。更一般地说,我认为,如果缺乏在我们自身(作为理智生物)构想上的理智变革,那么方法论的问题是不会得到解决的。为什么如此,需要何种变革,以及它可能提供何种解决方法,这些问题都将在第五章中加以讨论。
我以一个问题引出了这篇论著,我将以关于该问题展开的讨论来结束它。但是,其间还有很多话要说。科学实在论是一个成果斐然的哲学立场,这篇论著的另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在各种哲学论题中举例说明和充分利用这种成果。在这些成果中,首先是知觉问题。在第二章,我将通过一个辩证的途径,论证知觉判断的理论本质,该途径强调了这种可能性,即我们能够加以训练,从而根据各种理论而不是在母亲膝下所学会的常识理论,做出系统的知觉判断。一些传统上有关的哲学家已经简要地提到或驳斥了这种可能性,但是他们从未对此详细地加以考察。在某种程度上,我希望修正这一点。过去与现在的科学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关于这个或那个熟悉的知觉领域的可选择的构想,而且在自发的知觉的层面上,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相当详细地想象对于我们当前的某些构想的替代。我认为,这里有一些令人惊奇的事情在等待着我们。(https://www.daowen.com)
除了它本身内在的兴趣之外,这个讨论还将引发更加广泛的争论,它涉及人类理解演进中知觉的作用、熟悉的常识本体论的地位、理论之间的比较以及理论之间的还原等问题。这些争论反过来又会引起关于意义、翻译和概念改变等更加一般的争论,第三章主要讨论的就是这些问题。在这一章中,我们将概述并捍卫一个半整体论的意义理论,以反驳各种相反观点中最著名的观点。特别的,我们接受并扩展了奎因拒绝分析/综合区分的观点,但拒绝了他关于意义和翻译的正面的看法。然后,从这个讨论所引出的语义理论,我们将力图用来阐明不可通约性的本质和重要意义、理论之间比较的本质以及理论之间还原的本质等一些问题。
在我看来,在心灵哲学的如下领域:在他心问题上,在有争议的自我知识认识论上,在被宣称为心灵状态独有的奇异特征上,以及在心身问题上,上述所有这些,都达到了一个次高峰。这种革命性观点,即我们将自身看做思想者/知觉者/愿望者的构想也完全是一个理论构想,把上述问题置于一个更加引人入胜和富有成效的视角上。威尔弗里德·塞拉斯的《经验论与心灵哲学》〔2〕是一篇里程碑式的论文,但尚有许多话要说。比如,我们的自我构想,我们常识的“人的理论”是错误的这种可能性〔3〕,就包含在这个观点的丰富的影响之中。就传统的心身问题而言,这种可能性是由一个开始被称作是“取消唯物论”(有时也被叫做“心的消失理论”)的立场来表征的。它的直接对立者是还原唯物论(更普遍地被称作“心的同一理论”)。这些立场之间争论的主要问题是,我们的常识的人的理论是否将被证明可还原为预想的关于人类行为的神经生理学的说明,这种说明存在于几乎每一个人关于我们科学未来的乌托邦的幻想中。取消唯物论者论证说,(1)不存在它必定证明如此还原的理由;也不存在使能够还原我们常识的人的理论成为某种有关现代人的一般唯物论的适当性的限制条件的理由,并且(2)有理由怀疑这两个理论事实上能够构成一个还原对。那么,根据他的看法,我们所面临的前景是,以与氧化理论(更一般地说,现代化学)简单地替代了更加古老的关于物质变形的燃素理论同样的方式,一个翔实的关于我们自身的神经生理学构想也许可以简单地替代我们心灵主义的自我构想。我们长期习惯于根据这个将被替代的理论做出非推论的内省判断,这一点对于这个问题根本没有任何影响。那些较原始的习惯也能够被替代,并且我们期望,直接根据一个更加适当而有力的人类心理学的理论来表达我们的内省判断。
至此,这就是这个次高峰的全部内容。从目前这篇论著的观点看,当我们探究这些考虑一直深入到认识论中时,真正的高峰才会出现。正如认识论通常的做法,问题与解答都在一个常识的人的理论的架构中被提出与表述。我们通常一直关注信念的合理性,或信念集的合理性,或从一个集合到另一个集合过渡的合理性。我们已经尝试,根据信念具有的性质以及信念之间具有的关系,或者更具特征性地说,从表达信念的语句具有的性质以及语句之间具有的关系来刻画认知德性的本质。然而,假如提供这种方法的那些因素的常识理论构想本身是非常错误的,或者甚至是非常肤浅的,那么,就没有任何好的理由来期望,除了零散的部分的成功以外,这些“语句的”认识论将还能获得什么。事实上,我们中最诚实的人必定承认,那就是他们曾经获得的一切。
科学实在论的观点允许我们,对于认识论中目前出现的绝境以及方法论问题表面上的难以处理提出解决的方案。简单地说,这个方案就是,在探索语句运动学(kinematics of sentences)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关注我们自己的种族和文化特有的这些因素,这些因素只是非常肤浅地反映了现在真正发生的事情。一旦这种可能性被明确地把握,就会涌现大量思考,从而表明这不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是一种(即将到来的)必然性。我们在第五章中将详细地讨论这些考虑。这个讨论的结论是,我们必须努力跳出我们狭隘的自我构想,必须努力从对于信念合理性的狭隘关注转向对于一般“认识机器”(epistemic engines)运作因素的全面关注。这篇论著的最后一节将论及有关这种探究可能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
〔1〕参见例如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ed.Lakatos and Musgrave(Cambridge,1970)一书中收集的论文。
〔2〕Minnesota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1.,ed.Feigland Scriven(Minneapolis,1956);reprinted in Wilfrid Sellars,Science,Perception,and Reality(London,1963).
〔3〕参见Paul Feyerabend,“Materialism and the Mind-Body Problem”,Review of Metaphysics,17(1963),and“Mental Events and the Brain”,Journal of Philosophy,vol.60,no.11(May 1963)。也可参见Richard Rorty,“Mind-Body Identity,Privacy,and Categories”,Review of Metaphysics,vol.1(1965)。